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北魏门下省地位之高，很早就被注意。《通典》卷二一“宰相”条记载：
后魏旧制，有大将军，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后，始俱置之。然而尤重门下官，多以侍中辅政，则侍中为枢密之任。
注云：“说在侍中篇。”其“侍中”条云：
后魏置六人，加官在其数。宜都王穆寿、广平公张黎并以侍中辅政。
因为穆寿和张黎的辅政是在太武帝时，虽然“多以侍中辅政”表示也包括其他时期之事，但是杜佑认为北魏重视门下省，使处于枢密的地位是自北魏前期以来之事 [1] 。但另一方面，《魏书》卷三八《王遵业传》 [2] 云：
时政归门下，世谓侍中、黄门为小宰相。
门下地位的提高是在后期孝明帝之时。 [3] 众所周知，北魏孝文帝时毅然实行包括官制在内的大幅度改革。改革前后门下省的样貌应该也发生了变化。近年川本芳昭已明确指出了这一点 [4] 。但杜佑的看法应该也有其理由。在欠缺北魏门下省相关专论的情况下 [5] ，本章试图探讨孝文帝官制改革前后门下省的样貌，以其异同作为研究的核心 [6] 。
一、北魏后期的门下省
《晋书·职官志》记载了晋代侍中的职掌：
侍中……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
而给事黄门侍郎（以下记为黄门侍郎）的职掌，《职官志》云“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和侍中相同。南朝也继承这样的职掌。多仿效晋和南朝的官制的北魏情况又如何？试从实例验证。
侍中和黄门侍郎均为侍臣，经常在皇帝左右侍奉，其事例无须一一列举。皇帝出行之时，陪乘于车上（《魏书》卷九三《赵邕传》──侍中。同书卷一九上《元匡传》──黄门侍郎），轮流在禁中值宿（同书卷二七《穆绍传》——侍中。同书卷八三上《冯熙传》末尾──黄门侍郎）。侍奉于皇帝左右应对皇帝的询问、补充皇帝言行不足之处。作为前者（“切问近对”）字义的例子，如孝文帝计划进行迁都之时，命侍臣寻访古事，黄门侍郎李韶的应对合意，迁太子右詹事（《魏书》卷三九《李韶传》）。作为后者（拾遗补阙）之例，灵太后临朝时期，屡次妆饰游幸，侍中元顺当面诤之（《魏书》卷一九中）。举这些例子已足以说明。 [7]
只是“切问近对”、“拾遗补阙”之语的限定性不强，内容并不限于上述之例。如陈仲安的研究指出 [8] ，侍中与汉代作为加官不同，门下作为省的组织有定员，侍中和黄门侍郎也有职掌。陈氏指出门下的职掌为“省（平）尚书奏事”。魏晋时代成为政务总理机关的尚书省，其奏案经皇帝批准后，在执行之前有审查奏案的机构，担任这项职务者正是门下 [9] 。经审查后其结果若不完备，门下会进行“驳”的程序。如此一来，“省”和“驳”可说是“拾遗补阙”的内容之一。
在北魏后期也能看到大概是根据这种程序进行“驳”的例子。据《魏书》卷四一《源怀（思礼）传》的记载，景明二年（501），有诏对奸吏犯罪逃亡的情况作出处置，尚书右仆射源怀上奏，对吏与守宰犯罪逃亡的处置有差别待遇提出批判，认为应该都包括在赦令的范围之内：
书奏，门下以成式既班，驳奏不许。
接受门下驳奏的理由是程序上诏书已经发布了。对此源怀重又上奏，终获宣武帝的采纳。另外，孝明帝时，太常少卿元端、太常博士刘台龙议羊祉谥号之时，根据《魏书》卷八九《酷吏·羊祉传》的记载：
侍中侯刚、给事黄门侍郎元纂等驳曰：“……而礼官虚述，谥之为‘景’，非直失于一人，实毁朝则。请还付外准行，更量虚实。”灵太后令曰：“依驳更议。”
灵太后令依门下的驳再议，除元端、刘台龙之外，还有司徒右长史和司徒主簿以及尚书李韶三人上言 [10] 。正是按照了奏→驳→议（博议）的次序 补注1 。另外《魏书》卷七一《裴植传》云：
（尚书裴植）又表毁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率多侵侮，皆此类也。侍中于忠、黄门元昭览之切齿，寝而不奏。
如上所述，门下认为上奏文不适当而置之不理。
门下同时可总结省内的意见自行上奏。《魏书·刑罚志》记载尚书三公郎中崔纂的议论云：
门下中禁大臣，职在敷奏。
门下因对驸马都尉刘辉上奏量刑，崔纂的言辞，是由此非职掌敷奏的门下原有职责的立场所发。如同最后宣告结果的诏书所云“特敕门下结狱，不拘恒司”，门下是接受皇帝的命令，特别奏上处罚案 [11] 。显示对于皇帝的咨询，门下能上奏其意见。门下的意见似乎是通过“议”而形成。如“门下及学官以上四十三人”（《魏书·礼志四》），其他官员参加的也不少，特别是当柔然的阿那瓌请求北还之际，“诏付尚书、门下博议”（同书卷一〇三《蠕蠕传》），“诏曰……，尚书门下可于中书外省论律令云云”（同书《刑罚志》）等，和尚书省联合进行的例子很多。不仅对于咨询，不用说门下依自身意志上奏的例子很多，按《魏书》卷三一《于忠传》的记载，宣武帝死的时候，侍中、领军将军于忠和侍中崔光等人，欲使孝明帝即位：
忠与门下议，以肃宗幼年，未亲机政；太尉、高阳王雍属尊望重，宜入居西柏堂，省决庶政；任城王澄明德茂亲，可为尚书令，总摄百揆。奏中宫，请即敕授。
门下之议上奏灵太后。
侍奉左右的门下之官，又常负有传达皇帝意志的任务。正光元年（520）阿那瓌入国到京师之时，兼侍中陆希道出迎到近畿，其次是侍中崔光、黄门侍郎元纂到近郊出面慰劳，阿那瓌回归北方之时，崔光和元纂至郭外送行（《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元继乞求以司徒之位让予崔光时，诏遣侍中元延明和黄门侍郎卢同去慰留（同书卷一六《元继传》）。为了慰劳出征淮南的元勰，派遣黄门侍郎郑道昭去宣诏（同书卷二一下《元勰传》）。另外，于忠专权之时，太傅元雍以王归第，朝廷如有大事则派遣黄门侍郎去咨访他（同书卷二一《元雍传》）。宣读赦书的王诵（同书卷六三）、高道穆（同书卷七七）也可理解作为传达皇帝意志的一部分。又作为正员的侍中、黄门侍郎也兼任慰劳或慰喻地方的使者，而临时被任命为兼给事黄门侍郎者也很多。如出使南朝的使者兼散骑常侍是常例，慰劳使兼黄门侍郎的官则是通例，这是由于门下之官有传达皇帝意志的职掌使然。
