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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纪实——桃园惊梦

历史大观园 通俗讲史 2020-07-09 23:54:34 0


三国纪实——桃园惊梦

历史上的天下枭雄刘备,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成心慈手软仁民爱物的形象。于是他和他的战友便象征着传统社会中国人的三个梦:刘备代表圣君梦,诸葛亮代表清官梦,关羽和张飞代表侠客梦。

千年一梦

几乎所有被后世关注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一般都会有三种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历史形象是正史记载或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文学形象是小说或戏剧创造的,民间形象则是一般民众心目中的。

历史的读法、理解和评判也有三种:历史意见,时代意见,个人意见。站在古人立场的是历史意见,站在今人立场的是时代意见,站在自己立场的是个人意见。

三国,便是三种形象和三种意见集中的地方。

这当然要拜罗贯中所赐。正是由于他的《三国演义》,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历史,在大中华文化圈内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尽管一般人知晓的并非历史形象。

问题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不低。单是创造的成语典故之多,就堪称一绝。但更重要的,还是这部小说不但有价值取向,而且其价值观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官方和民间认同,这才口耳相传经久不衰。

那么,《三国演义》的价值观是什么?

忠义。

这是贯穿始终的。事实上,正如《三国演义》的倾向是“尊刘贬曹”,它的灵魂则是“弘扬忠义”。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园结义。也正是由于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历史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什么样子呢?

袁绍与曹操的路线斗争被淡化了,刘备与曹操的权力之争变成了忠与奸的道德之争;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孙权黯然失色,没那么重要的关羽则大放光彩。

关羽不太重要吗?

是的,至少并非至关重要。真正重要的人物,应该是改变了历史趋势和走向的,比如断送东汉的董卓,率先割据的袁绍,抗衡中原的孙权。这样看,关羽的重要性远不如拿下荆州的吕蒙、战胜刘备的陆逊。

然而关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甚至超过了诸葛亮。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来又成圣成佛,号称“武圣人”和“盖天古佛”。这显然并非因为他的武艺,而是因为他的忠义。千里走单骑是其忠,赤壁之战中放走曹操是其义。

关羽,是忠义的典型、旗帜和榜样。

这同样要拜罗贯中所赐。

事实上,关羽离开曹操时,曹操尊重他的选择,下令不得阻拦追击;后来兵败赤壁的逃亡路上,曹操也根本就没有遇到关羽。关羽的许多感人故事和英雄业绩,包括“温酒斩华雄”之类,都全靠罗贯中的生花妙笔。

就连关羽的被俘投降,也被找到了正当理由:不能撇开结义的兄长、被俘的嫂嫂和受难的皇上,一个人自己去死节。条件当然也由罗贯中代讲:降汉不降曹。

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么叫“降汉不降曹”?难道刘备一伙原本是对抗大汉的“反政府武装力量”,现在决定投降汉帝国了?另外两件事情也同样大成问题:过五关斩六将对曹操是不义,华容道放走曹操对刘备是不忠。

罗贯中编的这些故事和说辞,还可以相信吗?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破绽不胜枚举,比如“三气周瑜”就绝无可能,因为周瑜从来就没算计过诸葛亮。何况周瑜风流儒雅气度非凡,岂会被别人气死?诸葛亮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又岂能在害死盟友后还出言轻佻?

没错,周瑜是主张防范刘备,但那是在赤壁之战后,怎么会在战前一再陷害诸葛亮?同样,诸葛亮也并非奸诈小人,又怎么会幸灾乐祸地说“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样的品位和格调,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难怪胡适先生要斥之为“陋儒”。

世间有此陋儒不足为奇,奇怪的是国人不以为非反倒推崇备至;书中有此破绽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国人并无质疑反而津津乐道。这又是为什么?

