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为什么一方面和袁绍联合，另一方面又和公孙瓒同盟？

兴亡谁人定，盛衰岂无凭；一页风云散，变幻了时空。这是历史的魅力，今天来讨论“张燕为什么一方面和袁绍联合，另一方面又和公孙瓒同盟？”的话题，或许有您所想了解的答案。

袁绍与张燕联合，目的在于防止“黑山”与“黄巾”在冀州合流，是暂时的。对张燕来说，不可能不了解袁绍的这一策略。为了巩固自己在冀州的地位，寻求袁绍的敌对者，并与之建立同盟，就成为张燕当前的迫切要求。在河北地区，张燕所能选择的最好对象，当然是舍公孙瓒莫属的。同时，勃海之战的胜利者是公孙瓒，在战争中不但没有被削弱或消灭，而且获得黄巾军的大量“车甲财物”，“威名大盛”（《后汉书·公孙瓒传》），并乘胜进攻袁绍，展开界桥之战，企图夺取冀州。

《三国志·魏志·张燕传》说：“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张）燕遣将杜长等助（公孙）瓒，与（袁）绍战，为绍所败。”界桥之战，张燕曾派军协助公孙瓒，说明他们之间的同盟已经建立，这仅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张燕所派出的部队，显然不是劲旅，更不是主力，因而一经接战，即为袁绍所败。为什么？理由很简单，为了对付袁绍，张燕需要公孙瓒这样的同盟者，但是，如果界桥之战的胜利一方属于公孙瓒，冀州将落入公孙瓒之手，这也是张燕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说：“（公孙瓒）以严纲为冀州，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兖州（刺史），置诸郡县。”公孙瓒不但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还任命了青、兖两州刺史，野心很大，对张燕来说，这将是第二个袁绍。因此，如何对待公孙瓒，张燕的意图是，既要与公孙瓒联盟，以抵制袁绍，又不希望公孙瓒获胜，代替袁绍占有冀州。在复杂的矛盾下，张燕与公孙瓒所建的只能是这样的同盟，这一直持续到公孙瓒为袁绍所消灭。

实际上，张燕的图谋还不仅是自保。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袁）绍既破（公孙）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黑山）贼十余部，众数万人，聚会邺中。坐上诸客有家在邺者，皆忧怖失色，或起涕泣，（袁）绍容貌不变，自若也。贼陶升者，故内黄小吏也，有善心，独将部众逾西城入，闭守州门，不内他贼，以车载（袁）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捍卫，送到斥丘乃还。绍到，遂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属于魏郡的邺县是冀州的政治中心，又是当时袁绍后方的主要根据地，袁绍以及众官的家属都居住在这里。后方被袭，人质落在“黑山贼”手里，对袁绍来说，应该是一次严重的打击。由于“黑山贼”陶升的背叛投降，袁绍才得以扭转危局。

这段史料虽然简单，却反映了如下值得探讨的三个问题。

其一，所谓“贼陶升者”究为何许人。《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于）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贼有陶升者，自号平汉将军，独反诸贼，将部众逾西城入，闭府门，具车重，载（袁）绍家及诸衣冠在州内者，身自捍卫，送到斥丘。绍还，因屯斥丘，以陶升为建义中郎将。”这与上引《英雄记》自是一事，但可以补《英雄记》所缺，而又最为重要的一点，即陶升的自号是“平汉将军”。清代学者赵一清早已指出，这个自称“平汉将军”的陶升即是《三国志·魏志·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以及上引《后汉书·朱儁传》，属于“黑山贼”一支的“平汉”，《后汉书集解》作者王先谦也有同样看法。据《英雄记》记载，陶升本来是内黄县的小吏，内黄属于魏郡。按照当时通例，刺史、太守、县令长等地方长吏，是非本地人士；但是，其属吏却皆由地方豪族人士充任。至于所谓“小吏”，《后汉书·章帝纪》李贤注说：“百石以下斗食佐史之秩，言小吏也。”尽管陶升属于百石以下的“小吏”，位秩卑下，由于出身豪族，如《章帝纪》所说“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在当地却具有一定势力。在“黑山贼”中，类似陶升这样的人物，应该不是个别的。如前所说，“黑山贼”属于河北地区主要是冀、并两州的豪族集团，现仅据陶升其人的出身，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至于陶升为什么背叛张燕，投降袁绍，《英雄记》谓由于“有善心”，即早有归附袁绍的心意。袁绍任命陶升为“建义中郎将”，即以代张燕的“平难中郎将”，作为新的“黑山”的统帅。

