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观园 > 百家文化 > 制度构成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6-20 22:10:47 0


前言

北魏明元帝和太武帝时期实施皇太子监国。中国此前就有太子监国的制度,是因皇帝出征的权宜性措施 [1] ,相对于此,北魏的这两个例子却是皇帝在京时所实施,也就是说有将监国制度常态化的特色。关于这个问题,有曹文柱 [2] 、李凭 [3] 两人依据北魏所处的政治社会状况所作的研究。两人一致认为,太子监国起源于明元帝意图脱离部族联盟的君主继承制,落实嫡长子继承制,制度上大的理解是监国主内政,皇帝统军事;再者,太子元晃图谋暗杀太武帝,失败后被杀,造成监国制度被废止,对此两人也有共同的看法。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两个时期中制度是否有所变化。李氏似乎认为监国制的作法基本上没有变化,认为太武帝末年皇帝和监国对立的原因,在于长期监国造成东宫势力强大,因而与皇帝身边的势力产生冲突。曹氏则认为在强化皇权阶段的太武帝,对设置监国显得消极,因为皇太子的策划才不得不任命其为监国。此外曹氏又认为监国的职权、辅弼大臣的地位,两个时期也有所不同。

两人均认为如何掌握明元帝、太武帝时期的情况,是主要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也认为若无此问题意识,就无法解答监国的问题。然而有必要进一步以制度的实际状态为中心加以讨论,特别是与皇帝不在京时而设置的留台一并讨论。另外,讨论之中也包含笔者最近致力处理的“议”课题。

一、留台

太延五年(439)太武帝远征北凉时,有“诏恭宗监国”的记载(《魏书》卷四下)。李凭认为这是恭宗(皇太子元晃)监国常态化的开始,曹文柱则指出恭宗监国的常态化,应该从太平真君四年(443)开始。也就是说,北魏皇帝即使出征不在京的时候也设置监国。恭宗在延和元年(432)成为皇太子,在此之前的阶段,皇帝不在京时所采取的措施为何?《魏书·世祖纪上》都有记载:

(始光)四年春正月乙酉,车驾至自西伐,赐留台文武生口、缯帛、马牛各有差。(始光四年)八月壬子,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

(神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四年二月)车驾还宫,饮至策勋,告于宗庙,赐留台百官各有差。

可知有设置留台之事。

关于留台,《资治通鉴》卷一一〇“晋安帝隆安二年(398)一月条”附胡三省注云:

自汉光武委任尚书,事归台阁,谓尚书省曰尚书台。晋惠帝西迁长安,置留台于洛阳,主留事,于是有留台之名。

上引的三例中,留台有文武、百官,不一定只与尚书有关。此外,同是《世祖纪》,太平真君十一年(450)云“留台郎吏已上”,虽然这段话像是与尚书有关的事例,但在《魏书·太宗纪》泰常八年(423),却有“率留台王公”的说法。胡注所述的是关于西晋永安元年(304)惠帝被强迫迁移到河间王司马颙的据点长安之时,尚书仆射荀藩、太常郑球、司隶校尉刘暾、河南尹周馥等人在洛阳组织留台“承制行事”,与长安的台,合称东西台(《晋书》卷四《惠帝纪》)。这个留台如同以荀藩为中心(《晋书》卷四五《刘暾传》),胡注的说明是合适的。但因永嘉之乱洛阳陷落,怀帝被掳走之后,王浚奉荀藩在荥阳开封为留台太尉,长安的皇太子(愍帝)委藩“督摄远近”(《晋书》卷三九《荀藩传》)。藩死后,其弟荀组作为司空、领尚书左仆射“复行留台事”(同书《荀组传》)。荀藩或有可能和荀祖同样领尚书(附带一说,太尉之前是尚书令),但也应该重视“留台太尉”的记录。东晋末元兴三年(404)刘裕进入建康,有“置留台,具百官”的记载(《晋书·安帝纪》) [4] 。可推测留台是包括尚书以外官员的组织。

