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越多越坏事的典范 ——宋朝的内忧外患

一

宋代的内政制度颇有亮点，却遇到了来自外部的大问题：境外强敌。

宋朝有点时运不济，在它所处的时代，亚洲地区气温逐渐变冷，北方游牧地区牧草减产，不少牲畜冻饿而死。在生存的压力下，北方的游牧民族团结得更加紧密。过去互相争夺牧场的部落纷纷联合起来，一波接着一波地向南进攻。

中国北方的农业区也因为降温而减产，经济受挫，军事实力也就随之下降。更雪上加霜的是，唐代因为北方人口众多，乱砍滥伐造成了水土流失，黄河不断泛滥。宋代时黄河泛滥更加严重，出现了几次黄河改道，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早在唐朝末年中原一片战乱的时候，周边民族就开始侵蚀中原的土地。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抵御这些入侵是他必须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其中最大的威胁，是位于中国东北部的契丹。

契丹在唐朝时崛起，原本在今天我国的东北地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一带活动。总之，就是长期盘踞在长城以北地区。但是到了五代的时候，中国北方有个叫石敬瑭的军阀为了得到契丹的援助，主动把今天的北京市、天津市，以及山东省和河北省北部这片地区割让给契丹。这片地区，被称作“燕云十六州”或者“幽云十六州”。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军阀向少数民族称臣、纳贡、借兵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就连唐朝开国皇帝李渊都曾经向突厥人称臣。但是，石敬瑭这次割让燕云十六州的行为影响太大，以至于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

燕云十六州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北端是东西向的燕山山脉，是这一地区南北之间的唯一天险，长城就建立在燕山山脉上。燕云十六州被契丹人占去后，长城防线也就不复存在了。契丹士兵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原。

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契丹得到了大量的农田和农业人口。游牧民族的优势在于骑兵勇猛，农耕民族的优势在于粮食多、人口多。契丹占领了燕云十六州后，把当地的百姓编入原有的游牧部落，让每一个部落都有了农业地区的人口和粮食支援，等于兼具了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优势。契丹人还积极汉化，用汉人的方式统治燕云十六州，并且建立国家，国号“辽”。

宋人明白燕云十六州的重要性，宋朝建立以后，几次向北作战企图夺回十六州。但辽国已经有了农业人口的支持，战斗力大大提升。宋朝的北伐军最远的一次打到了今天的北京市西直门外，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大败而归。

打，打不下来，要不就防守吧？可防守也是个大问题，这和北宋的都城位置有关。

唐朝自“安史之乱”后，内乱不断，长安和洛阳这两个首都被接二连三的洗劫，到后来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因此五代十国的时候，北方政权大都把首都定在了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当时称为“汴（biàn）梁”或“东京”。

开封距离洛阳不远，也位于中原地区的中心。和洛阳相比，开封还有更加便利的水运条件。经过五代十国的不断建设，开封已经变得非常繁荣，宋朝定都开封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和洛阳比，开封有个致命的缺陷：防御力太差。开封虽然距离洛阳不远，但是两者的地形有天壤之别：洛阳北面是黄河，其余三面环山，整个洛阳地区等于是在四周天堑包围下的一小片平原，位置得天独厚，所以才成为历朝古都。开封呢，除了北边有黄河外，周围全是平原，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也都是平原，没有可以用来防御的地势。尤其是对于游牧民族的骑兵，简直就是待宰的羔羊。

赵匡胤先是延续后周的制度，定都开封，等到国事稳定后，赵匡胤曾经和身边的人讨论过要不要迁都洛阳，也没商量出个定论，这事就拖下来了。

或许赵匡胤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过几天再解决。可没想到，有一天他突然暴病身亡了。

据说当天的情况是这样的：这晚上，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光义一起喝酒，宫女宦官都不许入内。据屋外的人讲，他们借着屋里的烛光看到窗户上人影晃动，赵匡胤用“斧”戳地，两个人似乎发生了争执。后来俩人喝完酒，赵光义睡在了宫中，半夜，赵匡胤就暴毙身亡了。这段故事，就是俗称的“烛影斧声”。

这件事只在宋人的野史中有记录，史学家们既找不到支持它的证据，也找不到反驳它的理由。连赵匡胤戳到地上的“斧”到底是能砍人的大斧，还是用来当镇纸的小斧，又或者是个拂尘，历史学家也没有达成共识，这个事件是个千古疑案。