附带一提，在晋代，这样的事例也并非少见，如陈骞乞骸骨归第时，诏遣侍中至大司马府谕意（《晋书》卷三五《陈骞传》）、诏遣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喻知成都王司马颖辅政（同书卷五九《成都王颖传》）等事例，或者如遣侍中宣诏给予赵王司马伦九锡、增封五万户。
晋代诏勅是一般是由中书负责作成，但中书之外的侍中或黄门侍郎等散骑系列的官也一起参与草制 [12] 。北魏后期也有这样的事例，如元渊从定州被征为吏部尚书兼中领军之时，侍中元顺所作诏书辞颇优美（《魏书》卷一九中《元顺传》）；邢峦将被追赠冀州刺史之时，黄门侍郎甄琛因对峦有旧怨，劝宣武帝同意赠邢峦本籍的瀛州刺史，甄琛写此诏书（同书卷六五《邢峦传》）。
然而，《魏书》卷九三《恩幸·徐纥传》云：
俄迁给事黄门侍郎，仍领舍人，总摄中书门下之事，军国诏命，莫不由之。时有急速，令数友（吏？）执笔，或行或卧，人别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虽无雅裁，亦可通情。时黄门侍郎太原王遵业、琅雅王诵并称文学，亦不免为纥秉笔，求其指授。
北魏后期设置舍人省，中书舍人取代了中书监令专门草制的职权 [13] 。因此，这段记载也应作为中书舍人的职掌来理解。另一方面，《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昇传》云：
黄门郎徐纥受四方表启，答之敏速。
如上，将书写回复来自各地表启的诏书的徐纥记为黄门郎。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云：
孝昌中，除安南将军、中书令，领给事黄门侍郎，与徐纥俱在门下，并掌文翰。
如上，徐纥在门下掌理文翰。从《徐纥传》的记载可知，黄门侍郎王遵业等人的草制虽然并非常态，黄门侍郎的确是自身进行草制，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是领职中书舍人，草制的场所却似乎是在门下。
关于此，令人想到《北史》卷四七《阳休之传》的记载：
武定二年，除中书侍郎。先是中书专主纶言，魏宣武已来，事移门下，至是发诏依旧。
从宣武帝到东魏中叶为止，门下取代了中书作诏的职务。根据中书舍人温子昇书写赦诏等记载（《魏书》卷八五），中书省草制的职能并非全为门下所取代，舍人省继承了草制的重要职务。另一方面，除徐纥外，黄门侍郎领中书舍人的例子相继有北魏末的杨逸（同书卷五八）、李神轨（同书卷六六）、朱瑞（同书卷八〇），这些人和徐纥同样在门下草制的事例很多。即使不是这样，也强化黄门侍郎草制的印象。况且实际上，由未兼领中书舍人的黄门侍郎草制之例也很多，更加强了这样的印象。《阳休之传》的记载似当作如是理解。
北魏后期门下省与晋代的门下有相同职掌，已如前述 [14] ，至此可看出与晋代门下的相异之处。这与北魏重视门下的评价有关，不过现在暂时将焦点转移至别处。
前引《王遵业传》中的记载，当时政治依门下运转，侍中、黄门侍郎被称为小宰相，明确显示门下权力之高。只是这个“时政归门下”的状况，是否可直接视为孝明帝时的一般情况，则稍有疑问。根据同传的记载，王遵业担任黄门侍郎是在他与崔光等人定服制的正光二年（521）之后，因为当时是侍中、领军将军元叉（元乂 [15] ）专权之时。也就是说，“时政归门下”有可能是“时政归元叉”之意。
元叉迁侍中加领军将军的时期 [16] ，《魏书》卷一六《元叉传》记载：
既在门下，兼总禁兵，深为灵太后所信委。
据此元叉并无专权的形迹。此后，正光元年（520）七月，元叉幽闭灵太后，接着杀了辅政的太傅元怿，之后不久，《元叉传》记载：
叉遂与太师高阳王雍等辅政，常直禁中，肃宗呼为姨父。自后专综机要，巨细决之，威振于内外，百僚重迹。
又，《肃宗纪》记载：
总勒禁旅，决事殿中。
也就是说，担任辅政，于殿中决事，元叉的专权才成为可能。《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云“领军元叉为宰相，阿那瓌私以金百斤货之，遂归北”，元叉作为宰相应是辅政以后之事。
尽管如此，“时政归门下”应该仍与门下有关联。因为元叉的专权似乎并没有马上就造成侍中作为小宰相的地位。但如所见，侍中并未立刻与元叉的专权联结，故有必要探寻政归门下的原因。从之前的讨论可看出，门下可能因为与辅政结合而获得了权势，关于这点进一步加以讨论。
作为北魏后期辅政的例子，首先举孝文帝死时的遗诏中让六个重臣辅政宣武帝的例子。侍中·太尉公元禧、司空公元详、尚书令王肃、尚书左仆射元嘉、尚书右仆射元澄、吏部尚书宋弁六人，《高祖纪下》称他们为宰辅，《魏书》卷三一《于忠传》也记“天子谅闇，事归宰辅”。谅闇期辅政的事例在其他王朝也多。这时辅政者只有元禧的身份是加侍中，笔者不认为其他人是侍中或黄门侍郎。 [17]
宣武帝延昌四年（515）正月死，孝明帝继位。前面所引的《于忠传》记载，门下决议以太尉元雍入居太极殿西栢堂，省决庶政，尚书令元澄总摄百揆。此时门下的上奏，因御史中尉王显等人的阴谋，被置之不理，但最后却能实现决议，《肃宗纪》有如下的记载：
诏太保、高阳王雍入居西栢堂，决庶政，又诏任城王澄为尚书令，百官总己以听于二王。
虽不见辅政之语，却可说有辅政之实。二月，元雍迁太傅、侍中、领太尉公，即使如此又入居西栢堂，《魏书》卷二一上其传所载的表文可以确认。
到了八月，元雍被于忠逼迫出禁中，以王归第，司徒元怿代之为太傅、太尉公。元怿一直担任此职，直到正光元年（520）七月被元叉所杀为止。关于这件事，其墓志中有云：
遂登太傅，领太尉公。居中论道，总摄机衡。皇上富于春秋，委王以周公之任。秉国之均，纲维万务，理无滞而不申，贤无隐而不举……辅政六年…… [18]
可以确知元怿在担任太傅的六年期间，同时担任了辅政之职。又《魏书》卷五五《刘廞传》有“及清河王怿为宰辅”的记载；《魏书》卷五五《刘懋传》有“太傅、清河王怿爱其风雅，……，怿为宰相积年，礼懋尤重，……，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太傅怿及当时才儁莫不痛惜之”的记载，可知辅政者被认为是宰相 [19] 。又《魏书》卷一六《元叉传》有辅政内容的记载：
太傅、清河王怿，以亲贤辅政，参决机事。
此与前述元雍的“决庶政”内容相同（关于这点留待后述）。
应该注意的是《魏书》卷二二《元怿传》中的记载：