上述西晋的事例都不是由于征讨的理由,而是皇帝不在京的异常状况下才设置留台 [5] 。前述刘裕设置的留台,也是由于桓玄挟持安帝出走建康的措施。但五胡诸国的留台,并非设置于皇帝不在的首都,在地方设置行留台的事例很多。前燕镇信都的吴王慕容垂“以侍中、右禁将军录留台事,大收东北之利”(《晋书·慕容垂载记》),后燕慕容垂使皇太子慕容宝建留台于龙城、慕容隆为录留台尚书事(出处同上),又慕容宝即位后,慕容德作为都督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守邺城,同时采取“罢留台,以都督专总南夏”的措施(《晋书·慕容德载记》)。

以上所见,北魏的留台和西晋可说是相同,西晋留台的作用为何?如前面所见,荀藩的留台是“承制行事”而且“督摄远近”。荀组的留台是“州征郡守皆承制行焉”。根据“承制”之语,留台的权限很大。不过,可确定留台须接受并遵从皇帝的诏令,也有向皇帝上表报告的职责。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以诏指示荀藩等人杀害惠帝的羊皇后,藩等上表言皇后无罪(《晋书·后妃传》、《晋书·刘暾传》)。

西晋末期因为有皇帝被前赵掳走的特殊状态,那个时期留台的性质,是否相当于其他时期是有疑问的。试重新探讨北魏留台的情况,《魏书》卷二五《长孙嵩传》云:

寻迁太尉。久之,加柱国大将军。自是,舆驾征伐,嵩以元老多留镇京师,坐朝堂,平断刑狱。

《世祖纪》神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二年(429)四月条云:

车驾北伐,以太尉、北平王长孙嵩,卫尉、广陵公楼伏连留守京师。

推测此记载的“自是”,指的是长孙嵩加柱国大将军的神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的太子监国制度四年(431)以前,大约是始光二年(425)就任太尉以来之事。此外,虽然没有明白表示长孙嵩留镇京师,意即设置留台的史料,这个时期与前面所见曾设置留台而有留下纪录的时期相重叠,长孙嵩担任留台应无疑问。若是如此,可视“坐朝堂,平断刑狱”之事为留台的任务之一。《太宗纪》永兴三年(411)十二月条的记载:

诏南平公长孙嵩、任城公嵇拔、白马侯崔玄伯等坐朝堂,录决囚徒,务在平当。

这个时期在朝堂决断刑狱属特别的任务,即使此后不久的太武帝时期,“坐朝堂,平断刑狱”之事,也可以推测是超越尚书职务范围的重要任务。

另外,如果“留镇京师”或“留守京师”意谓着留台,《魏书》卷四四《苟颓传》作为孝文帝太和初年之事的记载:

大驾行幸三川,颓留守京师,沙门法秀谋反,颓率禁卫收掩毕获,内外晏然。

如此留台也被赋予军事指挥权,苟颓是当时的司空。另有明元帝行幸云中之时,留守京师的奚斤镇压慕容伯儿谋反的事例(《魏书》卷二九)。这是“留台文武”说法产生的原因。

留台理所当然也担负行政的职务。《魏书》卷四〇《陆馛传》作为献文帝时的记载:

蠕蠕犯塞,车驾亲讨,诏馛为选部尚书,录留台事,督兵运粮,一委处分。

这段记载表示了行政方面之事。至于留台是否如西晋末那样,甚至拥有人事权则无法确认,即使假定大概没有那样的权力,也不得不承认北魏留台的权力很大,拥有行政、军事、裁判之权。

问题在于那样的权力是否由一人所独揽?太延五年(439)太武帝亲征北凉之时,侍中、宜都王穆寿辅佐皇太子“决留台事”。穆寿未遵从太武帝认为柔然会趁隙来犯,要他设伏兵捕捉的命令,因为没有防备,造成柔然入侵,又对入侵之事束手无策,只好劝皇太子到南山避难。后来是太武帝的“保母”惠太后,命司空长孙道生击退柔然(《魏书·世祖纪上》、同书卷一三《皇后传》、卷二七《穆寿传》、卷一〇三《蠕蠕传》)。穆寿看起来总揽了行政、军事之权,但实际上是如前述,远征北凉之时皇太子被任命为监国,由穆寿辅佐当时十二岁的太子元晃,实际处理一切事务,穆寿的行动并非根据留台的权力,来自监国的职权的可能性也很高。皇帝不在时为了防卫首都,当然会采取防卫措施,其指挥权被分散在多人手中,避免全部集中在留台一人身上。

