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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不归——“盛”名之下

历史大观园 还原历史 2020-07-19 23:24:08 0


取缔“租股”,严禁用公权力强迫农民以交租的方式“被当股民”,这一减负举措被强大的地方利益集团彻底扭曲。紫禁城的脑部信号无法在帝国的脸面上准确地表达出来,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面瘫”带来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呢?

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他的官运亨通、商战经历、财富传奇,无疑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无论对内对外,他都是个强势的人,他强力推进铁路国有政策……

久未登台的盛宣怀,渴望的就是一亮相便能赢得满堂喝彩。

这本就是他的舞台。自1896年执掌铁路总公司,到1908年,在这12年的时间里,他都一直是中国铁路这个舞台上的名角。但在内部的权力倾轧中,他被赶到了上海,以邮传部副部长(侍郎)的身份谈判对外商约。直到1910年的8月份,他才回到北京,却依然是个副部长;更尴尬的是,部长(尚书)居然是他以前的下属唐绍仪。于是,两人都只好称病。唐绍仪勉强干了几个月,终于离职。而盛宣怀得以在1911年的1月份坐上了邮传部部长这个早就该属于他的位子。

与他有同样郁闷经历的还有端方。早就是封疆大吏的端方,1909年在直隶总督任上被人砸了黑砖倒台,而理由十分可笑——其在慈禧太后葬礼上沿途派人照相,构成“大不敬”。端方憋到了1911年才重新出山,督办川汉、粤汉铁路。

这两个自视甚高又久被压抑的人,同时分管铁路,两柄宝剑的寒光毕露,雷霆手段频出,令向来软弱的大清朝廷在铁路国有问题上突然雄起,寸步不让。

打趴胡雪岩

盛宣怀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异数,属于那种令人艳羡、嫉妒到咬牙切齿的成功人士。

首先,盛宣怀的官运实在亨通。如同那个年代很多成功人士一样,他也在科举场上十分失意,但自从他担任李鸿章的机要秘书之后,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勇于任事,他开始在大清国的官僚体系中青云直上,最后终于成为部长级高官,而且执掌的是权势最大、油水最多的中央机关——邮传部。邮传部掌管着邮政、电信、铁路、航运等新兴垄断产业,是大清国各派政治力量PK的主战场。从1906年成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该部在六年间居然十三次更换部长,竞争十分激烈,被当时的媒体戏称为“运动部”。

比部长级别更令人羡慕的是,盛宣怀从踏进机关大门的第一步开始,一直都是脚踩官场与商场两只船;而且与胡雪岩那种挖空心思挤入官场内寻找靠山的买卖人不同,盛宣怀下海,都是由组织任命、带着红头文件和财政资金的。当然,盛宣怀也充分展露出了其出色的商业才干,在官方资源的强大支持下,无论“外战”还是“内战”,几乎无往而不胜。

晚清不归——“盛”名之下

大清邮传部部长盛宣怀,“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是所谓“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的猛人。

“外战”方面,他的经典案例就是成功收购美资旗昌轮船公司。在一系列两败俱伤的价格战幕后,大清国充分发挥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不仅授予轮船招商局垄断经营权,而且还提供财政贷款。而又正值美国资本方计划实行战略转移,从中国撤资改投美国新兴的铁路大建设,旗昌轮船上终于升起了黄龙旗,降下了星条旗。在轮船招商局将旗昌公司纳入怀中的同时,主导收购事宜的盛宣怀也乘机将轮船招商局纳入自己怀中——以徐润为首的招商局原各级官员,或因腐败问题,或因能力问题,受到了整肃。

