狠君主架不住懒子孙 ——明朝的灭亡



一

朱元璋和朱棣的严酷统治，虽然给明初的政治加上了不少血腥，但历史自有其运行的惯性。明朝政治还是继承了不少宋代政治互相制衡的特点，终明一朝，也像宋朝那样没有出现后宫干政、外戚当权、军阀割据之类的大问题。由于司礼监和东厂、西厂的存在，明朝倒是出现过几个权倾朝野的大宦官。但是由于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这些大宦官再厉害也要屈服在固有的政治系统之下，最厉害的魏忠贤也不可能随意废立皇帝。当宠信他的皇帝去世后，魏忠贤很快就被新皇帝剥夺了权力，畏罪自杀了。

明朝之所以走向灭亡，固然有统治者自身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一些古代社会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

比如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土地兼并，地主豪强隐瞒人口问题。因为土地兼并得太厉害，在明朝的鼎盛时期，甚至发生了全国人口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却在减少的怪现象。

明朝还有一个失误是皇室封王太多。为了防止皇室宗亲干涉朝政，明初规定所有的皇室子孙一成年必须离开首都，到指定的封地上居住，而且不许科举当官，不许经商，不许擅自离开封地，等于就是不许这些人干任何工作，由国家出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这倒是可以防止他们干政了，可是古代没有计划生育，皇亲国戚不断地生孩子，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明朝后期，皇室宗亲竟然高达八万人。明朝政府花费了大量的金钱供养他们，例如，用来供养山西皇室的俸禄甚至一度超过了山西省的年收入。这么一大笔开销，成了国家的巨大负担。

明朝还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党争，这是官僚机构互相制衡的代价。而且明朝又不像宋朝那样有厚待士大夫、不杀读书人的传统，因此明朝的党争更为惨烈。党争的目标往往是彻底弄死对方，让对方家破人亡，以免对手东山再起，寻机报复。

明朝不仅官员和官员之间存在党争，官员和宦官之间也会发生激烈的争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朝末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以读书人为主的“东林党”之间的斗争。

魏忠贤原本是个街头混混，因为欠下赌债，干脆阉割了自己，进宫当了宦官。他很聪明，很会说话，在宫中结交上了皇子的乳母。后来这位皇子登基，也就是“天启帝”。魏忠贤也跟着平步青云，当上了司礼监里的大太监，掌握了批红的权力。

天启帝的母亲不受宠，在天启九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天启在小时候备受冷落，没受过特别好的教育。而且他继承皇位时只有16岁，还是个半大孩子。这么个孩子当上了皇帝，只觉得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乐了，根本不把国事放在心上。魏忠贤便利用这一点独掌大权。天启小时候因为特别孤独，喜欢上了做木匠活。他的木工技艺精湛，可以制作出非常精巧的模型，当上皇帝以后，他更是放开了手脚玩木匠活。魏忠贤便专门在皇帝专心做木匠活的时候向他询问军国大事。毫无心机的皇帝多半挥挥手说：“你看着办吧。”

一个官员，不管他内心多么自私卑鄙，因为他生活在官场里，总要遵守“儒表法里”的游戏规则，表面上总要维护一下儒家道德。魏忠贤生活在后宫里，唯一权力比他大的皇帝还是个中二木匠，因此魏忠贤连“儒表”的面子工程都不需要做。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直奔主题——追求更大、更稳固的权力。

有了批红的权力，魏忠贤只提拔那些愿意巴结自己的小人。对于不肯同流合污的官员一律贬官发配。对于那些敢正面攻击自己的官员，他还有锦衣卫和东厂的酷刑。在他的淫威下，很多反对他的官员都惨死在诏狱里。

经过这些手段，魏忠贤的身边很快聚拢了一大批依附于他的鹰犬。因为魏忠贤是宦官，是阉人，所以魏忠贤和依附他的官员被当时的读书人称为“阉党”。多亏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两件法宝，才没让魏忠贤彻底霸占朝政：

