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在一个集权社会中，财政扩张是不可避免的，即便朝代初期能够做到小财政和小政府，但随着官僚数量的膨胀、政府职能的扩张，对于财政收入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最终压垮民间经济。

汉武帝除了创建国有企业，还创建了中央垄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货币发行也为皇帝带来了巨大的利润。垄断金融成了历代政府聚敛钱财的重要手段。

汉武帝创建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体系后，引起了社会的普遍诟病，一场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不可避免。

在汉昭帝时期，就发生了一次关于“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的大讨论，讨论的双方是皇帝的“聚敛之臣”和民间的“贤良”“文学”，这场争论的主题延续了两千年，一直持续到现在。争论中，代表民间的贤良文学表面上获胜，但实际上，争论过后，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不仅没有废除，还不时得到加强。

事实证明，一旦国有垄断体系创建，政府对于这种体系的财政依赖度已经太强，要想废除这个体系已经不可能了。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十六岁的皇太子刘彻即位。

新帝即位时，汉室江山已经存在了六十余年，随着天下太平和经济的发展，秦时的战乱已经成为过去。在汉代，由于文字并不普及，人们的寿命也比现代人的更为短暂，当时的社会比现代的社会更容易遗忘历史，六十多年前的事情已经过于遥远，活着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在大一统时代的生活。他们悠然自得，工作、缴税、享受，并认为自己处于最好的时代。

然而，事情在向着对民间经济不利的方向发展。

随着人们对于贫穷状态的遗忘和对汉家威仪的推崇，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不需要谨小慎微的节俭，而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这也是财政扩张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皇帝不懂得没钱时的艰辛，只体会到了花钱的爽快。

这也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在“二十四史”中，绝大部分朝代的历史都是由后朝人撰写，作者们不会因为写出了前朝统治者的恶而受到迫害。只有《史记》是个例外，司马迁将历史一直写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并且秉笔直书，丝毫不顾及皇帝的情面和本人的安危。

然而，人们无法通过《史记》的《孝武本纪》来了解汉武帝其人其事，只能通过其他章节间接地了解。如果翻开《孝武本纪》，会发现这一卷只是拼凑出来的。也就是说，司马迁的原始文本已经遗失了，如今我们看到的文本，是由一位叫作褚少孙的人补写的，大段大段地抄袭了《史记》的《封禅书》。

司马迁的文本之所以遗失，其原因不言自明：这位态度严谨的史学家流露出对汉武帝政策的批评，尤其在直接描写汉武帝的本纪中，其立场和态度绝对无法见容于武帝和后世的皇帝。如果要让《史记》流传，则必定不能保留这一卷。

但我们可以猜测，司马迁会在这一卷里写些什么内容：在武帝一代，扩建的宫室、复杂的礼仪已经逐渐成为常态，董仲舒们开始神化皇帝，用现代人看起来是胡言乱语的神学语言将儒家变成了儒教，而战争更是使帝国的财政问题显露无遗。

在思想带有自由色彩的司马迁看来，汉帝国已经过于庞大了，从民间收了过多的税，花了太多的钱，却没有带来好的结果。

当武帝政策带来的破坏性显露无遗时，人们感叹武帝与前几位皇帝差别竟如此之大。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武帝，而是换成另一个皇帝，或许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继续文景时期的政策，让汉初的盛世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久。

但如果仔细研究，其实武帝的做法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现代的人们已经逐渐明白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死穴，就在于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在帝国创建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个死穴逐渐地暴露出来：无论皇帝如何小心翼翼，帝国的财政扩张最终都会摧毁健康的民间经济。不管帝国的前期经济表现如何好，它的制度却总是在慢慢地变坏，直到崩溃。无论何人想把时间停下，维持在帝国前期，都是办不到的。

之所以这样，还是集权制度本身的问题。

汉高祖开创的帝国的确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好处，将如此众多的人口集中在一个政权下，创造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经济规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但是，在人们享受这些优点时，却没有看到官僚集团在悄然膨胀，如同癌症一样在扩大，直到经济吃不消，养不起官僚集团。

从文帝始，皇帝由于缺乏收入，开始买卖爵位。景帝削藩后，更是将中央直属官僚系统铺向深层。当全国性的官僚网络创建起来之后，由于整个官僚系统受到的监督是很有限的，这个阶层就变得越来越臃肿。

虽然皇帝在官僚层面设立了严格的监察制度，防止官员滥权，但是官僚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却没有外部力量能够监督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没有任何监督的能力，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实在受不了了就造反。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手段去制衡政府。

每一级官僚所耗费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以位于官僚集团最顶层的皇室为例。汉初，皇室消耗占比很小：高祖、文帝、景帝时期，宫女人数极少，后宫也极为简单，除了皇后之外，只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少数等级。然而，到了武帝时期，又增加了婕妤、娥、傛华、充依等级别。元帝时，又增加了昭仪等级别，形成了十四等的后宫制度。

后宫的俸禄等级已经相当于一个缩小版的官僚集团。昭仪的俸禄与丞相、诸侯王相同，婕妤的与上卿、列侯相同，娥与中二千石、关内侯相同。级别一直排下去，直到最末一级也都有百石的俸禄。

当后宫的人数达到数千人时，养活这个后宫就要耗费大量的物资。而除了皇帝之外，各地的诸侯王、官员都要维持愈加庞大的排场，俸禄消耗呈几何级数增长。

王朝初期，经济处于快速恢复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还能高于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这时，民间的收入就会增加，人们的日子更好过。但是，到了盛世末年，经济增长速度慢慢减缓时，官僚的膨胀速度却正处于高峰时期，悄然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经济减速时，官僚集团的膨胀速度却无法降下来，甚至反而会加速膨胀。因为经济不好，民间的日子不好过，吃空饷的人更不想离开官僚集团的庇护，更多的人想挤到庞大的官僚队伍里来。

