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者的理想时代 ——垂足坐与印刷术

一

宋初精心设计的制度带来了稳定的政局，稳定的政局带来了繁荣的经济。宋朝经济的一大特点是商业发达。

影响古代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是交通成本。古代陆上运输的成本太高了，像粮食、矿产这些不易运输的货物，陆上的运输成本常常是货物本身的几倍、几十倍，商业的利润都被巨大的运输成本抵消了。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水运。因此在古代，只有在河流、海港旁边才能形成商业城市。杨广把大运河修好后，运河沿岸的城市都开始繁荣起来。五代十国时，很多政权都把首都放在开封，就是因为开封的水运十分便利，可以方便地从南方运粮食过来。北宋定都开封，也有这个原因。

开封城位于中国水上交通的中心点，光城内就有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这些河流、运河以开封城为起点，伸向中国的四面八方。南来北往的货物在这里交汇。再加上商业税是宋朝政府重要的经济来源，朝廷对商业颇为支持，因此宋代的商业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发达的，开封是当时全中国，乃至全球最繁荣的商业城市。

宋元以后的明清两朝都采取抑制商业的政策，除了明末有短暂的商业繁荣外，民间的商业活动都受到政府的打压。中国的商业真正复苏，那要等到清朝末年了。可以说，宋元时期的商业繁荣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商业活动有个让统治者很讨厌的地方，就是会导致自由散漫，这是鼓励商业必然的代价。宋代的商业繁荣，影响之一就是结束了唐朝城市的“里坊制”。

唐朝的城市是封闭型的，稍微大一点的商店只能开设在专门的“市”里，一到了晚上市的大门就会关上，大家都要停业。显然这样的规定太不利于商业活动，商人不愿意，老百姓也有意见。到了唐朝末年，长安城东西市的时间限制就已经没人遵守了里坊制的废弛，是商业活动越来越繁荣的大趋势。

宋朝刚建立的时候，也想在开封城内采用里坊制，毕竟这样便于管理。但是到了宋仁宗的时候，随着商业繁荣，里坊制已经无法维持了。里坊制一取消，城里就再也没有深宅大院一般的坊和市，宋代的城市就像我们现代城市一样，是完全开放的了。房子可以紧邻街道，商店可以随处开设，到了晚上老百姓也可以随便闲逛。《清明上河图》是描写北宋末期开封城街景的长卷。在这幅画里，我们可以看到街边的小店支着遮阳伞，摆着方桌，方桌旁放着长凳，顾客可以在街边的长凳上吃喝休息。这场景和我们今天的街边商店别无二致。

因为没有坊墙的限制，宋代城市出现了一种我们很熟悉的现象：“侵街”，也就是商贩摆摊、老百姓私搭乱盖扩大房屋面积，侵占街道。甚至商人和老百姓还去侵占直通皇宫大门的中央大道，以至于这条大道成了当时最繁荣的商业街。宋朝皇帝好几次下旨，三令五申说要严厉打击侵街行为，结果也没能制止。最后干脆就默认了这种行为，还朝私搭乱盖的房子收税，把侵街合法化了。

没有了经营时间的限制，宋代城市内有很多通宵经营的商店，也有很多可以玩乐的地方，有酒楼、茶楼，也有曲艺剧场。宋朝的城里人晚上酒楼里吃饱了饭，可以去看戏、听曲、逛街、喝茶，夜生活和今天相比也毫不逊色。

二

唐代之前的中国，可以称为“贵族社会”，统治社会的大都是世袭贵族，最起码也是大富大贵之家。从宋代开始，因为印刷术的普及以及文官地位的提高，普通百姓也有机会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上层社会，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权力阶层越来越平民化了。商业的普及，也让下层百姓变得更加富裕，可以过上优雅、文明的生活。可以这么说，和之前的王朝相比，宋朝是一个更加平民化的时代。这点在唐宋的艺术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唐朝的人物画里贵族居多，宋代的人物画就有相当多的作品是描写劳动者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宋代百姓生活还有一大变化：人们的坐姿从跪坐变成了垂足坐。

在原始时代，人类生活水平比较低，生活上是越省事越好。所以那个时候没有家具，饭碗、水盆之类的用具就直接放在地上，人也直接坐在地上。地上潮湿、脏，就在身子下面垫上一块席子，这就是“席地而坐”。

