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巡狩——进谏与因应之一：康熙皇帝最初的南巡（1668—1671）

最开始，康熙皇帝将巡幸作为讲武手段。1668年10月，他将巡幸计划通知吏部和兵部，将在冬季农闲季节视察北部边防并进行军事演练。

他许诺很快返回京城，但这并不能令官员们安心，“今岁灾变甚多，不宜出边，以致兵民困苦”，这是众多反对声音中的一条。

康熙皇帝敢言的汉谋臣熊赐履（1635—1709），立即指责这一出巡计划，是“盘游田猎，尤从古圣帝明王之所深诫”。他请求皇帝取消计划，“恐一时轻忽之行，致意外莫测之悔”，并最终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恭惟皇上一身，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瞻仰。”巡幸使得皇帝无法履行他在太庙及诸坛庙的礼仪职责，故而直接威胁着王朝的稳定，因此熊赐履抗辩：“此不待智者而知其万万不可也。”在熊赐履看来，康熙皇帝所提出的外出，有损于圣明天子，因为它沾染有军事冒险和不计后果的享乐。他所“大惧”者乃皇上“舍九重万乘之安，而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作为警示，熊赐履认为应以史为鉴：“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尤其是明朝巡游皇帝的事例，如正统和正德皇帝，是熊赐履很看重的。最终，康熙皇帝表扬了进谏官员们的耿直，取消了他的出行。

康熙皇帝面对官僚强烈反对他1688年巡幸的立场，未能占得上风，但这一经历在随后的意识形态对抗中却对他很有用。尽管熊赐履持有力的反对意见，但他并不完全排斥巡幸的可能。如果康熙皇帝感觉“不得已则从事讲武”，熊赐履只能请求康熙皇帝要遵循“古蒐苗狝狩之礼，按期举行，非时不经”，为了鼓励遵守适合的礼节，熊赐履建议任命“方正儒臣二员”，这就是后来的起居注官，以记录皇帝的言行。这实际上是要求康熙皇帝屈从于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官僚监督形式，接受像熊赐履这样的受过经典教育的官员的监督。

起居注馆建于1671年9月，这是1668年熊赐履上谏的直接结果。三个星期后，10月5日，康熙皇帝开始了清朝首次重要的巡幸，这不是巧合。皇帝一行的这次行程不是到江南，而是经由塞北到满洲陪都盛京。事实上，清朝《起居注》的第一条，就是宣布康熙皇帝将要前往盛京：“上以寰宇一统，亲诣太祖、太宗山陵展祭，行告成礼。”

这一材料揭示，康熙皇帝前往盛京的理由既非遵循经典成例也非行仁政，而是为了孝道——更确切地说，是王朝孝道。《起居注》记载，康熙皇帝自己承认，此行是“仰体皇考未竟之志，来发祥故地，谒太祖、太宗山陵”。只有在“祭礼已成”，他才认为“朕怀大慰”。

孝道的话语，既是安抚官僚的姿态，也是民族—王朝必胜信念的意识形态表达。大臣们盛赞康熙皇帝“精诚至孝，古帝王所未有也”，这反映出康熙皇帝已找到了一种言辞之道，使自己的首次巡幸能迎合汉族士大夫，而此等情感也激励了民族—王朝荣誉。《实录》中的记载详尽传达出了对于孝道和王朝命运的关切：

太祖高皇帝创建鸿图，肇兴景运。太宗文皇帝丕基式廓，大业克弘。迨世祖章皇帝诞昭功德，统一寰宇，即欲躬诣太祖太宗山陵以天下一统致告，用展孝思。因盗贼未靖，师旅繁兴，暂停往谒。朕 以眇躬缵承鸿绪，上托祖宗隆庥，天下底定，盗贼戢宁，兵戈偃息。 每念皇考未竟之志，朝夕寝食不遑处，本欲先诣太祖太宗山陵…… 今欲仰体皇考前志，躬诣太祖太宗山陵以告成功，展朕孝思。

这一民族—王朝胜利的言辞，是通过公然展现军事实力得以进一步增强的。在六十天的行程中，康熙皇帝所做的事情常常与军事有关，这反映了他全神贯注于塞外的部落政治和边境安全。在前往盛京途中，他接见结盟的蒙古部落（其中有喀喇沁、科尔沁、土默特、翁牛特）首领，以及地方文武官员。在盛京，康熙皇帝接见盛京将军阿穆尔图、宁古塔将军巴海（卒于1696年），以及蒙古各部的贡使。他大量赏赉官员和贡使，检阅他们的射技，也展示自己的高超箭术。人们不禁得出这样的结论：康熙皇帝已实现了他1668年所提出的巡视北部边防的任务。总之，无论怎样，围绕1668年和1671年巡幸事件的意识形态意义都表露无遗。

起居注官声称的国家在1671年和平统一，被证明多少有些言之过早。1673年，康熙皇帝陷入旷日持久的平定三藩之乱（1673—1781）以及与以台湾为基地的郑成功（1624—1662）势力的军事战争。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间，康熙皇帝没有时间也无能力在京畿以外的地方巡幸。直到1680年代初平定了三藩和收复台湾之后，康熙皇帝才恢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巡幸。这一次带有更多的意识形态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