这时的吏治也最败坏，官员们不是想着政绩，而是想着如何讨好上级和皇帝。皇帝有什么喜好，官僚们都会争相满足。皇帝喜欢打仗，大家立即发动战争；皇帝喜欢声色犬马，下面就会送上不计其数的女人。这些铺张浪费进一步掏空了帝国的财政，并嫁祸于民间，导致民间经济更快地陷入枯竭状态。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财政勐然扩张、经济勐然失速的情况，社会问题频频发生。王朝迅速由盛转衰。

所以，官僚集团引起的财政扩张，对于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到最后，这个问题会越积越大，埋下灭亡的种子。王朝前期表现得再美好，到了后期还是要面对民生凋敝的无奈结局。

具体到汉武帝，则是官僚集团引发的战争问题导致财政失衡，财政失衡又逼迫皇帝开办国有企业、垄断资源。而政府具体参与经济之后，又需要大量管理经济的官员，官僚系统一下子膨胀了数倍，成为凌驾于民间经济之上的巨大负担。

在大一统国家，无论是汉，还是后来的唐、宋和明、清，战争成本都是历代集权政府承受不起的重担。战争时期，政府的花费数倍、数十倍于和平时期，政府的财政骤然恶化。

战争带来的巨大直接成本，除了直接花费（养兵、抚恤金、养战俘、收买敌人）之外，更加难以估算的是间接的战争成本，比如战争时期的物资转运和战备消耗。

西汉时期的产粮区主要集中于华北、川蜀，以及长江—淮河地带。在非战争时期，地方政府收了税，把税粮从地方运往首都长安，供皇帝和中央政府使用。由于古代缺乏道路系统和交通工具，运输税粮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就算是富裕的中央帝国也感到很吃力。

战争期间，皇帝除了调兵之外，还需要把军粮再运往战争地带；而战争地带往往处于无法自给自足的边境地区。王朝再强大，也无法单独依靠政府的力量做到。

除了物资转运之外，战备消耗是另一个死穴。这里仅举汉匈开战后，汉政府修筑朔方城的例子，来说明战备消耗有多大。

朔方城位于河套地区，在西安的正北方，与匈奴直接对峙。汉武帝时期，由苏武的父亲苏建率领十万人建造。在前机械化时代，修筑城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而在人口不足的地方修城更为麻烦。为了修筑朔方这样一座边防城市，汉政府需要从内地调动十万人到塞外边关去劳动，为了供应这十万人的口粮，又需要极强的物资运载能力。整体耗费高达数十亿至上百亿钱，相当于汉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更是远远超过了整个中央政府官员一年的俸禄。

朔方城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除了朔方之外，在东南、西南、朝鲜等地都有大规模的战备调动，同样消耗着大量的财政收入。

最终，战争会把健康的财政彻底拖垮，帝国不得不依靠临时性的举措过日子。

但是，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一旦集权国家经济恢复，就会有人鼓吹战争，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人们只把这种鼓吹当作是疯子的言论，但是第十次、第一百次的时候，这种言论就能够打动执政者，又通过政权的力量传播开来，整个社会变得狼性十足，从而开始了疯狂的冒险。冒险过后能够及时收手还好，如果过了能够回头的临界点，就必然采取财政上的一系列集权措施，最终导致财政的崩塌。

经过了一辈子的战争，武帝在晚年有了另一次反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人又提议武帝继续花钱，以轮台为中心创建军事基地。然而这一次，武帝经过深思熟虑后拒绝了。他发了一道长长的诏书，详细讨论了之前发兵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在轮台兴军务是一项划不来的举动。他终于认识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在忏悔两年之后，武帝去世。在他在位期间，帝国财政得以无限制地扩张，武帝也终于将中央帝国建设成为两千年的样板。

这个样板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帝国农业税的税率不高。汉代采取三十税一的税额，而其他朝代税额最轻时是十税一或者十五税一。对农业采取低税率，除了所谓的重农情结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粮食产量长期维持在低水平，如果税收过高，农民就无法留够活命的粮食。除非是在战争的特殊时期，王朝为了稳定的需要，一般不会对农业加税，甚至不时有减税的措施出台。

其次，农业税税率低，并不意味着农民税收负担低。在降低农业税的同时，政府却采取了更灵活的方式，从其他方面获得财政收入。这些收入包括：垄断工业的国有企业收入、关市收入、垄断流通领域的收入、垄断铸币产生的铸币税、财产收入，等等。这些收入最终都会转嫁到农民头上。

这些税虽然沉重，却是隐性的。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农民不需要直接缴税，但是政府通过较高的工业品价格，或者利用铸币权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农民手中把财富抽走。这种做法隐蔽、高效、来钱快。这也是“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的秘密所在。

在西汉时期，百姓缴纳的正规税赋最高时达到四十亿钱，而皇室的财政收入却达八十三亿钱。也就是说，在整个财政盘子（包括皇室收入和政府财政）里，皇帝通过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等方式获得了占总财政三分之二的收入。汉帝国时期，农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工商业占比不到百分之十，却承担了总财政的三分之二的负担。可见，皇帝通过国有企业对经济压榨到了何种程度。

这种压榨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中国的工商业在重负下始终无法得到完全的发展。不仅是汉代，在任何朝代都存在同样的税负问题。这或许是中国无法摆脱农业社会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