“内战”方面,盛宣怀最富传奇性的案例就是将财神胡雪岩彻底打趴下。严格地说,盛、胡之间的斗争,并非单纯的商战,而是两人背后的李鸿章、左宗棠的权力斗争及路线斗争。胡雪岩尽管戴着红顶子,但毕竟没真正在机关内混过,根本不是盛宣怀的对手。当胡雪岩高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号,依托其阜康钱庄里的储户资金,与外商进行生丝大战以图获得暴利时,盛宣怀则瞅准时机,轻巧地打断了胡雪岩的脊梁骨——资金链。胡雪岩曾经出面为左宗棠借了不少洋债,这些债务的管理也是阜康钱庄的重要业务和利润点。清政府将这些债务分解落实到相应的省份,统一汇总到上海后,由上海道台交给胡雪岩;而外资银行则直接从胡的钱庄按时收取本息。上海官场恰恰掌握在李鸿章和盛宣怀手中。在胡雪岩的“生丝大战”到了最关键的时候,盛宣怀密令上海道台暂缓向胡雪岩支付官方还款,胡雪岩的资金链立即绷紧。同时,盛宣怀再向外放风阜康钱庄银根不稳,引发了挤兑风潮,胡雪岩的资金链终于崩断,导致身败名裂。

财富防火墙

令同时代人艳羡的是,盛宣怀不仅是商战上的常胜将军,而且其聚敛起来的大笔财富居然顺利地移交给了子孙们。在遭遇了大清与民国的两轮清算后,盛宣怀依然给子孙们留下了价值高达2000万两白银的遗产。而他的同时代人,如徐润、郑观应、刘学洵、刘鹗,其财富基本是昙花一现、及身而陨,而张謇等人虽然在实业界名声巨大,其实是个“空心老倌”,并没有多少真金实银。

盛宣怀聚敛财富的路径,与这些人并没有大的差别。同样都是国有资产的打工者和看护者,他们的财富显然不是来自于薪水,而是另有渠道。一是股份,这些企业虽然大多是由国有资金支撑着,但打的却是“官督商办”的旗号,财政投入并不作为股本金,而是作为政府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管理者可以“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充分利用官商两道的信息不对称,两头忽悠,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得以占据不少股份。二是经营中大建“老鼠仓”及进行关联交易,但凡企业的要害部门均安置上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然后建立很多外围公司,承接本公司的业务——大河的肥水自然就流到了自家的小河里。

晚清不归——“盛”名之下

晚清政府的对外债券。1911年5月20日,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借款1000万英镑(先付600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

在那个年代,贪腐已是常态,官员们倘能在贪腐之外还做点实事,就已经算相当具有先进性了。盛宣怀自己在写给醇亲王的信中就说:“盖今日之天下,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尽趋之,办事人受谗谤而人尽戒之。”

盛宣怀的高明之处,或者说幸运之处,在于他持有大量股票的这些企业及时地进行了改制,从而多少摆脱了政治力量的牵制。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组成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1909年,轮船招商局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共有732名(代表31164张股票)股东参加,选举产生了招商局首届董事会。在董事会的9名当选者中,盛宣怀以4769张得票高居榜首,当选为董事会主席。这些表明,随着股份制的推行,在这些企业中,股东开始取代政府,“商办”取代“官督”,而成为企业管理中的主导力量。同样,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盛宣怀被推举为总理,随后又被推为董事长。好歹能得到法制保护的企业股权,以及大量投资于租界内的动产或不动产,为盛宣怀的财富建立了一道防火墙,抵挡来自官场的不可测的风波冲击。

与同时代大多数富豪不同的是,盛宣怀首先并且一直都是体制内的人。与其说他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去谋求政治上的保护,不如说是他在政治上的敏锐与老练造就了在经济上的成就与地位。

早在戊戌年间,作为一名改革的实际操作者,与李鸿章、张之洞等更有影响力的改革实践者一样,盛宣怀明智地与康梁等口水改革家们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认为,康有为等“将尽举吾国之政教、法制而变易之,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盛宣怀是位实干者和践行者,通观《宣统朝政纪》,盛宣怀的姓名出现70多处,几乎都是奉旨接办某项艰难的任务,比如对外谈判、对内赈灾。