第一件法宝是儒家道德。魏忠贤的所作所为明显违反了儒家道德，绝大部分读书人都看不下去，即便不敢当面反对，也憋着劲儿等待机会推翻他。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真心信仰儒学，把儒家道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推翻魏忠贤，他们成了反对阉党的排头兵。

第二件法宝是互相制衡的权力机制。虽说明朝扩大了皇权，但在文官集团面前，魏忠贤仍旧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文官还有反击的机会。

反击的这群人，因为早年经常聚集在江南的“东林书院”里交流学问，因此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这个名字是宦官集团给起的，这里的“党”是“朋党”的“党”，不是好词。“东林党”是宦官集团用来攻击他们的叫法，当时并不存在一个立场分明的党派，他们只是一群因为反对宦官集团而自觉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

这群东林党人非常勇敢。他们在魏忠贤大施淫威的时代，既不受高官厚禄的诱惑，又不怕流血牺牲的威胁，通过上书、演讲等方式，前仆后继地和阉党斗。其中最有名的一次，魏忠贤派特务到苏州抓东林党人，结果特务被义愤填膺的百姓打死。这件事闹大了，必须有人出来认罪才能平息。于是有五名市民主动出来自首，这件事后来被写成了文章歌颂，也就是著名的《五人墓碑记》。

这么看来，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好像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斗争。然而对于国家而言，这其实是一个“由左边那个笨蛋执政，还是由右面那个笨蛋执政”的问题。因为朋党的最大危害是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魏忠贤任人唯亲，东林党人也好不到哪去。

后来崇祯皇帝登基，魏忠贤终于倒台，东林党人抬起了头。不过崇祯这人非常多疑，他特别反感大臣结党，所以他不仅提拔东林党人，也提拔了一些和东林党不对付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朝廷里还是党争不断。这些人无论是提拔官员还是选择国家政策，一律以党派站队为优先考虑。这么搞，国家自然好不了。

而且这些读书人互相攻击的时候，用的借口全都是儒家道德，所以无论是哪个党派的官员，在表面上都是儒家的道德模范。而且都是超级模范——否则就会被政敌抓到把柄轻易干掉。在这种风气下，所有的国家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儒家道德”为最高标准。在明朝末年对满清（当时应称为“后金”）的战争中，所有选择都变成了道德问题。比如是战还是和，是进攻还是防守，这原本是个技术问题，哪个选项对国家有利，就选哪一个呗。可是到了知识分子那里，就变成了严峻的道德问题：谁敢求和，谁敢闭关不出，谁就是投降派，谁就是卖国贼。当求和、防守对国家有利的时候，却没人敢坚持这一提议，明军因此犯了不少战略错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魏忠贤灭亡后，党争仍旧没完没了，结果是朝廷里没人干正事。一直到了最后清军入关，明朝退守南方的时候，在南方的明朝小朝廷里，大臣们仍旧因为党争互相倾轧，把心思都用在排斥异己上。在清军大兵压境的时候，明军内部竟然还在互相残杀，打起了内战。

党争不仅祸害明朝，甚至还继续祸害清朝。清朝建立后，大量的明朝官员投降清廷，其中也有不少阉党和东林党人。这些人到了满清的朝廷里，还在党争，还在斗。

土地兼并、党争，这些当时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把大明帝国推向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候，偏偏还有一系列的倒霉事，给了大明朝致命的一击。

二

从明朝末年一直到清朝康雍乾年间，全球气温有较大幅下降。在气象学上，称为“小冰期”。当时全球都受到降温、干旱的威胁，甚至海南岛都有数次下雪的记录。

严寒带来的首先是全国农业减产，部分地区出现灾荒，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严寒还让长城以北的渔猎民族饱受饥荒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停止内斗，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向长城以南进攻，以求生路。