另一方面,北魏后期留台的性质又如何?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连续三度南征。从太和十八年(494)到十九年(495)的南征,《魏书》卷八三上《外戚·冯熙传》云:

(太和)十九年,薨于代。车驾在淮南,留台表闻,还至徐州乃举哀。

据此可知留台的存在,这时穆亮为司空,“高祖南伐,以亮录尚书事,留镇洛阳”(《魏书》卷二七《穆亮传》)。穆亮作为录尚书事全权处理留台事。接着是从太和二十一年(497)到二十三年(499)的南征,《魏书》卷六二《李彪传》云:

车驾南伐,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台事。

由尚书仆射李冲(《魏书》卷五三)、吏部尚书兼尚书右仆射任城王元澄(同书卷一九中)、兼度支尚书李彪、兼尚书左丞崔振(同书卷五七)等人组成留台。这个留台中,李冲与李彪的关系恶劣,李冲召集尚书以下、尚书令史以上,及治书侍御史等人于尚书省都座,揭发李彪的罪状,讯问李彪的部下,于尚书省“禁止”李彪,并向孝文帝上表报告此事(《李冲传》)。最后是太和二十三年(499)的南征,《魏书》卷六九《崔休传》中的记载:

高祖南伐,以北海王为尚书仆射,统留台事,以休为尚书左丞。高祖诏休曰:“北海年少,未闲政绩,百揆之务,便以相委。”

即使北海王元详统留台的时间有问题 [6] ,但能够确认,孝文帝南征时的留台是以尚书省为中心 [7] 。关于洛阳的守备,《魏书》卷三一《于烈传》有太和二十三年(499)南征之际的记载:

高祖舆疾赴之,执烈手曰:“都邑空虚,维捍宜重。可镇卫二宫,以辑远近之望。”……称诏召世宗会驾鲁阳。以烈留守之重,密报凶问。烈处分行留,神色无变。

若对照先前《崔休传》的北海王“统留台”来看,领军将军掌握的军事权和留台的职务被划分开来。换言之,北魏前期和后期,留台的型态出现大的变化。这是以孝文帝改革为界而产生大变化的一部分,更直接的原因应是尚书省型态改变这一点 [8] 。胡三省的注正符合北魏后期留台制度。

二、留台与监国

前面提过,太延五年(439)穆寿辅佐监国的皇太子决留台事。姑且不论实际上的情况,形式上当然是皇太子决留台事。也就是说,皇帝不在时由所置的太子监国决留台事。这种监国型态也可见于孝文帝末年。《魏书》卷九三《恩幸·侯刚传》载有宣武帝的诏书云:

太和之季,蚁寇侵疆,先皇于不豫之中,命师出讨。……朕属当监国,弗获随侍,而左右服事,唯藉忠勤。

这时未见其他提及太子监国的史料,恐怕是因为抱病亲征的孝文帝很快就死去,太子监国的时间很短,以致没有值得记载的事。这样一来不免产生疑问,是否皇帝不在时的监国不一定会被记录。但《魏书》卷二二《孝文帝废太子元恂传》云:

后高祖每岁征幸,恂常留守,主执庙祀。

从太和十八年(494)到十九年(495)南征之时,元恂作为皇太子留在洛阳,主要任务为进行祭祀,并不是决留台事的监国。孝文帝时期,皇帝不在时的太子监国尚未常态化。另一方面,除已述的太延五年(439)之外,北魏前期找不到其他皇帝不在时的监国事例。

反之,监国已成常态化存在之时,是否还设置留台?太武帝因盖吴的反叛,西伐至长安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记载:

帝既忿沙门非法,(崔)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又诏曰……时恭宗为太子监国……。

可知即使有监国,皇帝离开首都时仍会设置留台。

三、监国

从明元帝泰常七年(422)五月开始到八年(423)十一月明元帝死的期间,恒常性地设置监国,与皇帝在不在无关,以皇太子元焘(太武帝)监国作为初例。太平真君四年(443)十一月开始到正平元年(451)六月皇太子元晃(恭宗)死的期间 [9] ,由元晃监国为第二例。此外则未见。

明元帝时崔浩劝太子监国,《魏书》卷三五记载其言:

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

记述的实情是“太宗纳之”。崔浩所根据的应是《春秋左氏传》中的太子形象 [10] 。卷三五接着记载:

命世祖为国副主,居正殿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己以听焉。太宗避居西宫,时隐而窥之,听其决断,大悦。……群臣时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当决之汝曹国主也。”

《世祖纪上》有“五月,为监国。太宗有疾,命帝总摄百揆”的记载,可知监国对于内政握有实质性的裁决权。《魏书》卷二八《刘洁传》云:“太宗寝疾,世祖监国,洁与古弼等选侍东宫,对综机要,敷奏百揆。”《魏书》卷二八《古弼传》云:“令弼典西部,与刘洁等分绾机要,敷奏百揆。”《魏书》卷二七《穆观传》云:“世祖之监国,观为右弼,出则统摄朝政,入则应对左右,事无巨细,皆关决焉。”可知皇太子在辅政者的参与下,裁决行政者的上奏 [11]

然而并非将所有的权力均委任监国。《魏书·太宗纪》在监国后的九月云:

诏泰平王率百国以法驾田于东苑,车乘服物皆以乘舆之副。

至少最初并未预定将有关礼仪之事委任皇太子。另外,关于军事方面,趁着五月宋武帝死的时候,奚斤等人在九月进行南征。对于这件事,意图进占河南的明元帝与崔浩之间意见对立,“太宗大怒,不从浩言,遂遣奚斤南伐”(《魏书》卷三五《崔浩传》)。从当时议的形式来看,南伐是大议的对象 [12] ,这次南伐是由参加议的明元帝裁断而决定。接着《崔浩传》云“议于监国之前”,对于南伐是攻城优先或略地优先进行议论,明元帝不参与决定南伐大方针之后的问题,委任监国裁定。奚斤等人的南伐在滑台攻城作战中受到顿挫,至十月明元帝之亲征,《太宗纪》云“帝怒,议亲南讨,为其声援”,皇帝参加议的场合并决定此事。从这段记载可见,重大的军事性问题由明元帝裁定,重要性低的事件委任监国裁定,但不能认为明元帝掌握了全部军事权,而皇太子完全不参与。军事若如此,内政权限也难以认为会全部委让给皇太子。从监国期间的内政措施来看,因为都伴随着诏的发布,可见最终决定权在明元帝身上。

关于恭宗监国,《魏书·世祖纪下》“太平真君四年(443)十一月甲子”条所记的诏云:

其令皇太子副理万机,总统百揆。诸朕功臣,勤劳日久,皆当以爵归第,随时朝请,飨宴朕前,论道陈谟而已,不宜复烦以剧职。更举贤俊,以备百官。主者明为科制,以称朕心。

命令主事者准备,五年(444)正月壬寅条有实行过程的记载:

皇太子始总百揆。侍中、中书监、宜都王穆寿,司徒、东郡公崔浩,侍中、广平公张黎,侍中、建兴公古弼,辅太子以决庶政。诸上书者皆称臣,上疏仪与表同。

张黎(《魏书》卷二八)和崔浩的传中,记恭宗“总百揆”,《古弼传》记恭宗“总摄万机”。穆寿(《魏书》卷二七)、张黎、崔浩的各传中,记载他们“辅政”太子。换言之,统辖“百揆”,亦即裁断“庶政”(其中处理臣下的上书占有重要地位)是监国的任务,称为“副理万机”即是此意。

能够找到证明这个说法的事例,《世祖纪下》云:

初,恭宗监国,曾令曰……其制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家以人牛力相贸,垦殖锄耨。……又禁饮酒、杂戏、弃本沽贩者。垦田大为增辟。

对于农业生产的指示以皇太子令的形式出现,实行起来更有效果。另外,《魏书》卷一一一《刑罚志》云:

时舆驾数亲征讨及行幸四方,真君五年,命恭宗总百揆监国。少傅游雅上疏曰:“殿下亲览百揆,经营内外,昧旦而兴,咨询国老。臣职忝疑承,司是献替。……”恭宗善其言,然未之行。

叙述省略的部分是游雅所提案,将被判流罪的犯人充实边境防备。这个提案虽未被实行,但属于监国的职掌范围。又《魏书》卷四八《高允传》云:

