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另一面 ——明清之际的东南沿海

一

在明清交替之际，我们先把大陆上的政治斗争放在一边，回来看看从明初到清初这段时间的东南沿海问题。

在传统的论述中，常认为古代中国是一个静止、保守、封闭的农业国家，商业在中国居于末位。在谈论中国的内陆地区时，这个看法大致是对的。但我们国家除了内陆，还有广阔的海域，当我们来到中国的东南领海和沿海地区时，见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几千年来，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存在着巨大的利润空间。在这利润的驱使下，欧亚商人（而不是张骞）打通了陆上丝绸之路。这条路连接了中国、印度和欧洲，三个地区的商品在这条路上川流不息。

但是到了唐朝中后期，西域地区由于战乱的原因，商路断绝，利润的诱惑逼着商人们很快发现了替代的办法：走海路，从中国的东南沿海出发，沿着海岸线向西到印度，再到中亚的波斯湾和红海，再走陆路进入东欧。这个路线和陆上丝绸之路一样，也同时连接了中国、印度和欧洲，但是避开了战火不断的西域。

从此以后，中国的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日益繁华，通过出口丝绸等手工业品，大量的财富涌入中国。宋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除了农业的原因外，也有海上贸易的因素。繁荣的贸易一直持续到了明朝前期。

兴旺的海上贸易，促进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另外，元朝的首都在北京，每年要从南方往北京运送大量的粮食。可是当时的南北大运河还没有修到北京。幸好北京靠近海边，离它不远的天津就是一个优良的港口。而且海运的费用比运河更便宜，所以元代的粮食运输很大程度上依靠海运。有了国家的支持，海运的舰队规模越来越大，也促进了海运技术的发展。

到了明朝，中国的海运技术达到了世界前列。为了接下来郑和所开创的航海事业，打下了技术基础。

有无数人幻想过，假如明初郑和的舰队是一支类似西方人那样的殖民舰队，在亚洲、非洲沿岸建立起大明王朝的殖民据点，中国的历史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你看英国一个弹丸小岛，能一跃成为世界最强的“日不落帝国”，靠的不就是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吗？我们大明帝国比它大了不知多少倍，起步要早上百年，这称霸世界还不就是手到擒来吗？

没戏。

我们在学习清末屈辱史的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我们之所以被列强欺辱，是因为我们的船不够结实、大炮不够先进，只要我们的科技赶上列强，我们就能反过来欺负别人。这个观点错误地把西方崛起、人类进入现代化的原因总结为“科学发展”。

郑和的舰队规模庞大，所到之处天下无敌，他最远航行到了非洲北端，航行距离在当时的世界上首屈一指。就算瞬移到几十年后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时代，郑和的舰队和欧洲人的舰队都有的一战。

但这不重要。

因为郑和的远洋事业并非来自于民间，而是皇帝的一时兴起，注定不能长久。

郑和原本是朱棣家中的宦官，后来朱棣造反，郑和立下战功，受到朱棣重用，最后被派往西洋。至于朱棣开展远洋事业的真正原因，史学家众说纷纭。有人说是为了扩大明帝国的政治影响，有人说是为了追求贸易利润。也有人说是因为朱棣攻陷南京后，建文帝失踪不见。后来有人传言在南洋见过建文帝。朱棣派郑和航海，是为了寻访建文帝，以绝后患。

朱棣之后的皇帝失去了对远洋的兴趣，中国的远洋事业也就戛（jiá）然而止。郑和的航海文件被锁在了深宫的档案柜里。几十年后，明宪宗又对远洋产生了兴趣，命人去找郑和的航海档案，结果怎么也找不到。据说是被兵部尚书私自藏匿（一说焚毁）。反正皇帝也就是一时的兴头，档案没了也就没了，航海的事情没人再提，反倒是迎来了漫长的海禁时代。

二

前面说过，朱元璋看不到商业贸易的好处，希望把中国变成一个静止、凝固的农业社会。偏偏大海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世界，在没有雷达和卫星的古代，在茫茫大海中想找到一条船千难万难。官府想要彻底控制一个海域实属痴人说梦。朱元璋看到船只可以在中国沿海随意往来，想停就停，想走就走，随之而来的就是海盗、走私，以及敌对分子的渗透。合着整个大明帝国的半壁江山全都暴露在茫茫大海前，这怎么能让朱元璋安心呢？于是朱元璋用他一贯的蛮横手法来解决问题。他一声令下，禁止了民间的一切航海行动。这就是明朝“海禁”政策的开端。在随后的年月里，明朝的海禁政策时松时紧，到了明朝中后期的嘉靖时，海禁达到了高峰。

