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帝曹叡都干过哪些不靠谱的事情？

历史不是传说，也不是戏说，而是活生生的现实，比故事更精彩……一起来讨论“三国英雄记——君臣“义务劳动””的相关话题，感受下您所了解的历史是否和我的一样呢？

张郃之死对魏明帝曹叡的打击确实难以估量，曹叡的雄心壮志也许因为此事而消退了不少。

曹叡原本是个务实的人，继位以来也有励精图治的宏愿，但给人的印象却并非全是正面的，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一项爱好有关。

曹叡的这项爱好，就是大修宫室，也许少年时代长期幽居在狭小的宫室里，更渴望空间的广阔，所以再豪华的居所也满足不了他的渴求心，就不停地修建更大更华美的宫殿。为此，曹叡甚至达到了自我陶醉的程度，虽遭到众多朝臣的反对，但依然我行我素。

相较于父祖，曹叡在宫室建设上确实堪称大手笔。每造一处宫室，往往动用数万徒工，不惜财力物力，所造宫室也都是超大体量的那种，诸如太极殿、式乾殿、昭阳殿、总章观、黄龙殿、寿安殿、竹殿、阊阖门等，无不高大壮观，外表雄武，内部装修豪奢（皆以金玉妆饰，雕梁画栋，碧瓦金砖，重重锦绣）。

曹叡还命人引谷水入宫，直达皇家园林芳林园，于此形成一个很大的人工湖，名天渊池，用挖掘天渊池的泥土堆成景阳山，从太行山、谷城山等地运来白石英、紫石英、五彩文石等进行装饰，园中遍布松竹花草、奇禽异兽。

为了修建这些宫室，曹叡还命公卿以下的官员们都去参加“义务劳动”，中间还包括太学的学生们，曹叡亲自带头干活，到工地上挖土（躬自掘土以率之）。

苑囿建成后，曹叡经常于此游宴泛舟，或歌或舞，或登山或畅饮，美得很。

曹叡还嫌玩得不够，把大发明家马钧叫来，让他给自己设计一些好玩的东西。马钧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发明家，他发明了著名的指南车、翻车，改进了诸葛连弩和织绫机。他主要精力都用在了提高劳动生产力、改进国防装备上，平时很忙，但曹叡叫他，他自然不敢怠慢。经过冥思苦想，他发明了一套木偶百戏应付曹叡，曹叡挺喜欢，但觉得这些木偶虽然精美却不能动，问马钧能不能让这些木偶活动起来。

如果木偶真能自己活动起来，那就是最早的机器人了，还是表演用机器人。如此高难度的要求没有难倒大发明家，经过反复改造，马钧最终成功地造出了“水转百戏”，用木头制成一套复杂的轮动系统，用水力推动，使其旋转并传导到木偶上，所有的木偶都可以动起来，或击鼓，或吹箫，或跳舞、耍剑，变化无穷。

除内宫外，洛阳城也修建得无比壮美。

东汉定都洛阳后，作为天下规模最大的城池，洛阳共有12座城门之多，但自董卓一把火焚毁洛阳之始，洛阳城就变得残破不全了。到了曹叡手里，他下令不仅要恢复洛阳城的旧貌，而且在城池建设上要全面超越前代。

曹叡下令所有城门上均建起两层的城楼，城墙上每隔百步修一座望楼，城门外均建起双阙，在洛阳城的西北方，下令兴筑金墉城，这是曹叡的创举，之前从未有人这样修建过城池。这是三座相连的小城，防御设施极其完善，目的是以备战时应急避难之需。

在洛阳郊外有皇家禁地射猎场，高柔在一封奏疏里说它大小有上千里（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这可能有点儿夸张，但面积相当广大这是事实。高柔还曾做过统计，说这个射猎场中有大小老虎600只，狼500只，狐狸10000只。为了喂食1只老虎，每3天需1只鹿，1只老虎1年要吃掉120只鹿，为了喂食600只老虎，苑中需养72000头鹿才行。

这还不算最奢华的，曹叡还干过几件不靠谱的事，其中一件是，他下令把长安的铜驼、铜人、承露盘等拆了运往洛阳。这几件东西的来历有点神秘，比较通行的说法是，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铸造了这些东西，它们都很硕大，比如铜人，有的说5丈高，也有的说高达20丈，即使只有5丈，估算一下其重量也过千石，约合如今10吨。在没有重型卡车也没有吊装机的情况下，长途运输这些玩意，运输成本是一笔惊人的开销。

铜人实在太重，勉强运到长安东郊的灞城就运不动了，只好扔在了那里。而承露盘的命运更惨，在搬运过程中损毁，倒下时发出的声响几十里范围内都能听见（盘折，声闻数十里）。

只有铜驼勉强运到了洛阳，魏明帝下令把它放置于新修建的阊阖门外大道之上，此条大道于是被命名为“铜驼大街”。

有一个传说，说铜人没能运成，是因为它离开长安时心情感伤，流下了“铅泪”。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这个传说流传甚广，唐代诗人李贺有一句名诗叫作“天若有情天亦老”，写的正是这件事。

