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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北宋最忧国忧民的词人——范仲淹

历史大观园 文人墨客 2020-06-14 19:18:12 0


宁说真话不要命

公元1022年,宋朝第三任皇帝宋真宗赵恒因病驾崩,临终前命刘皇后垂帘听政,辅佐年仅十二岁的太子继位——这位太子,就是民间传说“狸猫换太子”的主角——赵桢。

在“狸猫换太子”的故事中,宋真宗的两个爱妃刘妃与李妃争宠,后来李妃诞下一名男婴,刘妃生怕李妃因此被册封为皇后,便与宫中总管都堂郭槐勾结,趁李妃产后昏迷之际,将血淋淋的剥去皮的狸猫放于李妃卧房,并命宫女将太子勒死。后因宫女不忍,太子逃过一劫,而其生母李妃却因诞下“妖怪”被打入冷宫,直到后来太子历经磨难辗转成为皇帝,母子二人才终于相认。

在历史上,“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虽是子虚乌有,但确有宋仁宗赵桢认母一事。宋仁宗赵桢的生母不是刘皇后,而是刘皇后身边的一名李氏侍女。而他之所以会寄养在刘氏膝下,是因为刘氏自入宫以来一直备受真宗宠幸,只因多年不孕与皇后之位仅差一步,所以她用移花接木之计,将侍女李氏派去服侍皇帝,并在皇帝默许的情况下,将李氏诞下的皇子据为己有。

宋真宗去世后,从皇后变为太后的刘氏把持朝政长达11年之久,直到公元1033年去世,当时二十三岁的赵桢才开始亲政。

刘太后在垂帘听政那些年,做出了一些僭越古代礼制的事。如公元1029年太后生辰,她竟要求皇帝和百官跪在殿前为她祝寿。还有,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要行冠礼,表示已经成年,可宋仁宗到了二十岁,刘太后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完全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

满朝文武大臣有许多人对刘太后的做法不满,可没有人敢站出来反对。这时有个刚入京当官不久的秘阁校理,写了《谏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奏》《乞太后还政奏》两篇文章,直言上疏,劝谏太后不要混淆了家礼和国礼,因而损害一国之君的威严,还请太后撤帘罢政,把治理国家的大权归还给皇帝——这个敢于直谏不要命的人,就是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

跟直谏死磕到底

宋仁宗赵桢是个有抱负、有仁德的皇帝,因为他的宽厚大度,在他亲政期间,除了铁面无私的“包青天”,还涌现出许多有名的谏臣,而范仲淹便是其中之一。

说起范仲淹,几乎人人都知道他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过,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的抱负与情怀,并非当官以后才有,其实早在十几岁时,他就立下了不为良相就为良医的志向,立志为黎民百姓做点实事。

为实现抱负,公元1009年,在长白山醴泉寺念书的范仲淹“划粥断齑”,留下了一段佳话。这倒不是因为家里贫寒吃不起饭,他之所以这么清苦自律,就是生怕自己在富贵和安乐中失去了志向。范仲淹曾在一首诗中直言不讳:“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这样的性格,注定他在官场不会为了一己之私而选择折中退缩——直谏,哪怕死也要直谏,几乎成了范仲淹毕生的选择。

年少成名的晏殊比范仲淹小两岁,是范仲淹的举荐人,对范仲淹有知遇之恩。公元1027年,晏殊以京官身份任应天府知府,听说了范仲淹在兴化县亲率百姓筑捍海堰之事,对他十分赞赏。次年,在晏殊的举荐下,在地方当了多年小官的范仲淹终于时来运转,被召为秘阁校理,成了一名京官。

秘阁校理是个闲职,官衔不大,却相当于皇帝的文学侍从,不但能经常见到皇帝,还能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当范仲淹上疏太后还权后,作为举荐人的晏殊对他的行为很是不解,责备他这样做太过草率,不仅会被朝中大臣视为沽名钓誉、博取谏臣之名,还会连累举荐他的自己。面对晏殊的提醒与责问,范仲淹给恩公晏殊写了一封长长的书信,义正词严地回复道:“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上资政晏侍郎书》)意思是,我正是怕辜负了恩公您的举荐,生怕自己称不上忠良,才不顾一切地直谏呀!

不过,范仲淹的这次直谏并没有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此后不久到河中府任通判,也是他自己申请的。

数年后刘太后逝世,皇帝终于亲政。因为范仲淹上一次的上疏事件,宋仁宗对他颇有好感,所以一亲政,就立刻把范仲淹召回京城,让他担任右司谏。这正合了范仲淹的心意——有了言官的身份,便可以直言不讳。

范仲淹入京不久,朝中就发生了因一个巴掌引发的“废后风波”。原来,因宋仁宗宠幸尚、杨两个妃子,惹得郭皇后十分不快。一天,尚妃因当面对郭皇后说了不客气的话,致使郭皇后大打出手。原本,郭皇后是想给尚妃一点教训,不料宋仁宗上来劝架,她的一巴掌竟打在了皇帝身上。

郭皇后为刘太后所立,宋仁宗又对她感情不深,早有了废后之意。巴掌事件后,在一向与郭皇后不和的吕夷简的怂恿下,宋仁宗更是决意要废后。但在范仲淹看来,皇后乃一国之母,“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因此,他在一年中写了许多篇反对废后的奏疏。皇帝被他搞得很烦,直到把他贬官外放到睦州,才落得耳根清净。

