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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6-20 22:10:57 0


前言

根据《魏书·官氏志》中记载的太和《后令》,可以得知宣武帝之后的北魏州刺史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分别为正三品、从三品及正四品下。但是,却不清楚各州相当于上、中、下的何者。而且,也不一定明白在此之前的州是如何区分的。本章将横跨北魏时代整体,以确认州的等级为目标,并试着谈及区分等级的方式。

一、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州的等级

作为事例之一,试调查担任过冀州刺史者就任前后的官职以及将军号。吴廷燮的《元魏方镇年表》中记载着宣武帝景明年间到孝明帝孝昌末年为止的十二名,现阶段尚无法得知这段期间有无其他就任者。首先是于劲。虽然从《北史》卷二七《郦范传附郦道元传》中得知他的就任,但在《魏书》卷八三《外戚传》中却看不到就任的记载,而无法辨明就任前后的情况。如果依据《郦道元传》,于劲的将军号是镇东(从二品)。下一任是京兆王元愉,他从中书监(从二品)转任该职,并于任期间举兵败死 [1] ,其将军号本传中虽无记载,当为征东(二品)。下一任的元丽是从雍州刺史迁调该职后又转任尚书左仆射(从二品),将军号在本传中虽然不清楚,但从卢同为其长史来推论,应该是镇东。下一任的元晖是从吏部尚书(三品)迁调该职后又内迁为尚书左仆射,将军号根据墓志五五 [2] 是镇东。下一任的元遥,根据其传记载是从左光禄大夫(二品)、领护军迁调该职后转任右光禄大夫(二品),而根据墓志一〇六的话,则是在担任过七兵尚书(三品)、中领军(三品)之后才成为冀州刺史,转任为护军(从二品)后才加衔右光禄大夫。他的将军号在传中并无记载,从墓志上可得知是镇东。下一任萧宝夤是从安东将军、瀛洲刺史迁调的,之后以都督东讨诸军事的身份与梁军作战,此后被授予左光禄大夫、殿中尚书(三品),将军号是抚军(从二品)。下一任于忠是由仪同三司(从一品)、尚书令(二品)迁调该职,而这是被解除崇训卫尉、领军的职务,失去权势之后的事。即使如此,身为使持节、都督冀定瀛三州诸军事、征北大将军、冀州刺史的他,之后还是内迁为尚书右仆射(从二品)。下一任的李韶是由吏部尚书(三品)迁调该职后又转任定州刺史,将军号一开始是吏部尚书时的中军大将军(二品),任期中被授予车骑大将军(从一品)。下一任的封回是从七兵尚书、领御史中尉(从三品)迁调而来,之后内迁为殿中尚书(三品),而由于屡次辞退之故,被授予右光禄大夫,将军号为镇东。下一任侯刚记载于《恩幸传》,是从仪同三司(从一品)、领军将军(从二品)、领御史中尉迁调而来,还保有仪同三司的官位,但马上被左迁为征虏将军(从三品)并被剥夺其他官职,担任刺史时的将军号为车骑大将军。下一任的元孚因慰劳柔然阿那瓌时被拘留而被处以流罪,其后拜为冀州刺史,但之后转任的官职不明,将军号也不清楚。下一任的源子雍是从金紫光禄大夫(从二品)、给事黄门侍郎(四品上)以北讨都督的身份讨伐葛荣,后转任为冀州刺史,但旋即被葛荣击败而死,将军号为镇东。

从以上的检讨可以发现,太和《后令》施行之后的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其间就任的冀州刺史,除了两例之外皆是从三品以上的官职迁调而来(只要在任期间未出现死亡或受贬谪的情况),并转任为三品以上官职。这意味着冀州刺史是三品的官职。换句话说,冀州可以当成是上州。上面提及的十二名冀州刺史之中,将军号可知的全部都是抚军以上,也就是说是从二品以上。这也支持冀州是上州的说法。

相对于此,试检讨东荆州刺史的事例。已知宣武帝、孝明帝时期就任过此官职的人为以下八名。第一任的杨大眼是从游击将军(四品上)迁调该职后转任为武卫将军(从三品),将军号是征虏(从三品)。下一任吴廷燮认为是杨钧,这可能有点问题,留在后文讨论。下一任的房亮,他是从汲郡太守迁调而来后转任沧州刺史。太守即便为上郡也是四品,将军号为前(三品)。下一任的寇治是从洛阳令(从五品)“稍迁”而来,可能表明经历过其他的官职,但究竟为何并不清楚。但是从身为刺史所拥有的镇远将军是四品来看的话,之前的官职不可能为从三品以上。虽然寇治转任的官职也不明,但他身负州民众望以郦道元的后任再次临治东荆州,此时虽进号为征虏将军,但却因罪免官。郦道元是在冀州刺史于劲的镇东府担任长史(五品上),接着试守鲁阳太守后才临治东荆州,将军号是辅国(从三品)。由于为政严猛而遭到该州蛮人的申诉,职务交替之后与寇治一同遭到免官。下一任的裴佗是从赵郡太守迁调而来,将军号一开始是前将军,任期中升至中军(从二品)。他的施政被记载于《良吏传》,因病而去职。最后是杜颙,他是从西征军司、行岐州事迁调而来的。如果考虑到行州事不是正规的刺史,且大多是权宜任命的话,其官品是很难能与刺史相匹敌的,而之前担任的谏议大夫(从四品)也可看出这点。将军号为征虏,之后转任为岐州刺史。

