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与王凌斗智淮扬结果怎么样？司马懿采用什么对决方式？

淮南大战，实际上是高平陵事变引发的后续反应。

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虽然把朝廷中枢的对手消灭了，但是，拥护曹魏的地方实力派却还存在，特别是在拥有重兵的淮南战区。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一位在淮南战区的元老级大将，就密谋举兵，振兴曹魏皇室。这位敢于带头反抗司马氏的老臣，就是镇守淮南扬州的新任太尉王凌。

据《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记载，王凌，字彦云，东汉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氏。其叔父王允，字子师，东汉末年曾任司徒，后来设计策划收买吕布刺死董卓者，就是此公。

王凌进入仕途，第一个官职是出任兖州东郡发干县的县长。这发干县，在今山东省冠县。不料他第一步就不顺利，在任内出了大失误，结果丢官不说，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每天在城中拿上扫帚扫大街，戴罪劳动改造。但是，他有幸碰到了一位贵人，命运终于出现改变。贵人在哪里？

他的这位贵人不远，就是正在担任兖州军政长官的曹操。这一天，曹操来到发干县城视察，在街上看到王凌。曹操见他的仪形举止，不像是一般打家劫舍的强徒，便向随行的当地官员询问此犯人的来历。当他得知王凌是王允的侄儿时，不由得生出怜惜之心来。

原来，曹操与王允曾有一段不错的交谊，而王允后来又惨遭董卓残部的杀害，直系家属无一幸免。感叹之后，曹操立即下令解放王凌，重新起用。从此，王凌就怀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为曹操效忠尽力。他先后出任兖州、青州、扬州和豫州刺史，所到之处，史称“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这都明确记载在《三国志》卷三十八《王凌传》中。魏少帝曹芳继位，王凌以征东将军出镇扬州，大本营设在寿县，即今安徽省寿县，负责东南战区军事指挥事宜。因抗御孙吴有功，由征东将军升任车骑将军，再升司空，最后继蒋济之后出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他虽位至三公，却一直在淮南驻节，未曾入朝。所以司马懿与曹爽长达十年的权力之争，他完全没有介入进去。

对于王凌，司马懿一直是积极加以笼络的。这从王凌此前能够连连升官，曹爽死后司马懿执政，又提升他为太尉，就可以充分看出来。道理很简单，王凌不仅是少数健在的四世老臣之一，声望颇高，而且长期拥兵淮扬，实力相当雄厚。司马懿要想稳定发展，必须把这位关键人物的工作做好，做到家。

但是，对于王凌，司马懿又是深怀戒心的。既然此人有资望，有实力，如果他不肯为自己效命又该怎么办？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曾经向熟悉王凌的蒋济，询问王凌其人如何，可见他已开始注意到王凌。当时，蒋济误解了司马懿的意思，以为他对王凌的才干能力有所怀疑，便替王凌美言道：“凌文武兼备，当今无双。其子王广，有大志，多才干，恐怕比其父还略胜一筹。”

世间的事就这么诡异，有时候替别人说好话，竟然是坏事一桩。蒋济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把司马懿问话的用意，仔仔细细琢磨几遍后，这才品出真味来。他大为懊悔，向家人长叹道：“我此言一出，将令人横受灭门大祸了！”

司马懿这一面，在笼络戒备王凌，而王凌那一面，又在干什么呢？

曹爽等人被诛杀之后，王凌心中大为不平。他倒不是同情曹爽，而是为年轻皇帝一再受制于强臣而激愤不已。作为领受曹氏四世之恩的元老重臣，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兴隆魏室，就同外甥令狐愚，密商兴隆魏室之计。

令狐愚，字公治，并州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氏，时任兖州刺史，领兵驻屯于平阿县（今安徽省怀远县）。平阿本是扬州属下之县，在扬州的州治寿春县东北一百里左右。因抵御东吴之需，故而令狐愚统领兖州的兵马，借驻在扬州的平阿，协助寿春的王凌作战。舅甥二人同时掌控淮扬重兵，具有支持曹魏皇室的实力和地盘。而令狐愚又曾经当过曹爽的主要幕僚，对曹爽之死深为同情，所以对王凌的想法一拍即合，极表支持。