为了圆梦。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其实是一直有梦的。第一个叫“大同梦”,也就是回到部落时代。第二个叫“小康梦”,也就是回到邦国时代。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就开始做“治世梦”。这是帝国时代的“中国梦”。

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首先是希望有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这就是“圣君梦”。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清正廉洁,这就是“清官梦”。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就是“侠客梦”。

圣君,清官,侠客,是中国人的千年梦。

这三个梦,罗贯中都帮我们圆了。圣君就是刘备,清官就是诸葛亮,侠客或侠士就是关羽和张飞。三个梦三个代表,都在刘备集团,尊刘贬曹岂能不大得人心?

至于历史的真相,则无人关注。

事实上,《三国演义》创造的文学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原本来自民间,之后又在民间广泛流传,变本加厉。两股力量的齐心协力,使这段历史与它的本来面目渐行渐远。

这并不奇怪。毕竟,治世是万众之向往,忠义乃核心之价值。作为农业民族,或者说,作为非商业民族,我们没有契约精神,没有法治观念,没有公民意识。结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

忠义作为核心价值,也应运而生。

不可否认,这里面有着美好的愿景和良善的动机:忠用来规范自己,义用来规范别人。我忠诚,你仗义,秩序便得以维持,关系便得以维系,天下便得以太平。

这是一个“桃园梦”。

然而忠义作为核心价值,却又十分可疑。实际上,它的内部充满矛盾和悖谬。比方说,清官要尽忠,侠客要仗义,圣君呢?忠也好,义也罢,用在他身上都不合适。

如此说来,皇帝岂非就该不忠不义?

为君不易,为臣也难。比如张辽要对曹操尽忠,便只好对关羽不义,将关羽要走的意思如实汇报。关羽要对曹操行义,也只好对刘备不忠。要知道,他杀袁绍的大将颜良时,刘备可正在袁绍那里寄人篱下。

然而不杀颜良,就无法报答曹操的大恩大德,也就不能问心无愧地回到刘备身边,关羽岂非两难?

好在关羽获得了充分的理解和同情。我们唯一无法弄清的是:为什么关羽的依曹、反曹、降曹、别曹、放曹都是忠义,如果换成吕布就是不义?

可惜无人回答,也没人问。

弘扬忠义的《三国演义》则走了麦城:代表明君梦的刘备“长厚而似伪”,代表清官梦的诸葛亮“多智而近妖”,代表侠客梦的关羽既投降了敌人,又放走了敌人。

罗贯中先生想过这些吗?

也许没有。因为他表达的,是他们的时代意见。

时代不同了。老调子已经唱完,瞒和骗的艺术也可以收场了。我们需要建立的,是新的社会观、道德观、历史观和核心价值观,非如此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是只能通过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来完成的。《三国演义》可以谢幕,桃园结义可以梦醒。

现在,让我们回到历史。

再说孙权

历史有大趋势,也有小插曲。大趋势就是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终将由贵族地主(秦汉)变成士族地主(魏晋南北朝),最后变成庶族地主(隋唐以后)。小插曲则是秦汉与两晋之间,三个“非士族政权”的同时并立。

这就是三国。

三国鼎立,关键人物是孙权。如果不是因为他毅然决定联刘抗曹,那么,刘备必将被剿灭。据有荆州的曹操插进长江中游,上游的刘璋,下游的孙权,也就迟早会成为张绣和吕布,整个中国将变成曹魏的一统天下。

这就是赤壁之战的意义,也是孙权的意义。在《三国演义》中并不引人注目的孙权,其实至关重要。

夷陵之战也如此。

这是官渡和赤壁之后的第三大战役,战争的后续也有两种可能。当时许多东吴将领要求乘胜追击,刘备也来信扬言再战,陆逊等人却主张撤出战争。因为曹丕正在调兵遣将,名为助吴伐刘,实则包藏祸心,不可不防。

孙权完全同意陆逊的决策,并与刘备讲和。从此,曹魏“雄霸”于北部中国,蜀汉和东吴则分别“偏霸”于长江上游和中下游,谁也吃不掉谁。

三国,就这样形成。

诸葛亮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执政后,立即接受邓芝的建议,与东吴重修盟好。诸葛亮说:使吴之事我考虑已久,可惜一直找不到合适人选,不过现在有了。

邓芝问:丞相选中的人是谁?