根据以上所述,很清楚看到东荆州刺史的前任官职多为四品以下。但杨钧是例外。其传(《魏书》卷五八)中记载他“入为司徒左长史(从三品),又除徐州、东荆州刺史,还为廷尉卿(三品)”。根据吴廷燮的年表,他是先就任东荆州的刺史,在承认这一点的前提下,他的前任官职是从三品。即使是他先就任徐州的情况下,虽然需要对徐州刺史进行讨论,但起码可以推定它是从三品以上。如此一来,因为在通常的迁官之中,官品是不会比前任官职更低,所以杨钧以及其他人就任的东荆州刺史就可能是从三品以上。同时,若以同样的想法来理解杨大眼转任为从三品的官职一事,东荆州刺史就只能够是从三品。但是应当更进一步考虑的有两点。第一是前任官职在四品以下的人占了一半。虽说上郡太守与从三品之间只有四品上的官职,但却无法忽视一半的事例都超越了一阶以上的官品的差距。第二是将军号的低下。除了杨钧,总计七名所拥有的将军号的官品是以三品(前)、从三品(征虏、辅国)为中心,特别是后者占半数之多。从三品的将军号许多也授予郡太守,但半数以上与本职的官品一致这点反而启人疑窦。此外,虽说四品的将军号仅有一例,但却不禁令人怀疑东荆州刺史的官品难道比从三品还要低。在此为了避免草率的判断,将进行包含其他州的整体性检讨。

关于在宣武帝、孝明帝时期所能够得知总数有三名以上刺史的三十七州,将刺史就任前的官品、转任的官品、刺史就任时的将军号的官品制成一览表,如下表 [3] (括弧内数字是行州事的数量)。

表5-1 刺史就任者的前后官品及将军号(宣武、孝明帝时期)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定、雍、扬三州与冀州相同,就任前的官职为三品以上,转任的官职也是三品以上,而且因为所拥有的将军号是三品以上,应该是上州无误。瀛洲在前任官职有四品上一名,但这个王温是个宦官,如同传中的记载“特除”,是种特别的晋升。将军号也是抚军,也就是从二品的高位。因为其他皆与冀州等州相同,所以瀛洲也应当是上州。

而且一般来说,在讨论某官职之际,前任官职的官品低下通常不太会是问题。如果对照墓志来看的话就很清楚,一来因为传并不会网罗迁官的所有过程,而且前任官职低一等也是理所当然的。当有两阶以上的差距,还有多数事例的情况下才需要讨论。反之,转任出去的官职的官品与原本的官品相同,或是更高也不是问题。因此,在探讨某州刺史官品时,都大致上能够做与前任官职的官品相同或高一阶、与转任官职的官品一样或低一阶的判断。但是光凭这样是无法定夺的。官吏的晋升绝不可能一模一样,还有没有清楚记载的黜退及特别晋升,而且纵使官位降低实力反而上升的情形也不少。只凭一两件的事例很难判断这是特殊事例,或是一般事例。不厌其烦地搜罗就任事例来讨论的理由就在这里。

继续对州刺史的讨论。相州虽有一人的前任官职为四品上,但这是侍奉宣武帝的医者王显乞求永年本州的结果,可以说是一种特例。假若如此,也可确实地称相州为上州 [4] 。而且将军号虽然可以看到为从三品的征虏的李平,但其前任官职是三品的河南尹。因为刺史任期内又被授予三品的平东,将军号就达到了与本官相当的水平。接下来的幽州,因为接近半数且知道其迁官过程的六例的前任官职为三品,所以这也能列入上州之列。但是由从四品上迁调而来的王秉由于记载过于简单,所以很可能漏载前任官职,而若从作为刺史的将军号是从三品的辅国来看,前任官职为四品以下并不奇怪。将军号的十例之中有高达八例为三品,这也支持幽州为上州的理解,不过除了王秉之外,元世遵是从三品的征虏,关于此点会在后面来处理,但由王秉前任官职的低下与元世遵转任的荆州刺史(如同后面的讨论)并不是上州两点一并来看,显示纵使同样为上州,比起冀州和定州,幽州在迁官上所受待遇也有不同。换句话说,冀、定、雍、扬州(可以加上瀛洲)的情形是前任官职与转任官职皆限定为三品以上,相对于此,其他的上州都含有一部分例外,可以说其不同点是表现在所带将军号的差异之上。从将军号这一点来说,相州也受到与冀州等州相同的待遇。接着,徐州从迁官的状况来看,很清楚地为上州,将军号从二品以上的也占了一半,可以推论与相州有同样的地位。唯一的例外是元鉴的征虏将军,因为能够透过墓志七〇来确认,传的记载并没有缺漏。接着来看青州,元邵的事例成了问题。他的前任官职是四品上的宗正少卿,但这是他的起家官,而且异常地高。转任的御史中尉是从三品,这是中央政府担忧他作为刺史会怀有谋反之心的对策。除了这个所谓的例外,将青州理解为上州是没有问题的,将军号也是十二例中只有一例是从三品而已。下一个看到并州,只有高聪之后转任从三品的散骑常侍是例外,可以认为是上州。将军号除了席法友的冠军、元融的征虏都是从三品之外,有高达十一例都是三品以上。下一个秦州,传中记载“尚书郎、秦州刺史、镇远将军、陇西镇将、带陇西太守”的薛峦是问题所在。尚书郎是六品,即使是下州也太低了。因为这段记载之后薛峦马上成为荥阳太守,所以陇西镇将顶多是四品。将军号也是四品,与此相符。如此,与其他的秦州事例相异甚大,令人怀疑秦州刺史的记载是否有误。如果屏除这件事例,秦州也可认为是上州,虽然多有不明者,但将军号也没有问题。