舅甥密议后，认为兴隆魏室之道，是在京城洛阳之外的合适地方，另外拥立一位年长而又有才能的宗室近亲为君主，从而与京城的司马懿相对抗。经过一番慎重选择，二人一致选定了合适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

对象，也就是被封为楚王的曹彪。

曹彪，字朱虎，乃曹操侧室孙姬所生之子，魏文帝曹丕的异母弟。曹彪当年与曹植关系极好，两人在京城聚会之后，分手各回自己的封国时，才高八斗的曹植，曾作长诗赠送爱弟，情意深挚，词彩华美，是传颂至今的名篇。其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两句，便是后来唐代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名句的原版。曹植关心曹彪，是兄弟情分使然，那么王凌和令狐愚看中曹彪，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当然是年长。此时的曹彪，已经五十五岁，确实够年长的了。其次是曹彪有才，尤其长于文学。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曹彪的封地，长期在兖州管辖下的东郡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这不仅给作为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提供了接近和了解曹彪的有利条件，而且给今后拥立新皇帝带来很大的方便。至于拥立曹彪之后的临时中央所在地，则选在曹魏四个陪都之一的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即东汉献帝时期的临时都城。

嘉平元年（249）九月，高平陵事变之后半年多，令狐愚派遣亲信张式，前往白马县看望曹彪。左右无人之际，张式悄声说道：“令狐长官致意于大王，天下事尚未可知，愿大王珍重！”

曹魏王朝，对宗室近亲诸王的防范极为严格。他们只能住在各自的封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在封地中，朝廷都设有专门监视亲王一言一行的官员，例如监国谒者、文学防辅之类。他们视诸王为囚犯，诸王视他们如虎狼。此外，封地所在的州郡地方长官，对所辖区域内的亲王也有监督之责。此次张式来白马，表面上就是履行监督之责。曹彪此前就认识张式，从其神色中，立即领悟到了对方话语中的重要含义，就回答道：“请奉达令狐长官，吾敬领其厚意。”

张式圆满完成任务，径回平阿复命。令狐愚很快把情况通报王凌，王凌随即派出一位名叫劳精的心腹，到洛阳把计划密告给长子王广。王广当时在中央的尚书台任尚书，他见识深远，做事稳健，很不赞同王凌的想法。他要劳精马上返回扬州寿春，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老爸。

但是，王凌自认为力量可以和司马氏抗衡。加之他已年近八十，不趁现今精力还可拼力一搏，报效朝廷，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因此，他不听儿子的劝阻，继续按既定计划筹备一切。

当年十一月，令狐愚再次派张式到白马与曹彪联络。张式还未回转，令狐愚却因冬寒而突发重病，不几天就病死在平阿。消息传到寿春，王凌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会怎么办呢？

令狐愚之死，不仅使王凌失去可靠的支持，而且当新任兖州刺史来到平阿之后，又会对他本人的行动构成牵制，一出一进之间，王凌的力量即加倍受到削弱。但是，王凌决心孤注一掷。促使他这样冒险的因素很复杂，既有忠臣的责任感，也有老人的固执心，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竟然是迷信者的盲从意识。

原来，文武兼备的王凌，是一个非常相信星相学及其他迷信玩意的人。当初他和令狐愚之所以选定曹彪，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彪所在的兖州东郡一带，流传着两句民谣：“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意思是说，一匹带着素色缰绳的白马，径直向西南方向的京城驰去；是谁骑在上面呢？就是楚王曹彪啊！曹彪字朱虎，他骑白马上京城，不是去做皇帝还会是什么？所以两人便相中了曹彪。

令狐愚死后几个月，也就是嘉平二年（250）五月的夏至节晚上，茫茫夜空出现了一起罕见的天文现象。用《宋书》卷二十三《天文志》所载的话来说，是“荧惑逆行，入南斗”。所谓“荧惑”，即是现今所说的火星。“南斗”，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共有六颗组成斗形之星，与有七颗星的北斗不是一回事。按照当时星相家的说法，二十八宿中的斗、牛、女三宿，与地上的扬州相对应；凡此三宿中出现的天文现象，都将从扬州境内的人事变化中得到表现。另外，他们还认为荧惑的星相，直接和人间的君主相关联。那么火星反向运行进入南斗的星域，究竟主何吉凶呢？一个名叫浩详的星相家告诉王凌，说这预示着淮南“当有王者兴”，意思是淮南将会出现一位新的君主。王凌信以为真，更加觉得拥立曹彪之事上应天象，必定成功无疑。