但这次,盛宣怀并不知道,前方居然是一个极大的厄运在等待着自己。

众矢之的

铁路国有就是盛宣怀唱响的第一个高八度,赢得了那些为路所困、切盼中央政府出手“救市”的省份一片喝彩。

陕西巡抚恩寿请求将西潼铁路收回官办。

山东巡抚孙宝琦请求将烟潍路收归官办。

江西籍在京官员集会,一致赞同江西官商各界提出的将九南铁路收回国有。

福建漳厦路公司打报告给邮传部,请求赶紧派人“接管经理,并召集股东开会,布告暂行由部接收”。

云贵总督李经羲致电盛宣怀:“桂蜀国有,从速宣布为宜。”他很实诚地认为“滇、黔、桂以无力,望国有”,不似湘、粤、蜀那样“为私利抗国有”……

但是掌声未息,本该对国有政策报以最大掌声的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却是嘘声一片。掌握了话语权的商办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将铁路国有看作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大侵犯,一时间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盛宣怀和邮传部成了众矢之的。

国有政策宣布后数日(5月12日),粤汉铁路湖南公司在长沙贾公祠召开大会,到者数百人;次日,又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数千人;再后一天,继续在教育总会开会,到者就达到数万人。商议的主题则是,如何以抗拒为手段实现利益最大化。

会场气氛是激动的,甚至有点感人。有一名叫贾武的人慷慨陈词后,居然切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自言誓不与盛宣怀共戴天”。据说,一时间“满座痛哭,声震屋瓦”。在之后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我们能不断发现这种动辄千人万人的集体哭场景象。那些在铁路建设方面成绩平平的高管们却在动员民意、操纵集体无意识方面显露出了出色的才华。

最后,湖南方面决议,“万众一心,恪遵先朝谕旨,及宣统二年上谕,完全商办,实力推行”,“租股、房股、薪股,照旧收集”。除了上访请愿外,他们还决定:对于那些“反对湘路之完全商办、妨碍湘路建筑”的人,“湘人认为公敌,以强硬手段对付之”。这是近代史上首次公开地因经济问题而诉诸“强硬手段”的人身威胁。他们还表态说,“外国人如来湘强事(铁路)修筑,湘人必集合全体共谋抵制,无论酿成如何外交巨案,在所不顾;若部派督办来湘,湘人亦以此法对付之”,“我辈定以死力争之,闭市、停课、抗租,均确定为最后之办法”。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这种对抗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国家、民族、地方、股民,还是这些已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靠路吃路”的高管们。

信息不对称下的群众动员,效果很好。5月16日,长沙、株洲一带铁路工人一万余人“一概停工”,进入长沙示威游行,“沿途声称,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传单上则出现了更多的敏感词:“我们办我们的路,他借他洋人的钱。万一我们修路的时节,有谁来用强迫手段压制我们,那时我们做百姓的人,横直是一条死路,大家把这条性命,与他拼一场,在学堂的人,大家散学,做生意的,大家闹市,湖南全省的粮饷,大家是不肯交的,看他把我们湖南的百姓怎么办呢?”言辞间充满了情绪的对抗。

晚清不归——“盛”名之下

清末城市街头的拉洋片。拉洋片又称“西洋景”,其实无论和“西洋”还是“东洋”都毫无干系。在中国,冒名的东西多了。

湖北的情况也类似。《申报》在5月15日报道说:“湖北商办铁路公司、铁路协会、谘议局各大团体,以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上谕近于政府夺民权利,将来输入外债授权他人,殊可惊惧。遂于昨日刊发传单,奔走相告。拟即日开会举代表赴摄政王府第,泣求收回成命,仍准商办。”

这对革命党来说,也是绝好的机会。在革命党的暗中鼓动下,湖北多次举行千人集会,革命党人陶勋成亲自上阵,痛斥政府媚外辱国,也在公开大会上断指明志,而留日学生江元吉则割肉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16个字。

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年初才创刊,此时发表了一篇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的文章,呼唤“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何海鸣则发表了《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鼓吹反政府暴动。湖广总督瑞澂立即下令,查封《大江报》报馆,逮捕何海鸣、詹大悲。

里程最短、筹资最顺利、铁路完工最多的广东省,本来受铁路国有政策的冲击很小,但他们也站出来对抗中央政府,以便为自己赢得更好的谈判砝码。广东铁路公司的绅商们“大动公愤,纷筹对待之法,已决定一面奏劾盛宣怀,一面质问总协理大臣”(《申报》)。在6月10日的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股东表示要“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路亡国亡,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对政府的“破坏”全力反抗,甚至也喊出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的杀气腾腾的口号。

后来闹得天翻地覆的四川铁路公司,此时相当安静,原因则也是“利益”二字:四川的绅商们都在等待着政府出手,将他们从极度亏损的经营泥潭中解救出去……

“卖国贼”的合同

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抗中央政府,这显然令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有点“害羞”。

不久,一个极好的“抓手”出现了:国有诏书发布后11天,中央政府与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引进1000万英镑的巨额外资,投入铁路建设。各省欣喜若狂:这下子可以上升到“爱国”还是“卖国”的高度来和中央政府讨价还价了!