其中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一个女真族部落，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满清”。我们还记得，当年占领了大宋半壁江山的“大金”也是女真族。所以满清在入关前，立国号为“金”，历史学家称为“后金”。后来皇太极又把后金的国号改为“清”，把“女真”改为“满洲”，简称“满族”。这就是“清朝”、“满清”的来历。

所以我们在谈论明朝末年局势的时候，说“女真”、“后金”、“大清”、“满人”、“满清”，说的都是同一件事。

在小冰期的影响下，女真族不断南侵，粮食又大规模减产，这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这些压力最终只能落到百姓的身上。明朝末年，赋税一加再加，各种加征的税款花样百出。原本就受到天灾侵扰的农民更加苦不堪言。

更倒霉的是，明朝末年的经济还出现了问题。

中国传统的赋税，有实物和徭役两种形式。也就是老百姓要上交自己生产的实物，同时还要去服徭役，为国家干活当兵。这两种税都有很大的弊病。就拿实物税来说，实物税征收过程繁琐，因此征收成本很高。比如实物总有质量高低的问题，这粮食掺没掺石头啊，这布匹织得细致不细致啊。这质量的高低不存在绝对客观的标准，只凭经手人的一句话，这就给舞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收税的小吏可以随意贬低百姓上交的实物，逼迫他们行贿或者缴纳更多的财物。税吏还可以以次充好，把质量差的实物上交给国库。实物赋税还有不易储存、不易运输的缺点，经手人可以夸大在储存运输中的损耗，又贪污了一笔款项。

到了明朝后期，首辅张居正进行“一条鞭法”改革，他把实物税和徭役都统一合并为上交银两。也就是说，老百姓该交的实物，该服的徭役，全都换算成银子，以后只交银子就行了。国家需要实物和劳力时，再用这些银子去从老百姓那里购买。这种形式简化了税收过程，减少了实物储存和运输的成本，减少了经手人贪污的机会，增加了统计监督的力度。更重要的，还增加了老百姓的生产自由，农民不一定非要种田，非要织布，他可以觉得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那些善于赚钱的百姓，他可以付出一部分金钱来免除徭役，避免徭役浪费他的生产时间。那些只有力气没有本事的百姓，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徭役换取生活费，以免他没有收入。

在讲商鞅变法的时候，我们说过自由市场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张居正的这个办法，本质上是一个道理。就连现代各个国家也采用这样的税收方式：只交钱。

这个非常合理的政策，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却给国家添了麻烦。

明朝末年因为后金的持续入侵，明帝国在东北边境驻扎了大量军队，这些士兵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原本东北的军队可以靠屯田供给粮食，但到了明朝末期，由于贪污腐化和战火涂炭，屯田基本都荒废了，粮食都要靠从外地运。可是朝廷收的税是银子，给东北地区送去的军饷也是以银子为主。由于长期战乱，民间商人也不愿意运粮到东北。这样一来，东北地区的粮食越吃越少，银子却越来越多，导致东北地区粮食价格飙升。结果是，朝廷努力从百姓手中搜刮出大量的军饷，这些银子运到了东北却没能提高军人的生活水平，只是单纯推高了粮价。内地的百姓已经被赋税压得喘不过气，朝廷已经花光了家底，边境的将士还是吃不饱饭。

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朝廷却没有及时的反应。

当年张居正为什么能够实行“一条鞭法”改革呢？因为那时皇帝很小，不能亲理朝政。张居正又联合了宫中的司礼监太监和皇太后，等于他把最高权力机关里用来互相制衡的几个部门都联合起来了。所以张居正主政的时候没有什么部门去牵制他，他独揽大权，这才能抛开党争、内斗的牵制，真正干点大事。而且张居正又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人，也就是说，他在儒和法中比较偏向法家，他能从经济学、管理学的现实出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