王凌在扬州这边加紧准备，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在京城那边，把他的秘密泄漏了出去。原来，当初令狐愚在世时，曾有一位心腹幕僚叫做杨康。有关拥立曹彪之事，杨康都了解。令狐愚生病之后，杨康应朝廷之召，到洛阳报告兖州的州务情况。杨康进京不久，突然得到令狐愚病死的消息，他不禁发起愁来。因为旧刺史身亡，很快就有新刺史来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这个幕僚很可能当不成了，今后出路在哪里呢？愁闷之中，杨康便坏了心术，竟想出一个卖主求官的主意来。于是，他把令狐愚如何如何与王凌通谋之事，彻底向朝廷告发。

司马懿得知情况后，心中暗自高兴。王凌既然不愿归顺自己，那就要及时铲除他。但是王凌位为三公一级的大臣，又出镇一方，要铲除他必须有非常正当的理由，非常合适的时机。现在你王凌想拥立新君，对抗当今皇帝，这正当的理由就有了。余下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司马懿准备稍等一段时间再动手，原因有二：从政治上考虑，去年才大开杀戒，让曹爽等数百人的鲜血洒在京都的郊野；如果今年又大动干戈，把屠刀挥向年近八十岁的四世老臣王凌，恐怕对自己树立新形象争取人心的努力，相当之不利。再从军事上考虑，他也得有一段时间预作部署。于是，他立刻命人把杨康软禁起来，同时又吩咐对杨康所提供的情况要严加保密。由于司马懿及时采取措施，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王凌对秘密泄露一事竟然毫无觉察。

嘉平三年（251）正月，从孙吴方面传来消息：七十岁的吴主孙权，为了防备魏军在自己万一去世之后，直捣都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下令动员十万人丁，在正对建业的长江北岸，一处名叫堂邑的地方（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筑起堤坝堵塞当地一条叫做涂水的河流，以淹没北岸大片地区。王凌得报，立即上奏朝廷，请求大举出兵反击。他的想法是：只要从中央得到调兵的虎符，即可借机举兵起事。

他的上奏，当然得不到司马懿的批准。王凌无可奈何，只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由于心情急切，王凌走出了相当草率的一着。这是一着什么棋呢？

原来，新任兖州刺史已经来到平阿，其人叫做黄华。黄华本是凉州酒泉郡（治所在今甘肃省酒泉市）的地方势力首领，多年之前曾经割据酒泉，与曹魏政府对抗。后来山穷水尽，举手投降，从此改换门庭入了正流。经过多年的努力争取，他好不容易才挣到一个兖州刺史的职位。就是这样的角色，王凌竟然想争取他来做令狐愚第二。黄华到职不久，王凌派心腹杨弘去平阿，劝说黄华参加自己的行动。殊不知杨弘没有说服黄华不说，反而和黄华联名写了一封检举报告，连夜送往京城洛阳。司马懿收到检举报告，认为动手的时机已到，立即秘密下令，调集数万中央军的精锐兵马，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攻灭王凌。

这年五月，司马懿悄悄率军出发。为了保持机密性，连往常他出兵时，天子要亲临送行这一项表示殊荣的仪式也取消了。大军离开洛阳，登上舟船，经黄河，向南进入淮河北岸的大支流颍水，扬帆南下，急行军八百多里，来在豫州汝南郡项县以北十里处的百尺堰（在今河南省沈丘县）。这百尺堰，是曹魏在颍水屯田区修建的大型灌溉工程。由百尺堰再沿颍水顺流而下，三四天内即可抵达王凌所在的寿春城下（今安徽省寿县）。司马懿进至百尺堰，对寿春形成大兵压境之势后，下令暂停进军，准备向王凌实施攻心之术。

他先以朝廷名义下达公开文书，在列举王凌诸般罪状之后，又宣布对王凌的罪行加以特赦，算是威恩并举。同时，他又命令随军前来的王广，写信劝告自己的老父亲，早日主动向朝廷谢罪，不要负隅顽抗。朝廷的文书与王广的家信，立即由特使送达王凌。特使出发后，司马懿传令各军，作好全力进攻寿春城池的准备。