来看看与上州相异的一群。凉州在前任官职上没有三品以上的事例,而四品以下有六例。转任的官职,相对于三品的两例,从三品则有三例。明显地很难认定为上州,将军号也是相较于三品以上有四例,从三品反而占了六例。益州与凉州有相同倾向,将军号的官品更低。豫、岐、荆州的转任官职几乎都是三品以上,但前任官职是四品以下的比例很高,将军号是从三品以下的占了一半或是一半以上。南秦州的前任官职是从三品,但转任官职包含从三品,将军号也有一半是从三品与从四品,这些每一项都与凉州一样无法认定为上州。

相对于此,含有前任官职为三品的事例又是如何呢?泾州虽然出了两名自三品转任的就任者,但李世哲是被上表其罪后才被遣至地方,可以视为左迁。而传记中没有记载,但根据墓志一〇六得知其就任的元遥虽然不容易加以说明,不过前任官职四品以下有三例之多 [5] ,而且转任官职三品以上有两例,从三品的武卫将军也有两例,很难说其为上州。即便将军号是三品以上有八例,但从三品也占了三例。肆州的前任官职是四品以下的事例超过一半,就如同前面谈过的,传记有简有繁,但大多数为四品以下,其可信度应该很高。尽管将军号几乎都是三品以上,但一并考虑到转任官职含有从三品,这也应该不是上州。齐、营、朔、济、郢、梁六州,每一州的前任官职的半数或半数以上是四品上以下,转任官职也含有从三品或四品。显而易见地,很难认为这些州是上州,而且连将军号也是半数或半数以上是从三品。夏州因为事例数目稀少,在判断上还留有不确定性,但若从前任官职的半数顶多为四品的郡太守来看,夏州也很难被认定为上州。洛州的前任官职几乎都是四品上以下,将军号也大多是从三品,很清楚地不是上州。光州以下六州虽然事例数不多,但光、豳、东秦、安四州都因为相同的理由可以认为不是上州。剩下的两州暂时不做判断,另外,东荆州则已经讨论过了。

兖州以下的三州很难加以判断,兖州的状况是前任官职为三品的有四例。但是其中有三例都是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在太和《后令》中虽是三品,但根据《魏书》卷一九上《元匡传》,他位居三品度支尚书之时,被问罪究责且被决定处以死刑,传中记载“世宗恕死,降为光禄大夫”。这段史料指出即使同为三品,光禄大夫也在尚书之下,至少可以得知光禄大夫的地位并不高。将之与其他的三品官一样地来看待是应该要谨慎的。(此外,在已经讨论过的州里头,前任官职为光禄大夫的,相州有两例,并州有三例,瀛、齐、夏州各一例,而光禄大夫为转任官职则是益、岐、荆、豫、肆、豳、济州各有一例。这与先前的论点并不冲突,反而在判断这些州并非上州的观点上更为有利。)另外,前任官职为四品上的有三例,还有转任官职为从三品及四品上的各有一例,这让人对于断定其为上州产生疑惑。但将军号为从三品的有两例,也看得到被认定为上州的事例。恒州则是因为前任官职为三品的事例仅有两例,以及四品上有两例,还有将军号为从三品的比例变高而成为问题,不过虽说如此,都不是决定性的主要因素。华州因为前任官职为三品仅有两例而让人有些在意,但其并非为上州的证据在此相当薄弱,此时必须要检讨其他的要素。

因此,接下来想试着讨论州与州之间的异动。同一人就任复数的州刺史的场合,一般可以认为之后转任的州的地位应该与前一个州相等或是来得更高。就这一点来看看认定为上州的十一个州。此时,因为前一个州的地位不构成问题,所以来检视转任的州。因为曾经一度回任中央官职后又迁调至地方的情况也应当纳入考虑,所以用括号来加以表示。冀州是迁往定、(徐、定)州,扬州是往定、冀、雍州,雍州是往扬、冀、(定)州,瀛洲是往冀、青、(冀)州,徐州是往扬、东荆、(定、秦)州,青州是往定、相、恒、(雍、兖)州,并州是往青、秦、(幽)州,幽州是往青、荆州,秦州是往雍、(雍)州。而定、相两州虽然看不到直接转任到其他州的事例,但其间曾任中央官职者,前者是前往相、冀州,后者则是前往冀、定、泾州赴任。大多数是在认定为上州的州之间来进行异动,也替上州认定的正确性提供了佐证,但仍有五例需要检讨。从相州刺史转任过太常卿后才成为泾州刺史的李世哲,如同先前看到的,是因为被奏劾其罪后才被派到泾州,可以认为是左迁。前面提过的东荆州,因为现今没有说明的材料,所以当成例外而排除,还剩下荆州以及现在成为问题的兖州、恒州。

来看看兖州以下的其他州,而为了避免过于繁杂,故将这些以表5-2来呈现。

表5-2 州与州之间的异动(宣武帝、孝明帝时期)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华州是迁调往已确认并非是上州的豳、肆、荆、泾四州,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的话,华州不是上州的可能性应该相当高。兖州也有两例迁调至很明显不是上州的梁州。成为问题的是刺史元端,他在担任青州刺史期间为了应对梁军的入侵,被任命为使持节、东南道大使,并在处理军机要务、击退敌军之后被授予兖州刺史一职,但因为此时梁仍持续入侵,这可以视为对付梁入侵的策略下的任命。这些是证明先前怀疑兖州并非上州的理由。接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恒州是迁调往齐、兖二州。从青州转任而来的元继是个问题,但光凭这点是无法作为否定该州并非上州的材料依据,这从众多其他事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透过这样检讨刺史之间的迁叙,可以得到兖、恒、华三州并非上州的看法。关于这点,根据《魏书》卷一九中《任城王元澄传》记载:

初,正始之末,诏百司普升一级,而执事者不达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曰:“窃惟云构郁起,泽及百司,企春望荣,内外同庆。至于赏陟,不及守宰,尔来十年,冤讼不绝。封回自镇远、安州入为太尉长史,元匡自征虏、恒州入作宗卿,二人迁授,并在先诏。应蒙之理,备在于斯。……今计刺史、守宰之官,请准回、匡,悉同泛限,上允初旨百司之章,下覆讼者元元之心。”

从征虏将军(从三品)、恒州刺史转任为宗正卿(三品)可以理解成为升官一阶。换句话说,恒州刺史是成了从三品,也就是中州。恒州如此,可以说华、兖二州也确实是中州。从迁叙的事例来看,元世遵从幽州转任荆州的事例以及恒州、东荆州的情况,现今仍无法说明,这些可以当成例外看待。

那么,上州大致上是确定了,而至此被一起归类为非上州的各州则有区分中、下州的必要。因为下州是四品下(表5-1的“四品以下”一栏的四品是指正四品上,而为了与此做一区分,正四品的官品表示为四品下),前任官职原则上是四品下,或者是四品下以下。举出前任官职的半数以上是四品下以下的州的话,是朔、光、郢、夏、洛、凉、益、东荆、安各州。中州因为是从三品,所以从迁调官职中找出含有四品上以下的事例的话,是兖、齐、朔、郢、岐、安各州。后者各州都各有一例,但由于有可能是例外,所以不能太过重视,不过与前者一致的状况下,则为下州的机率就很高了。这包括了朔、郢、安三州,与前者剩下的各州合起来后,将这九州做为下州的候补并来检视看看各州之间的异动关系。朔州与凉州有前任官职为营州的问题。但是营州的前任官职是四品下以下的也有两例,虽然作为中州但是似乎接近下州。安、夏、洛、益、光等州则没有问题,东荆州的情形则是已经讨论过的前任官职中的徐州是例外。郢州的情况则是前任官职中有被认为是中州的豫州及梁州,因此将郢州作为下州就有问题。虽然判断上很微妙,但郢州与转任官职为三品以上且包含上州的光州,可以视作中州。根据先前提过的《任城王澄传》,从镇远将军(四品下)、安州刺史转任为太尉长史(从三品)是被理解成升官一阶。由于下州的四品下与从三品的位阶差是一阶 [6] ,因此可以确认安州并非中州。安州之外,把将军号也纳入考虑的场合,确实是下州的有洛、益、东荆三州,而朔、凉、夏三州也暂且当成是下州。另外,在不包含于上、下州的各州中,试举出一个能够确认为中州的事例。《魏书》卷六三《王肃传附王翊传》中提到:

历司空主簿、清河王友、中书侍郎。颇锐于荣利,结婚于元叉,超拜左将军、济州刺史,寻加平东将军。

从中书侍郎(从四品上)转任为济州刺史是被当成“超”阶。因为下州刺史是四品下,就是从四品上的上一阶,这样是没办法说其任命是“超”。如果根据墓志二七〇,王翊在中书侍郎期间的将军号是四品下的镇远,从镇远将军到左将军之间有两阶之差,不能不说是“超”了,但《魏书》的记载是指实职。如此一来,济州就不可能是下州(因为就像前面提到的,也不是上州),所以是中州。虽然汾、平两州由于数据不足很难确定,但应该不是下州。还有,如果考虑到事例数的稀少象征着不受重视的程度,不是上州而当成是中州的看法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二、北魏前期州的等级

晋代的刺史,有领兵者是四品,无领兵者是五品,而刘宋继承了下来。但是太和《前令》中并未载明刺史的官品(太守、县令亦同)。关于这点,宮崎市定认为地方长官透过将军号来维持在中央政府中的官品,并加入其班列之中 [7] 。不过这必须要有前提,也就是说地方长官与拥有的将军号之间没有太大的差距。因此宮崎市定认为将军号与地方长官的地位是约略相等的,但之后渐渐地两者失去了平衡,不能光凭将军号来维持地方长官的品位,所以太和《后令》中订定了刺史、太守、县令的官品。的确如同到此为止的检讨,刺史与其拥有的将军号显示了一定的对应关系,在其范围内有所差异。但是这不是在《后令》以后才看得到的现象,从北魏初期就是如此。而且有如之后看到的,差异的程度变得更大。孝文帝以前,以刺史为首的地方长官应该也拥有一定的官品。

那么太和《后令》之前的州的等级该如何加以区分呢?应该不是像晋、宋那样用有无“领兵”来区分,因为北魏的州置有州军并由刺史统率 [8] 。《魏书·释老志》中载有文成帝的诏书,写道:

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

得知此时州有大小的区分。另外,根据《释老志》:

(太和)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

因此可以得知孝文帝太和十六年阶段已经将州分为大(上)、中、下三等。太武帝时统一华北与南朝对峙的北魏,终于开始蚕食南朝领域下的土地。献文帝时期乘着宋的内乱而得到青、兖、徐等州就是其代表性的事例。除了透过这样的形式来增加州数外,割定州与冀州作瀛洲,割秦州作华州,还有新设岐州、东荆州,等等,太和十年以后州的增加非常显著。以往是上下两个等级的州,重新改编成三个等级就是为了对应州数的增加,因此该时期离太和十六年(492)应该相去不远 [9]