这笔外资的引进是张之洞生前未能完成的任务。张之洞从比利时人和美国人手中收回粤汉铁路并改为商办后,“爱国荷尔蒙”没多久就被各省商办铁路公司纵欲般的腐败与低效消蚀殆尽,“翻然悔悟,不护前非,仍拟借款筑造,乃向英德法三国银行订定借款草合同”。1909年6月6日,张之洞与英德法三国银行签订了550万英镑的贷款协议,年利率5厘,专用于建造湖广境内粤汉与川汉铁路。但此协议在中央政府最后批准前发生变故,“美国援案插入,暂缓陈奏”,而“张之洞旋即病故,此事遂一搁至今”。时人感慨,自从粤汉铁路从洋人手里废约收回以来,“已阅七载,倘若无此翻覆,粤汉早已告成,亦如京汉,已届十年还本之期矣”。

张之洞去世后,本来一直被他压制的两湖绅商失去了制衡,势力大涨。此时,大清国又在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设立地方议会(谘议局),这迅速成为绅商们加入政治游戏的大舞台,得以进行力量动员和集结,扛起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大旗,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张之洞未竟的谈判由盛宣怀接力,这也注定了他日后“卖国贼”的命运。为了改变商办铁路大量占用和耗费有限的社会资源,铁路国有及引进外资已经成为朝野的主流思路,这一谈判被大大加快。

盛宣怀无论对内对外都是个强势的人,在他的主持下,“磋商数月,会晤将及二十次,辩论不止数万言。于原约稍可力争者,舌敝唇焦,始得挽回数事,实已无可再争”,贷款合同的条款不断地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不仅年利率依然维持在5%,不到国内钱庄和票号贷款利率的一半,而且所贷款项的半数可以存在交通银行与大清银行,这等于为这两家国有银行提升了头寸,而原合同规定只能存在四国银行。同时,合同还删除了原定四国有权参与建造若干支路的条款,并规定所用铁轨必须使用汉阳铁工厂的国产货,其他原材料则进行国际招投标,不再由外方指定。盛宣怀坚信,根据这一合同,资金到位后,粤汉铁路三年内就能全线接通,十年内可以开始还本。

这份令盛宣怀相当自得的合同,基本内容是:

一、中国向德法英美四国银行借款1000万英镑,年利率5厘。用于建造1800华里的铁路以及车辆设备,铁路将在3年内完工,贷款则须在40年内还清。

二、中国以湘鄂两省的百货厘金、盐厘金等合计520万两作为抵押。此项贷款本利如能按期偿还,则贷款方不得干预各省之厘捐。

三、铁路建造与管理的全部权力归中方所有,并由中方自行选派3名外籍总工程师,外国银行对所聘总工程师有否决权,但须说明否决理由。总工程师听命于中方督办大臣。其委任或辞退有关人员须经中方总办同意,如有分歧,由中国邮传部作最终裁决,对此裁决,不得提出异议。

四、所用铁轨必须使用中国汉阳铁工厂自行制造的产品,价格则由邮传部比较欧美产品价格而定。所需从外国购入的重要原材料与产品,须通过招标方式进行,经理之人须通过公共市场,择价格最廉者或货料最佳者购买,定购材料及支取费用,须由中方督办大臣或总办核准签字。进货时须由中方所聘者验看后才能进货。如中国的原料或产品与各国原料或产品相比,质同价低,或价同质高,则应优先购买中国原料或产品,以鼓励中国工业。