在王凌那一方面，司马懿的大军还未到达百尺堰时，他已得到了一点消息。但是直到这时，他都还不知道杨康已经在京城告发了自己；而黄华和杨弘，把联名上交检举报告之事，也对他隐瞒得滴水不漏。因此，王凌虽然怀疑司马懿来意不善，但又总觉得对方未必就知道自己的底细。于是，他一面派出快马驰往百尺堰方向，送去向司马懿问候致意的书信，企图探明对方动兵的意向，一面又动员本部上万兵马，作好应变的准备。他自己则率领幕僚和数百精锐亲兵，由寿春乘轻舟溯颍水而上，就近等候使者带回消息之后，好尽快决定对策。

他离开寿春时，派出了第一批信使。走到途中，又接连派出两批信使。但是，眼看已经西出寿春城池三百里有余，三封书信均无回音不说，连十多名信使也没有回来一个。王凌终于明白大事不妙。他正要下令回转寿春，司马懿的特使倒先赶到了。

王凌停舟之处，名叫浦口，其地西距百尺堰也有一百里左右。当他看罢朝廷文书和儿子家信之后，立时明白自己已经陷入绝境之中。

武力抵抗须有实力作后盾，而现时双方的实力对比悬殊。由于得不到中央的调兵命令和铜虎符，身为扬州战区指挥长官的王凌，也无法大规模调集东南战区的军队。现时他所能调遣的，只有直属本部的兵马一万余人。而对方麾下有中央军精锐好几万人，随时能够动员的后备兵力还未计算在内。加之兖州的黄华与杨弘，已经站到司马懿一边，战端一开，王凌还将受到平阿方向的夹攻。对方大兵已经压境，即使王凌想强征民丁入伍扩充军队，也没有充分的时间。总而言之，王凌如果想要凭借寿春城池拼死相抗，除了白白牺牲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外，别无其他结果。

年近八十岁的王凌，倒也不愧是一条铁骨好汉。当他清楚看到抵抗已经没有意义，只会导致寿春城中军民玉石俱焚的结果之后，仰天长叹一声，决定单舟直往司马懿军前辞职谢罪，独自承担一切后果。

五月初十，王凌抵达了一处名叫丘头的地方（在今河省沈丘县）。丘头在百尺堰以南五十里。司马懿在百尺堰稍事停留后，挥军东下。行至丘头，侍从来报，太尉王凌遣幕僚王彧，前来呈交王凌的太尉印绶、节旄，并送王凌亲笔谢罪书信一封。高坐船楼的司马懿，把印绶和节旄扫了一眼，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把来信展开，只见上面写道：“身陷刑罪，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绶，顷至，当如诏书，自缚归命。虽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大意是说，我犯罪本当受刑，却承蒙您的赦免和原谅；现今派遣下属送上我的官印，我会按照皇上诏书的指示，捆绑自己前来归案；虽然您私人对我施予恩惠，但是承受官方法律的处置是我的本分。

这就是王凌的举手投降书。司马懿率领数万兵马急速前行上千里路，目的也正是要得到这寥寥三十三字。他吩咐部属，准备迎接来降的王凌。

接受投降，如同抵御敌人，这是中国兵家的座右铭。只见丘头附近的水面上，战船如飞雁队形排开。船上旌旗飘拂，刀矛闪光，一片肃杀气象。居中是一艘三层楼船，长十多丈，髹以彩漆，上建大旗，这就是主帅司马懿的座舟。列阵刚毕，王凌的小船也到了，须发皓白的魏朝太尉，双手反缚，赤裸上身，跪于船头之上。待他来到前锋战船时，便有司马懿的幕僚上船，为他解开绳索，穿上衣裳，并且问候致意。至此，受降仪式便在上万人的注视之下结束了。

王凌受到这样温和的待遇，松了一口大气。他以为这是司马懿真正将要赦免他的表示，就下到旁侧的一艘小船，要前往楼船去见司马懿。不料小船行驶到距楼船还有十多丈远时，便有两艘战船飞快上前，把他的小船截住，不准前进。王凌这才知道情况不容乐观，只得遥遥对着楼船上的司马懿，大声说道：“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您只消用简短书简召唤我，我难道敢不来吗？何须如此兴师动众啊！

