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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纪实——再造新文明

历史大观园 通俗讲史 2020-07-10 00:04:23 0


南北朝纪实——再造新文明

鲜卑化的汉人隋文帝杨坚,跟后来唐帝国的创始人一样,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既有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当然会创造出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

重归一统

陈朝亡国前,有雾霾。

雾霾弥漫在建康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又辣又酸。据正史记载,后主陈叔宝甚至在新年团拜会上昏睡过去,直到黄昏才醒了过来。

这是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的正月初一。雾霾中昏睡不醒的陈叔宝也许不知道,就在这天,隋文帝杨坚派出的大军已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很快就要兵临城下。

二十天后,这位亡国之君成为俘虏。

俘虏做得很不体面。隋军进入台城时,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干二净,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宫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陈叔宝建议:着正装御正殿,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接见隋军将领,这样至少还能保住尊严。

陈叔宝却说:刀锋之下怎么相见?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躲进井里。

可惜陈叔宝并没想到隋军会“落井下石”,实际上他也是听见对方扬言要扔石头,才在井底发出声音的。这回轮到敌人大跌眼镜了。他们只放下了一根绳子,却同时拉上来三个人: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贵嫔孔某某。

后面的故事便既无趣味也无悬念。红颜祸水张丽华被隋军将领杀掉,据说这很让对她有意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国之君陈叔宝则被带到长安,靠着他的没心没肺和厚颜无耻活够了岁数。

历史却大为改观。之前的中华大地,有四个世纪是分裂和混乱的。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总体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动乱不止。但,当陈叔宝从井里被拉上来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喜剧性地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时代。我们知道,从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汉“第一帝国”历时四百一十年。从隋文帝灭陈到朱全忠灭唐,隋唐“第二帝国”历时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间这一段,刚好整整四百年。显然,这就不能看作过眼烟云,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是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和选择?

不妨来看陈和隋。

被隋文帝灭亡的陈朝是陈霸先建立的,时间则是在侯景之乱以后。这时由于萧衍子孙的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和卖身投靠,南梁的国土大面积沦丧。淮南和广陵被东魏所取,益州、汉中、襄阳为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只有半壁江山,现在又再丢失一半,简直就不成体统。

也就是说,陈国建立之初,便只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汉族政权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从巴陵(今湖南岳阳)到建康的长江防线。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实际上被西魏控制,长江天险便已不足为凭,陈霸先的国家可谓危如累卵。

因此,尽管陈朝前面几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却其实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就连一度收复的江北诸郡,最后也要再次沦入敌手,陈人也只能再次缩回自己的小窝。

到陈叔宝继位,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事实上隋文帝的伐陈是有备而来的,出征也是大张旗鼓的。他甚至发表了讨陈宣言,历数陈叔宝二十条罪状,抄写三十万份广而告之。当时,有人认为,兵以诈立,不宜张扬。隋文帝却说:朕替天行道,为什么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后就改邪归正,又有什么关系?

隋文帝底气十足。

底气是有依据的。当时,隋军的兵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之多,将士们也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陈叔宝又有什么呢?按照隋文帝的说法,国土不过“手掌之地”,所凭不过“溪壑之险”,哪里能够抵挡天朝的雄师?

陈叔宝却嘻嘻哈哈。

实际上,隋文帝大军压境时,间谍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说:这都是那些边防将士想立军功,故意夸大敌情。长江自古是天堑,北虏难道能够飞渡?要是能,臣就该做太尉公了!

陈叔宝哈哈一笑,继续夜夜笙歌。

没错,此人治国虽然无能,写情诗倒是十分在行,而且还有代表作,比如《玉树后庭花》。

难怪隋文帝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全无心肝。

看来,陈叔宝作为亡国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够灭陈则在情理之中。实际上,陈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该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仅仅因为北方也不太平。

问题出在北魏。

从开创了南北朝时代的那一年(公元439年)起,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主人。此后,他们又在那里维持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统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三个人:建立帝国的拓跋珪,开创北朝的拓跋焘,迁都洛阳的拓跋宏。

可惜迁都洛阳五年后(公元499年),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更无法掌控改革后的政局。结果,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延绵了三十年。终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公元528年),北魏大乱。然后,是分裂。

分裂后的北魏变成了东魏(公元534年)和西魏(公元535年)。两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后裔继承,实际上东魏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西魏则由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为大权其实旁落,所以禅让形式的政变还会发生。最后,东魏变成了北齐(公元550年),西魏变成了北周(公元557年)。