但是明朝末年的崇祯皇帝是个志大才疏的人，他不像常见的亡国之君那样沉迷享乐，荒废国事。他生活非常简朴，又很勤政，吃得最差，干得最多，完全是一副明君的模样。可是他的治国能力太差，多疑且刻薄。他频繁更换国家的高级官员和前线将领，每次都对新人寄予厚望，然而一旦形势失利，他不论原因出在哪里，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官员身上，严加惩戒，随意撤换。这样一来，谁还给他干活呢？皇帝不行，官员更差，整个文官集团都陷在党争中不能自拔，任何大的政治举措都会在党派的互相攻击中夭折。而且主政的知识分子们又是一群道德模范，他们满脑子都是“正邪之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耐心，更不可能去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了。

朝廷也并非不知道东北地区缺粮，所做的对策是从南方另外运粮食到东北。南方的粮食要通过大运河才能运到北方。然而中国的大运河最北端只到天津，要再运往东北，需要转成海运。海运路途艰险，成本太高，那些负责运粮的人便利用各种借口赖在天津不走。那些好不容易运到东北的粮食，又因为组织能力不足，常常囤积在粮仓里，却运不到士兵的手里。有时战败失地，这些粮食又被后金抢走了。

由于南方的粮食很少能运到北方边境，边境所需的粮食实际上是就近从北方各省调去的。具体来说，是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河南一带。注意，这些粮食原本就是百姓必须交的赋税，老百姓交粮是拿不到钱的。不仅拿不到钱，还要老百姓自己把粮运到前线。古代粮食陆运成本极高，当时从山西运一石粮食到北方边境，一路上的花费是六七石粮。这笔沉重的负担都加到了北方百姓的身上。这些，都为随后的北方大饥荒埋下了隐患。

三

除此之外，明朝末年还遇到另一个很倒霉的事：全球白银危机。

在明朝之前，中国古人平时只用铜钱，并不常用银子，因为中国的银产量很低，没法当成货币。到了明朝时，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这些银子被铸成银币运到西班牙，再通过欧洲商人运到中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产品物美价廉，中国商品的出口量非常大，因此有大量的银子流入中国市场。有了这些银子，张居正才有条件把白银当成了税收货币。中国的很多省份也渐渐把白银当成了主要货币。

然而到了明朝末年，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欧洲还恰好出现了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对华贸易额骤减。除了欧洲，中国的另一大白银来源地是日本（日本也有很多银矿），可明朝末年，又正好赶上日本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因为这些原因，明朝末年进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大减少，一场由白银引起的经济危机到来了。

一个社会在正常情况下，因为经济活动越来越繁荣，对货币的需求量是不断增加的。在明末的南方，这个货币就是白银。白银进口数量突然骤减，使得市场上的白银供不应求。更要命的是明末国家财政的支出大头是东北地区的军费，每年中国南方要向朝廷支付大笔的白银赋税。这些白银中的大部分被朝廷用来支付军饷，被千里迢迢地运到了东北边境，这进一步加重了南方白银的稀缺。

物以稀为贵，白银减少，白银的价格也就上升了。说白了，同样是一两银子，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那些拥有银子的人看到银子不断升值，自然愿意把银子储存起来，期待升值所带来的利润。市面上的银子数量更少，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首先会伤害工商业。因为人们预测货币会升值，都尽量不去购买商品，整个商业就受到了打击。更加悲惨的是普通农民。因为给朝廷交税要交白银，可是农民自己不生产白银。农民生产的是粮食、布匹，他们要拿着这些东西到市面上换成白银再去交税。随着白银升值，每年要交的税额没变，可农民为了换取白银所需要支付的实物增加了，负担也就更重了。另一方面，朝廷将大笔的银子送到了北方，却因为北方粮价上涨，导致边关将士的实际收入不增反降。朝廷军饷不够，又要加征，这样农民就更苦了。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农民受苦，朝廷受苦，边军受苦。唯一获利的只有那些囤积白银的大富豪。可是天下覆灭，手里有再多的银子又有什么用呢？最终战乱四起，那些人手中的银子要么被农民军夺去，要么被满清夺去，最后也不过是一场空。