但是,这一完全平等签订的借款协议立即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攻击政府的依据,“卖国”、“贪赃”的罪名几乎成为盛宣怀及邮传部的代名词。盛宣怀的名声本就不好,号称“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而在对外采购和引进外资时吃回扣、“加帽子”(在定价上加虚价中饱私囊),在大清国不是潜规则,而是显规则。

对于大清国的腐败,美国《纽约时报》甚至认为这危及人类道德:“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防御工事以及铁路的引进一夜之间给大清国的官员们带来了大量的侵吞公款的机会。只要外国的公司引诱他们、进行贿赂的话,再怎么老掉牙的枪支或再怎么陈旧的弹药他们都会购买。他们同样也大肆购买了许多原材料……他们在买东西的过程中,行贿现象和贪污行为比比皆是。”

掌管了铁路、航运、电报、邮政四大肥缺的邮传部,一直就是腐败的渊薮,官员连轴换,因此在当时就被戏称为“运动部”。1909年,部长陈璧就以贪污罪名被革职。陈璧引进外资贷款“借高息不借低息,得其回扣,饱其私囊”,而且还卖官,“凡欲占一席位置者,非运动不可,故陈璧在京时,大有臣门如市之慨”。据估计,其贪污总额约在585万英镑。而另一任部长唐绍仪,其“营私舞弊和重用亲戚的做法,甚至在中国也达到了不同寻常的规模……他在海关或铁路或邮传部里的空缺,只要能捞到手的都安插了他自己的亲戚或姻亲,或是他的广东同乡”(莫里循语)。

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这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局面。时人胡思敬在其名著《国闻备乘》里,曾经生动地描写了宣统年间的“七党林立”:“孝钦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夤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统军谘府,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等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勾通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为一党。泽公(载泽)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载沣福晋,荣禄之女)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一党。”

梁启超也说:“(晚清朝廷)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挤排异己之具;借新政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盛名卓著的盛宣怀突然吃起素来(后盛被查办抄家,均未发现涉及从本次四国银行贷款中侵吞回扣的任何证据),早已习惯了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的国人却也宁愿相信“莫须有”。自然,不少反对者并非反腐败,而只是痛恨自己没有机会腐败而已。

最令人们浮想联翩的是,急于追求政绩的盛宣怀和中央政府高层在铁路国有上似乎操之过切。5月8日才成立首届责任内阁(即所谓的“皇族内阁”),9日就在未与地方充分沟通的前提下匆忙公布铁路国有政策,20日则签订了四国银行贷款合同。见惯了老牛拉破车的低效政府的大清民众,对于这种罕见的高效率自然是要多打几个问号的,一件至公至正的事也因此被蒙上了鬼头鬼脑的朦胧色彩。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盛宣怀这位“总揽轮船、银行、铁政、炼冶、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八颗夜明珠”的猛人(《经元善致郑观应函》)被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倒也情有可原。

其实,湖南铁路公司与川路一样,也基本依靠特殊政策,在公权力的保驾护航下才启动的——其500多万两总资本金中,商股才100万两,其余的都是米捐、盐捐、租捐、房捐等。那些高喊着民权、产权的绅商们,其实都只是代理人,但被代理的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绅商们便俨然当家做主,动辄以人民代表自居。这些高喊着爱国的人们,在修路无能、筹资无方的困窘之下,也曾悄悄地试图引进被他们所痛恨的外资,只是外资毫无兴趣与之合作。

而那些纷纷借机成立的湘路公司协赞会、湖南商务总会、湖南粤汉铁路公司等组织,为了满足各种会长、总理、干事们的官瘾能够举而弥坚,以“人民”的名义向政府发难就是最好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素有人望的湖南士绅领袖们都远远地避开了所谓保路运动,如湖南省谘议局议长谭延闿就故意滞留北京,而副议长亦远走他省,湖南的运动其实被传统的地下帮会及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党所控制。

被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盘踞的各省铁路公司,其实已经成了暗无天日的黑箱,他们早已习惯了在黑暗中摸索获利。盛宣怀和朝廷的政策,示好于民,媚眼并非抛给他们。黑夜给了他们黑色的眼睛,那并非用于寻找光明,而只是用来寻找如何让黑夜更为黑暗的路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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