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制度

“汉治”是后世所号为近古的。因其时代早，在政治制度和社会风俗上，都有沿袭古人之处。

在官制上，汉代的宰相权力颇大，体制亦尊，这是和后世不同的。宰相初称丞相，或称相国。从来今文经说盛行，乃将丞相改为司徒，又把掌武事的太尉改为司马，为丞相副贰的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并称相职。其中央政府分掌众务的九卿，则分属于三公。外官仍沿秦郡县之制，但不置监御史，由丞相遣使分察各州，谓之刺史。刺史不是地方官，但奉诏六条察州，其人位卑而权重，故多能自奋，而亦无专擅之患，这实是一种善制。汉代去古未远，人民自治的规制亦尚未尽废。其民以百家为一里，里有魁。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主徼循，禁贼盗。此等名目，后世固亦多有，然多成为具文，汉世则视之甚尊。高帝时，尝择乡三老一人，置以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相并列，可以以事相教。而啬夫等亦很有德化流行，为人民所畏服。这与后世显然不同。

汉代的学校，起源于武帝的时候。当时没有立校舍，也没有设教官，但为太常属官的博士能置弟子员五十人，后来递有增加。到平帝时，王莽辅政，才大建校舍，然未久即乱，故其成绩无闻。

后汉则天下甫定，即营建太学，明、章二代尤极崇儒重道。虽以顺帝的陵夷，还能增修黉舍，所以其时游学者极盛。然“章句渐疏，专以浮华相尚”，遂至酿成“党锢之祸”。大约当时的学校中，研究学问的人少，借此通声气的人多，所以董昭也说“国士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于是学术的传授转在私家，学校以外的大师，著录动至千万，远非前汉所及了。

选举则其途颇多。博士和博士弟子之外，又有任子，有吏道，有辟举。其天子特诏，标明科目，令公卿郡国荐举的，是后世制科的先声；又州察秀才，郡举孝廉，则是后世科目的先声。又有所谓赀选的。汉初限赀十算以上乃得官，此尚出于求吏廉之意，和现在的保证金相像。晁错说文帝令民入粟拜爵，其益亦止于买复。不及买复者，并不过一虚名。到武帝时，民得入财为郎，吏得入谷补官，这就同后世的捐纳无异了。

汉朝的赋税可分为三种：一是田租，就是古时的税，是取得很轻的。汉初十五而税一。文帝时，因行晁错入粟拜爵之令，到处都有积蓄，于是全免百姓的田租。到景帝二年，才令百姓出定额的一半，于是变为三十而税一了。后汉初，因天下未定，曾行什一之税，后来仍恢复到老样子。二是算赋，也称口赋，又称口钱，这是古时的赋。人民从十五岁到五十六岁，每人每年出钱一百二十，以治库兵车马；从七岁到十四岁，每人每年出钱二十，以食天子。武帝又加三个钱，以补车骑马。这一笔税，在现在看起来似乎很轻，然而汉代钱价贵，人民的负担实在很重，所以当武帝令人民提早生子，三岁即出口钱时，人民就有生子不举的（生了孩子不养育，溺死或扔掉）。三是力役。照汉朝法律，年纪到二十三岁就要傅之“畴官”，景帝又提早三年，令人民二十始傅。此外山川、园池、市肆、租税的收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都把它算作私奉养。这是将古者与民共之之山泽和廛而不税的商业，都变作人君的私收入了。这大约自战国时代相沿下来的。又武帝因用度不足，尝官卖盐铁，又榷酒酤，算缗钱，行均输之法。后来酒酤到昭帝时被豁免，盐铁官卖在元帝时一罢即复。后汉则无盐铁之税。章帝曾一行之，因不洽舆论，和帝即位，即以先帝遗意罢免。

兵制：西汉所行的，仍是战国时代通国皆兵的遗制。人民到二十三岁就要服兵役，到五十六岁才免。郡国看其地形，有轻车、骑士、材官、楼船等兵。兵士由尉佐郡守于秋后讲肄都试，其戍边之责亦由全国人民公任之。在法律上，人人有戍边三日之责，是为“卒更”。武帝以后，用兵多了，为了免得骚动平民，于是多用“谪发”。而国土既大，人人戍边三日亦事不可行，于是有人出钱三百入官，由官给已去的人，叫他留戍一年，此谓之“过更”。其穷人愿意得雇钱，依次当去的人出钱给他，使他留戍，每月两千个钱，则谓之“践更”。后汉光武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都试之事，自此而废。虽然这一举措有一时清静之效，然而历代相传的民兵制度，也就自此而废了。

刑法：汉代沿自秦朝，很为严酷。文帝时，有太仓令淳于意犯罪当刑，其女缇萦随至长安，上书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文帝怜悲其意，乃下诏为除肉刑。然而汉代司法界的黑暗，实不只刑罚的严酷，还有法律的混乱。秦代的法律，本即李悝所定的《法经》六篇。汉高帝入关后把它废掉，只留三章，天下平定之后，又将它恢复过来。然而这本是陈旧之物，不足于用，于是汉代递有增益其数目，共至六十篇。而所谓的“令”及“比”，以至于后人所为的“章句”，断罪时都可“由用”。文繁而无条理系统，奸吏遂因缘为市，“所欲活则传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宣帝留心刑狱，涿郡太守郑昌曾劝他删定律令，后来也屡有此议，亦曾下诏实行，然而迄未能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