肃宗初，迁太尉，侍中如故。诏怿裁门下之事。又典经义注。……灵太后以怿肃宗懿叔，德先具瞻，委以朝政，事拟周（公）霍（光）。怿竭力匡辅，以天下为己任。
因为元怿迁太尉之后即为太傅、领太尉公，故元怿辅政，“参决机事”亦即意谓着“裁门下之事”。
可是，此时的辅政者不只元怿（“参决”之语即暗示此义）。《魏书》卷八三下《外戚·胡国珍传》云：
尚书令、任城王澄奏……宜出入禁中，参咨大务。诏可。乃令入决万几。寻进位中书监、仪同三司，侍中如故，……国珍与太师、高阳王雍，太傅、清河王怿，太保、广平王怀，入居门下，同厘庶务。
元雍八月归第，于忠被解任侍中、领军将军后，元雍十二月任侍中、太师。因为元怀八月就任太保，十月胡国珍就任中书监，延昌四年（515）从八月到十二月间，四名辅政者全部到齐。 [20] 其中，元怀死于熙平二年（517）三月，胡国珍于同年迁司徒，神龟元年（518）卒。但因为元怿一直到正光元年（520）死亡为止一直为辅政，可以认为只要没有特别记载，元雍也就继续辅政。
但《肃宗纪》熙平二年（517）八月条云：
诏侍中、太师、高阳王雍入居门下，参决尚书奏事。
《胡国珍传》所云“入居门下，同厘庶政”，若解释为从八月开始，因为元怀三月已死，故不能成立。并且《肃宗纪》正光四年（523）年九月条也云：
诏侍中、太尉、汝南王悦入居门下，与丞相、高阳王雍参决尚书奏事。
元雍在正光元年时也担任相同内容的职务。
这里试着整理关于元雍的记载：
“参决”与“同决”同义，“同决”也应该与“同厘”同义，由多数者决定、裁定之义。又因为尚书奏事是关于庶政的运作，决定尚书的奏事就应与决定庶政同义。另外，关于元雍的辅政，屡在一同任职之人的记载中被提及，本身传记提及之处却很少。大概是因为元雍在延昌四年（515）之后一直辅政，与他共同辅政者却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动。若是那样，熙平二年（517）的记载，虽然是“参决”，却不知当时同僚者为谁，因某种错误被混入了《肃宗纪》中，正确的位置应该放在延昌四年（515）十二月任太师之后的记载。如此的话，就能证明“同釐庶政”和“参决尚书奏事”应该也是相同。
孝明帝时期的辅政由门下进行，已如前述，关于这点还有若干地方应该讨论。首先，应确认门下之语也意谓由门下省之名产生的“黄门之下”。元雍在太极殿的西栢堂决庶政，元叉在殿中决事 [21] 的记载显示了这种可能性。但《魏书》中其他“门下”之例都是指门下省 [22] ，只有关于这个时期的辅政使用门下一词，仅仅作为禁中语的代称并不合理。元怿在《胡国珍传》中作“入居门下”，另一方面，《元怿传》云“裁门下之事”，后者明显意谓门下省。“入居门下”就是“入居门下省”。
那么，辅政者与门下官的关系又是如何？元雍“除太保，领太尉、侍中如故……进太傅、侍中，领太尉公……除侍中、太师……进位丞相，给羽葆鼓吹，倍加班剑，余悉如故”（《魏书》卷二一上），元雍经常带着侍中衔。元怿据《魏书·礼志二》能确认是侍中、太傅，胡国珍在前引的传中是侍中、中书监，任司徒后也带侍中如故。元怀则因传记仅剩下一部分，故难以确认，任侍中的可能性很高 [23] 。元叉和元悦为侍中已如上述。以上，孝明帝时期辅政者的侍中可以区分为本官或是加官，但可以说都是任侍中。
应再注意，任侍中并非意指立刻辅政。根据前面所引《肃宗纪》的记载，诏侍中、太尉的元悦入居门下。亦即为了使任侍中（即使是加官）的元悦入居门下辅政，必须有新诏 [24] ，即使元叉确实担任正职侍中，入居门下是理所当然，但为了与元雍共决庶政，也应该要有诏。也就是说，不能认为辅政者因为身为侍中就自然而然能在门下辅政。
然而，辅政的地方在门下，因此孝明帝时期造成了门下地位的上升。此外，如前面所言，北魏后期中书省拥有的草制权（即使并非全部）转移至门下，从宣武帝末到孝明帝时期，如于忠或元叉，身为侍中又兼近卫的长官领军将军的例子继续存在。这种状况产生了“时政归门下”的印象，这是与晋代门下相异之处。
再附带一提，《魏书》卷二一下《元勰传》记载:
复除侍中，长直禁内，参决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预焉。
在孝文帝改革之后，元勰以侍中参决大政。但这并不能判断为侍中的职掌。文明太后临朝时期，中书令高允和中书侍郎高闾入禁内参决大政（《魏书》卷五四《高闾传》），这种情况并非中书令等人有参决大政的职权 [25] ，应该是由于文明太后的意志而特别任命。同样地，任侍中的元勰能参决大政，也是孝文帝特别任命的。尽管如此，却使侍中有了参议大政的重要性，可视为侍中权势在孝明帝时达到高峰前的一个阶段。
二、北魏前期的门下省
关于北魏前期的门下省，这个期间很长，任官的事例却很少，而且记述简单，把握不容易。现在，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讨论。
（1）道武帝、明元帝时期
这个时期（不仅是门下而已）事例数极少。皇始元年（396），北魏击败后燕占领并州，“初建台省，置百官”（《太祖纪》），制定官制，门下系的官似乎也在这时候设置。《魏书》卷二四《张衮传》云“皇始初，迁给事黄门侍郎”（张衮是代王左长史）。同年十一月，后燕的高阳内史崔宏任黄门侍郎，《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有关于此的记载：
（太祖）悦之，以为黄门侍郎，与张衮对总机要，草创制度。
道武帝时任黄门侍郎的还有什翼犍时的代王左长史燕凤（《魏书》卷二四），后燕时的中书令、吏部尚书封懿（同书卷三二），似乎比张衮稍晚被任命，此外晁崇也任此官（同书卷九一《术艺》）。相对于此，就官位而言应当更高的侍中，其任职者的例子却很少见。长孙嵩历侍中、司徒、相州刺史（同书卷二五），侍中有可能是加官，元遵（同书卷一五）、穆崇（同书卷二七）的侍中也均是加官。这三人的记载中并未提及侍中的职掌。关于黄门侍郎的职掌，张衮因向道武帝献言而被任用，可知是侍奉在皇帝左右以应对询问。至于崔宏和张衮以黄门侍郎草创诸制度，不管晋代或此后的北魏都未见到，可见是在北魏建国阶段，因需要而产生的特殊职务。因此不久崔宏转任吏部尚书，以吏部尚书之职，总裁诸制度的创立。