初,崔浩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各起家郡守。恭宗谓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今可先补前召外任郡县,以新召者代为郎吏。又守令宰民,宜使更事者。”浩固争而遣之。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胜于上,何以胜济。”

关于这个记载,李凭指出是在监国面前争执。若是那样,任命郡守也是由监国来处理。又《崔浩传》云:

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浩赞成之。恭宗善焉,遂营于天郊东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乃讫。

据此记载,能否将刻在石上的国史建置在国都,也属于监国的权限。

以上所举的事例来看,明元帝时的监国和太武帝时的监国,发挥着同样的功能。但也有例外。

恭宗监国期间里,太武帝曾五次亲征。若从当时议的形式来看,应该是在太武帝出席之下召开大议,决定了征讨。非亲征的大小军事活动有九次,《本纪》显示很多是奉诏进行。这种诏难以确认是否如明元帝时一样,实际上是由监国主持的议,即重要性低的议所决定。但《魏书》卷一〇二《西域·焉耆传》云:

恃地多险,颇剽劫中国使。世祖怒之,诏成周公万度归讨之,约赍轻粮,取食路次。

《魏书》卷四三《唐和传》有“世祖遣成周公万度归讨焉耆,诏和与伊洛率所领赴度归。和奉诏”。据此,太平真君九年(448)远征焉耆,并非太武帝亲征,可认为是在太武帝的意志下进行。还有太平真君七年(446)安定刘超率万余众叛乱,据《魏书》卷四〇《陆俟传》记载:

世祖以俟威恩被于关中,诏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诸军事,镇长安。世祖曰:“……今使卿以方略定之。”于是俟单马之镇,……遂平之。世祖大悦,征俟还京师,转外都大官,散骑常侍如故。

包括事后的处置,均是由太武帝下指示。其他军事活动也应该都是如此。至少没有材料明白表示是由监国所决定。笔者同意先行研究对这个时期皇帝并未将军事权授予监国的看法。

关于内政方面,《魏书》卷三八《刁雍传》云:

(太平真君)五年,以本将军为薄骨律镇将。至镇,表曰……诏曰:“卿忧国爱民,……有可以便国利民者,动静以闻。”七年,雍表曰……诏曰:“……诸有益国利民如此者,续复以闻。”九年,雍表曰……诏许之。至十年三月,城讫。诏曰:“……即名此城为刁公城,以旌尔功也。”

所省略表的内容包括:作渠灌溉之事、有关镇间运送的改善案、造城贮谷之事,都是以一镇之内的措施为中心。虽然应是监国处理的范围,但整个监国期间,刁雍的表是和皇帝的诏来往讨论。另外,《古弼传》云:

恭宗总摄万几,征为东宫四辅,……迁尚书令,……上谷民上书,言苑囿过度,民无田业,乞减太半,以赐贫人。弼览见之,入欲陈奏,遇世祖与给事中刘树碁,志不听事。弼侍坐良久,不获申闻。乃起,于世祖前捽树头,掣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殴其背曰:“朝廷不治,实尔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听奏事,实在朕躬,树何罪?置之!”弼具状以闻。世祖奇弼公直,皆可其所奏,以丐百姓。

这件事情被置于太武帝在河西狩猎的记载之前。恭宗监国以后,直到太武帝死的期间,太武帝在河西狩猎的记载,若据《本纪》有真君五年(444)和十年(449)两次。不论此为哪一次,都是在设置监国的期间发生。若是那样,尚书令是跳过监国而上奏太武帝。同样的事也见于《魏书》卷一一二下《灵征志下》:

真君五年二月,张掖郡上言:“……今石文记国家祖宗讳,著受命之符。”乃遣使图写其文。……于是卫大将军、乐安王范,辅国大将军、建宁王崇,征西大将军、常山王素,征南大将军、恒农王奚斤上奏曰:“……谨与群臣参议,宜以石文之征,宣告四海,令方外僭窃知天命有归。”制曰:“此天地况施,乃先祖父之遗徵,岂朕一人所能独致。可如所奏。”

这里可用先前所举《世祖纪》之例来说明,太平真君四年(443)的诏有“诸上书者皆称臣,上疏仪与表同”,规定对监国的上书和对皇帝的上表接受同等待遇,表示两者能够并存。对此更明确的表示,在《高僧传》卷一一《释玄高传》中有关于皇太子晃监国的记载:

于是朝士庶民皆称臣于太子。上书如表,以白纸为别。

然而,对皇帝的上表和对监国的上书,即使用纸的颜色有所差别,两者并存可能很快就会导致政务执行上的重大障碍:政令出于二途。若打算避免那种情况,就有必要区分两者处理的范围。从这个角度来检讨上举事例的话,《刁雍传》记载对北魏防卫极为重要的镇问题,因军事是皇帝处理的范围,皇帝和镇将之间表和诏的反复往来是有可能的。另外,据《灵徵志》记载,发现了北魏受天命的符,并将之昭告天下的事。这并非监国治理的结果,而是皇帝统治所产生的结果,故对此处置的方式是直接上奏皇帝,仰其裁断的可能性很高。相较于此,《古弼传》的记事是包含政治考虑的处置。《魏书》卷四八《高允传》记载“恭宗季年,颇亲近左右,营立田园,以取其利”,高允劝谏当时监国的恭宗:“所在田园,分给贫下。”上谷之民上书所言的苑囿,是否就是监国的田园是个问题,如前面所述,上书的时间可能是在太平真君十年(449),若是那样,时间则相同,田园、苑囿分给贫民的处理方式也是一致。高允的劝告被监国退回,但可认为其内容是处理和上谷之民上书相同的问题。古弼以此问题涉及监国的缘故,直接上奏皇帝处理 [13] 。另外,因太武帝的裁可,上谷的田园被分给贫民,像这种属于监国处理的问题,一旦上奏皇帝,就以皇帝的判断为优先。

太武帝和监国分开处理问题 [14] ,但被裁判案件的实施手续,似乎仍委监国之手。例如原本虔信佛教的监国恭宗,频频上表劝谏太武帝刑杀沙门太多,不被太武帝听从,反而在太平真君七年(446)三月下废佛的诏书,《释老志》记载:

恭宗言虽不用,然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

此时太武帝为镇压盖吴之乱在长安,回到都城已是来年。前面所引用的《释老志》前段,能够确认这个时候有设置留台,管辖留台的监国应是在京城。监国延迟诏书的下达,不只平城附近,四方亦即全国的沙门很多因而得以获免,在长安发出的诏书,应该是先送到京城的监国之处,再由监国之手下达全国。因此,可以认为在监国制度之下,皇帝诏令通常经由监国颁布。前面所引“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长安行事”之诏,应该是由皇帝下达要监国颁布诏令的指示。

结语

作为常态性的监国制度为何开始?关于这点,本文对曹文柱、李凭两人的说法并无需补充之处。但即使留台之语初见于明元帝的监国时期,实际上被视为与留台相同的“留守京师”之语,先前就已经出现过(《魏书》卷二九《奚斤传》)。从北魏皇帝频繁的亲征来看,留台的存在可能与监国制度常态化有关。另外,太武帝时期的监国制度,皇帝和监国间的职务似有区分,可以看到诏书似乎经由监国所下达,是根据“科制”以固定严谨的程序来运作。北魏是否如《宋书·礼志二》所载,太子监国时使用固定的公文格式则不清楚,不得不留待今后的研究。

【补记】本章是在2001年8月中国山西省大同市召开的“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所发表提交的原稿上,新加入史料,修正部分内容,刊载于《日中律令制の諸相》。以中文所写的会议论文,刊载于《文史哲》2002年第1期。(2003年5月记)


[1]《春秋左氏传》“闵公二年(前660)”云:“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从魏晋南北朝时的例子来看监国,多为五胡的国家,前秦苻坚灭前燕之时,令太子守长安,王猛曰“监国冲幼”;苻坚远征东晋之时,苻融以监国的设置为前提云“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表明对苻坚出征之后的不安(《晋书·苻坚载记下》)。后秦姚兴从长安去华阴,以太子监国(《晋书·姚兴载记下》)。另一方面,《宋书·礼志四》也可见“监国”之语。这是大明三年(459)竟陵王刘诞反叛时,“上亲御六师,车驾出顿宣武堂”,伴随孝武帝亲征情势而作的处置。