为什么人们对这个疑案这么感兴趣呢？是因为赵匡胤暴毙后，继承皇位的是他的弟弟赵光义，而不是赵匡胤的嫡长子。

不管赵光义有没有弑君，他的继位都违反了嫡长子继承制，当时就有人质疑他继位的合法性，甚至还有人策划发动政变，试图拥立赵匡胤的儿子继位。

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赵光义一定要选择定都开封了。因为在即位之前，赵光义的身份是开封市市长，等于说开封是他的势力范围。而洛阳市的市长是赵匡胤儿子的岳父。为了稳住帝位，赵光义只能待在开封。

这可苦了北宋的边防军。

从辽国边境到开封，骑兵只需要三四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黄河岸边，辽军占尽了机动优势。这不单单是个军事问题，还是个经济问题：没有天堑可以倚仗，大宋就需要驻扎数倍于平时的防卫军。又因为辽国拥有机动优势，这些军队又不能平时种田战时组织，必须时刻保持战斗状态。

打仗是古代最花钱的事。宋朝即便在和平时期也要保持一致庞大的作战队伍，这对国力是极大的消耗。

光抵抗一个辽国还不算。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今天的甘肃省全境、宁夏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又崛起了一个新势力——由党项人建立的“夏”政权，历史上称为“西夏”。西夏比辽国弱一些，但不比北宋差，和北宋经常发生战争。北宋要面临双线的战争压力，每年耗资巨大，却只能混一个自保。

二

不单单是外敌的危险，宋朝的统治制度也有问题。

在讲李隆基时，我们说过制度的稳定性和效率的问题，这两者要追求一个，就要牺牲另一个。唐朝亡就亡在一味地追求效率，放弃了政权的稳定性。节度使独大、宦官专权，都是制度缺乏稳定性的表现。

宋朝吸收了唐朝的教训，设计制度时非常看重稳定。但与此同时，也就牺牲了效率。

先说军队。

宋朝的经济非常繁荣，从账面上说，军队实力也很强大：军队数量多，物资储备多。我们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是国力，照这么看，宋朝应该是个军事强国才对。

可惜，强大的账面优势被低效率抵消了。

宋朝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资源向中央军倾斜；又经常轮替将领，保证“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让兵将之间不能好好协作；又重文轻武，让文官挟制武将，降低武将的地位。这些措施都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

战斗力降低了，为了保证边境的安稳，国家就要供养更多的部队，以弥补效率上的损失。大宋对养兵倒是舍得花钱，士兵的福利很不错，结果为了供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让国家财政苦不堪言，这就是所谓的“冗（rǒng）兵”。

再说朝廷。

宋朝的文人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赵匡胤当上皇帝后，有一天要求大内给他造一个熏笼。“熏笼”是什么呢？古人喜欢用个小炉子烧点碳取暖，或者烧点熏香。这个炉子烫人，它危险啊，所以要在外面再罩一个小笼子，这样小炉子就可以抱在怀里或者塞到被窝里了。这个小笼子就是“熏笼”。

赵匡胤要大内造一个熏笼，这命令传下去了，结果等了好几天都没造好。赵匡胤急了，问底下的人：怎么还没造好啊？底下的人回答：这件事，得经过尚书省、部、寺、局，一级一级批准，办手续，然后再复奏到皇上面前，您批准了，这熏笼才能开始制造。赵匡胤一听就崩溃了，找来宰相问：兄弟我当年在民间，花几十文铜钱就能买个熏笼，现在做了天子，想弄个熏笼怎么这么费劲啊？

宰相回答：这些规矩不是给您设计的，而是给您的子孙后代设计的。将来您的子孙如果想造一些奢侈的东西，他就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层层审批，还可能有负责监督皇帝的官员（谏（jiàn）官）去弹劾他。

赵匡胤一听就明白了，这才转怒为喜。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一个是说赵匡胤当年的良苦用心，不惜用复杂的官僚制度去牵制皇权。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了保持国家的稳定要付出多大的效率代价。皇帝造个日常用品都需要这么繁琐的手续，那要干点大事，得多费劲啊？

一件事负责的人越多，效率就越差，甚至根本完不成。

宋朝政府就有办事效率低下的问题。为了分权，一件事好几个部门办，增加了官员的数量。可办事效率反倒下降了，而且人越多效率越低，这就是“冗官”。

宋朝重文轻武，优待文官，官僚都有不错的薪水和福利，光养官员就是一笔庞大的支出。为了减少战争压力，宋朝还每年给西夏和辽国大笔的“岁币”，以换取和平。再加上庞大的军费，这些都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日益加重的土地兼并又减少了国家的收入，结果是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这是“冗费”。