到了明元帝时期，侍中方面的材料变多。能确定为这个时期的侍中事例，如《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记载仅是一例：对于病笃的玄伯，“太宗遣侍中宜都公穆观就受遗言”。卒于侍中、镇东将军任上的穆吐，应该也是这个时期（《魏书》卷二七）。但关于穆观，《魏书》卷二七的传记载：
太宗即位，为左卫将军，绾门下中书，出纳诏命。及访旧事，未尝有所遗漏，太宗奇之。
关于“出纳诏命”，《魏书》卷一四《元屈传》云，“太宗时居门下，出纳诏命。性明敏，善奏事，每合上旨”；关于“访旧事”，《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云，“太宗即位，命玄伯居门下，虚己访问”；因此可知这个时期门下的职掌之一是出纳诏命，并回答皇帝的询问。这里所谓的出纳诏命，是直接下达诏文，但正如郑钦仁所言，因为这个时期中书和门下之权并未有清楚的区分，故门下也可起草诏命 [26] 。另外，如果看穆观之例，作为体认皇帝意志的使者也是门下的职务。
如上所见，明元帝时期属于晋代门下省的职掌多数仍存在，但这个时期的门下，仍另有须要探讨之处。《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继续有其在门下的记载：
诏遣使者巡行郡国，纠察守宰不如法者，令玄伯与宜都公穆观等按之。
此与《太宗纪》永兴三年（411）二月条有安同等人巡行并、定二州和杂胡、丁零等地的记载相对应。此时穆观是侍中，崔宏也在门下。 [27] 《太宗纪》永兴三年（411）十二月条云：
南平公长孙嵩、任城公嵇拔、白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录决囚徒，务在平当。
元屈似也一起并决狱讼（《魏书》卷一四）。此时，崔宏和元屈也均在门下。此外，神瑞元年（414），设置八大人官，坐止车门右“听理万机” [28] ，这时作为八公，名字确定的四人中，在门下的有崔宏。这些职务本来并非侍中原有的职掌。八大人官的情况清楚表明，大概包含了门下之外的官员。然而，从门下的官员中选择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门下以作为关于行政方面的事例受到注目。（虽然如此，明元帝末期皇太子监国，当时“对综机要，敷奏百揆”的古弼和张黎，以及坐正殿东西厢、百官“总己听于冢宰”的长孙嵩、奚斤、安同、穆观、崔浩、丘堆之中，只有丘堆是散骑常侍，其他人此时没有能够确认为门下系统者 补注2 。）
明元帝时期的黄门侍郎，除了娥清（《魏书》卷三〇）、奚观（《太宗纪》）可知外，只有安萨（《魏书》卷三〇）有可能在这个时期。作为门下任内的活动，传中仅记载，奚观作为攻击北燕的一个将领，娥清完成将散居三州的徒何之人迁徙到平城的任务。后者大概属于慰劳使的一种。
（2）太武帝时期至孝文帝的改革期
到了太武帝时期之后，担任侍中的任官者数目增加。试举统计的人数，太武帝时有二十五例，文成帝时有十六例，献文帝时有七例，孝文帝时有五十四例、宣武帝时有二十九例、孝明帝时有四十七例（“兼侍中”除外）。但这个数字包含了加官。
本来侍中就是加官，晋代才有职掌，另外也有作为加官的侍中存在，《晋书》中能够找到很多例子。但加官并不包含在侍中的定额中。比起晋代，北魏加官的比例更多。另一方面《通典》卷二一或《大唐六典》卷八中，北魏的侍中定员为六人，加官也包含在内 [29] 。这个理解若是正确，分析的时候可不区分侍中或加侍中 [30] 。但事情并不如此单纯。根据《魏书》卷三一《于忠传》，孝明帝初期，作为侍中、领军将军专权的于忠，受到灵太后如下的处置，“解忠侍中、领军、崇训卫尉，止为仪同、尚书令，加侍中”。特别解任侍中，意味着与加侍中之间有所差别。 [31]
那样的话，侍中与加侍中就有区别的必要，但这并不容易。首先“加”字意味着兼官，例如《魏书》卷一六《元叉传》“迁侍中，余官如故，加领军将军。既在门下，兼总禁兵”云云。另外，难以判断是否为加侍中的例子很多，也成为问题所在。例如在《魏书》卷一九中，元澄“迁司空，加侍中，俄诏领尚书令”，《礼志二》中记为“侍中、司空公、领尚书令”。也就是说，用本纪、志和金石史料补侍中任官的例子不少，但能否判别为加官则有困难。再者，传本身是否未漏掉加官的记载，也值得怀疑 [32] 。
从实例来看，三师、三公和尚书令、仆的情况多为加官，从官品的差距也容易理解 [33] 。但《魏书》卷一六《元叉传》中，元叉被解除领军将军，仍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尚书令、侍中、领左右，“叉虽去兵权，然总任内外，（中略）遂解其侍中”。可见兼尚书令和侍中的例子不能一概而论。
除了被认为是加官的事例之外，太武帝时期以降的侍中和尚书的关系密切引人注目。暂且试举事例。太武帝时期的例子如下 补注3 ：
征为侍中、治都曹事（《魏书》卷三三《薛提传》）
拜侍中、中军大将军，参典都曹事（《魏书》卷一八《元翰传》）
拜侍中，参都曹事（《魏书》卷一八《元谭传》）
迁侍中、安南将军，领仪曹尚书（《魏书》卷三三《谷浑传》）
稍迁侍中、选部尚书、镇南将军（《魏书》卷二九《奚拔传》）
除散骑常侍、侍中、四部尚书（原文如此，《魏书》卷四四《罗斤传》）
进为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魏书》卷二八《古弼传》）
奚拔以下的三例，尚书和侍中的关系不明显，至少，古弼在本传之外所见的五处侍中之例，似乎不是加官。此外，罗结“迁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事”，因为记载中总三十六曹意谓着尚书，除了被认为是三师、三公等级的加官之外，侍中十六例中有半数和尚书有关。
文成、文献帝时期“转拜侍中、殿中尚书”（《魏书》卷三一《于洛拔》）、“俄迁侍中、仪曹尚书”（同书卷四〇《陆定国传》）、“拜侍中、乐部尚书”（同书卷四〇《陆隽传》）也是同样的事例。另外也有在尚书上“加侍中”的记载：
迁征北大将军、都曹尚书，加侍中（《魏书》卷四四《伊馛传》）
征为殿中尚书，加侍中、特进（《魏书》卷三〇《刘尼传》）
转选部尚书……加侍中（《魏书》卷九四《阉官·赵黑传》）