诸葛亮笑着说:就是你呀!

邓芝也不负厚望。他到东吴后,孙权满腹狐疑,不肯立即接见。邓芝便上表告诉孙权:使臣此番来吴,主要是为贵国着想,并非仅仅为了蜀国。

孙权问:此话怎讲?

邓芝说:贵我双方,一家有“重险之固”,一家有“三江之阻”。如果互为唇齿,那就“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相反,如果大王投靠曹魏,又还想保持独立,则势必两面受敌,江南之地就不会再是大王的了。

孙权默然良久,然后回答:你说得对。

其实,孙权的狐疑并非没有道理。孙权不是袁绍,他没有世家大族的背景;孙权也不是刘备,他没有皇族宗室的光环;孙权更不是曹操,他没有“奉天子以令不臣”的优势。因此,他只能见风使舵,以求左右逢源。

事实上,孙权把“变脸”这一套玩得烂熟。赤壁之战时,他大义凛然地宣称:孤与老贼(曹操)势不两立。但为了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他又不惜向曹操称臣,劝曹操称帝,还把关羽的脑袋送到了曹操那里。

这次也一样。曹丕大军压境时,他可怜兮兮地表示要交出土地和人民,到地老天荒之处苟全性命。然而一旦与刘备言和,与诸葛亮结盟,他又是另一副嘴脸。

所以,曹操和曹丕也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孙权。

问题是,孙权何以能够如此?

因为他不是理想主义者。所以,他并不在乎东汉是存是亡,也不在乎曹操是忠是奸,甚至不在乎自己的政权属于士族还是庶族,只要他那一亩三分地姓孙就好。

实际上,孙权是无理想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只不过,他知道自己势单力薄,因此他并不着急。一直等到条件完全成熟,才肯戴上皇冠。

这一点,吴国君臣其实心中有数。

曹丕册封孙权为吴王后,孙权派都尉赵咨使魏。曹丕问赵咨:你们吴王,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赵咨说:雄略之主。

曹丕问:什么叫“雄略之主”?

赵咨答:虎视天下是雄心,屈身陛下是谋略。

这可真是大实话。

实话实说的还有邓芝。他第二次使吴时,孙权对他表示:将来灭了曹魏,贵我两国分治天下,岂不很好?

邓芝却说:天无二日,士无二主。消灭曹魏以后,如果大王还不知道天命在哪里,贵我两国就只好各自都敲起战鼓来。那个时候,战争可才刚刚开始呢!

孙权哈哈大笑说:你怎么实诚到了如此地步!

然而五年过去,孙权当真称帝时,就连诸葛亮也不说这样的空话了。他力排众议,毅然遣使祝贺,并与孙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不但承认东帝(吴帝)与西帝(蜀帝)并尊,还相约在纸面上预先瓜分了曹魏的地盘。

这时,由于丢失街亭而自贬三级的诸葛亮,刚刚恢复丞相职务。面对众人的质疑,他的回答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要考虑的,是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匹夫之勇是没有意义的,教条主义也没有意义。

没错,审时度势,不等于不要原则。

孙权也是这样。当他弯下腰来屈身事魏时,头却是抬着的。曹魏多次要他送儿子做人质,他就从不答应。可以说,他是卑躬不屈膝,屈膝不变心,有傲骨无傲气。

他的使臣也不卑不亢。

还是上次赵咨使魏的时候,曹丕因为自己博古通今才华横溢,曾不无嘲讽地问:吴王也懂学术吗?

赵咨答:吴王博览群书,却不咬文嚼字。他守卫的是千里江防,统率的是百万雄师,领导的是众多贤才。经天纬地才是他的志向,寻章摘句不是他要做的事情。

曹丕又问:朕可以讨伐吴国吗?