我们回来再看明末的乱局。就全国而言，中国南方是粮食和丝织品的主要产地，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家底还在，一时半刻不至于饿死。东北边境虽然缺衣少食战乱不断，但好歹是国家重点支援地区，不断输送军饷，也不会最早崩溃。

最惨的是北方地区，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负责给边境运粮的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河南一带。

北方地区受到小冰期的影响最严重，严寒和干旱造成了粮食大面积减产。而且不多的粮食还要优先供应东北边境，百姓更是没有饭吃。

所以在明朝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下，最先被逼到死亡边缘的，是北方的百姓。

李自成的大顺军，就是在这一带崛起的。

四

无论是对抗后金，还是安抚灾民，或者剿灭农民军，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

明朝末年的危机一言以蔽之，就是缺钱。

因为缺钱，军队战斗力不足，在东北打不过后金。因为缺钱，国家无法安抚灾民，造成北方民变四起。民变又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又需要国家支付更多的金钱去剿灭叛军，因此产生恶性循环，加速了帝国的灭亡。

说白了，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经济崩溃，灭亡是必然的，区别只是何时灭亡，以及被谁灭亡。

我们说过，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创造了英雄，而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有时某个英雄人物具备称雄天下的能力，只是因为起事的时机不对，或者运气不好在战争中丢掉了性命，成了别人的垫脚石。有些人，能力只能说是一般，只是因为赶对了时机，在时势的裹挟下竟然做出了一番和他能力不相衬的大事业。陈胜、吴广是这样的人，李自成也是这样的人。

李自成原本是驿站的士兵，崇祯为了减少政府支出，撤消了部分驿站，李自成从此失业，随后加入了造反的行列，还成了农民军的首领。这时中原大地上已经遍地都是叛军，李自成的影响力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只是排在他前面的头领都被明军剿杀，他才变成了农民军的最高领袖。由于明朝北方的经济危机太过严重，李自成的军队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踊跃加入他的农民，到处都是争相投降的明军，一不留神，农民军已经打到了北京的城下。

其实李自成并无大志，他没想过真要推翻明朝的统治，最大的理想是在自己的家乡割据——甚至在推翻明政府的最后关头，在他大军围攻北京城的时候，他还主动向崇祯提议双方和谈，只要允许他在西北称王就行。可是在知识分子的道德压力之下，崇祯皇帝没有和谈、逃跑或者投降的可能。在李自成军队入城的前一刻，崇祯帝逼着自己的母亲、皇后和嫔妃自杀，又用剑杀死不少嫔妃，砍伤了自己的女儿。然后他手持火枪，带着太监试图突围失败，又退回到皇宫里，在皇宫的后山上吊自杀。如果不算后来的南明小朝廷，大明此时就算是灭亡了。

李自成的部队在百姓的欢呼声中走进了北京城。假如李自成能有朱元璋一半的见识，他都能为中国历史创造出新的一页。然而，历史上像朱元璋那样出身于草莽，又有远大见识的领袖实在是太少了。大部分草莽英雄只懂得如何带领自己的穷兄弟杀出一条生路，但不懂得如何统治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由地主豪强构成中层、由儒家知识分子构成上层的复杂社会。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不久，开始了对明朝官员的残酷虐杀。他要求各级官员交出私藏的财产，对他认为隐瞒了财产的人施以酷刑。很多对李自成抱有幻想的明朝官员，结果惨死在农民军的刑具下。

李自成这么做有他的道理：人们愿意跟随李自成造反，是因为吃不饱饭。可是打仗非但不能生产粮食，还要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那这些造反的人是从哪里得到钱粮的呢？