也就在这一年,南梁变成了陈。

齐、周、陈,三国鼎立。

三国当中,北周地盘最大,能量最小——武装力量比北齐弱,政治地位不如陈,文化更是相对落后。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就连陈宣帝从北齐手里夺回的江北诸郡,也被他们夺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灭亡北齐才一年半,壮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失去了灵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直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

我们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是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姓普六茹,鲜卑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爵位隋国公。不过,当这位普六茹·那罗延由隋公晋升为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汉族名字杨坚时,又一出禅让的好戏就上演了,北周也变成了隋。完全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也由隋来承担。

于是,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三国。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这就是魏晋十六国。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北方统一南方,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其路线跟当年的秦并天下几乎一样。

奇怪!四百年分裂动荡之后,为什么会重归一统?

统一的进程,为什么是从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为什么还要再分裂一次?

从未分裂过的南方,为什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最后实现统一的,为什么只能是鲜卑化的汉人?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淮河南北

北纬33度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纬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岭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气流,其势延伸到东部即是淮河。淮河与秦岭共同构成了中国800毫米降水线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为界,中华大地被分为南方和北方。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北方是辽阔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和大豆,以及落叶的阔叶林,比如苻坚在前秦的国道旁种植的槐树。每到秋冬之际,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黄,然后又在转眼之间变成枯黑。当河流和空气都被冻结时,天地间更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这是出产血性男儿的地方。

南方却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零度以上。树木多为常绿的阔叶林,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无结冰期的湖泊里还有菱角和莲藕,当然也有鱼虾和螃蟹。在那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季节,多情的女子便会为自己的男人献上轻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难怪北方建立的政权一旦撤到了南方,便会变得文恬武嬉起来,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难怪从古到今,一统天下的总是来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养大的武装力量。

呵呵,劲草朔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两样的风景。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时代。

区别是显著的。从政治的立场看,十六国大分裂,南北朝半统一。从文明的角度讲,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过南朝。也就是说,分裂的十六国变成统一的北魏后,历史进程就发生了逆转:胡人的北方不断进步,汉族的南方每下愈况。北进南退,统一大业便只能由北方来完成。

这一切,又都与那条南北分界线有关。

事实上从东晋开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军事分界线。后赵与东晋、前燕与东晋、前秦与东晋,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从东到西今之淮阴、蚌埠、淮南、信阳一线,也几乎一直是东晋的边防前哨和国境线。

可以说,没有淮河就没有东晋。

同样,没有隔淮而治,也就没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原本没有南北两方的概念。南北和东西一样,都是“中国”的外围,而非对峙的两半。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华夏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当中,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魏晋之前就叫中国,魏晋之后则叫中原。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化先进的夏族和华族为中,东西南北是蛮夷和戎狄。统一大帝国诞生后,中心又有了政治意义,即帝都所在为中,东西南北是帝国的郡县。换句话说,秦汉以前只有中国和四方,秦汉两代则只有中央和地方,没有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和北方。

汉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魏晋则只有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偏北。看来周公他们把洛阳称为“中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堪称慧眼独具。何况从东汉到西晋,洛阳还做了近三百年帝都,当然是中心。

然而公元311年洛阳的失守,以及五年后长安的沦陷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一方面,这两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蛮族刀锋下的罗马和米兰一样惨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试图把建康变成中国的拜占庭。

这时,我们就有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长安和洛阳,华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为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发展,实现这些地区的彻底华夏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北非的希腊化。中原地区则让给胡人,让他们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腊北边的罗马。

可惜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五个。他们当中也没有谁堪比罗马。偏安江左的汉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愿意拱手相让,甚至直到陈朝时期仍然希望收复中原。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没有这个能力,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这一愿望总也未能实现。

因此其他的选择同样没有可能。比方说,由北方胡人统一中国,实现全中国的全盘胡化。或者反过来,入华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为宗主,组成以晋皇帝为天子的中华联邦,然后融入华夏文明,实现他们的全盘汉化。

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沉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公元476年)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且,他们也早就越过长城了。

罗马却没有长城,只有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价。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文明只有一种形态,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否则,就只有毁灭。

四百年动荡分裂之后还得重归一统,重新统一后建设的也只能是中华文明,原因大约在此。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统一。

