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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巡狩——乾隆皇帝评论妥 帖睦尔(1767年):历史的回响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7-05 13:14:50 0


1768年初,京官上呈乾隆皇帝《御批通鉴辑览》的最后定本。乾隆皇帝是在1759年指派这一任务的,如书名所示,乾隆皇帝在文旁加上了他的朱笔评论。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乾隆皇帝对于元朝最后一位统治中国内地的大汗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70年在位)的一些表面看来无关紧要的评论。此段的“纲”如是写道:“至正元年(1335),春二月,帝畋柳林,不果行。”这是由于御史和大臣的反对:

陛下春秋鼎盛,宜思文皇(图帖木尔,1328—1332年在位)托付之重,致天下于隆平。今赤县之民,供给繁劳,农务方兴,而驰骋冰雪之地,倘有衔橛之变,奈宗庙社稷何!

这种对立,预示着将会发生政治斗争。巴颜(?—1340),是来自蒙古蔑里乞部的弄权之人,年轻的妥懽帖睦尔能登上皇帝宝位,他是出了大力,他在1335年发动了一场反儒家的改革计划。然而,这里我们主要关心的,不是1330年代初复杂的政治局势,而是1760年代乾隆皇帝对这一特别事件的解读。

乾隆皇帝对此事的评论,是关于巡幸乃民族—王朝原则名副其实的宣言。乾隆皇帝强调了历史悠久以及作为民族习俗的季节性狩猎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是巡幸的范例):

蒐苗狝狩,古所不废,况畋猎足以肄武,在元明亦其国俗。

乾隆皇帝为巡幸辩护,认为它不仅是讲武,而且也是对皇帝勤政习劳的要求,以及文治的合法性模式:

顺帝春秋方盛,正当因此习武,而车驾所经,并可以周知民隐,于政务又何妨?

然而,令乾隆皇帝失望的是,顺帝并没有注意到巡幸是民族—王朝原则。相反,他撤回到了他的宫殿,屈从于士大夫们心胸狭隘的观点以及妄自尊大的抱负:

顺帝初元以来,端处深宫,委柄臣下,不闻台垣抗疏一言,而狃于书生庸琐之见,摭拾旧闻,借名谏猎,以弋取直声,何其陋也!

乾隆皇帝似乎从内心感到惊讶、失望:妥懽帖睦尔这样的蒙古大汗如此不负责任:“不知顺帝耽于宴乐,其心本好逸而恶劳。”在他看来,顺帝放弃打猎的决定,标志着更为全面的摒弃民族—王朝特权。但毕竟不是“端处深宫”的晚明皇帝,以及那些本性“好逸而恶劳”的汉人,他在这里只是蔑视那些从这件事的转变上得到快乐的士大夫们:“无知者方嘉其从容转圜。”

人们不禁会想到,乾隆皇帝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孙灏等人,而且更可推及那些在历史上反对巡幸的士大夫。乾隆皇帝还身为皇子习学的时候,毋庸置疑会看到梁襄、赵天麟等强有力的抗议(见第一章)。他们抗议非汉统治者季节性迁移,比如金朝的世宗皇帝和元朝的忽必烈,他们的言论在287卷的《历代名臣奏议》(约1416年)中可以见到,而这是乾隆皇帝青少年时代学习的主要用书。鉴于他身为皇子接受的教育以及他对主要的非汉王朝的官修史书有极浓厚的兴趣,可以肯定,乾隆皇帝对于妥懽帖木尔狩猎流产一事的了解,要早于他自己就类似事件与孙灏的交锋。无论如何,乾隆皇帝在1758年对孙灏的尖刻回应,以及他对于妥懽帖木尔的评论,两相呼应,反映出乾隆皇帝将巡幸视为生死攸关的民族—王朝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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