只能靠抢。李自成非常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在战败之前，他的军纪一直很好，对百姓少征粮、不征粮，基本不劫掠百姓。李自成要想维持庞大的军费，只能靠抢劫各地的官员和富商。明朝灭亡时，国库已经见底了，让京城内的官员和富商“出血”似乎是李自成唯一的选择。

经过拷打，的确有不少官员吐出了巨额财产。这么看来，这些人也不算冤：在经济全面崩溃的乱世里，这些人占有的每一两银子，背后都有无数家庭的血泪。那些曾经因饥寒而家破人亡的农民军们，很有理由憎恨他们。从儒家的忠义角度来说，这些人身为大明的臣子，在大明国库见底的时候还偷藏着巨额财富，在君王以身殉国的时候投降了敌军，这些自私的官僚显然不堪大用，在李自成的手下估计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这么看，李自成拷打他们也没什么不对。

然而，对不对是一回事，该不该是另一回事。李自成这么做，犯了一个政治家的大忌：不能同时与所有人为敌。换句话说，他不知道统治的秘诀是“拉拢一批、打击一批”。

聪明的统治者征服一个地方，面对新的臣民，首先都会做出安民的姿态，表示秋毫无犯，安定人心。然后指派当地的地主豪强、族长家长干些征收赋税的事，算是他们表示臣服的“投名状”。在这个过程里，统治者摸清了哪些人可以拉拢，哪些人需要打击。等到时机成熟以后，用高官厚禄大力奖赏顺从者，用鲜血和酷刑狠狠惩罚叛逆者。因为人人都是自私的，在这拉拢和打击的刺激下，很快就能形成效忠于自己的新集团。

但是李自成不懂得这个道理，尤其不懂得统治古代社会离不开豪强和知识分子的协助。他进入北京后，对豪强、官僚实行的是全面打击的政策，结果引来了豪强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反抗。

五

从本质上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得天下过快。李自成能成功，是因为他赶上了明朝经济崩溃的节点，整个北方社会秩序全面瓦解，他正好遇上了社会权力的真空期。

李自成所到之处，大批农民加入，大批明军投降，那是因为明朝的统治太糟，并不意味着李自成的统治有多好。换句话说，在攻陷北京的时候，李自成看上去实力很强大：占领了广大的领土，拥有庞大的军队，好像是明末诸雄中最强的一支。实际上，这些地盘和军队只是暂时依附在李自成的身边，在李自成真正消化它们之前，并不是真正属于李自成的。

什么是“消化”呢？所谓消化，指的是你得把依附于你的农民和降卒重新编制、筛选、训练，从头开始培养他们的士气和军纪。对于占领的土地，需要建立一套忠于自己的官僚系统，重新恢复当地的政治秩序。但是李自成得天下过快，这些事情都没来得及做好。李自成对明朝官员很有成见，所以占领一地后，拒绝使用原有的明朝官员，而是从没有当过官的人里选拔官员。这种做法相当于每到一处就要建立一套全新的领导班子，倒是有一种“改天换日”的爽快感，问题是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说建立就建立。以这样的状态占领的土地，是不能长久维持的。

就在这个时候，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在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时候，明朝的边防军还在东北地区抵御着满清的进攻。其中最重要的是明将吴三桂驻扎在山海关的一支部队。李自成围攻北京，吴三桂原本打算带兵南下勤王。谁知还没来得及到北京，李自成已经入城，崇祯已经自杀。吴三桂一开始表示愿意向李自成投降。但是几天以后，他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同李自成为敌。

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认为，他听说在北京的父亲被农民军逮捕入狱。也有人认为，他是听到谣传，说自己在北京的宅邸被查抄。还有一个最为八卦的传闻：吴三桂听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掳走，“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才和李自成刀兵相向。

没人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是按照当时的形势分析，降清是吴三桂唯一的选择。纵观吴三桂的一生，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李自成攻陷北京以后，吴三桂面临着南有农民军，北有满清的困境。他手中的兵马不足以单独对抗任何一方，更要命的是，山海关虽然易守难攻却没有足够的田地。吴三桂得不到任何补给，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困守山海关。他必须在李自成和满清之间选择一方投靠。