历史选择了鲜卑拓跋部。

这似乎没有道理。因为鲜卑在五胡当中是文化最落后的,拓跋在鲜卑各部中又最落后。但,战国七雄中,秦国不是相对逊色吗?西方国家中,美国不是崛起最晚吗?看来文化落后并不要紧,关键在善于学习并勇于创新。

何况先进有先进的问题,正如大有大的难处。事实上罗马和东汉终于灭亡,就因为这两种文明都已经由成熟而至于烂熟,走到了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革故鼎新,只能借助外力来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日耳曼人没能给罗马输血,他们把它肢解了。

之后,便有了欧洲五彩斑斓的版图。

鲜卑人却进退两难。

表面上看,他们可选的道路很多。上策是称霸中原荡平天下建立统一大帝国,中策是割据一方安营扎寨保住小政权,实在不行则退回漠北,像其他那些游牧民族一样继续充当劫匪,寇略中原,满载而归,来去匆匆。

但,进入内地定都平城变成农业民族以后,第三条道路在事实上已无可能。像鲜卑同胞慕容部的前燕等等那样昙花一现,则等于坐以待毙。置于死地而后生,已无退路的鲜卑拓跋部只能朝着成为中华帝国的目标挺进。

问题是,作为少数民族和后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够实现统一,也无法将中国鲜卑化。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先改变自己,再改变中国。

要想得天下,必须中国化。

冯太后锐意革新,拓跋宏全盘汉化,原因即在于此。

实际上,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这就意味着数典忘祖伤筋动骨,也意味着改变鲜卑人的文化传统,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统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北方还得再分裂一次,变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变一次,变成北齐和北周。

北齐与东魏,北周与西魏,名为两朝,实为一体。因为掌握实权的,东魏和北齐都是高欢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汉化的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最后谁能胜出?

鲜卑化的汉人。

但,不是高欢,而是杨坚。

杨坚知道,黄河九曲十八弯,最终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问题在民族关系。高欢调和民族矛盾,结果被北周所灭;宇文泰要汉人鲜卑化,结果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汉胡互化,以汉为主”的隋,才最后成功。

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在下一阶段,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圆满。

鲜卑脱胎换骨,北魏凤凰涅槃,新诞生的隋帝国其实是拓跋魏的升级版。他们和唐帝国的创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有着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着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创造新历史,他们当仁不让。

这可是南人无法匹敌的,何况他们自己还有问题。

那么,南朝的问题又在哪里?

沼泽地

北方的问题在民族,南方的问题在阶级。

阶级斗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一年多,就诛杀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羡之和傅亮(请参见本书第三章),便正是斗争的表现:怂恿刘义隆杀掉这两个人的都是名门望族,徐羡之和傅亮却是庶族寒门。

这很不寻常。

前面说过,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刘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后者掌握朝政,前者则掌握军权和政区。此后,寒门掌机要,外藩托宗室,便成为南朝的基本国策。这固然因为宋、齐、梁、陈的开国之君都出身寒门庶族,也因为士族已经腐朽没落,不堪重任了。

那么,刘义隆为什么要杀徐羡之和傅亮?

也许是因为恐惧。

事实上,当徐羡之和傅亮迎奉刘义隆入京为帝时,义隆的许多部将都表示担忧和疑虑,只有出身名门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们的说法是: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这样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为惧?

刘义隆却很清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寒门也未必就是省油的灯。作为顾命大臣,徐羡之和傅亮既然胆敢谋杀皇上和王爷,又岂能保证他们不会再起图谋?这些靠着侥幸和投机进入上层的小人,根本就没有道德底线。因此刘义隆坐稳江山之后,那两个家伙便必须人头落地。

南朝的阶级斗争,也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

血案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纠结,那就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两个阶级的权力和路线之争。这种斗争表现为皇族与士族、庶族的三角恋爱,也表现为他们的三国演义,因此波诡云谲,却又并无道理。因为按照商鞅变法和秦并天下的逻辑,帝国根本就不该有阶级。

的确,作为地主阶级与领主阶级斗争的产物,帝国的意志原本是要消灭阶级的。在这种新的制度下,原来的封建贵族没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无论贵贱贤愚,统统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包括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

编户齐民,就是编入户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当然,是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归于一统。于是有刘邦的诛灭功臣,晁错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第八卷《汉武的帝国》)。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许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再有一个阶级或阶层。