如前述晋代已有尚书加侍中的事例，这些例子也作为加官来理解虽也可以，但《高宗纪》兴光元年（454）条云“以侍中河南公伊馛为司空”，与先前的例子相同，不能排除兼任侍中的可能性。此外，《魏书》卷八三上《外戚·闾毗传》记载，闾毗与弟闾纥同时并加侍中之后，“进爵为王，毗征东将军、评尚书事，纥征西将军、中都大官”。这时的“评尚书事”意谓“录尚书事”，严耕望指出，闾毗之外，还有尉眷、常英、和其奴共四人担任这个职位 [34] 。闾毗记为加侍中，但《高宗纪》和《天象志》二处记为“侍中、征东大将军、河东王”，侍中作为本官的可能性也很高。再者尉眷为侍中、太尉 [35] ，常英为侍中、太宰。在除了三师、三公、尚书令仆之外的十三例带侍中之官中，以上的例子占了过半。
孝文帝时期，官制改革之前与尚书有关的侍中之例，除“加侍中”之外也有十一例，包含“加侍中”则多达十五例。此占了除三师、三公的带侍中之官的二十九例中的半数。其详细内容如下：
表2-1 孝文帝时与尚书有关的侍中之例
2. 《高祖纪上》记为“侍中、尚书”。
看到此数例，毫无疑问侍中与尚书关系密切。 [36] 这种情形应该如何理解？晋代侍中地位仍低，单拜的侍中若能迁官到尚书，被视为美迁。 [37] 但太武帝时谷浑为侍中领仪曹尚书，薛提作为侍中治尚书都曹事。换言之，产生了侍中比列曹尚书处于优位的事例。而与作为侍中有关系的列曹尚书，几乎全部是吏部尚书、都曹尚书、殿中尚书。吏部尚书比起其他的尚书，官品本身高，都曹、殿中两尚书，也仍比其他的列曹尚书受到重视 [38] 。
更应该注意的是兼任侍中和尚书之例。尤其都曹尚书，在所知的十二例 [39] 之中，有九例之多与侍中和加侍中密切相关，其比例明显偏高 [40] 。都曹尚书是北魏前期独特的官，其职掌并不明确，在令仆之下总理尚书诸部，地位比列曹尚书高 [41] 。这个情况使人想起，前期尚书左右仆射加侍中的高比例 [42] 。可知的尚书令兼侍中官的事例之少也是问题 [43] ，但在尚书省里，都省的尚书、仆射压倒性的多数与列曹尚书一部分都兼侍中或加侍中。
这对理解侍中的职掌给予了启发。关于太武帝时期以后侍中的职掌，如侍中古弼出使北凉，又被派遣去迎接被俘虏的夏主赫连昌到京师，道武、明元帝时有同样的事例，但在此之外的记载就很少。仅前引《古弼传》中有古弼为侍中、吏部尚书，典南部奏事的记载，可见侍中也有可能被视为省尚书奏事 [44] 。那种情况，应该是统辖尚书奏事的都曹高层，因为几乎是由兼侍中或加侍中者担任，那么像北魏后期所见的那样伴随驳检的尚书奏事检查之门下的功能，是否能完全发挥作用，不禁令人怀疑。尚书仆射和都曹尚书，以及一部分的列曹尚书，因为带侍中而能进入禁中，其他不少尚书也兼任或加散骑常侍，得以能进入禁中 [45] 。此事也让人对门下是否有“省尚书奏事”的职掌产生疑问。《古弼传》的记载可见，古弼被委以吏部尚书原来职掌以外的职务。
前期侍中“省尚书奏事”的职掌大概尚未完全发挥作用，能确认的门下中心职掌是侍奉皇帝左右以备顾问，被派遣去实践皇帝的意志 [46] 。但显然不仅如此。门下不仅与政策案件有关系，也参与行政工作。前面已指出道武、明元帝时期，门下系统的官与行政性质工作的关联性，兼尚书之职责能从这方面来理解。太武帝太平真君五年（444）皇太子（恭宗）监国之时，作为东宫四辅辅政，“以决庶政”（《世祖纪下》）的四人是：
| ??张黎?? | ??侍中、广平公（《魏书》卷二八、卷一一三、《世祖纪下》）?? |
| ??崔浩?? | ??司徒、东郡公（《魏书》卷一一三、《世祖纪下》）?? |
| ??穆寿?? | ??侍中、中书监、宜都王（《魏书》卷一一三、《世祖纪下》）?? |
| ??古弼?? | ??侍中、建兴公（《世祖纪下》）?? |
假设其中有二人是单拜侍中，此外穆寿很可能是兼任 [47] ，能确认的亦即辅政者是以门下为中心安排，不管是否依特命临时选任，这可以说是具有行政相关倾向的门下当时的性质使然。
但这种门下形态由于孝文帝改革官制而变化。具体而言，《官氏志》所记载太和十五年（491）十二月，侍中、黄门各设置四人，实际上正属于那个变化的时期，如前章所见，“省尚书奏事”的晋代门下职掌开始发挥功能。同时，这意谓着侍中基本上断绝和尚书诸官的关联。两者兼任者仅有孝文帝后期李冲“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魏书》卷五三）一例，宣武帝时卢昶“转侍中，又兼吏部尚书，寻即正，仍侍中”（同书卷四七）和李韶“征拜侍中，领七兵尚书”（同书卷三九）以及“侍中、大将军、录尚书事”元详（同书卷二一上）等三例，孝明帝时加侍中的吏部尚书元徽（《北史》卷一八）一例 [48] 。相反地，宣武帝时单拜侍中或者侍中作为本官的事例很多：侍中、国子祭酒刘芳（《魏书》卷五五），侍中、领右卫将军元晖（同书卷一五、墓志五五），侍中、领中尉甄琛（同书卷六八），侍中、金紫光禄大夫郭祚（同书卷六四）和元怿（墓志，《考古》1973年第4期；《魏书》卷二二只作侍中），侍中、领军将军于忠（同书卷三一），不知是兼官或领官的元苌（同书卷一四）、元诠（同书卷二〇）、穆绍（同书卷四三《房景先传》、《官氏志》）、卢昶（同书卷四七）、游肇（同书卷五五）、张彝（同书卷六四）、崔亮（同书卷六五《刑峦传》）、李彪（同书卷八二《李琰之传》）、高显（同书卷八三上）、元怀（同书卷六六《崔亮传》）、元珍（墓志四四）、元昭（墓志四九），共计十八例 [49] 。
另外，太武帝时期以后任黄门侍郎者，太武帝时仅知有宦官仇洛齐（《魏书》卷九四、卷三五《崔浩传》）和李顺（同书卷三六）二例，文成、献文帝时不能得知任官者。孝文帝前期有李韶（《魏书》卷三九）、陆凯（同书卷四〇）、张彝（同书卷六四）、崔光（同书卷六七），数量不能说多 [50] 。提及活动状况的也少，和前面的论述并不冲突。
结语
北魏的门下，在侍奉皇帝左右应对询问、作为使者被派遣去体现天子意志以及从事草制方面，可以说前期与后期职掌相同。但在机能上前后期则大不相同。前期门下与以尚书为中心的行政机构有关，另一方面“省尚书奏事”这个方面较弱；相对于此，后期原本见于西晋的门下职掌则被恢复，也执行驳奏。然而，虽然因为孝文帝的官制改革，暂时在制度上弱化了参与行政的部分 [51] ，但到孝明帝时，以兼军职等原因，任侍中者获得权力，因而加强了门下的势力，同时门下成为辅政的场所，继承了中书所拥有的草制权一部分。由于这些制度性的支持，门下展现出政治上强大的力量 [52] ，产生“时政归门下”的状况。