那时，李贺因病辞职，由长安返回洛阳，走的就是铜人东迁这条道，于是寄其悲于金铜仙人，写下了“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之句，结果让魏明帝办的这件荒唐事更加声名远播。

领导如此犯糊涂，下面的人都装聋作哑不成？

答案是否定的。大家其实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也从不畏惧领导高不高兴，从一开始就对魏明帝的奢靡展开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反对和抗议。

在此前后，对魏明帝曹叡大兴宫室一事提出过劝谏的就有王朗、王肃、高柔、陈群、华歆、蒋济、王基、钟毓、杨阜、高堂隆、卢毓、卫臻、卫觊、徐宣、徐邈、司马芝、王昶等人，几乎所有的重臣都出现在劝谏的名单中了。

魏明帝对这些人不厌其烦的进谏，基本上用一种态度来对付：听是不会听进去的，但也不追究，不责怪，甚至给予表扬（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这种我行我素、死不认错的做法居然得到了后世一些历史学家的肯定。东晋史学家孙盛就此赞扬魏明帝，认为他对大臣们很尊重，是一位肚量大、谦虚、善良的好领导（优礼大臣，开容善直）。

当然，魏明帝也有被惹急的时候。

一次，有个叫董寻的官员也来上书凑热闹，用词颇为激烈，里面有一段话，说大家都来劝您，但您一概不接受，造成现在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的局面，以致阴阳失和，灾害频生（使阴阳不和，灾害屡降，凶恶之徒，因间而起）。

这位董先生大概属于东拉西扯派。曹叡大兴土木又听不进劝谏是事实，但把一切灾难罪过都归于此，显然是上纲上线。但董先生敢说出重话，自然也是有备而来。

董寻在这份上书中最后写道：“我知道这封奏章上去定然是活不了了，不过既然生而无益，那不如死了算了。现在我一边给您写奏章一边流泪，人虽还有口气在，但心已死。我有八个儿子，我死之后，这几个儿子就给您添麻烦了（臣有八子，臣死之后，累陛下矣）！”

从古至今忠臣不少，诤臣也很多，也有为心中的真理而豁出去不要命的，但这样给皇帝提意见还是颇有特色。

董寻的这封意见书要是放在魏明帝的爷爷曹操那里，再难受的头风估计一下子都能给治好了；要是给魏明帝的父亲曹丕看，估计董寻定然活不到明天，就是跑到月亮上也得追回来剁几刀才解气。

魏明帝是很能沉住气的人，这一回也急了眼，咆哮道：“董寻，你就不怕死吗？”

董寻时任司徒军议掾，相当于司徒府里的处长，地位不高。魏明帝周围的人也看不下去，纷纷建议重处董寻。

可是，气归气，过了一会儿魏明帝就不生气了，下令不要为难董寻，后来还提拔了董寻担任贝丘县令。

但是，批评皇帝的奏章仍然源源不断地递上来，似乎慢慢变成了一种时髦，好像谁不就此说几句谁就是落后分子。

这些批评的奏章各家史书里多有收录，有的全文照录，有的大段引述，简直可以编一部文集。

在这些奏章里，尽管不都像董寻那么直来直去，但大多“夹叙夹议”，有论点也有论据，把魏明帝干过的那些事通过奏章一一记录下来。

曹叡本是个有思想、有作为也很勤奋的皇帝，但他在历史上的形象不佳，与此有极大关系。

曹叡生于忧患，继位于非常之时，他天资聪慧，沉毅好断，有一代明君的气质。非但如此，他做事很细心，记性特别好，尤其是记官员的名字、家庭成员和履历，即使是左右小臣，对于他们的履历和家庭情况，一经过目就能记住不忘。他也很勤政，鼓励吏民士庶直接给他上书反映情况，有时一个月里就处理数十上百封这样的信件。

从内政外交看，曹叡也不是没有作为的皇帝，在吴蜀争雄中始终保持优势，对周边少数民族部落恩威并施，边疆保持安定。对内改律法，整顿吏治，推出新的官员选拔考核办法，驾驭群臣，得心应手。

但鬼使神差，一向做事谨慎的曹叡不知为何对大兴土木、广蓄宫室产生了兴趣，论者以为曹魏三代而衰，起点是青龙、景初年间（青龙、景初之际，祸胎已伏），青龙和景初都是魏明帝的年号。

清人王夫之进一步剖析了曹叡未能成为一代名君的原因，认为当时朝廷上下固然有大量的“直谏之士”，却没有“忧国之士”。

“直谏之士”可以“极言无讳”，可以不考虑自己的生死，就像董寻那样，他们是忠臣，也是热血男儿，有身首不恤之慨，但是他们身上似乎还缺少一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忧国之士”须具备的，与皇家同命相理、同气相求，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精神。除曹氏宗亲以及少数几个大臣，大多数人与曹魏缺少那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感情。

看到问题，出于做臣子的责任和儒家一向倡导的良知，大家也会恳谏于君前，但听不听由你，听了固然好，不听也就那样。现在天子宝座上坐着的人姓曹，哪天换成姓李的、姓王的人，大家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

这就是“直谏之士”和“忧国之士”的区别，对于曹氏来讲这是很可怕的。如果内心里的这种疏离感越来越强，有这种疏离感的人越来越多，曹氏被替代将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