以这件事情作为背景,想使用检讨宣武帝以降的同样方法来检讨孝文帝末年为止的刺史就任者的事例,但这个时期的讨论则必须附上先决条件。太和十七年(493)颁布的太和《前令》被认为“只不过是将当时为止的现行的制度照其原貌做一整理而已” [10] ,而当时施行的官职体系能够追溯到何时至今仍不清楚,所以其官品能够适用到哪个时间点亦不明白。不过,(1)晋代官品中的一、二品被收罗进太和《前令》的正一品之中,晋代的三品除了一例之外被包含在《前令》的从一品上到从二品中之间。相反,晋代四品以下被列入《前令》从二品中以上的仅仅只有一例。换句话说,虽然序列有所变化,但除了少数的例外,晋代三品以上的官职与《前令》的从二品中、后令的三品以上的官职相吻合。(2)将军号的序列在北魏初期也与太和《前令》几乎相同(但是无法确认官品 [11] )。由此看来,作为操作上的便宜处置,可以使用太和《前令》的官品体系来分析孝文帝以前官职的上下关系。

根据以上的前提,首先找出孝文帝末年为止的冀州刺史就任者,总共多达二十九名。其中能够得知就任前后的官职或担任刺史时的将军号的人总计二十五名,将其整理为表5-3。

表5-3 冀州刺史就任者(道武帝~孝文帝时期)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注:其他还有王辅、穆泥乾(两度)、沮渠万年,但因将军号、前后任官不明而省略。

根据表5-3,前任官职最低的是从三品上的给事中两例,次低者是二品下的散骑常侍两例,转任官职最低是散骑常侍一例。在官品表中看不到内都、中都、外都即三都大官,但如果检讨其就任的事例,三都大官的地位确实是在散骑常侍之上 [12] 。换句话说,冀州刺史的情况,可以说标准上是自二品下以上迁调而来并转任二品下以上的官职。又《前令》二品下以上的官职除了散骑常侍外,全都包含在《后令》三品以上的官职内。因为散骑常侍于晋代在三品官中是次于侍中的第二位,虽然在《后令》变成了从三品,但在《前令》中应该与《后令》的三品相同。如此一来,应该可认为冀州刺史的地位与宣武帝时期以降相同。但是将军号就有所不同,相对于宣武帝以后全部是从二品以上,撇开四安(《后令》的三品、《前令》的二品下)、四平(《后令》的三品、《前令》的从二品上)不谈,还能看到冠军、龙骧这样相当于《后令》从三品、《前令》三品上的将军号。 [13]

接下来看看其他州的状况。仿效宣武帝时期以降的表格制成一览表(表5-4)。由于至孝文帝时期为止,存在刺史兼任镇都大将的情况,所以首先列出的是镇与州不同治,以及即便同治但为短期兼任的极少数事例。还有,因为道武、明元帝时期有大半的州不存在,所以为了方便比较,只处理太武帝以后的事例。因为刺史的官品尚不清楚,所以分界线该放在哪里就成了问题。因为认为是上州的冀州刺史的就任前后官职是以二品下为底限,以此做为分界线的话,刚好对应到后令的三品。因此援用表5-1所使用的从二品、三品、从三品、四品的区分法,大致上是从一品中、二品下、从二品下、三品 [14]

表5-4 刺史就任者的前后官品与将军号(太武帝~孝文帝)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注:[]是镇,〇是太守,*是行州事,()是四宁将军。

另外也模仿表5-2将州镇间的异动情况制成表5-5。此外,在这里也一并处理与镇同治的州。

表5-5 州镇间的异动(太武帝~孝文帝)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因为刺史是最终官历或是因为免官而没有转任官职的例子很多,地位高低的判断与宣武帝以降相比显得困难许多,但仍能推论出以下的内容。定州的前后任官职及将军号都比冀州的事例更可以清楚地说是上州。虽然相州有很多前后任官职及将军号都比冀州的例子更低的事例,但作为上州应该无误。幽州虽然迁叙关系的史料稀少,但没有与判断其为上州相抵触的事例。而将军号三品上以下的比例很高虽然也是问题,但一并考虑到从相州迁调而来又转任定州的事例,暂且当成是上州。秦州从迁叙关系来看也应该可以当成是上州,将军号也是相当高的二品下以上。徐州因成为北魏领地时期的关系,事例数很少,但没有与判断为上州相抵触的事例,而且在明确的事例中将军号非常的高。青州则是最早的青州刺史郦范的事例成为问题。他身为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的左司马并随之南征,献策时常切中要点,故在青州纳入北魏领域的同时,受到白曜的推荐而成为刺史。将军号虽然不清楚,但三品上的冠军以下则是毋庸置疑,然后旋即转任四品中的尚书右丞。但根据这样来看,青州的地位会变得非常低,应该可以视作伴随获得新领土而来的特殊事例 [15] 。这一事例与转任西中郎将(三品中)的元天琚(将军号是三品上的征虏)都摒除在外的话,其他事例用于判断青州为上州就没有问题。而且郦范从尚书左丞又再次成为青州刺史,此时的将军号是平东(从二品上)。

如此可以判断宣武帝以降时期隶属于上州的各州,在此之前就是上州,但只有并州是例外。这个州的情况,分做前任官职很高以及前任官职不高的两类事例,将军号也随着以上两类而有高低之别。泾州与这很类似,此外豫州与事例数稀少的平州有一样的倾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豫州与平州到了太和时代,迁叙关系、将军号都很明显地变低。兖州成为北魏领土后的第一任刺史李璨,他的前后任官职、将军号都很低,若排除这个例子,兖州是与幽州在同样的地位上。相对于此,齐州的前任官职及将军号低下的例子很多,明显地与到目前为止的州不一样。光州也是如此。荆州的前任官职是以州任为中心,两例是行州事,其他是郢州与平州。如先前看到的,平州在太和中期以后地位低下,而这就是属于该时期。郢州因为正式成立于宣武帝时期,所以这是在此之前的事例。转任官中有之后为下州的东荆州,与将军号整体低下的情况一并考虑的话,这也与齐州属于同一集团。济州的问题则是在处理由长安镇将迁调而来又转任徐州司马(据《后令》为从四品上)的陆延上,无法明确辨别其中是有某些谬误存在,还是属于特殊事件。除此之外,从豫州而来的转任是在太和后期,而且将军号也称不上高,应与齐州有同样地位。另外,在迁都以前的洛阳所设置的洛州(因此与宣武帝时期的洛州不同),以及由于迁都之故从司州的一部分划成的恒州,在迁叙及将军号上都表现出是上州。

将以上内容整理如下:


??A?? ??认为是上州的州?? ??冀、定、相、幽、徐、青、秦、兖、洛、恒??
??B?? ??认为是下州的州?? ??齐、济、荆、光??
??C?? ??显露出上下双方倾向的州?? ??并、泾、豫、平??