贸易利润的诱惑是极大的，这种诱惑能让古代人类在凶险的沙漠中开出一条丝绸之路，朝廷一张小小的禁令，怎么能比得上利润的力量呢？

海禁政策越严格，走私的利润也就越大。由于海禁，原本的航海商人不能正常贸易，一些胆大的便开始走私。这生意不仅利润更高，还不用给官府交税。

于是在海禁期间，中国的东南海域出现了很多走私贩，他们为了抵抗官府的搜捕，武装自己的船只。在大海上，武力就是王法，这些武装商船遇到比自己弱的船队也会出手抢劫，也会侵扰沿海百姓。这些半经商半当海盗的舰队，在当时被称为“倭（wō）寇”。

“倭”是古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因为当时很多中国人认为海盗大多是日本人，所以有了“倭寇”的说法。其实，当时的海盗里什么国籍的人都有，有日本人，有中国人，也有欧洲人。由于东南沿海离中国比较近，中国人口较多等因素，实际上倭寇里占大多数的是中国人。如嘉靖时最有名的海盗首领汪直，原本就是徽州商人，他的手下既有中国人，也有日本人。

这些倭寇把基地设在日本，这样可以远离明朝海军的控制范围，还能从日本得到源源不断的武器和物资供应。倭寇中有不少中国成员，因此熟悉中国的地形、民情，在中国还有支援他们的内奸。一些中国沿海的村子和倭寇进行贸易，以换取利润和保护。还有一些中国村民，平时当老百姓，倭寇来了就跟着倭寇一起打家劫舍，为倭寇提供本地情报。因为这些优势，倭寇甚至能攻入县城，杀死县令，给沿海百姓带来很大的灾难。为了剿灭他们，明政府每年要拿出大笔军费，戚继光就是在抗倭战争中脱颖而出的。

戚继光是当时第一流的军事家，他看到沿海的边防部队兵备废弛，根本没法用，于是干脆自己招募、训练部队，组织了一支强大的“戚家军”，在对倭寇的作战中屡屡获胜。

但是并没有什么用。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屡战屡胜，却没有办法禁绝倭寇。因为只要利润的诱惑足够大，总会有人铤而走险。而且倭寇的基地在日本、在南洋，他们打不过就跑，明朝这边永远也不可能彻底胜利。所以明朝的抗倭战争，是今年打完了明年打，明军不断获胜，可是倭寇就是打不完。反倒把国库打得苦不堪言。

最后倭寇问题怎么解决的呢？很简单，利润的问题还要靠利润的手段去解决。后来大明朝开放了海禁，允许私人商队经商。这个规定一出来，那些走私商队都很开心，他们可以合法地获得贸易利润，不用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还可以省出大笔原本用来对抗官府的军费。那谁还愿意做海盗呢？当然多少还剩下一些顽固的海盗，但实力大不如以前了。

另一边，朝廷也很开心。一个是省下了抗倭军费，沿岸居民也能安居乐业，为国家缴纳更多的赋税。另一个是国家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抽取大笔关税，原本用来供给海盗的钱，都落入了国家的腰包。再加上日本也加强了对海盗的查禁，明朝末年的倭患才得以解决。

如果明朝政府能早点想到这个办法，能早认识到贸易的巨大力量，明朝才真有可能代替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

就在郑和开始第五次航行的时候，在地球的另一边，西方人也开始了远洋探险。和郑和庞大、豪华的皇家舰队相比，欧洲探险者们的舰队可就寒酸多了。在大航海时代之初，外出探险的航海者大多抱着发财升官的目的，只凭着一张嘴皮子到处游说贵族、富商，要来一笔钱，买来几艘船，就敢晃晃悠悠地朝大海深处驶去。后来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整个船队只有区区三艘船，连郑和舰队的零头都赶不上。但是欧洲人的航海动力并非来自于权贵的个人兴趣，而是追逐利益的私心。