相比李自成对明朝官员的残酷拷打，满清在很久之前就特别注重拉拢明朝官员。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是个非常英勇的抗清老将，曾经多次在城中人相食的情况下坚持同满清作战，甚至还向满清诈降过。这人后来终于投降了满清，结果还受到重用，被授予高官厚禄。对于其他的明朝将领，满清也是如此对待，还曾经热情地邀请过吴三桂投降。而另一方的李自成呢？即便没有逮捕吴三桂的父亲，没有掳走陈圆圆，他在北京大肆虐杀明朝官员可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吴三桂肯定担心自己一旦缴械便如羊入虎口，为了身家性命，投降满清也就是他唯一的选择了。

山海关的军事价值极为重要。控制住这里，就可以用很少的军队把庞大的满清挡在关外。这里一旦失手，满清军队就会像当年占领了燕云十六州的辽人那样，如潮水般涌入关内，再没有天险能阻挡他们的铁骑。

鉴于山海关的重要性，听到吴三桂叛变的消息，李自成立刻组织大军试图夺回山海关。李自成人多势众，吴三桂自知不敌，于是向关外的清军投降，放清兵入关同李自成作战。

在战略上，李自成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他低估了满清的威胁，没有及时派主力部队在山海关设防。在士气上，李自成也面临着尴尬的境地：那些农民、明军当年肯跟着李自成打仗，是因为不造反就会饿死，不如拼命打仗还有一线生机。现在他们已经在北京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富贵生活，谁还愿意轻易葬送自己的生命呢？曾经骁勇的农民军丧失了斗志，遇到气势汹汹的满清铁骑，李自成的军队很快土崩瓦解。败军回到北京，知道大势已去，开始劫掠百姓焚烧房屋以泄愤。李自成在皇宫里匆匆完成了登基仪式，第二天焚烧了宫殿，仓皇逃出了北京。北京的市民们还以为赶走李自成的是大明将领吴三桂的部队，当他们一心等待着明军入城时，却看到了大清的旗帜。

满清军队进入了北京城，最终成为明末群雄争霸的胜利者。

我们常说，是历史造就了英雄，而不是反过来。但是在极少的时候，个人的选择也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吴三桂降清就是这样一个事件。如果吴三桂肯投降李自成，并且李自成也能极力支持山海关的防务，那么满清不会那么快进入中原。等到中原平定，秩序恢复以后，满清很可能错过征服中原的机会。最终，它可能在北方掳走不少土地，要挟中原政权缴纳大笔的岁币。但未必可以统一中国，建立一个近三百年的中原王朝。

六

满清的君主原本是皇太极，就在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前一年，皇太极突然去世。他的哥哥多尔衮有心夺取皇位，又碍于其他满洲贵族的遏制，不方便自己登基。于是，多尔衮选了皇太极六岁的儿子继位（即顺治帝），他自己当上了摄政王，大权实际上掌握在多尔衮的手里。

多尔衮同皇太极一样，有常驻中原、建立不朽王朝的野心。吴三桂的投降对他来说是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就像明朝北方政府的全面崩溃对于李自成是个大馅饼一样，如何冷静应对这天大的机会，把一时的好运变成手中的实力，这是对多尔衮的极大考验。

在同明军作战的这些年，满清对于统治汉人积累起了一套成功经验。多尔衮进入山海关后，做了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他打出“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公开的说法是：我们同大明朝是好兄弟，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杀了，我们坐不住呀。我们要清除掉“逆贼”，帮大明朝恢复秩序，帮助百姓恢复生产。为了做足姿态，清廷进入北京后，下令全体官民为崇祯服丧三日。