试着将之与宣武帝以降的州区分比较,如表5-6。

表5-6 州的等级的比较(一)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可以发现有相当清楚明了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孝文帝前认为是上州的州(因为成为司州的洛州应该排除在外),九州之中有多达七州是宣武帝以降的上州,孝文帝前的下州则全部都是宣武帝以降的中州,而孝文帝前的上或下州,除了一州外,到了宣武帝以降则成了中州。这可以推论出以下的内容。从太武帝到孝文帝的太和十年代间 [16] ,北魏的州被区分成上下,但由于州数的增加,到了太和十年代中叶就被分为三等。随之而来的是原本的上州被分化成能够照样维持上州地位的州以及被列为中州的州(豫州及平州在太和后期的地位变得低落就是如此),而原本的下州则大多成为中州。而此时成为下州的是比较新设立的州 [17] 。此外,恒州在刚刚迁都后还受到上州待遇,但大概是以刺史穆泰的叛乱为转折点而地位变得低落,宣武帝以降受到了中州的待遇。若从这一例子来看,三等区分在后来也有修正。但可以认定其大致上的确定是在《后令》施行之时。这点与接下来的讨论也有关。

试着同样地来检视设置州后与镇同治的情况,以及很晚才由镇改编为州的情况(表5-7)。

表5-7 刺史(镇将)就任者的前后官品及将军号(太武帝~孝文帝)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注:[]是镇、*是行州事、()表示是四宁将军。

和龙镇于太武帝的太平真君五年(444)成为营州。但是,直到太和十年代前都还有镇都大将的存在 [18] 。虽然镇将的迁叙关系不是很清楚,但将军号都非常高。镇将与刺史的兼任有三例。虽然关于刺史的史料不足,但能够指出将军号比镇将更低。统万镇到了太和十一年(487)后设置了夏州。镇将的迁叙及将军号都能与上州相匹敌。与刺史的兼任有一例。刺史虽然史料不足,但与上州的事例相近。云中镇从太武帝到太和中叶为止都是与州同治。镇将虽然有些史料不足,但可与上州刺史相匹敌。刺史兼任有三例。虽然刺史也是史料不足,但表中事例并未显示朔州刺史地位低下。雍州可以得知从太武帝时期开始就有刺史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能够确认直到太和十年代为止的长安镇将就任者。镇将其迁叙及将军号都能与上州相匹敌,兼任则有三例。雍州刺史的情况虽然不够清晰,但可以说没有足以怀疑其上州地位的史料。凉州也是从太武帝时期就知道有刺史的存在,并且能够确认太和十年代为止的凉州镇将、姑臧镇将 [19] 就任者。镇将的迁叙及将军号也都类似上州刺史,可以得知与刺史的兼任有两例。关于凉州刺史,虽然太武帝时的张珍的中书侍郎是四品上,但是如果看到将军号是从一品下的镇西,则应该是记录上的省略或者是有所脱落。也有从定州来的异动事例,迁叙关系即使史料不足但也不能说是低下。将军号也有两例是高位,但太和末年的安乐王元诠是三品上的冠军,这或显示出对宣武帝以后向凉州刺史地位的倾斜。最后的仇池镇在太和十二年(488)时成为梁州,但可得知此后仍有镇将的存在。关于镇将,已经判明的前任官职仅只是他镇,但看到其他的状况后也可以与上州刺史相匹敌。兼任有一例。知道前任官职的刺史只有李崇的行梁州事,他在此之前任职于《后令》中相当于三品的河南尹,而且将军号是高位,即使史料不足也可以认定具有上州的地位。

关于以上的六州,镇都大将每一个都具有相当于上州刺史的地位,这点也能透过表5-5的异动关系来确认。接下来看刺史,营、朔两州由于史料不足而难以判断,其他的四州都应该是上州,或者最起码不存在否定其为上州的史料。试着思索一下,就会让人觉得镇将与刺史的时常兼任象征两者地位的接近。献文帝时期,丘麟与游明根一起从瑕丘镇将迁调为兖州刺史,但瑕丘镇与兖州是同治。可以认为包含营、朔两州在内的六州刺史也与镇将同样具有上州的地位。

将这个结果与宣武帝以降的州区分比较看看。

表5-8 州的等级的对比(二)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1. 南秦州在太和末年以前为梁州,宣武帝正始年间,夏侯道迁以南郑降,北魏以其地为梁州,旧梁州则改为南秦州。

尽管营、朔两州加上了“?”,但这六州除了雍州以外,宣武帝以后都转为了中州或者是下州。特别是朔、夏、凉三州没法明确地断定,但仍有下州的可能性。能这样地推论,可以说是因为州的地位大幅下跌。

三、结语:州的等级与户口数

北魏的州的等级区分如何施行?《魏书·高祖纪》太和十年(486)条提到:

议定州郡县官依户给俸。

对此,福岛繁次郎认为太和八年(484)的百官俸禄制施行之时,刺史是根据将军号的品第来领取俸给,但因为太和十年的改定是以户数的多寡为基准来区分州的等级,与此相对应,也订定了地方官的品第及俸给 [20] 。还有先前看到过的《释老志》的记事中,出家的数目依照州的大小而有等级差异。这件事让我假定太和十年(486)以前的州等级或许也是依照户口数的多寡来决定的。

不过关于北魏各州的户口数并没有值得信赖的史料。《魏书·地形志》上记载的户口数并不是北魏鼎盛时期的数字,而且也没有扩及所有的州,记载的户口数也有年代上的差别。內田吟風认为,关于东魏武定年间在东魏治下的州郡,《地形志》所载为武定年间调查数字;而武定年间已经是东魏领土外的州郡,《地形志》所载则为北魏最后的永熙年间调查数字。由于永熙与武定之间东魏治下的户口数应该不会有剧烈变化,所以用武定的户口数来推论永熙的户口数是可以接受的 [21] 。虽说如此,这也不是鼎盛时期的户口数字。內田吟風认为在经历六镇之乱前的北魏户口数与北魏末年相比会相当多,并假定是将近一倍的数字。撇开确切的数字不谈,即便北魏末年户口数的减少未必各地都是一致的,但还是能够假定几乎扩及了北魏的全部领域。所以仅作为参考之用,在六镇之乱前就存在的主要各州中,把知道户口数的州由多到少列成表格如下:

表5-9 《魏书·地形志》所载各州户数表 [22]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虽然包含由于户数过少而难以取信的州,但到十七名的肆州为止,除了兖州之外都与宣武帝以降的上、中州的区分相一致 [23] 。而判断为上州的幽州,纵使排名十八并且户数很少,但考虑到此州与在其周边的营、平、安州以及不在表上而户数排名第四十五位的东燕州都显示出极端稀少的户数,与六镇之乱前的数字有很大落差的可能性很高。同样地,想必是上州的徐州,其户数的稀少是由于受到位于南方的扬州在北魏末年归属成为梁的领土的影响。这也有与六镇之乱前的数字大大不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很清楚是中州的齐州的户数与青州几乎相同,內田吟風认为此州是在六镇之乱前后户数没有太大变动的例子。

以上的内容虽然不得不依靠不明确的数字,但从宣武帝时期到发生六镇之乱的孝明帝末期为止,上州、中州的区分是依照户数来决定的这点,是可以透过实例来确认的。中州、下州的区分也同样可以加以确认。这样一来即使是户数不明的州,州的等级区分也可以提供一套极为粗略的推测户数范围的方法。不过暂时不谈这个,先来讨论孝文帝之前的州的区分。

前面已经提过孝文帝时期以前的州的区分基本上也应是依照户数多寡。不过在与镇同治或是很晚才从镇改编为州的州之中,孝文帝末年前的上州或者说具有上州地位的州在宣武帝以后除了雍州以外都下滑了,而且幅度还很大。虽然伴随着州的三等级化出现了从上州变成中州的例子,但这个集团改变的比率及幅度很大,考虑到它们至孝文帝最末期为止都还保有上州的地位,其变化之急遽与其他州有所不同。由于无法认为是这些州的户数在这段期间剧烈地减少,所以孝文帝时期之前的州的处理上,要考虑有户数之外要素的可能性。

这里应该考虑到的问题是都督号。太和《前令》中,都督三州诸军事是记载为二品上,并与一州的都督区别开来。这是因为复数州的都督可能影响迁叙过程及将军号。《魏书》和《北史》中,只担任自己所属州的都督的情形是几乎没有被记载下来的。但是由于率领州军的关系,刺史一般会被授予任职州的都督号。事实上,检阅墓志会发现都督某州诸军事及督某州诸军事的例子是非常常见的,而与列传相对照,这些记载大部分都在传中被省略。不过涉及到其他州的都督号,正史则会相当忠实地将之记录下来。将这些史料按照州与时期作成表来检视(表5-10)。

表5-10 都督诸军事表(孝明帝末年前)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州的等级

注:—表示该时期的州、镇并不存在。

太和十年至十五年,镇都大将大都担任都督复数州诸军事(以下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都督这个词汇)。特别是长安镇与凉州镇、仇池镇,严耕望认为经常是在都督诸军事的状态下 [24] 。但是各州中,以对南朝最前线的徐州为中心也散见都督的事例。那么这些州镇会是否由于都督而取得先前所看到的高等级呢?似乎也不一定。和龙镇的都督只有一例,但剩余的事例也显示出该镇具有与上州相匹敌的地位。镇及州所拥有的地位应该是与都督号的赐与连结在一起的。那么被赐与都督号的州镇的地位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因为设置广达复数州的都督区的情况中,都督一般都会被派到具有核心军事力量的镇或州。那么不具有能被认定为上州的户数的凉州等镇,以及后来的州能够取得上州或是与上州匹敌的地位,大概是因为具有能够作为都督区核心的军事力量而受到较高评价 [25]

到了太和十五年至二十年后半,除了周边地区之外都废除了镇,而都督的配置也产生了变化。冀、定等州很清楚地是由于户数众多而被认定为上州,其州刺史拥有了都督号(换句话说,并不是担任都督的缘故才受到上州等级的待遇)。另一方面,统万、长安、仇池等镇,它们之后的州或是与这些镇同治的州仍拥有都督权(原因已在前文陈述过)。

