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制度——秦汉田租

秦汉时国家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土地产品税，亦称田税。战国时代税率一般定制为亩产的十分之一，称“什一之税”。但实际上各国田租往往超过这个税率。秦灭六国后，田租税率未见记载，大约很高。汉高祖时行轻徭薄赋政策，田租什五而税一，实行未久，又有增加。惠帝即位（前195），恢复为十五税一。文帝二年（前178），为了鼓励农民生产，减收当年天下田租之半。此后，由于实行贾谊的重农积粟政策和晁错的募民入粟赐爵政策，国家掌握的粮食大大增加。文帝于十二年复减收天下田租之半，十三年更免除民田的租税以“劝农”。到景帝二年（前155）遂正式规定三十税一。这一税率，终西汉之世没有改变。东汉光武帝初年，由于战乱未平，军费浩大，国家财用不足，田租一度复增为什一。建武六年（30），即恢复旧制为三十税一，直到献帝建安九年（204）曹操平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才改为亩税四升。

田租系按亩征税。秦和西汉一般由地主、自耕农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量，登人簿籍，作为征收依据，曰“自实田”或“名田”。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豪强往往隐匿自己占有的土地，于是东汉初曾进行“度田”，即由官府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以便均平负担。但由于地方豪强的反对，度田流于形式。在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田租例为基本项目。

田租征收谷物，亦称为“谷租”、“租谷”。至于东汉桓帝和灵帝时两次亩敛税钱十钱，则是为补国库空乏，是正税以外的临时附加，属横敛性质，非经常的田租。

汉代田租规定三十而税一，不是按每年每亩的实际产量作标准采收税，而是“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以顷亩出税”，即按土地多年来的平均产量，依三十税一的比例折合成固定的税额来征收，是一种定额课税制。这就出现了《盐铁论·未通篇》所说的“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的情况。但是固定田租额，也并非所有的土地都一样，而是先按土地美恶不同分等，再按各等的常年平均亩产和税率征税的。东汉许慎《五经异义》中说：“汉制：收租田有上、中、下，与《周礼》同义。”东汉章帝时也有将土地按肥瘠分为三品的具体条式颁行郡国的记载。

汉代的田租占产量的比率，从西汉中期起，实际上又有所降低，远不到三十税一。这是因为：①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实际亩产高于计税标准的平均产量；②汉武帝时，以“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的名义将全国各地不同的亩制统一改为两百四十步一亩的大亩。亩产量随亩积加大而增长，但每亩所收田租仍依旧额并未增加。由于这两点，田租额占实际产量的比例就像荀悦所说的汉末“或百一而税”了。

秦汉对土地出产物征税除田租外，还有作为田租附加税的刍藁税，往往与田租并征。刍是牧草，藁是禾杆，官府征取用以饲畜。征收单位以重量计，睡虎地秦墓竹简《田律》有每顷入刍三石，藁二石的记载（一百二十斤为一石），但也有以容量计的。西汉时除以土地数量计征的田刍外还见有按户计征的户刍。刍藁税一般收实物，有时也折钱交纳。

西汉政府经常颁布因灾或其他原因减免田租的诏令。到成帝建始元年（前32）更明确规定收成减少十分之四以上的灾区，可免去当年田租。此后又规定按资产免收灾区贫苦农民的租、赋。如受灾十分之四以上，资不满十万的民户，勿收租税。天下民资不满两万的，在平帝时也曾免租。东汉和帝永元四年（92）又补充规定因灾减产不到十分之四的地区，田租刍藁按实际收成减半征收。

在封建社会各朝中，汉代田租是较轻的。这对西汉初期和东汉初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小农是有利的，从而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民生活的改善起了促进作用。但汉代田租在农民整个赋役负担中所占比重较小，因此较轻的田租给自耕小农带来的好处是有限的，而没有或有很少土地的租佃农民或依附农民则享受不到轻租的好处，他们须向地主交纳十分之五的私租。另一方面，这种较轻的田租对于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更为有利，并且促进了他们兼并土地的贪欲，使大量自耕小农沦为租佃农民或依附农民，从而促使西汉中期及东汉中期以后土地问题日趋严重。所以荀悦在《汉纪》中说：“官收百一之税，民输泰半之赋（此处指向地主交地租）。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