赵咨答:陛下有陛下的军队,寡君有寡君的防备。

曹丕又问:吴国害怕我大魏吗?

赵咨说:千军万马,金城汤池,何惧之有!

曹丕再问:像先生这样的人才,吴国有多少呢?

赵咨说:特别聪明的也就八九十个吧!至于像微臣这样的,那是“车载斗量,不可胜数”。

对于孙权,我们是不是该有新的认识?

看待刘备,也当如此。

再说刘备

刘备与孙权有异有同。

论家庭出身,刘备比曹操和孙权都好。曹操阉宦之后,孙权出身寒门,都让士族看不起。刘备却号称西汉中山靖王的后代,又是名儒卢植的学生。这就让人不敢小看,中山国的富豪甚至拿出真金白银来资助他。

刘备又特别会做人。他寡言少语,乐善好施,喜怒不形于色,却广交豪侠游士。由于出道时正值黄巾之乱,人民缺衣少食,刘备便散尽家财,与朋友同甘共苦。结果他的身边集结了不少人才,包括关羽和张飞。

刘备的为人甚至让他幸免于难。他做地方官时,有人买凶来杀他。刘备不知来人是刺客,照例盛情款待。刺客在感动和敬重之余如实相告,然后一走了之。

这很像孙权。

孙权也是会做人的。鲁肃前来投奔时,孙权给他母亲送衣服,送蚊帐,送生活用品,很像侄儿对婶娘。吕蒙病重时,孙权把他接到自己的殿内住下,又怕见面行礼吕蒙太累,竟在墙壁上挖了小洞,时时观察吕蒙的病情。

如此用心,可谓关怀备至。

所以,孙权和刘备的身边人才济济英雄辈出,让曹操和曹丕都叹为观止。公元224年九月曹魏伐吴,退兵的原因据说就是曹丕发现了孙权的这一优势。原本并无多少实力的刘备和孙权终成大业,确实并非偶然。

但,孙、刘的道路又各异。

与孙权拥有江东六郡不同,刘备一无所有。就连他的理想、目标和蓝图,都是后来诸葛亮给的,他自己则只有不甘碌碌无为的雄心。有一次上厕所,刘备看见大腿长出了赘肉,不禁泪流满面。刘表问他为什么,他说:眼看老之将至,功业却无法建立,怎么能不悲哀!

不清楚刘备的雄心壮志从何而来,但正是这股精气神让他坚忍不拔,一次次跌倒又站起。这就让人敬佩。曹操认定天下英雄只有自己和刘备,也许就因为这个?

大小军阀们看重刘备,则因为他在士族中有一定的号召力。尤其是袁绍死后,反曹拥汉的士族和名士,能够寄希望的也就是刘备了。而且,如果天佑大汉,刘备没准会成为光武帝刘秀之后的又一位存亡继绝的人物。

刘备也或多或少清楚这一点。因此,如果说在夹缝中生存的孙权打的是外交牌,那么,空手套白狼的刘备打的就是政治牌。赤壁之战前,别人扩大地盘,他扩大声望。结果许多军阀对他礼遇有加,刘备则在他们中间寻找机会。

机会是曹操和孙权给的,这就是赤壁之战。差一点命丧黄泉的刘备,反倒从此走上了帝王之路。这实在堪称天道酬勤,却也让他忘乎所以,这才犯下一系列无可挽回的战略性错误,包括痛失荆州和兵败夷陵。

其实刘备原本知错能改。他自任益州牧以后,为了节约粮食抗旱救灾,曾下令禁酒。执法的官员雷厉风行,老百姓家里藏有酿酒的器具,也要抓捕归案,同样受罚。如此矫枉过正,自然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昭德将军简雍便提出批评。

有一天,简雍陪刘备散步,正好看见路上一对男女结伴同行。简雍马上说:他们想通奸,快抓起来。

刘备奇怪:你怎么知道?