川本芳昭指出，北魏后期的门下，继承了以北族为中心运作的前期内朝（指门下省和北族起源的内朝官）所拥有的大部分职掌。 [53] 他的学说重视前期北族性要素的存在，把握了作为官制面出现的北族起源的内朝官 [54] 。虽说仅从前述一点着眼讨论是有问题的，但其见解有可赞同之处，也有难以赞同的部分。可赞同的是关于门下的职掌，前期和后期有不少相同之处。难以赞同的，首先是对于后期门下的职掌是继承北族系内朝官职掌的理解。
川本所举作为北族起源内朝官的职掌有三点：a. 出入诏命，b. 回答天子日常的询问，c. 监察列曹和州镇。b当然是门下的基本职掌，后期的这一项应是继承自前期的门下。a作为前期门下和北族系内朝官的职掌是有明确记载的。后期应该也有类似的运作 [55] ，但即使如此大概也不能说是特别继承北朝系内朝官的职掌 [56] 。川本认为作为北族系内朝官的职掌重要的是c，他自己指出这项职掌在后期移到了御史台。若是如此，后期门下的职掌若有继承之处，应该考虑是源自前期门下。
再者，关于前期门下以北族为中心运作的说法，北族任侍中者确实占压倒性的多数。但前期升到高位之人多为北族，并不特别限于侍中。而若以黄门侍郎为例（因为事例较少，因此说服力不得不变弱），汉人就占了多数。
即使拥有类似的职掌，经历两种官职的事例很多，但是将北族起源的内朝和门下一并作为内朝官理解，笔者觉得尚有些许问题。尽管如此，川本的研究厘清了北族系内朝官存在的重要性。北族系内朝官与门下的关联性，其废止对门下的影响等将作为今后的课题，暂且在此搁笔。本章因史料限制而过于烦琐，尚待指正。
【补注1】本章完稿之后，中村圭爾的《南朝における議について──宋·斉代を中心に——》（《人文研究》40，1988年）出版，详论南朝包括驳在内与国家意志决定相关的“议”。本章所论北魏的“议”，现阶段没有特别修改的必要，但关于“议”，有待来日再探讨。（1990年记）（补记：此后有关“议”的研究，参照本书第二部。2003年5月记）
【补注2】第二部第十四章中，论及这个时期崔浩可能为内朝官。但北魏前期的内朝官和门下省官未必相同。（2005年5月记）
【补注3】第三部第十六章中，元翰和元谭的“都曹”指的是三都坐大官。因此，此二例不算在尚书的事例中。关于薛提，尚不能以此判断。但从后引的伊馛可知，都曹尚书和侍中结合的事实不变。
[1]孝文帝改革以前为前期，改革以后为后期。用改革的哪个时点作为区分也是问题，本章以孝文帝亲政之始，《魏书·官氏志》所云“置侍中、黄门各四人”的太和十五年（491）十二月，作为前后的转折点。
[2]众所周知，《魏书》一部分散逸，是用《北史》等书所补，同样的理由，当作为《魏书》一并使用。又此处所引用的王遵业是《王慧龙传》的附传，同样地，后文引用之时，均不特别标记为附传。
[3]不少学者认为孝明帝以后重视门下，例如韩国磐：《三省六部制の成立過程—秦漢の尚書·中書·侍中から隋唐の三省六部制へ—》，《駿台史学》71，1987年。
[4]川本芳昭：《北魏の内朝》，《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6，1997年；后收录于《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书院，1998年。
[5]政治制度或官制变迁的部分，涉及北魏时代门下省的研究很多，但叙述的分量不多。陈仲安《关于魏晋南北朝门下省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期）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下，但少有提及北魏之处。另外，除了陈仲安的论文，关于魏晋时期的门下省，参考陈启云：《两晋三省制度之渊源、特色及其演变》，《新亚学报》3-2，1958年。
[6]散骑常侍、散骑侍郎和给事中是散骑省（集书省）之属，所以排除在本章的考察之外（参照注2陈仲安的论文）。
[7]《官氏志》云：“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
[8]陈仲安：《关于魏晋南北朝门下省的两个问题》，《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3期。
[9]陈启云也认为晋代门下的主要任务是“评驳尚书奏事”，见陈启云：《两晋三省制度之渊源、特色及其演变》，《新亚学报》3-2，1958年。。
[10]这种情况，原本的奏案不由尚书而从太常系列提出，如陈仲安所言，驳议也针对来自于尚书之外机构的奏章施行。
[11]参照山田智雄：《魏書刑罰志訳注》，收入氏著《訳注中国歴代刑法志》，创文社，1964年。
[12]参照山本隆義：《中国政治制度の研究—内閣制度の起源と発展—》，同朋舍，1968年，第四章；陈启云：《两晋三省制度之渊源、特色及其演变》，《新亚学报》3-2，1958年，第三章。
[13]参照郑钦仁《北魏中书考》（“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5年）；后收入氏著《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编》（稻禾出版社，1995年）的第三章。
[14]此外，北魏门下官的职务有：撰定服制（《魏书》卷二〇《元延明传》）、参定舞名及鼓吹诸曲（原文作“诸典”，据《乐志》之文改）（《魏书·乐志》）、参议律令的制定（《魏书》卷六四《郭祚传》）、监督字书的编纂（《魏书》卷九一《术艺·江式传》）、参与侍讲的任务（《魏书》卷六七《崔光传》）等。
[15]元乂是本名，但此处按照《魏书》的记载。
[16]万斯同的《魏将相大臣年表》认为，元叉任侍中之年为熙平二年（517），加领军将军是神龟二年（519）。
[17]元详任司空公之前是侍中、护军将军（《高祖纪下》），宋弁任吏部尚书之前是兼祠部尚书、领黄门（《魏书》卷六三）。但没有证据显示两人继续保有侍中和黄门之官。
[18]载于《考古》1973年第4期；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19]若是那样，宣武帝时元勰也有辅政的可能性。孝文帝死时，宣武帝打算以元勰为宰辅，但由于孝文帝的遗敕而出为定州刺史。后来回到京城，除“录尚书、侍中、司徒如故”，从元详等人所言“勰大得人情，不宜久在宰辅”的话来看，那是宰辅之任。
