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最拉风的教师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副火爆的景象：能够容纳几百人的大礼堂满满当当，来晚的只能站在窗外旁听。讲台上，一字排开五六个教授，其中不乏刘半农、钱玄同、马幼渔、吴承仕这样的大师，他们毕恭毕敬地肃立在一个头发蓬乱、长衫皱巴的老先生旁边听课。

就看这老先生每次开始上课，都会神气非凡地先来一句开场白：“各位，不客气地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如果没有这后半句象征性的略作自谦，这霸气外露的话简直要狂到九霄云外去了。

当然，听过课的学生也都心服口服，老先生的学问还真不是吹的。老先生一口难懂的浙江余姚话，很多人听不太懂，于是，刘半农当起同声翻译，老先生引经据典时，钱玄同就在黑板上写板书，就连端茶倒水的，都是北大国文系主任马幼渔这样的风云人物。

啧啧，这排场真是惊世骇俗！这位被众星捧月般伺候着、堪称最拉风教师的老先生，正是民国舞台上曝光率极高的政界和学界的大明星章太炎。

提到章太炎，一生赚得名号无数，“近代民族主义伟人”、“国学界泰斗”“鼓吹革命之大文豪”“革命家之巨子”“新中国之卢梭”“学术宗师”“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领袖”“学阀”“反动分子”，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章疯子”“神经病”这两个绰号。原因就在于他日常为人处世特立独行，语不惊人死不休，再加上他酷爱骂人，以单挑一切看不顺眼的人为己任，常常会做出些让“高级食肉动物”极其头痛的事情，所以“章疯子”成了他摘不掉的标签。这一点就连他自己都很认同，自认是神经病，还希望他的朋友、学生都能带点神经质。

章太炎还是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革命活动家。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劈头痛骂光绪帝为“载湉小丑”，结果被清政府逮捕了。

在法庭上，章太炎百般嘲弄审判员。对于所写“载湉小丑”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竟然如在课堂讲课般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我只知道清朝皇帝是满族人，不知道所谓的‘圣讳’。按照西方的规矩，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写‘载湉’，没啥错的。再说了，‘丑’字本来就有‘类’或小孩子的意思，所以‘小丑’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哪来的‘诽谤’一说呢？”

在这位旁征博引、雄辩滔滔的“重案犯”前，无知的审判员们如堕五里雾中，都不知道该怎么审下去了。一位审判员突然想起章太炎是大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讨好地问他：“敢问章先生，您老是什么科出身的？”章太炎觉得滑稽可笑，就故意装糊涂说：“我本满天飞（浙江方言‘老百姓’的意思），哪来的什么窠？”就这样，章太炎借着“科”“窠”的谐音，给那些无知的审判员好好地上了一堂文化普及课。

生活中的章太炎有些不能自理，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最夸张的就是不认得回家的路。有时他出门几十步买包烟，一转身就找不到家门了，偏偏他又不记得自己家地址，只能沿途问路人，而他的问路方式也极其搞笑，只有六个字：“我的家，在哪里？”

有一次，章太炎出门买书，叫了辆黄包车送过去。从书店出来后，章太炎坐上另一辆黄包车，他也不记得自家的地址，只会叫车夫往西走。结果，车夫载着章太炎跑了老半天，也没找到回家的路。车夫急了，问他到底住在哪里。章太炎摆出老师的派头说：“我是章太炎，人称章疯子。上海滩人人都知道我的住址，难道你不知道吗？”闻听此言，车夫崩溃不已，哭笑不得。

除了不认路，章太炎对金钱也没什么概念，在他看来，一张钞票，就能有一次用途。他让佣人去买一包烟，给五元钱；儿子想做大衣问他要钱，也是给五元钱；后来家里要在苏州盖房子，他还是拨款五元钱。

章太炎思想激进，行事爱走极端。“章疯子”的“疯劲”发作起来，谁都受不了他，但是在做学问方面，他却巨拉风。章太炎是学术大师，在文学、语言学、哲学、历史学等诸多方面成就非凡，当时人评价他“朴学第一”。不光如此，章太炎还培养出黄侃、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朱希祖、马幼渔、汪东等一大票名满天下的大师级人马，可以说是教学成果彪炳。

章太炎曾毫不客气地吹嘘说：“我死后，华夏文化亡矣！”这话虽狂，倒也不是全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