简雍说:他们身上长着通奸的器官,这跟家里藏着酿酒的器具,岂不是一样的吗?

刘备哈哈大笑,立即纠正了苛法。

实际上刘备气量不小。他发动夷陵之战时,偏将军黄权是主张小心谨慎稳扎稳打的。刘备不听,把黄权打发到江北。战败后,黄权的退路被阻断,只好投降了曹丕。

曹丕说:将军弃暗投明,是想学韩信和陈平吗?

黄权答:臣受刘主厚恩,降吴不可,还蜀无路,只好归命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苟全性命已是万幸,又岂敢自作多情仰慕古人?

曹丕说:将军家人已被刘备诛杀,朕为你发丧吧!

黄权说:臣与刘备、诸葛亮推心置腹,他们也一定理解臣的苦衷,请陛下不要急于发丧。

事实证明黄权猜得并不错。蜀汉执法部门确实提出了诛杀黄权家人的意见,但被刘备否决。刘备说:这次是朕辜负黄权,黄权并不负朕。投降了曹魏的黄权则终其一生敬重刘备和诸葛亮,就连司马懿都对此感叹不已。

然而刘备的小气也匪夷所思。关羽、张飞、马超和黄忠都是一等的“名号将军”,赵云却始终只是二等的“杂号将军”。后来刘禅追谥故将军,关、张、马、黄都有份,又没有赵云。刘家父子对赵云,实在忘恩负义。

赵云不受待见,只因忠言逆耳;刘备屡犯错误,则因为胜利来得太快太突然。也许,他真认为自己是皇天上帝之所眷顾,哪里还把赵云的不同意见当回事?

就连诸葛亮,也只能保持沉默。

实际上刘备前期坎坷曲折,中期时来运转,晚年一错再错,不是命,不是运,也不是风水,而是时势。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那个样子,刘备的建国之路也只能是“抄袭历史,剽窃邻国”。可以说,他的成功原本就在计划外,他的失败则应该在意料中。

刘备是时势造英雄,孙权是英雄造时势。

然而刘备仍然可圈可点。他二十四岁从军,三十四岁起步,四十八岁翻身,五十九岁称王,六十一岁称帝,六十三岁病故,可谓颠沛流离多,一帆风顺少。但他从不气馁,也不偏执,这才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枭雄。

临终前两个月,刘备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最正确的选择和安排:托国托孤于诸葛亮。事实上,也只有忠诚、谨慎而务实的诸葛亮,才能呵护蜀汉那“多愁多病之身”,尽管这政权并没有什么“倾国倾城之貌”。

再说诸葛亮

诸葛亮是累死的。

这并不奇怪。他要处理的事务太多,头绪也太多。偏偏他又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唯恐辜负先帝厚望。可以说,他是要豁出命来完成使命,决心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责任和担当已不堪重负,何况自己还有理想。

麻烦也由此而生。

真正的麻烦还不在兴复汉室,而在于兴复一个什么样的汉室。如果姓刘就行,何不辅佐刘表?如果仍然要走东汉的老路,又何不追随袁绍?要知道,官渡之战时诸葛亮已经二十岁,早就把自己看作管仲和乐毅了。

选定刘备,诸葛亮必有想法。

其实,跟曹操一样,诸葛亮既是新秩序的建设者,又是旧制度的改革者。他在蜀汉执行的,实际上是一条“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甚至还可能走得更远。

比如“以法治国”。

这是曹操和诸葛亮都主张的,也是他们都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但,人治和法治,在曹操那里是四六开,甚至五五开。他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就毫无法治可言,尽管他一贯赏罚分明,也曾“法办”过自己。

诸葛亮则做到了三七开,甚至二八开。他也纵容过法正的行为不端,冤杀过益州大族,但那或者是不得已,或者有政治需要。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公正。

结果怎么样呢?