简单来说,孝文帝末年前存在着两种上州:其一为户数众多的上州;另一个是户数虽比不上上州但因军事因素而受到上州待遇的州镇。

尽管如此,到了宣武帝以后,夏、凉、南秦这些从旧时统万、凉州、仇池等镇改编而成的州,丧失了都督号,同时这些州也失去了上州的地位。这是否是由于军事上的重要性衰退了呢?姑且不论由于取得益州及梁州而不再是最前线的南秦州,夏州、凉州的重要性还是没变,位于最前线地区的益州及梁州也没有受到上州的待遇,都督也只有爆发六镇之乱的正光五年(524)的一例而已。这都让人觉得从军事因素角度来决定州地位的做法应该产生了变化。代替徐州成为对南朝最前线的扬州,在这个时期配置了很多都督,这应该是重视军事因素的结果,但看到未被赐与都督号的三例,每一个都显示出符合上州刺史的迁叙及将军号,所以其原本就为上州的可能性很高。

换句话说,宣武帝以后州的等级完全是依照户数而定,军事性要素对于决定州的地位不再有那么高的影响力。这与孝文帝改革之后所见(残存下来)的镇的地位的低落应该可归于一个进程。

【补记一】本章是以1987年东洋史研究会大会的报告修改补充而成。(1988年记)

【补记二】关于本章中所使用的“阶”,希望能一并参考《序章》中提到的近年阎步克与岡部毅史的新看法。另外,关于都督的部分请参考本书第一部第九章。表5-10是再次调查过后的结果,与原本刊载的表格在数字上有不同之处。


[1]以下只要没有特别说明,都是根据《魏书》和《北史》。

[2]单纯提到墓志的场合是指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数字是指图版编号。

[3]史料来源是《魏书》、《北史》以及以《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为中心的墓志。

[4]《魏书》卷二一上高阳王雍传中记载:“高祖诫雍曰:‘相州乃是旧郡,自非朝贤德望无由居此,是以使汝作牧。’”这也可以作为了解相州地位的参考。

[5]卢道裕的前任官职是长兼散骑侍郎,但从左将军的将军号来看的话,侍郎(五品上)实在太低,应该是长兼散骑常侍的误记。

[6]依照宮崎市定的说法,阶原本是与品相同,但各品分做上下阶后,上下各称为半阶,合为一阶,见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第401页。因为是接连着四品下、四品上、从三品,所以四品下与从三品之间当作一阶来计算。先前看到的元匡的情况,因为从三品并没有上下的区分,所以与上面的正三品的差距仍然是一阶。

[7]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第401页。

[8]参照本书第一部第八章《关于北魏的地方军(特别是州军)》,原载于《西嶋定生博士還暦記念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家と農民》,山川出版社,1984年。

[9]福島繁次郎根据《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认为文成帝时是作大小二等制,但到了太和十六年就成了三等制,并著录于令文。福島繁次郎:《北魏孝文帝中期以後の考課》,收入氏著《中囯南北朝史研究》,名著出版社,1979年增补版。

[10]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の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56年,第392页。

[11]参照本书第一部第三章《北魏初期的将军号》,原载于《東洋文化》60号,1980年。

[12]担任三都大官的人很多,下述事例很能表示出这个官职的重要性。身为太武帝的太子而先父亲一步过世的拓跋晃(景穆帝),除了文成帝外还有十二名皇子,其中有八名是三都大官。并且七名在当时或是之前得到过大将军的称号,其中五名是从镇都大将迁调而来。

[13]仇洛齐的平远将军,由于之前的将军号是宁南所以很难接受。还有在官品表中看不到四宁将军,若从实例来看应该在前后左右将军与四安将军之间(本书第一部第三章)。

[14]在散骑常侍的例子中能见到《前令》与《后令》的官品的区分方式,也没有很清楚且明确的对应关系。是否能断定这里显示的对应关系是正确的,也是个问题,需要对处于边界的官职做个别的检讨,但本章的目的是了解州的上下关系,就此而言已经足够了。

[15]与青州一起在这个时期成为北魏领土的兖州的情况,其刺史李璨也是从中书郎、参军事转任的,将军号是四品上的宁朔。

[16]因为道武、明元帝时代的州数很少,所以替州订立等级的必要性就不大了。

[17]安州于献文帝皇兴三年(469)成立,东荆州于孝文帝延兴二年(472)成立洛州是因为迁都而使旧洛州(洛阳)成为司州,故将旧荆州分做荆州与洛州而成立的。而益州宣武帝时期从南朝夺取领土后新置的。

[18]以下关于镇的存续状况请参照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上编(四)第十一章。

[19]凉州镇于太和十四年(490)改名为姑臧镇。

[20]福島繁次郎:《北魏孝文帝中期以後の考課》,收入氏著《中囯南北朝史研究》,名著出版社,1979年增补版。

[21]请参照內田吟風:《後魏の戶口数について》,收入氏著《北アジア史研究—鮮卑柔然突厥篇—》,同朋舍,1975年。

[22]以前注提到的內田吟風论文的表为基础制作而成。户数排位是引用原本內田吟風论文所附的表。(补充)內田吟風的表格上的户数与《地形志》的户数有不同之处,则以地形志为准。另外,东秦州在內田吟風的表格中是写成改名后的北华州。(2003年5月记)

[23]北豫州是原本的虎牢镇。洛阳迁都后在司州之下设置了东中府。表格上的司州是东魏迁都至邺后的。成为中心的是北魏的相州。另外,户数排名第八的殷州、第十的沧州、第十一的郑州、第十六的北豫州,都是六镇之乱后才设置的州,第二十之后不在表上的州大多也是乱后新设立的。

[24]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第777—778页。

[25]都督因此大都是配置在上州或等同于上州的镇,但是依据情况的不同,也有配置在上州以外的地方。严耕望认为有青齐都督区的存在,而通常是以青州刺史为都督。不过从献文帝到孝文帝初年,被认定为中州的齐州刺史武昌王元平原是青兖二州的都督。此时元平原拥有其他齐州刺史决不可能有的从一品下的镇南将军号,应该是受到与一般不同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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