因为这一个小小的不同，导致东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三

在讲明末经济危机时，我们说过，中国并不是产银国家，仅仅是靠对外贸易，就变成了一个白银大国。这从侧面说明了中国商品在对外贸易中有多么大的优势。当时，最受欧洲欢迎的中国产品是丝绸、瓷器、茶叶。这些精美的商品到了欧洲便价值连城，成为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

更受欧洲人欢迎的，是产自印度和东南亚的香料。

在近代以前，欧洲人的烹饪方式非常单调，调味料很少。而且那个时代没有冰箱，保存肉类的办法只有风干和拿盐腌制。这些腌肉、干肉味道除了咸还是咸，非常难吃。后来欧洲人发现来自东方的香料——胡椒、肉豆蔻、咖喱、姜、桂皮之类——是非常棒的调味品，只要放上一点，难以下咽的食物就变得香喷喷了。欧洲人很快迷上了香料，贵族的一日三餐全都离不开它，不仅吃饭加香料，连喝酒和咖啡也要加香料，甚至高档蜡烛都是加入香料制成的。香料已经成为西方人生活的一部分了。

由于路途遥远，香料和中国的手工艺品运到了欧洲都会变成天价。一开始欧洲的贵族们还能负担得起，但是到了明朝初年，伊斯兰人统治了中亚。丝绸之路有陆上和海上两条，从陆上走自然要通过中亚，从海上走要在波斯湾或者红海登陆，这里也属于中亚。那个年代还没有苏伊士运河，欧洲人也没有发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在欧洲人已知的范围里，中亚是去往东方的必经之路。现在中亚被伊斯兰人占领，他们和欧洲人的宗教信仰不同，欧洲的商队通过中亚，要向他们缴纳非常重的税。

这样一来，欧洲的香料价格开始急速飙升，甚至比得上黄金。商人们交易香料要像交易宝石那样，用天平小心翼翼地称重。我们今天几十块钱就能吃到的黑胡椒牛肉，在当时相当于几万块钱一顿的豪门盛宴，不是贵族根本吃不到。

巨额利润诱使人们创造奇迹。其中最受刺激的，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这三个国家位于欧洲最西边，东方的货物到了他们的手上又要经过沿途商人的层层盘剥，价格更高。而且葡萄牙和荷兰都是欧洲小国，国土面积狭小，在陆地上没有发展前途，它们自然把目光转向海上贸易。

金钱和物资，这是欧洲人开始环球航行、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动力

有的书上把哥伦布、麦哲伦时代的环球航行写成了“人类对真理的伟大探索”，这么说虽然也对，但航海家们根本的动机是为了地位和财富。在发财的梦想下，欧洲的航海家们开始四处航行，拼命寻找绕过中亚，从海上直接到达亚洲的办法。

首先出发的是葡萄牙人，他们顺着非洲海岸一路南行，想要绕过非洲直抵印度。当时非洲土著的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欧洲人，于是这些葡萄牙人老实不客气地把沿岸停靠的地方都宣布是自己的领土，建立了据点。

等到西班牙人开始航海的时候，发现沿着非洲的路都被葡萄牙人给占上了，没法走了。好在当时很多人相信地球是圆的，于是哥伦布带领船队向西边的大洋深处驶去。在舰队即将绝望的时候，哥伦布幸运地发现了土地。他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印度，于是把他遇见的土著称为“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和“印度人”的英文写法一样）。其实，他发现的是美洲大陆。

美洲大陆虽然没有香料，但是有丰富的银矿。西班牙人在美洲开采了大量的白银，通过贸易辗转流到中国，这才促成了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施行。

另一面，是葡萄牙人继续推进向东的航路，终于在明朝中叶的时候来到了中国。当时明朝还没有开放海禁，葡萄牙人通过向广州官员行贿的方式，以“租借”的形式得到了一小块土地的居住权。这块土地就是澳门，葡萄牙人算是在中国扎下了根，从此通过对华贸易，获得了大笔的财富。

到了明朝末年，荷兰人后来者追上，海上实力反超葡萄牙。了解鸦片战争史的朋友都知道英国有个“东印度公司”。其实，荷兰人比英国人更早地建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这个所谓“公司”并非我们熟悉的商业机构，而是一个独揽军事、金融、大权的殖民地政府。荷兰人由此成为明朝末年，在中国东南海域里最强的一支西方力量。