贵贱贤愚无不叹服,也无不怨恨。叹服是因为执法公平,怨恨则因为立法严峻。事实上,公平不等于不严峻,只不过对所有人都同样苛严。所以,一方面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另一方面是“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那么,诸葛亮的法,是严刑峻法吗?

当然。因为他的政府是军政府,他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也都是战时体制。这样看,就连彭羕一案,恐怕也是出于政治需要,尽管诸葛亮极其厌恶此人。但更重要的,是不能允许有人在战争年代胡说八道。言论自由?休想!

就连诸葛亮自己,也谨小慎微。

谨慎也是政治需要。要知道,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力和权威远远超过了刘禅,北伐曹魏又连连失利、劳民伤财,误用马谡压制魏延也不算英明。高处原本不胜寒,何况处处是风口是浪尖,就不怕别人说三道四吗?

也怕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就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至少,诸葛亮内无余帛外无赢财,确实做到了两袖清风。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让他赢得了人民群众由衷的敬佩和怀念。

问题是,他有必要那么累吗?

也没有。

事实上,所谓刘禅无能的说法并不成立。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不再任命丞相,而是由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这样一种相互制衡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

刘禅也不糊涂。司马懿征讨辽东时,蜀人都认为是北伐曹魏的大好时机,刘禅却很沉着冷静。他下令蒋琬进驻汉中,同时指示一定要等到吴军也开始行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才发动进攻。

弱智吗?否!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也许,他是要政改。

或者说,他要兴复的其实是理想中的西汉。

西汉初年国家制度中隐含的政治理想,就是区分宫廷与朝廷、皇权与相权、宫中与府中。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具体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

这种制度,就叫“虚君实相”。

虚君实相,好吗?

不算最好,但也不坏。因为按照这种制度,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并未行政的元首就能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实际负责的宰相,后者也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可以问责之政府”。

诸葛亮主政时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其实比皇帝亲政更好。

但,这里面问题很多。

首先,如何保证拥有实权的宰相不会趁机政变,变成既篡位又亲政的新皇帝?诸葛亮的办法是用自己的人格做担保,可惜道德的担保从来就是靠不住的。诸葛亮本人不是王莽,不等于别的什么人不是曹丕。

其次,在既无宪法又无国会的情况下,我们也不知道那拥有实权又永不政变的宰相如何产生。刘备当然运气很好,刘禅就不敢赌这一把。蒋琬去世后,他干脆“自摄国事”,结果成为亡国之君,只能到洛阳去装疯卖傻。

诸葛亮的政改终于失败,如果他确有此意的话。

如果。

政改失败的诸葛亮只能去做道德楷模,甚至吕洞宾的师兄。人们为他的“出师未捷”唏嘘不已,对他的“三顾乃见”羡慕有加,甚至让他穿上八卦衣,摇着鹅毛扇,从袖子里掏出锦囊妙计,并美其名曰“智慧的象征”。

虚君实相,以法治国,无人提及。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想都别想。

也许这就是历史。历史并非总是能够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本来面目,历史形象也总是不如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影响深远,而庸众们的偶像则是不容批评和讨论的。

诸葛亮的在天之灵,只能去咀嚼自己的孤独。

那么,曹操呢?

再说曹操

曹操不但孤独,而且冤屈。许多事情别人做得,他做不得。比如来敏和彭羕,就是蜀国的孔融和祢衡。然而诸葛亮杀了彭羕,没有任何人批评;曹操并没有杀祢衡,却要背上千古骂名。公平吗?有道理吗?

没道理,但有原因。

原因之一,是曹操在中原,在中央,士族云集举世瞩目,局面大动静也大。蜀汉则相反。所以同样一件事,在曹魏会引起轩然大波,在蜀汉就只有些微波澜。

何况士族对曹操也充满敌意。

敌意是深不可测的。众所周知,士族在东汉末年,已经是统治集团的主要力量。他们要成为统治阶级,也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和平过渡,二是武装斗争。然而董卓入京,使前一种方式不再可能;官渡之战,又使后一种方式化为泡影。董卓和曹操,岂非他们的头号仇家?