多尔衮的这一招实在高明。古代的中国人特别讲究“汉夷之分”，尤其经过了元朝的屈辱统治后，汉人对于外族入侵极为敏感。换句话说，对于当时仍旧支持明政府的中原百姓来讲，李自成的农民军最多只能算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满清却是敌我矛盾，是国仇家恨，憎恨级别高出一个等级。

多尔衮的这招是什么意思呢？他提醒那些还支持明朝的人：是谁杀了你们的皇帝呀？谁是你们真正的仇人呀？我们可不是来入侵的，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报仇的呀！一下子从仇敌变成了朋友。

这招实在是太聪明，以至于满清占领北京后，在南方成立的南明朝廷派人同大清谈判，要求祭奠崇祯皇帝。结果被满清官员斥责说：崇祯皇帝我们已经祭奠过了，还用得着你们吗？当初崇祯活着的时候，你们不发兵救援。后来崇祯死了，你们又不积极扫平叛军。崇祯皇帝不需要你们这些不忠之臣的祭拜！

满人以往入侵汉地，都以劫掠为目的，它可不管什么保民安民，见着钱就抢，见到房子就烧。但这次入关，满清有了长久的打算，严明军纪，禁止士兵侵犯百姓。甚至还把被农民军占去的财产还给原来的主人，还停止了崇祯时加派的各种税收。对于投降的明朝官员，一律优待，官复原职。在这个政策的诱惑下，大量的明朝衙门换了个旗号就开始为满清服务，这让满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回复占领区的秩序。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汉人，尤其是作为国家中坚力量的地主豪强对满清抱有幻想。甚至希望能和满人联合，消灭掉农民军，最终恢复大明王朝。

与此同时，明朝唯一翻盘的机会，又被明政府自己浪费掉了。

当年朱元璋把首都定在南京，朱棣登基后首都改成了北京，但是在南京留下了全套的政府班子作为虚职。这些虚职一直保留到明朝末年，在北京被攻陷后，南京留下的政府班子就成了一个绝好的备份，可以立刻恢复政府职能。

从宋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转移到南方。南方粮食产量很高，又有丝织等手工业，在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中获利极大。南方又有湿热的温度、复杂的水道，不适合北方民族作战，当年南宋面对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还抵抗了四十多年。如果明政府能够据守南方，同满清形成对峙，以富庶的南方对付已经被饥馑、兵乱蹂躏了数十年的北方，不要说防守，反攻都是有可能的。再说满清打的是恢复明朝的旗号，南明政府一旦确立，满清就出师无名了。南明政府就可以以“汉夷之分”的名义，得到北方百姓的广泛支持，取胜的可能就更大了。

但是南明政府太不争气。

在农民军气势汹汹的时候，崇祯本来考虑过逃到南京。但是南逃同议和一样，承受不住正义之士的道德大棒。因为南迁意味着放弃了北京附近的皇室陵寝和太庙，这是对祖先极大的不敬。因为舆论压力太大，崇祯同大臣商量南逃事宜时，甚至要先看看四下里有没有人偷听。最终，崇祯没能南逃，甚至都没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城外。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崇祯自杀，他的几个皇子全部被李自成的军队俘虏。结果导致大明王朝在同一时间失去了皇帝和他的直接继承人。南方那些仍旧支持明政府的势力，为了谁当新皇帝开始了一轮轮的内斗和混战。

从根本上说，南明的内斗是因为此时的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真正掌权的是各地的军阀、豪强和地方政府。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小势力，谁也不肯屈服于别人。假如是崇祯或者他的皇子来到南方，鉴于皇权的影响力，这些地方势力可以很快集合在一起。但在群龙无首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一盘散沙。

崇祯自杀后，南方的汉人之间不断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他们为了支持哪一个新皇帝冲突，为了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宿怨冲突，为了抢夺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冲突。朝廷之上互相谩骂攻击，官员之间互相拆台，政权和政权之间，军阀和军阀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斗，甚至爆发内战。

在李自成和南明政权都无力恢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最后的胜利者，也就只能是满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