士族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

首先,他们有做官特权。其次,他们有免税特权。更严重的是,根据两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们合法地占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佃客。佃客则不自立户籍,也不负担国家课税,完全是豪门的依附人。

佃客之外还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庄客。他们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从东汉末年起,部曲就作为亲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战,往往在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历届政府对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们扩军备战的重要手段。

此外还有食客和门生。他们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龙附凤在豪门那里分一杯羹。由于士族垄断了仕途,这些人是有利可图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们做县令。因此食客和门生虽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谊却更亲近。

佃客、部曲、食客、门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与依附人之间,是君臣关系。就连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属,虽然不是依附人,也视长官为君,终身追随不离不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跟春秋时期的家臣与大夫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

也就是说,汉末魏晋俨然退回到秦汉以前,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难怪日本学术界有“六朝贵族政治”一说。

实际上,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派头却绝不亚于春秋的大夫。表现之一,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士族如与寒门通婚,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无理是显然的。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难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比如,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

于是,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世家大族、寒门庶族、编户齐民、依附人、奴隶。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罗马法的圣殿”,《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最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比如索菲亚大教堂;也还有别的头衔,比如“大帝”的称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为不朽。

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跟刘裕等人一样,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兽师的女儿,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

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为此,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没错,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

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暴动中,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

听完这话,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

平息暴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灭亡汪达尔王国;535年,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复罗马城;554年,灭亡东哥特王国,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

当然,是东罗马帝国的。

罗马梦实现了,查士丁尼如愿以偿。

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享年八十三岁,执政三十八年。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为逊色。

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查士丁尼有罗马梦,梁武帝有中华梦。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个教会(基督教会)。

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

没错,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说过,在鼎立的陈、齐、周三国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毕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

当然,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儒家伦理,也被全盘继承。换句话说,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

他们实现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周武帝为什么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对了路径。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实上,四百年的动荡既表现为国家分裂,也表现为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要想平定天下,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

这需要力量,也需要旗帜。

力量只能来自统治者,当时的民间没有这个能力。旗帜则不能是某种宗教,因为宗教并非中华传统。实现大一统的中华梦,本土的道教无能为力,北魏太武帝已经证明;外来的佛教也无济于事,南朝梁武帝也已经证明。

唯一可行的,是整合儒、释、道。

梁武帝就是这样做的。只不过他的办法,是把孔子和老子说成佛陀的弟子,即“三教同源源于佛”。周武帝也想兼容三教,只不过他排定的座次,是儒学为先,道教为次,佛教最后,尽管他曾经一度以道教为最上。

可惜三家谁都不服,世俗地主与僧侣地主的矛盾则日益加深。更重要的是,富国强兵的需要逼得他“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再也不能温良恭俭让。

周武帝决心斩断争论。

公元574年,也就是北周灭北齐的三年前,周武帝下诏同时禁止佛、道两教,不但烧毁经书偶像,还命令僧人和道士一律还俗,是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二次大法难。

手无寸铁的僧侣当然无法抗拒。据说,周武帝在被兼并的北齐宣布灭佛令时,大殿里聆听训示的五百僧侣全都低头垂泪,只有一位僧人抗声争辩:陛下仗着皇权破灭佛门,就不怕进阿鼻地狱吗?那地方可是不分贵贱的。

周武帝却不为所动。他两眼直视那位僧人,毫不客气地回答:百姓若有人间之福,朕也不辞地狱之苦。

这实在很有气魄。

毫无疑问,利用公权力来干涉宗教信仰,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我们知道,北周政权的鲜卑色彩原本很浓,许多汉族将领甚至都被迫改用鲜卑姓氏。周武帝却把这件皇帝的新衣脱了下来。他原话是:朕非五胡,为什么要信佛?

这就对了。现在已经没有五胡,只有中华。后来的历史则证明,民族融合要以汉为主,汉胡互化;意识形态要以儒为主,并容佛道。这是最适合当时国情的选择。

周武帝远见卓识。

其他人也没有错。实际上,太武帝之尊奉道教,梁武帝之皈依佛门,周武帝之推崇儒学,都是在为将来的三教合流长期共存做准备。这三位武皇帝也都有着开放的心态和长远的目光,这才置自己的族别于不顾,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因此,当隋文帝杨坚改回汉姓并再度崇佛时,一种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的文明,便已是呼之欲出。

我们知道,那将是伟大的世界性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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