不过，西方人里最强的舰队，放到中国这边啥也不是。

在有些人的印象里，西方列强的舰队一到中国就大杀四方，随意碾压。其实在明朝时，中国的舰队要比西方人强很多。主要原因是此时的欧洲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阶段，国力还比不上庞大的中国。另一大原因，是西方舰队长途奔袭，要绕过半个地球来到中国。中国的舰队可是在家门口作战，支援物资近乎无限，所以西方人无论如何也讨不了好去。

只是到了明朝末年，明帝国的军事重心在北方，南方的海事不受重视，海面逐渐被私人舰队和外国势力垄断。其中最强的一支，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的舰队。

四

郑芝龙这个人用文雅的词说，是一个“机会主义者”，用白话说，是个老油条、老混子。

郑芝龙从小就混迹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之间。他这个人完全没有原则，谁给的利益多，他就跟谁混。他跟随过中国海盗，给荷兰人当过翻译，皈依过天主教，也在日本混过很长一段时间。他还在日本娶妻，郑成功就是郑芝龙同他日本妻子所生的。

后来，郑芝龙混出了头，他的舰队在台海地区数一数二。后来他瞅准机会，投靠了明朝政府，成了明朝的海军将领。这个所谓的“投靠”只是名义上的换个旗帜，郑芝龙原来的部下、军队、舰队仍旧归他一个人指挥，就是旗帜变成了大明的而已。这么做也是明朝政府的无奈之举：此时明朝已经无力维持沿海秩序，把郑芝龙的舰队招安，也算是在名义上平定东南海域了。

郑芝龙投靠明朝也不是因为他多忠于大明，而是想借着明朝政府的支持打击海上的敌对势力。再者，他毕竟是中国人，投降明朝后有了便从通缉犯变成了有头有脸的权贵，可以大模大样地回到中国生活了。在被招安不久，郑芝龙就把留在日本的老婆和六岁的儿子郑成功接回了福建老家。

在福建，郑成功过着富足闲适的生活。郑芝龙不打算让孩子接自己的班，他让郑成功好好读书考试，走一条在当时最为稳妥、最为体面的科举之路。然而大时代风云突变，李自成进京，崇祯上吊，满清入关，郑成功再也不可能过上平静的生活了。

崇祯上吊的消息传到了南方，南方残存的明朝官员仓促组织起了数个小政府。郑芝龙原本就是明朝官员，顺理成章地成了南明的海军将领。当然，他并不是真正要恢复明朝江山，而是手握自家的舰队，寻找机会谋取更大的利益。

前面说过，南明政权是烂泥扶不上墙，满清一路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南方。这时郑芝龙再次展现了投机分子的本色，不做抵抗就投降了满清。郑芝龙认为清军只会骑马作战，不擅长水战，自己投降后，满清一定会特别仰赖他的舰队，将来定会风光无限。

在这件事上，郑成功和父亲产生了分歧，他极力劝阻父亲，认为降清没有好处。郑芝龙不听儿子的话，自己跑去跟清朝投降。结果郑芝龙投降后，满清把他一个人带到了北京。这样一来，郑芝龙失去了自己的舰队，失去了全部的家底，成了满清的笼中鸟。

这边满清在招降郑芝龙后，立刻违背了和郑芝龙之间的协定，攻陷了郑芝龙的家乡。清军所到之处大肆奸淫掳掠，郑成功的母亲也被清军侮辱，最后上吊自杀。这对郑成功来说自然是刻骨仇恨。父亲又被清军所拘，郑成功便招募郑芝龙的余部和其他抗清势力，举起了反清的大旗。

当时南明朝还有一个永历帝在广西抗清。郑成功便奉永历帝为君主，当然，这就是名义上这么一说。郑成功其实就是个军阀，别说他和广西距离很远，就算很近也不会服从南明的调遣。甚至为了抢地盘，郑成功还发兵进攻过永历政权。

郑成功是个很有能力的政治家、军事家，鼎盛时期，他的军队多达几十万人，在东南地区占领了不少满清的地盘，还曾大举进攻过南京。但是郑成功的军队不擅长陆战，因此不能长期占领大片土地，也就得不到足够的赋税收入。郑成功的补给除了海外贸易外，只能靠沿岸劫掠、强征，这其实和他父亲当年半海盗半海商的模式没有多大区别。