高坐船楼的司马懿，傲然俯视对方，朗声答道：“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因为您不是简短书简所能召唤来的人呀。

王凌仰望着高高在上的司马懿，愤然指责道：“卿负我！”您对不起我！

司马懿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傲然态度，缓缓答道：“我宁负卿，不负国家！”我宁可对不起您，也不能对不起皇上！请注意，此处司马懿口中的“国家”，是当时的习用语，准确含义是指正在位的皇帝，而非政治的体制，这是史学名家周一良先生的独到之见。

两位年过古稀的老者，两位魏朝的四世元老，就这样旁若无人一般，在颍水的江面之上，打了一阵子嘴仗。司马懿怕王凌还会说出更难听的话来，把手一挥，立刻从拦截王凌的战船上跳出两名武士，一左一右，提起王凌就丢上战船。然后，那战船在四艘巡江轻舟的警卫下，径自向码头驶去。

按照司马懿的指示，江西岸的码头上，早已有一支铁骑兵队伍在此恭候。王凌一被押送上岸，即将由他们带回京都问罪。舍舟登岸，已是红日西下之时，王凌举目四望，但见川原苍茫，残阳如血，不禁悲从中来。他想知道此去自己的生死如何，便向骑兵队长索要钉棺材盖板的铁钉，以试司马懿之意。经过请示，那队长把两枚长长的棺钉，放到王凌面前。王凌自知必死，也就不再犹豫。当天深夜，王凌一行来到百尺堰以南的项县（今河南省沈丘县）。在驿馆之中，王凌长叹道：“年将八十，竟然身名并灭了！”说完之后，断然仰头喝下毒药而死。

以王凌为首的反抗力量，到此被彻底消灭。但是，就在三个月后的八月初五，七十三岁的司马懿，也病死在洛阳，到阴间去同老朋友王凌见面相会了。

淮扬的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激烈战斗，但是司马懿的用兵特色，依然清晰显现出来。在做好最坏打算的情况下，尽力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他惯用的策略。换言之，尽量在斗智上下功夫，而不在斗力上费力气。以往对付诸葛亮是如此，现在对付王凌更是如此。在自己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用兵中，他就用这样的收官表演，告别了历史舞台。撇开道德上的拷问和衡量，单单就沙场用兵的军事才能而论，综合他在辽东之战和其他战场的表现，他应当评为曹操之后，曹魏主帅型名将第二名。也正是凭借军事上的战功积累，他也才能逐渐掌控曹魏后期的朝廷大权，为后来司马氏的代魏奠定了基础。

总的说来，司马师代魏的过程，经历了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每人的双手都沾满鲜血。鲜血不仅来自大量无辜的平民和俘虏，而且来自在位的年轻皇帝。这种动辄就使用灭绝生命来解决问题的野蛮手段，连他们的后代子孙，东晋明帝司马绍，听说之后也惊讶羞惭不已，长叹说：“如果是这样，皇朝的命运怎能长久啊！”司马绍所指的短命皇朝，就是西晋。做了伤天害理的事，必定会受到严厉惩罚，而且老天爷往往还用极其公平的方式，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而司马氏受到的惩罚，到西晋皇朝的第二代就迅速兑现。太熙元年（290）四月，五十五岁的晋武帝死亡，儿子司马衷继位为晋惠帝。晋惠帝生母的堂妹杨皇后，升为皇太后；其生父杨骏，出任首席辅政大臣。晋惠帝的妻子贾氏，则被立为皇后。一年之后的三月间，三十四岁的贾皇后有样学样，挥起屠刀搞政变，杨骏及其心腹下属均被诛杀三族，皇太后杨氏被逼自杀。六月间，贾皇后又将屠刀对准司马氏家族自身，先后诛杀辅佐朝政的亲王司马亮、司马玮。接下来，执掌朝政的赵王司马伦，又废黜逼死贾皇后，夺取了皇帝的位置，由此引发了宗族亲王之间的血腥夺权大战，即“八王之战”，导致西晋皇朝的迅速覆亡，成为秦以后的第二个短命统一皇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