[2]曹文柱:《北魏明元太武两朝的世子监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3]李凭:《北魏平城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二、三章。

[4]殿本等《宋书·武帝纪》云“率留台总百官”,《资治通鉴》云“立留台百官”。中华书局本《宋书》认为此有误,改为“立留台官”(参照校勘记),难以从之。

[5]《晋书》卷四一《高光传附子韬传》记载:“初,光诣长安留台,以韬兼右卫将军.韬与殿省小人交通,及光卒,仍于丧中往来不绝。时东海王越辅政……。”从前后文来看,这个留台是在被带到长安的惠帝之下所设置的台。为何称为留台,不详,留待后考。

[6]《崔休传》中续有此记载:(崔休)“转长史,兼给事黄门侍郎。后从驾南行。及车驾还,幸彭城,泛舟泗水。”孝文帝至彭城并非太和二十三年(499),而是在太和十八年(494)到十九年(495)南伐的归路上。《崔休传》另记载在那之前,北海王为尚书仆射。但仅看北海王元详传的话,成为仆射是在太和二十三年(499)。另外,太和十八年(494)时元详为十九岁的年龄,从这点来看,难以认为在此之前能就任仆射。《崔休传》当有误。

[7]检索从太和二十一年(499)跟随南征者的列传,除地方官、军人之外,有太尉咸阳王元禧(《魏书》卷二一上)、都督南征诸军事的彭城王元勰(同书卷二一下)、领军将军于烈(同书卷三一)、左卫将军元遥(同书卷一九上)、右卫将军杨播(同书卷五八)、武卫将军宇文福(同书卷四四)、黄门侍郎宋弁(同书卷六三)、邢峦(同书卷六五)、中书侍郎郑道昭(同书卷五六)。换言之,无法确认有尚书省的官随行。

[8]关于北魏的尚书省应举严耕望的大作,眼下可参照本书的第一部第一章《关于北魏前期的尚书省》,原载《史学雑誌》87-7,1978年。

[9]《魏书·世祖纪》“太平真君十一年(450)条”云:“九月辛卯,舆驾南伐。癸巳,皇太子北伐,屯于漠南,吴王余留守京都。”此记载表示太子被派遣到太延五年备柔然屯漠南的建宁王元崇等人的位置上。李凭认为这个时候皇太子元晃被取消监国。但泰常七年(422)十月明元帝开始南征之时,“泰平王亲统六军出镇塞上,安定王弥与北新公安同居守”(《太宗纪》),作为监国的太子元焘出塞上防备柔然。不能仅凭《世祖纪》的记载,就说恭宗被解除监国。

[10]参照本书第180页注1。

[11]此外,担任辅政者的传中也有皇太子“临朝”(《魏书》卷三〇《丘堆传》)、或“临朝听政”(《魏书》卷二九《奚斤传》、卷三〇《安同传》)的记载。

[12]关于北魏前期的议,参照本书第二部第十四章《北魏的“议”》,原载第一回中国史学国際会議研究報告集《中国の歴史世界──統合のシステムと多元的発展──》東京都立大学出版会,2002年。

[13]如曹文柱、李凭所言,太武帝派和监国派的官僚对立,间接支持了古弼的行动。

[14]《魏书》卷四六《李欣传》云:“初,李灵为高宗博士谘议,诏崔浩选中书学生器业优者为助教。浩举其弟子箱子与卢度世、李敷三人应之。给事高谠子佑、尚书段霸儿侄等以为浩阿党其亲戚,言于恭宗。恭宗以浩为不平,闻之于世祖。世祖意在于欣,曰:‘云何不取幽州刺史李崇老翁儿?’浩对曰:‘前亦言欣合选,但以其先行在外,故不取之。’世祖曰:‘可待欣还,箱子等罢之。’欣为世祖所识如此。遂除中书助教、博士。”难以判断这段记载的时间,但太平真君二年(441)李敷为中书学生,很可能是设置监国的时期。这个记载是太武帝介入属于监国处理范围的人事之例,恭宗之子、太武帝的嫡长孙文成帝,其教育者的选用并非一般的官吏人事。故太武帝直接下诏崔浩,又退回崔浩的提案。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http://www.historyhots.com/bjwh/zdgc/10042.html

留言与评论(共有 条评论)

   
验证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