“冗兵”“冗官”“冗费”，用低效率拖了国家的后腿。这还不算，随着科举制度的日渐完善和发展，宋朝的统治者们又面临一个新问题：党争。

三

宋朝时所称的“党”，简单的说，就是私人组成的利益集团。

在原始社会里，原始人没有集体的概念，可他们会自然而然地结成一个个小团体、小部落。道理很简单：集体的力量比个人大，小团体可以轻松干掉落单的人。谁拒绝加入团体，谁就会被别的团体干掉，无法生存下去。

古代的政治生活是“儒表法里”，在儒的道德规矩下面，还有法家的残酷斗争。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是我干掉你，就是你干掉我。个人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依附在强者身边。在魏晋的门阀社会里，家族背景最强大，官员们依靠的是自己的家族。到了晚唐以后的科举时代，官员都是寒门出身了，都没有背景。为了能生存，这些人也就要像原始人结成部落那样，自动形成一个一个的小集团。

这个小集团，就是“党”。这里的“党”和我们今天的“政党”不是一回事。它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政治纲领，它是一群为了利益而走到一起，互相帮助、共同进退的官员。

在古代的政治话语里，“党”字是贬义词，代表着危害社会的小团体。因为在儒家看来，社会秩序是靠礼制来维持的。你该干吗就干吗，都是按照你的身份规定好的。如果你私下里结成了小团体，以小团体的利益为上，这就破坏了社会秩序。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党”，反对“朋党”。

对于国家来说，朋党最大的问题，是官员把小集体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对于政策的褒贬，他们想的不是这个政策对国家的好坏，而是这个政策对自己的朋党是否有利。对于官员的升降，他们想的不是官员的能力品格，而是这官员是属于哪个朋党的。

朋党之间的互相攻击称为“党争”。如果官场上的大部分人都忙于党争，忙于互相拆台，这个国家就更乱了。

宋朝最有名的党争是王安石变法。前面说过，宋朝的制度问题其实有很多。到了宋神宗时，各种弊病累积得太多了，再加上边境战争的巨大压力，国家已经有衰败的迹象。朝廷中的很多大臣都有进行改革的愿望。其中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是大文学家王安石，一个是大历史学家司马光。

王安石是一个激进派，他给皇帝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事的全方位改革计划。他的很多改革方案本身是好的，但是再好的方案也不能一口气全部执行，这样国家受不了——前一个这么搞的人是王莽，我们都知道他后来的下场。

可那时候的宋神宗只有二十岁，年轻人心气高，总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国家振兴起来。王安石的天才想法和慷慨激昂的说辞（毕竟是大文学家么！）说动了宋神宗。很快，这一揽子改革方案就全面展开了。

王安石的改革方案特别激进，以至于有些设计脱离实际。比如他提出由国家给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是一件国家和百姓双赢的好事。但是他的想法太超前，很多技术问题考虑不周，国家的执行力也跟不上。比如低息贷款在现代社会应该是由商业银行负责执行，去鉴别哪个农户可以放贷，去监督农户不要把钱乱花。但王安石在执行的时候，这些贷款变成了政府的一道命令，政府命令到了基层就变成了强行摊派。官员管你农户需不需要贷款，他只管完成自己的任务，强制农户贷款、交利息，反倒成了一项祸国殃民的坏政策。

王安石的方案太激进，因此有很多人反对他。反对者中的首领就是司马光。司马光也不是不想改革，但他的方案还是儒家的老一套：鼓励农业生产、节约政府开支之类的。于是在改革的问题上，王安石派和司马光派就打起来了。这事一旦分成了派别，原本单纯的技术问题就变成了站队问题。朝廷上的官员纷纷站队，站好了队伍就开始攻击另一方，在朝廷上展开了全面的党争。

这件事的结果是，大臣们做什么事都要先想党派的问题，然后才去考虑国家。比如王安石为了壮大己方的力量，提拔了一些虽然支持改革，但是人品很差的人。结果是既激化了党派之间的矛盾，又损害了改革的效果。司马光也有问题，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并非都是坏的。但是司马光在上台后，凡是王安石提出的改革政策，一律反对，全盘否定。结果国家辛辛苦苦改革了十几年，到头来什么都没有改变，把改革发展的时机都耽误了。

后来，宋朝朝廷完全陷入了党争的泥潭，朝堂上成天都在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于是“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朝廷还在扯皮，敌兵已经打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