不过,历经这么多波折后,范仲淹还是不改耿直忠贞的秉性。公元1035年,废后风波过去后,仁宗又将范仲淹召回京城,对他委以重任,可不到一年,他又因向皇帝直谏当朝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与吕夷简交恶,再次被贬出京。

范仲淹被贬饶州后,妻子病故,自己也患了重疾。当时在建德县当县令的梅尧臣写了一首《啄木》和一篇《灵乌赋》寄给他,规劝他不要像乌鸦一样只报忧不报喜,虽然不好的事跟乌鸦无关,但在人们看来乌鸦就意味着凶兆。

范仲淹对梅尧臣的关怀和慰问很感激,但他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秉性,在回复梅尧臣的同名《灵乌赋》中,他这样写道:“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这,便是铮铮铁骨、一身正气的范仲淹!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官场失意人

公元1040年,西夏开国皇帝元昊破金明寨,围困延州。北宋朝廷派刘平、石元孙两军紧急赶往救援,不料援军在三川口遭遇全歼,刘、石二人被俘,宋朝满朝震惊。

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韩琦上奏朝廷,希望将范仲淹调往西北边境助他一起歼敌。就这样,业已五十一岁的范仲淹骑上快马,从越州出发,一路匆忙赶往战事吃紧的西北边境,开始了一段虽然短暂却荡气回肠的军旅生涯。

范仲淹是个有文韬武略之才且很实干的人,到西北后,他着力整顿军纪,根据实况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渐渐使战局有了扭转之态。然而,作为一名文士,从小在江南长大,此后又一直在江南一带当官,如今却远在边关、与家人相隔千里,看着边塞截然不同的风景,范仲淹不禁胸中波涛起伏,写下了不少感叹生活的诗词。

在北宋初年,词虽较五代时更为普及,但仍以“诗余”的从属地位存在,因此,在范仲淹的诸多诗词中,诗明显要多于词。然而,他的词数量虽少,但每一首都堪称佳作。比如,被后世誉为词中绝唱的《苏幕遮·碧云天》: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词中一“天”一“地”,一“山”一“水”,写出了西北边塞壮阔空旷、秋草离离的景象,这景象与中原、江南是多么不同!然而,夜来望见明月高悬、不禁对月怀人的,又岂止范仲淹一人?可以说,《苏幕遮》一词写出的,正是万千戍边将士的无边寂寥和思乡之情。

《渔家傲·秋思》一词,也是范仲淹在西北任陕西经略副使兼延州知州时所作: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跟《苏幕遮》一样,这也是一首写思乡的词,全词充满了悲凉、壮阔、深沉的意境,而在悲凉之中,又透着戍边将士有家难归的无奈,以及为戍边献身国家的英雄气概。

范仲淹的词作虽然不多,却气象开阔,词境深远,其词风与当时流行的晏殊等人的婉约之风迥然不同,其气势堪与盛唐诗人王昌龄等人的边塞诗相比,可谓开了豪放派的先河。而范仲淹能写出这样的词句,正与他一生正气、胸怀大志的个人特质有关。

公元1043年春,在范仲淹、韩琦等人的努力下,西北边关的布防得到了完善。边境之忧得以缓解,此时,范仲淹的宿敌吕夷简病倒了,晏殊取而代之、成为主持朝政的一把手,而已经亲政十年的宋仁宗也感受到北宋的积弊,迫切想要改变现状——可以说,此时是万事俱备,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变革的方向发展。

就在这年,范仲淹这股“东风”被召回京城,就任参知政事。上任后,他便提出“均公田”“厚农桑”等十项改革措施,在仁宗的许可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

然而,范仲淹的改革触犯了朝廷上许多官员的切身利益,而皇帝也因后来西夏跟北宋议和而认为国家已太平无事,对推行新政失去了兴趣与决心,故而“庆历新政”犹如昙花一现,不足一年时间就在大臣们的一片反对声中结束了。

公元1045年,力主新政的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纷纷被贬。此后,一心忧国忧民的范仲淹辗转各地,在邠州、邓州、杭州等地任地方官,再未进入中央权力中心。

英雄迟暮,壮志未酬,即使铁骨铮铮如范仲淹,也难免会有内心伤感的时刻,而《定风波·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一词,便是这种愁绪的真实写照:

罗绮满城春欲暮。百花洲上寻芳去。浦映花花映浦。无尽处。恍然身入桃源路。

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悲无欢绪。

毕竟岁月不饶人,范仲淹老了,身体已十分衰弱,纵然他想“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的忧如今有谁知道?又有谁能解?

都说五十而知天命。此时年近花甲的范仲淹即使心有不甘,也不得不认命了。因此才滋生了“百花洲上寻芳去”的归隐之心。

有一年,范仲淹在与跟他同样仕途不得志的好友欧阳修见面喝酒时,写下了《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在当时的范仲淹看来,像曹操、刘备、孙权这样的英雄人物,用尽权谋,到头来也不过落得三分天下的局面,人的一生长不过百年,年少时无知,年老时病弱,真正大好的年华只有中间短短数十年,纵使用来追求功名利禄,得了高官厚禄又怎样?谁能逃得出老死的结局?

综观《剔银灯》全词,无不透露出一个失意之人对功名的失望。

话虽如此,公元1046年应滕子京之请写下《岳阳楼记》时,时任邓州知府的范仲淹似乎又从消极的情绪中走了出来,故而才能在《岳阳楼记》中写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的句子。

而范仲淹的确是这样一个豁达之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不论被调到何处,他都依然像年轻时那样干劲十足,尽自己所能为当地百姓施行惠政,直到公元1052年病逝于奔赴颍州任职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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