其二，“魏郡兵反”，与“黑山贼”联合袭破邺城的，当然是袁绍的部队。但这支部队属于何人率领？《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注引《汉晋春秋》说：“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麴义余残，畏诛逃命，故遂住大军，分兵扑荡。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桥搴旗拔垒，先登制敌者也。”这是袁绍致公孙瓒书信中的几句。所谓“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麴义余残，畏诛逃命”，“西山”即“黑山”，因此，此四句即《英雄记》所说的“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魏郡叛军是麴义率领的部队。麴义是界桥之战的先锋，《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对界桥之战有如下描写：“（袁）绍令麴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麴）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义追至界桥，（公孙）瓒殿兵还战桥上，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营中余众皆复散走。”现试与袁绍的书信对比：“绍令麴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即所谓“此兵孤之前行”；“义追至界桥”“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亦即所谓“乃界桥搴旗拔垒，先登制敌者也”，“拔其牙门”即“搴旗”，“营”即“垒”。这进一步说明，与“黑山贼”联合，在魏郡举起反旗的叛军，属于麴义部队。

为了说明这支部队为什么背叛袁绍，有必要首先说明麴义其人其事。《资治通鉴》卷六○“会（韩）馥将麴义反叛”条胡三省注说：“《姓谱》：汉有平原鞠谭，其子閟避难，改曰麴氏，后遂为西平著姓。”据《元和郡县图志》等古地志，凉州的西平郡是东汉末年建安中从金城郡分置的，因此，麴氏应该是金城著姓，后来才成为西平著姓。见于《三国志》及注的麴氏人物，如《武帝纪》的“西平、金城诸将麴演”，《张既传》的“西平麴演等举郡反”，《苏则传》注引《魏名臣奏》的“西平麴演等倡造逆谋”，说明麴演属于拥有武装的西平豪族人士，并站在东汉政府的对立面。此外，还有《明帝纪》的“西平麴英反”，《张绣传》的“金城麴胜”，《张既传》的“西平麴光等杀其郡守”，麴英、麴胜、麴光等也同样是西平（金城）豪族人士，其行径也与麴演相同。至于麴义，是否如胡三省所说属于西平著姓，并与麴演等辈属于同一类型呢？前引《英雄记》说，“（麴）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说明麴义不但是凉州人，而且多次参加过对羌族的战争，所统率的当然是一支凉州劲旅。因此，人们有理由承认，胡三省的注是正确的。麴义其人出身于西平（金城）著姓，属于凉州豪族。至于麴义如何从凉州前来冀州，没有明确的史料可以说明。但是，存在这样一个可能，即他是随皇甫嵩镇压黄巾起义来到冀州的。皇甫嵩是安定朝那人，安定郡属于凉州，与金城邻接，当他以左中郎将奉命镇压黄巾军时，曾招募“精勇”，最后则是在冀州消灭黄巾军的主力张梁、张宝所部（《后汉书·皇甫嵩传》）。麴义与皇甫嵩同属凉州人，他和所部凉州劲旅，可能即是在应募的“精勇”之列，从而随从皇甫嵩转战到冀州的。如果这个推论不误，消灭黄巾主力后，麴义即留在冀州，并成为冀州牧韩馥的部将。

《后汉书·袁绍传》说：“（韩）馥将麴义反叛，馥与战失利。（袁）绍既恨馥，乃与义相结。”在韩馥及其部属眼里，袁绍被看作“孤客穷军”，麴义从凉州前来应该同样如此，即是说，在冀州，袁绍与麴义部队都处于被歧视的地位。当麴义举兵反叛、韩馥失利之际，袁绍出于怀恨，与麴义联合，对韩馥来说，当然是严重的威胁。其后，韩馥被迫将冀州牧职位拱手让给袁绍，麴义及其凉州劲旅的支持，应该是重要的因素之一。从此，麴义成为袁绍手下的一员大将。

其三，麴义所部为什么在魏郡举兵反对袁绍，并与“黑山贼”联合，这是否出自麴义本人的图谋。《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说：“麴义后恃功而骄恣，（袁）绍乃杀之。”《后汉书·袁绍传》也说：“麴义自恃有功，骄纵不轨，绍召杀之，而并其众。”麴义自恃对袁绍有大功，从而构成被杀的原因，这不难理解。问题在于，所谓“骄恣”“骄纵不轨”，其具体内容究竟为何，无论《英雄记》还是《后汉书》都没有交代。前引袁绍致公孙瓒的信说过，“麴义余残，畏诛逃命”。即是说，在魏郡举兵背叛袁绍的，属于麴义“余残”，并非全部，麴义本人自不在内。结合前引《后汉书·袁绍传》所说“绍召杀之，而并其众”，说明其时麴义已应袁绍之召前往，随即被杀，其众亦为袁绍所并；至于“畏诛逃命”，更说明麴义所以被杀是出于某种“不轨”图谋的暴露。十分明显，勾结“黑山贼”，占据邺城，一举颠覆袁绍的统治，这即是麴义的图谋。以后面还要具体说明，此不赘述。最后，还有必要说明麴义被杀的时间问题。麴义由于阴谋暴露被杀，应该是在“魏郡兵反”之前，不可能在其后，《英雄记》和《后汉书》的记载，都安排在袁绍对“黑山贼”作战结束之后，从上面的推论看来，应该是失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