一开始，清军重点清剿中国东南地区的反清势力，顾不上对付郑成功。后来西南逐渐平定，清军的大部队来到了东南地区，郑成功在陆上的城镇被清军一一攻陷，他急需一个能长久驻扎的据点，于是把目光移向了我国的台湾岛。

五

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移居到台湾岛。元朝和明朝的政府都在台湾地区的澎湖列岛上设置了官署。不过当时的台湾岛还很荒凉，明朝政府没有派官员直接管辖。

荷兰人刚来到中国的时候，一开始想玩狠的，用武力夺取澎湖列岛，结果和明朝军队打了几仗，大败而归。这时，澎湖列岛的驻军的一位翻译告诉荷兰人，说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作“大员”的地方，让他们去那里居住，不要来骚扰澎湖。

这个所谓“大员”，就是今天的我国台湾岛台南地区的一个沙洲。

台湾岛对于当时的商人和海盗来说，是一个理想的据点。它一面紧邻中国大陆，一面可通向日本，一面靠近东南亚，地处海上交通的要道，特别适合作为往来船只的补给据点。由于缺少明朝军队驻扎。此时的台湾岛属于“谁有枪谁就是老大”的状态，很多势力同时盘踞在岛上，你占一个港口，我占一个据点。荷兰人就在台湾的南部地区建立了要塞。

明朝官员让荷兰人去“大员”，只是想给这些商人一个可以补给停靠的地方，省得他们再来骚扰。但是荷兰人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开垦土地，要求当地的中国人为他们种植棉花，还向百姓收税。因为过于残酷，当地的中国百姓曾经爆发了一场起义，但被残酷镇压，不少中国人被屠杀。荷兰人还怀疑这场起义背后的主使是郑成功，他们之间的矛盾越发激烈。

为了获得根据地，郑成功向荷兰殖民者发动了进攻。经过多半年的艰苦战争，荷兰人死伤惨重，残存的荷兰守军向郑成功交出了城寨，全部撤出了台湾岛。

从此，郑成功控制了台湾岛，在岛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和移民。

清朝缺少海军部队，在海上打不过郑成功。现在郑成功又有了根据地，清廷更没辙了。于是清政府像明朝当年对付倭寇那样，实行禁海政策。清廷的禁海政策更加彻底，也更加残酷，规定靠近台湾海峡的地区沿海三十里范围内的居民全部迁走，村庄田舍全部焚毁，入海河流植入木桩截断。有的地方还修筑城墙、城寨，派兵防守，过界者一律处死，保证“寸板不许下海”。

这项政策导致沿海大量的田地、房屋被毁，无数依靠大海为生的渔民、盐工、商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不少百姓因为擅自过境而被杀害。对沿海百姓来说无异于天大的灾难，“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占领台湾后不久，郑成功就去世了。他死后，他的部将们拥戴郑家的子孙继位。

可惜的是，郑成功的子孙都很不争气，他们贪图享乐，甚至出现了长子与四弟的乳母私通这种烂事。郑成功去世后，他的子孙每一次掌权都经过了残酷的内斗，兄弟之间刀兵相向，互相残杀。再加上清朝已经初步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东南，郑家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了。

论国力，清政府剿灭郑成功不是问题，只是清廷缺乏优秀的海军。军舰还能靠钱堆出来——反正大多数造船的工匠、船坞还都在大陆。可是富有经验的海军将领怎么办？训练有素的水兵怎么办？

结果是郑成功的内乱白送给清廷一个人才：施琅。

施琅是个很有才干的海军将领，他原本是郑芝龙的部下，郑芝龙降清后，就跟随了郑成功。但是施琅后来受到了郑成功的排挤，两人矛盾激化，郑成功逮捕了施琅全家，只有施琅一个人逃脱。郑成功知道后勃然大怒，杀了施琅的父亲和弟弟。这么一来，这仇恨是没法解了。施琅对郑成功恨之入骨，转身投降清廷。

因为身上有血海深仇，清廷不担心施琅的忠诚问题，让他负责组建、指挥海军。在郑氏内乱，实力大为衰弱的时候，施琅带领大军杀到台湾岛。当时已经是康熙二十一年，四海之内，再也找不到反抗清政府的力量。清廷空前强大，郑氏又内乱不断，统一是毫无悬念的结果。郑氏家族在打败了一场海战后，就向施琅投降。从此，满清在台湾岛建立官府，驻守士兵，开始了对台湾岛的统治。直到二百年后，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台湾岛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