席地而坐除了节约家具，还减少了建筑难度：人们都坐在地上，平时的活动高度就比坐在椅子上低，房子也就不需要盖得特别高。在远古时代，盖房子太费劲了，席地而坐的习惯给古代的建筑师们减轻了不小的压力。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家里都没有椅子，都是坐在地上的，这是一个道理。

到了周代，贵族用得起家具了。但还是延续了席地而坐的习惯，还是坐在地上，所用的家具只是一些矮几，睡觉也睡在矮床上。

席地而坐是有规矩的。在正式场合，比如会客的时候，应该采用“跪坐”的方式。也就是跪在地上，臀部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上身直立。如果不这样坐，会被认为非常失礼。跪坐具体的样子，可以参考三国题材的影视剧和日本的古装片。

跪坐的时候，人的膝盖是在身体前面的，所以有个词叫“促膝谈心”。“促”是靠近的意思，“促膝谈心”的意思是说，两个人跪坐说话的时候，膝盖离得很近。说明这两个人靠得非常近，说的都是一些私密的心里话。

席地而坐的时代，桌子也很矮，相当于现在的矮几，称为“案”。有一个成语叫“举案齐眉”，用来形容妻子对丈夫恭敬的样子。这里的“案”是食案，就是吃饭的时候用的小饭桌。在宋代之前，人们吃饭是分餐制，哪怕一大群人一起吃饭，大家也不公用一个桌子，而是每个人面前有一个小食案，上面放着自己的那份饭菜。这个场景在日本的古装片里可以经常见到。

因为采用的是分餐制，所以食案的体积不大，有点像现在的托盘，双手就能捧起来。“举案齐眉”说的是妻子给丈夫献上食物时，双手捧着食案举到了眉毛那么高的位置，表示恭敬。想象一下这个姿势，只有在妻子和丈夫都跪坐的时候才比较合理。如果妻子采用的是站姿举案也不是不可以，但那就太考验妻子的臂力和腕力了，手一哆嗦就把一桌子菜扣丈夫脑袋上了。

在中原民众席地而坐的同时，中国周边的民族，比如北方的游牧民族，西边的西域人民乃至欧洲人，大家早就习惯使用高足坐具——也就是椅子、凳子之类的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丝绸之路的兴盛以及佛教的传入，高足坐具开始进入上层社会。当然一开始这种习惯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式场合还不这么坐。唐朝是过渡期，唐朝前期大家在正式场合还都是跪坐，到了晚唐的时候，正式场合也可以坐在椅子上了。到了宋朝，椅子全面普及，全社会都用桌椅板凳了。

在讲到赵匡胤缩小宰相权力的时候，很多书都会提到这么一件事，说五代十国时宰相在皇帝面前说话都是坐着的。有一次，赵匡胤趁着宰相站着说话的时候，叫人把宰相的椅子悄悄撤掉。宰相说完话回头一看，唉呀妈呀我椅子呢？没有办法，只能站着。从此以后，宰相在皇帝面前就只能站着说话了。在《清明上河图》里，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北宋末年的街上到处都是凳子，人们都习惯高足坐具了。

三

宋代普通人也有机会读书当官，这和印刷术的普及有很大关系。

印刷术的价值在于可以快速复制文字。在印刷术产生之前，人们要想复制文字，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有了印刷术，就可以快速复制一页文字和图画：印刷工人把白纸放到印有油墨的雕版上，用力压一遍，一张印刷品就制作好了。

印刷术是人类文化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革命，意义仅次于造纸术。

在讲简牍的时候我们说过，文字的制作和流通成本决定了培养知识分子的成本，决定了全国知识分子的数量，也就决定了古代政府的结构。

纸张的发明降低了书籍的价格，书籍不再是贵族世代流传的传家宝，祖上并非是贵族的人家，只要家里有钱，也能读得起书。因此在东晋末年的时候，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才能逐渐登上政治舞台，削弱门阀贵族的势力。因此到了隋唐的时候，国家才有条件开科举，逐渐废除了门阀政治。

有了印刷术，书籍的成本又一次大规模下降了。不仅文字的复制速度大大提高，而且印刷工人根本用不着识字就能生产书籍。我们说过在古代培养一个知识分子的成本很高。有了印刷术，书籍就从文人笔下的艺术品变成了民间作坊里的普通商品。宋代出版业非常发达，书商雇上几个小伙计就能开版印书。到了宋代，普通人家也能购买到书籍了。因此宋代的读书人不仅出身于“寒门”，还可以出身于中低收入的家庭，甚至穷人家在一起凑一凑钱，也能供得起子弟读书考试，也有机会当官翻身。这使得宋朝的官员更懂得民间疾苦，社会的流动性更好，也就更稳定。

