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瓒实力如何？为何能割据幽州？

沿着古长城徒步，仿佛行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一边欣赏雄浑壮观的边塞景象，一边不断去怀想曾经发生在这片历史大地的过往。今天来讨论“三国人物——割据幽州的公孙瓒”的话题，一起感受历史的魅力。

与当时的割据者相同，公孙瓒也是靠武装力量起家的。他所割据的地区在幽州，辖境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北部和辽宁等地，与乌桓等相邻接；因此，他不断与这些少数民族的贵族以兵戎相见。东汉末年，公孙瓒是一个能征惯战、手握重兵的割据者，在“武”的方面充分显示了他的才能。对公孙瓒的这种才能，《英雄记》有过精彩描述：

公孙瓒除辽东属国长史，连接边寇，每有惊，辄厉色愤怒，如赴仇敌，望尘奔继之。夜战，虏识瓒声，惮其勇，莫敢犯之。（《太平御览》卷四三七引）

公孙瓒与破虏校尉邹靖俱追胡，靖为所围。瓒回师奔救，胡即破散，解靖之围。乘胜穷追，日入之后，把炬逐北。（同上卷八七○引）

公孙瓒每闻边警，辄厉色作气，如赴仇。常乘白马，又白马数十匹，选骑射之士，号为“白马义从”，以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当避白马长史。”（同上卷八九七引）

这里所谓“边寇”“胡”，是指东胡族的乌桓。西汉以来，这支少数民族迁居到现在河北、辽宁一带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的塞外。由于乌桓贵族经常对汉族聚居地进行劫掠，汉族人民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公孙瓒对乌桓贵族的反击，这是一种正义行动；同时，从上引《英雄记》看来，在不断反击乌桓的战争中，公孙瓒“厉色愤怒，如赴仇敌”，也是他的“刚毅”性格的一种反映。

据《后汉书》《三国志》的《公孙瓒传》及其他史料，公孙瓒的经历是这样的：以属于郡小吏的门下书佐任上计吏，举孝廉为郎，再为辽东属国长史、涿县令；从任涿县令开始，就奉命统率过三千名幽州突骑出征，后来又以骑都尉率军反击乌桓贵族对幽、冀等州的掠夺；罢兵以后，又以降虏都尉统率步骑万人屯驻右北平郡（今辽宁凌源西南），再以中郎将兼领辽东属国长史，封都亭侯，掌握了一支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最后则是任奋武将军、前将军，封蓟侯和易侯。在戎马生涯中，公孙瓒在河北，军队愈来愈多，职位愈来愈高；与此相应，对河北地区的其他割据者，矛盾也必然会愈来愈大。彼此之间，终于导致了相互兼并的长期战争。

除公孙瓒外，河北地区还有三支拥有强大武装的割据势力。其一是公孙瓒的上级幽州牧刘虞，其二是冀州牧韩馥，其三是韩馥属下的勃海太守袁绍。刘虞是东汉王朝的宗室，祖父刘嘉担任过中央政府九卿之一的光禄勋。他“初举孝廉，稍迁幽州刺史”，后来还曾被任命为三公之一的太傅，是当时世族中的著名人物。初平二年，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袁绍和韩馥甚至企图推举刘虞为帝，以代替董卓所立的小皇帝（即汉献帝）。韩馥“颍川人，为御史中丞，董卓举为冀州牧”（《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英雄记》）。他是董卓心目中的“群士”之一，即当时的名士；同时，他又是“袁氏故吏”，与“汝南袁氏”这个显赫世族有着密切的关系。袁绍是当时汝南袁氏的代表人物，不但是世族，也是著名的豪杰和游侠。

刘虞和公孙瓒共处幽州，韩馥和袁绍共处冀州，两雄不并立，彼此都在企图兼并对方。《后汉书·刘虞传》说：“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众，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这件事虽然记载在初平元年，实际上，刘虞、公孙瓒之间矛盾的形成，远在这年之前，主要原因在于，公孙瓒“务会徒众，以自强大”，所拥有的武装力量已达到刘虞不能控制的程度。次年，刘虞拒绝韩馥、袁绍拥立，尽管他的理由十分堂皇，说什么“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诟误邪！”（《后汉书·刘虞传》）其实，主要还在与公孙瓒之间的矛盾，他是不可能得到公孙瓒支持的。后来刘虞战败被俘，公孙瓒杀他的理由即是“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三国志·魏志·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说：“（公孙）瓒曝（刘）虞于市而祝曰：‘若应为天子者，天当降雨救之。’时盛夏，竟日不雨，遂杀虞。”充分说明，公孙瓒是反对刘虞称帝的，刘虞拒绝袁绍、韩馥的拥戴，其原因也主要在此。

公孙瓒力量逐渐壮大，实际上，已经基本控制了幽州，刘虞将被兼并，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至于对韩馥据有的冀州，公孙瓒一直是虎视眈眈的；但是，袁绍却早已在企图消灭韩馥，占有冀州。袁绍谋士逢纪利用公孙瓒的这种心理，建议说：“可与公孙瓒相闻，导使来南，击取冀州。公孙必至而（韩）馥惧矣，因使说利害，为陈祸福，馥必逊让。于此之际，可据其位。”（《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果然，公孙瓒为袁绍火中取栗，“引兵入冀州，以讨（董）卓为名，内欲袭（韩）馥”。正如逢纪所策划，韩馥被迫逊位，袁绍唾手得到了冀州。过去幽、冀两州各自的内部矛盾，从此转化为两州之间的矛盾，亦即公孙瓒、袁绍争夺整个河北地区的矛盾。

初平二年，当袁绍取得冀州之后，青徐黄巾军三十万众进入河北，为公孙瓒所破。通过这次战争，公孙瓒不但解除了黄巾军对他的威胁，而且得到黄巾军的大量“车甲财物”，“威名大震”。因此，公孙瓒认为，进攻冀州的时机已经成熟，即以袁绍拥立刘虞为理由，发动进攻，展开了著名的“界桥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