[20]有关胡国珍作为辅政者活动的记录不多。如《魏书》卷一六《元继传》等记载所见，元雍、元怿、元怀三人屡屡成组出现。
[21]元叉常直禁中，孝明帝移徙徽音殿时，入居殿右（《魏书》卷一六）。按照字义理解，元叉很可能在殿中决事。
[22]前文所引《袁翻传》的记载就有“黄门之下”的可能性，同传的后段中，载有此后迁尚书的袁翻之表曰：“臣往忝门下，翼侍帐幄。同时流辈皆以出离左右，蒙数阶之陟。唯臣奉辞，非但直去黄门，今为尚书后，更在中书令下。”可见门下等同于门下省。
[23]本书第74页注2中所列表的三师、三公之中，（表中未加区别）孝明帝时就任者多数带侍中。
[24]据《元叉传》能够确认元悦为侍中、太尉，若据《肃宗纪》，正光元年（520）十月元悦任太尉。入居门下为正光四年（523）之事。
[25]郑钦仁认为，中书令由于加给事中才能进入禁中，见氏著《北魏中书考》，“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5年；后收入氏著《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编》，稻禾出版社，1995年。参决大政显然并非中书的职掌。另外，其他加给事中的中书令还有郑羲等人。
[26]见郑钦仁：《北魏中书考》，“国立”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65年；后收入氏著《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续编》，稻禾出版社，1995年，第二章《中书令》。据《魏书》卷二四《崔玄伯传》所云：“玄伯自非朝廷文诰，四方书檄，初不染翰，故世无遗文。”因为不见崔玄伯为中书之官的记载，（尽管并非仅限于其在门下任内）可作为门下参与草制的一例。另外，如《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所云：“（孙秀等）使散骑常侍、义阳王威兼侍中，出纳诏命，矫作禅让之诏。”晋代侍中也是职掌出纳诏命。北魏后期也一样。再附带一言，据《魏书》卷二八《古弼传》，古弼在明元帝时任门下奏事之职，其职掌不详，但可能是与“出纳诏命”有关的职务。
[27]侍中穆观被派遣至崔宏处是泰常三年（418）之事。因穆观在明元帝即位时绾门下，这个时期当然是侍中。而崔宏自有居门下的记载之后，直到神瑞元年为止，未见有转任其他官的记录。
[28]关于这个部分，参照本书第一章《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原载《史学雑誌》87-7，1978年。
[29]韩国磐也是据此理解的，见其《三省六部制の成立過程—秦漢の尚書?中書?侍中から隋唐の三省六部制へ—》，《駿台史学》71，1987年。
[30]例如毛汉光对于晋南朝本官或加官也难以作出区别，认为对于中央政治的影响力方面没有很大的差别，见氏著《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第十章。
[31]举任职侍中人数多的某个时点作为旁证。现在试以熙平二年（517）四月为时点，调查高官配置与侍中的关系，作表如下：
熙平二年（517）高官与侍中的关系
已知六名任侍中者。此外具体证明省略，从宣武帝即位（499）到正光元年（520）为止，崔光（一面也兼其他官）一直为侍中。总共有七人（万斯同举元叉和刘腾作为侍中，但关于年代有误）。关于侍中的员额，据《官氏志》太和十五年设置四人，后来在普泰初增置为六人。《通典》等书所记的定员是普泰以后之事（《初学记》卷一二引《五代史·百官志》云“百齐侍中，因后魏置六人”）。若是如此，可认定任侍中者的数量之多，是因为加官和本官有所区别。
同样的方法，试着放在太和十四年（490）、十五年（491）之交来看。十四年九月文明太后死，十月葬，其间宗室及高官的上表记载于《魏书·礼志三》，其中可见侍中四人：侍中、太尉、录尚书事东阳王丕，侍中、司徒、淮阳王尉元，侍中、司空、长乐王穆亮，侍中、尚书左仆射平原王陆叡。另外，《礼志一》载有太和十五年正月北魏行次的议论，除了与前引有相同官衔的穆亮和陆叡之外，还有侍中、吏部尚书中山王元孙，侍中、尚书、驸马都尉南平王冯诞之名。因这期间元丕与尉元的官位并无变动迹象，可知十五年正月时有六名任侍中者。据《魏书》卷一九《献文六王列传》，判断这个时期至少元详、元勰也是侍中（万斯同举冯修、抱嶷、符承祖作为这个时期的侍中）。另外，太和九年（495）时的例子中，献文六王一起被封王，因为同时加侍中和四征大将军，仅此就有六人。此外，十二月元他由侍中改为侍中、司徒（《魏书》卷七上），其前任的司徒陈建也是侍中（《魏书·天象志》），据《高祖纪》，苟颓大概也是侍中、司空，据《礼志三》冯诞此时也是侍中。
这样看来，即使在川本芳昭指为内朝改革的太和十五年十二月以前，也不得不考虑侍中与加侍中的区别。
[32]例如前注所述，献文六王的加官记述写法每个人均稍有差异。
太和九年封，加侍中、骠骑大将军、中都大官（咸阳王禧）
太和九年封，加卫大将军，除侍中、中都大官（赵郡王幹）
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东大将军，为外都大官（广陵王羽）
太和九年封颍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将军（高阳王雍）
太和九年封，加侍中、征北大将军（北海王详）
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将军（彭城王勰）
[33]为了解太武帝以后高官就任侍中的情况而作成一览表。选择的高官是太和前令的从一品，到后令的从二品。特进等加官和大将军以外的将军则省略。制表虽依据万斯同《魏将相大臣年表》，但加以部分修正。同表应修正之处不少，目前仅为了本章目的而小幅修正。能确认为任侍中者，附加※号。其中明示为加官或加官后“侍中如故”可推定为加侍中者附加〇号。又虽然传中没记载任侍中，但从志或本纪、墓志等知道任侍中者，加官的可能性高，附加□号。另一方面，确实是兼侍中者，在名字的下方施加底线（△号为散骑常侍）。
太武帝以后高官就任侍中情况一览表