印刷术的繁荣还创造了新的字体。前面说过，隶书、楷书和行书都是为了书写方便而诞生的，宋体字则是为了雕刻方便诞生的。宋代的印刷工匠一开始模仿当时名家的字体雕刻书版，后来到了明朝，工匠为了方便，逐渐诞生了专门用来印刷的字体。因为这种字体承袭自宋朝书籍，所以称为“宋体字”——换句话说，“宋体字”其实是在明朝出现的。宋体字大量采用直角，是为了便于工人雕刻，笔画横平竖直，在印刷粗糙、油墨不足时也容易辨认。现在，宋体字在书籍和电子出版物中仍被广泛使用。

无论是简牍、绢帛还是纸张，这些文字的载体都不容易保存，着火、受潮、虫蛀都会轻易地摧毁它们。尤其是中国历史实在是太长了，在漫长的时间里有无数的刀兵火灾。动不动就是一群人焚烧宫殿、焚烧藏书阁、又或者纵兵劫掠，每一次都是图书的大灾难。

宋朝之前的书籍手抄的份数有限，能够流传到今天的真正原版书太少太少了，也就是古墓里发现的几片竹简、一点点绢帛的碎片。很多古书我们之所以知道说的是什么，全赖宋朝人的印刷术。宋朝因为印刷术普及，印刷了很多前朝的古书。因为印刷份数很多，这些书籍才得以保存下来。有些宋朝文人的作品里，引用了过去古书的只言片语，学者们把这些只言片语摘录到一起，也可以大致猜测出该书的原貌。

要是没有宋代的印刷术，中国文化会有更多的遗失，会有更多的文字被讹传我们却不知道。

四

引起革命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

什么是雕版印刷呢？就是说，我想印一页书，我就把这页书上所有的字和图案都雕刻在一个印版上（一般是木板），然后拿去印刷。这本书一共有多少页，我就得雕刻多少个印版。这个印版也只能用来印刷这本书。如果说我想印刷别的书，或者这本书要改动一些字句，那我都得重新雕刻印版。

什么是活字印刷呢？就是雕版工人不是一页一页书地雕刻，而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雕刻，每个字雕成一个小方块。在印刷之前，多了一个“排版”的步骤。就是把一个一个的字块按照书稿的顺序放到一个印版里，都放满了，把这个印版固定好，就拿去印刷了。等印刷完这本书后，把印版拆开，拆下来的字块又可以用来印刷新的书籍。

显然，活字印刷成本更低——因为字块可以反复用。而且错了一两个字还很容易修改。近现代我们使用的印刷术都是活字印刷。在欧洲产生深远影响，促成宗教改革和文化大发展的，也是活字印刷术。

宋代以后，印刷出版已经变成了一种产业，在利润的趋势下，商人们绞尽脑汁改进生产技术，降低印刷成本，有很多人研究活字印刷术。经过技术攻关，之前木活字的技术问题都解决了，可是木活字相比雕版印刷还是不够实用。因为活字的卖点特点是一个字块能多次使用，可是木制的活字耐用性太差，用上一段时间就坏了，没能发挥出活字印刷的优势。耐用的是铜活字，但铜在中国古代是非常重要的战略物资，是用来制造货币的。因为产铜量满足不了经济的需求，宋朝还不得不发行纸币“交子”。铜如此珍贵，怎么可能用来印刷呢？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也有人用木活字、铜活字印刷过书籍，但都是局部的、一时的行为，真正大规模使用的都是木质的雕版印刷。

所以给中国历史带来深远影响的，是雕版印刷，而不是活字印刷。铜活字在中国大量使用要到清朝末年了，用的还是从西方人的手里学来的技术。这个技术，是一个叫作“古腾堡”的欧洲人发明的。

说古腾堡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因为他攻克了金属活字印刷的各种技术细节，他使用螺旋式压印器代替手工印刷，增加了印刷的效率，让活字印刷真正实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中国人比西方人使用活字印刷的年代早多了，为什么到了清末还要向西方人学习印刷技术呢？所学的，就是这些技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