相比之下,曹操又更可恨。

的确,董卓其实是敬重甚至畏惧士族的,他的问题是粗鲁、野蛮和没有教养。曹操却在骨子里藐视士族。他甚至在立足未稳之时,就公然杀了恃才傲物出言不逊的名士边让,结果兖州士人义愤填膺,天下士族同仇敌忾,老朋友张邈和老部下陈宫也都一齐反叛了曹操。

兖州牧由曹操变成了吕布,也因为此。

其实曹操代理兖州牧,陈宫是出了大力的。然而边让被杀后,陈宫却死心塌地反曹到底。他甚至宁肯去帮助有勇无谋的吕布,而且兵败被俘后也宁死不降。

曹操于心不忍,便叫着陈宫的字说:公台,你死了不要紧,你的母亲可怎么办,老婆孩子又怎么办呀!

陈宫却义无反顾。他长叹一声说: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后,老母和妻儿是死是活,全在明公您了。说完,昂首走向刑场。

曹操流着眼泪为陈宫送行,赡养其家人的诺言也得到了兑现,既定的路线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相反,也许正是在那一刻,曹操更加坚定了建立“法家寒族之政权”的信念,尽管他并没有时间表,也没有路线图。

然而影响却极大。

事实上,正是曹操在不断向世人证明,只有非士族出身的军阀才能夺取政权,也只有撇开袁绍代表的“儒家士族路线”才能成功。这就是刘备和孙权能在“后袁绍时期”胜出的原因,起了带头和榜样作用的则是曹操。

天下变成三国,原因也在于此。

可惜曹操的想法有问题。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对于帝国制度来说,最合适的统治阶级是庶族地主,最合适的意识形态却不是法家思想。因此隋唐以后的政治路线,便既不是袁绍的“士族儒家”,也不是曹操的“庶族法家”,而是“庶族儒家”,或庶族地主加儒道释三教合流。

但,这是只能在经过了魏晋南北朝三百六十九年的试错之后,才可以实现的。以两晋为代表的士族政权,也有着历史的必然。曹操既超前又失误,岂能不败?

士族地主阶级的敌意则不难理解,因为曹操挡住了他们的道路,耽误了他们的时间。他们肯定要将满腔的愤怒倾泻到曹操身上,怀着刻骨的仇恨将他“妖魔化”。

何况曹操自己也授人以柄。

曹操最大的失误,是为曹丕的称帝创造了条件。不妨设想,如果曹操不称魏王,甚至不封魏公、不建魏国,哪怕曹家世代为相,事情会怎么样呢?

恐怕就变成诸葛亮了。

实际上诸葛亮与曹操不乏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开府的丞相,都封了县侯,也都兼任州牧。如果把两人的职务和头衔并列起来看,那简直就是“双胞胎”──

曹操: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

诸葛:武乡侯,丞相,领益州牧。

曹操多出来的,只有魏王的王爵。

因此,正如马克思之所预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仿效其伯父拿破仑发动政变的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同样,当曹丕把皇袍披在身上时,曹操就只能等着被画成一张大白脸。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走上了神坛。

不可否认,诸葛亮身上有太多闪光的精神。他的心系天下,忧国忧民,鞠躬尽瘁,廉洁奉公,谦虚谨慎,以身作则,都堪称千古楷模。但诸葛亮成为神,却并不完全因为这些。主要的原因,还是社会需要典型。帝国统治者需要一位忠臣,普通老百姓需要一位清官,文人士大夫则需要一位代表。这跟曹操变成鬼是同样的道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正面典型,也需要反面典型。

事实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和诸葛亮,不过是长江的前浪和后浪;作为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的曹操和诸葛亮,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这枚硬币就是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诸葛亮既然被看作天使,曹操就只好去做魔鬼;诸葛亮既然是后浪,曹操也只好死在沙滩上。

然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操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操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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