表中显示，就任侍中者过半都是加官。附加□号者的就有十五例，意谓着有可能为加侍中的事例不少。明元帝时期的太尉穆观，虽然没有就任侍中的纪录，但“出则统摄朝政，入则应对左右，事无巨细，皆关决焉”（《魏书》卷二七），大概是加侍中。
[34]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8，1948年，“都省”。
[35]《高宗纪》记尉眷死时是“侍中、渔阳王”，侍中可能不是加官。
[36]列举带有三师三公、尚书令仆、中书监以外官的侍中，或与本文所举的尚书无关，单拜侍中者：太武帝时有古弼（卷二八）、和疋（卷九四《宗爱传》）、张黎（卷二八，二度就任）四例，以及加侍中的长孙颓（卷二五）、杜凤皇（卷八三上）、崔浩（卷三五）、李盖（卷八三上）四例。文成、献文帝时期有乙乾归（卷四四）、刘昶（卷五九）、乙浑（卷五）、元丕（卷一四）、元孔雀（卷六）、闾毗（卷八三上）、※闾纥（卷八三上，加官）七例。孝文帝前期有※元云（卷一九中）、※元熙（卷一九下）、元详（卷二一上）、元勰（卷二一下）、元他（卷一六）、冯诞（卷八三上）、穆乙九（卷二七）及加侍中的※元禧、※元幹、※元羽、元雍（以上卷二一上）、元猛（卷二〇）、元详、元勰共十四例。出处都是《魏书》。其中附加※号是三都大官的带官，单拜侍中的例子可说极少。
[37]参见陈启云：《两晋三省制度之渊源、特色及其演变》，《新亚学报》3-2，1958年，第三章。
[38]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8，1948年。不过，严氏认为北魏前期吏部尚书的地位并没有特别高。
[39]包括“参都曹事”等的记载。源怀的情况，可解释为殿中尚书加侍中、加尚书都曹事，符承祖的吏部尚书也可能是本官，那种情况下侍中作为参与都曹的前提，不影响论点。
[40]仪曹尚书九例中有三例，吏部尚书十四例中有三例带侍中。
[41]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8，1948年。
[42]参照本书第74页注2所列的表。
[43]同前注。但是尚书令古弼打算陈奏时，因太武帝未停止与给事中刘树下棋而不得机会，古弼在帝面前“捽树头，掣下床”，迫使太武帝致歉。（《魏书》卷二八）。古弼显然能进入禁中，加侍中的可能性高。可能也有其他加侍中的尚书令存在。
[44]川本芳昭认为有此种可能性，见其《北魏の内朝》，《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6，1997年，后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书院，1998年。
[45]在《魏书》中检索，前期可知是兼或加散骑常侍的事例，包括殿中尚书一、吏部尚书五、仪曹尚书二、南部尚书三、北部尚书三、库部尚书四、都曹·金部·太仓·祠部·都牧尚书各一、曹名不明尚书六。
[46]前面认为侍中和加侍中存在区别。叙任关系中虽有此区别，但加侍中若能出入禁中，当然能应对询问，和正侍中的职掌差别并不那么大。
[47]《世祖纪》记载，太武帝亲征北凉（439）时，穆寿辅佐皇太子决留台事时是侍中、宜都王。
[48]散骑常侍和尚书的关系，似乎也在孝文帝后期以后变弱，到孝明帝时为止（限于《魏书》中检索）不过仅有七例。
[49]墓志为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所收，数字为其图版编号。另外，元诠“寻除侍中，兼以首告之功，除尚书左仆射”，侍中也可能是左仆射的兼官。又元苌和元昭列举的若干官职中有侍中，有以其他官兼任的可能。
[50]孝文帝后期以后，能知任黄门侍郎者的数量增加。
[51]本书第74页注2所列的表中，孝文帝改革官制以后，任尚书令仆（表中未明确说明是直到宣武帝末年）而带侍中者是没有的，对照尚书带侍中官者的减少来看的话，不能说是偶然。另外，如前文所见，依孝文帝的遗诏辅政者，以尚书为中心，没有一个侍中参与，这也是对应门下的变化。
[52]《魏书》卷七九《范绍传》云：“（太和）十六年，高祖选为门下通事令史，迁录事，令掌奏文案，高祖善之。又为侍中李冲、黄门崔光所知，出内文奏，多以委之。高祖曾谓近臣曰：‘崔光从容，范绍之力。’”另外《魏书》卷六七《崔光传》云：“还，仍兼侍中，以谋谟之功，进爵为伯。（中略）虽处机近，曾不留心文案，唯从容论议，参赞大政而已。”可知孝文帝改革之后不久，委任下僚处理事务性的奏，侍中和黄门侍郎仅渉及政策。可以说门下作为辅政之处的基础，早在这个阶段就已出现。
[53]川本芳昭：《北魏の内朝》，《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6，1997年，后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书院，1998年。
[54]近年重视北魏独特官制的研究相继出现。除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牧童出版社，1976年；1995年稻禾出版社再刊）之外，有严耀中《北魏内行官试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和陈琳国《北魏前期中央官制述略》（《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期）。
[55]参照本书第71页注1。
[56]如川本氏所言，北族系内朝官传达诏命，以口诏传达的事例不少。另外，北魏的语言是个重要问题，关于这部分，参照郑钦仁：《译人与官僚机构—北魏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前提之一》，《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3，1976年，后收入氏著《北魏官僚机构续篇》，稻禾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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