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的地方军（特别是州军）

历史大观园制度构成 2020-06-20 22:10:27 0

前言

关于北魏军制的研究向来不少，但在此之前所阐述的，主要是关于鲜卑系族人占中心地位之中央军的事项，以及北边、西北边的镇戍这两点，最能显著表示北魏军制的特性^[1]。关于北方、西北方之镇之外的地方军，尚未清楚的地方还不少。其中占地方军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州军，关于其成员，有谷川道雄^[2]的城民说和菊池英夫^[3]等人的汉人兵役说两种对立的说法。不过菊池氏将州军限定于和北族、胡人统领的镇军的关系上来理解，而谷川氏则将两者视为实质相同，两者的州军理解方式有别，存在着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近来西野正彬^[4]的论述，强调了汉人齐民向南方的边屯，这个事实的揭示相当重要，但在探讨包含不在边境之州的州军的性质这一点上，似乎还有不很充分的地方。本章将把焦点放在地方军（特别是州军）组成的阐明上，同时具体探求地方军所占的位置，还将触及成立时期等与州军有关的几个问题^[5]。

一、地方军的分布

记载“州军”^[6]存在的州^[7]和可确认城民存在的州大多一致，谷川氏以此作为州军以城民组成的主要论据。谷川氏特别指出27个可知城民存在的州，这暗示州军存在的州很多，但笔者在此想尽可能确认存在“州军”的州名，包含谷川氏曾指出的州名在内。记载“州军”或“州兵”的例子，在整个北魏时期并不多见，就笔者所见只有14个州。然而就像《魏书·世祖纪》神元年（428）条所载“豫州遣军”，显示（北）豫州拥有州固有的军队一样，有些州尽管并未明记有“州军”，仍可知道存在州军。关于豫州，《魏书》卷三〇《尉拨传》有“豫州兵”的字样，另外还有“陕秦二州兵”（《魏书》卷六六《李崇传》）的例子，这些“某州兵”的表述一般认为可以显示州军的存在。“督四州之众讨平之”（《魏书》卷三一《于洛拔传》）等“某州之众”也显示可能拥有州军^[8]。更有甚者，州军是州刺史统率下的军队，因此当州刺史在进行军事活动之时，州军很可能也在其指挥下。例如《世宗纪》中频频出现扬州刺史在扬州附近的对梁活动记事，笔者认为其中大多有州军的活动，并确认事实上扬州同时期有“州军”存在^[9]。此外，有时会有“州郡”平定叛乱的情事，这也包含在显示州军的例子当中。

若如上述所见，可认为州军存在的州应该大大地增加。表一从此立场确认州军所在的州。明示“州军”的州用◎表示，出现“某州兵”、“某州之众”、“某州之卒”的州用〇表示，依据州刺史的活动的例子用□表示，“州郡”用△表示，而*的记号则是表现出“某诸军”的事例。再者，北魏的地方区划变化甚巨，目前暂以劳榦的《北魏州郡志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2，1961年）所揭示的州名为准。这是高祖到世宗期间存在过的州，但为了知道州军的时代差，笔者一面以《地形志》的记述为主要准据，一面以成立时期将之区分。斜线表示未成立的州。关于州的时期区分，此时尚有许多未能确定的地方，但笔者以为这并不妨本章所要探讨的课题。

表8-1　北魏州军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的地方军（特别是州军）

注：（1）太祖的事例是天兴元年（398）以后的例子。太宗、高宗、显祖的事例包含于“全期”的项目中。

（2）此非劳榦揭示的州名。东雍州在世祖时期设置，在高祖时期废止。

（3）《地形志》记为正光年间设置。

（4）此不见于《地形志》。其正确的存续时期与（3）一样都不明确。

根据这一张表，以4冀州、13秦州、19汾州、40扬州、42梁州为主，“州军”和刺史的军事活动、“某州之卒”等的记载在一州之中都可以看到。这证明了前述主张，即这些记载是显示作为地方军的州军存在的各种表现。更值得注目的是，这些州军存在的州在46州之中达到41州之多。就算是剩下的5个州，恒州是旧京师所在地，可想而知当然存在着军队，世宗、肃宗期间并置平城镇^[10]一事更印证了这个看法。8营州由东北要镇和龙镇演变而来，笔者并不认为由于自镇转化成州，其地之兵就被完全撤除。太延二年（436），平州刺史元婴率辽西诸军讨伐北燕（《世祖纪上》），其中应该也包含营州的军队^[11]。36豳州、44巴州的治所不明，和21燕州一样都缺乏判断的材料，但既然能够推定其他43州都拥有州军，那只有这3州没有的话便不甚合理。

如以上所见，北魏之时各州都有刺史统率的州军。那么州军是州在初创之时即已设置的吗？《魏书》卷七〇《傅竖眼传》载“转昭武将军、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给羽林虎贲三百人，进号冠军将军”，似乎显示除羽林之外还设置了其他地方兵种，又从表1州军的分布状况来看，其倾向似乎可理解为在置州的同时也设置州军^[12]。但就像太祖时期其倾向尚未明确化一样，这里所谈到的军队和后世是否具有同样性质，还需要其他的探讨。

二、地方军的活动

各州所置州军如何运作，这一点还须加以厘清。

史书所载军队的各种活动中，除警卫活动外，大致可区分为（A）叛乱、（B）敌军入侵、（C）远征敌地等战斗活动。依据不同的情形有（甲）地方军单独行动、（乙）地方军与中央军联手出击、（丙）中央军单独行动等三种处置的方法。表2根据以上项目，将北魏时代的各种军事活动予以分类，其目的是为了得知州军活动的位置。地方军除州军（包括郡兵）之外，还有镇戍的军队，明确为州军的事例在括号中显示。此外，如后所述，有些例子即使记载为中央军，有人认为实际上仍包含地方军，但其检讨将留待之后，暂且不在本表的考虑之中。再者，也有难于归类于（A）（B）（C）的情形，也就是说本表的分类稍微呆板了一点。在制表之时，笔者以《魏书》为主要依据，并参照他书补充了不少事例。

表8-2　北魏军事活动分类

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的地方军（特别是州军）

注：（1）太祖时期为天兴元年（398）以后，肃宗时期至正光五年（524）为止。

（2）世宗、肃宗期对B、C有详细之记述，很多事例难以判别其为一连串的军事行动或者为单独的军事行动。

（3）C包含对于南朝降者内附，北魏予与迎接之事例。

将远征统万那般可知有37名从军者的大军事活动，和仅以一郡之兵即可镇压的小叛乱视为同样的例子来处理，虽然是有问题的，但从表中，笔者可以读出下列倾向。（1）太祖太宗时期，每逢叛乱显然是派出中央军，但到了世祖时期，地方军已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后地方军更似乎转而成为主干。地方军以州军占绝大多数。（2）世祖以后，在面临敌人入侵的事例中，大多是出动地方军。此时州军似乎是主干，但其他兵种的例子也不少。（3）进行远征之际，派遣中央军的例子仍多，但世祖以后，包含地方军与中央军连手出击的活动也变得很显著。可确认为州军的事例非常少。

关于这些问题，笔者现在想加以详谈。

（一）叛乱之时

北魏时期发生叛乱的次数很多，但大多只有简单的记载。一般认为这是由于一来叛乱规模不大，二来镇压行动仅止于州郡阶段。以世祖时期为例，始光二年（425）慕容渴悉邻于北平叛变，北平太守与守将^[13]将之讨平。神二年（429），河内守将平定了上党的李禹之叛，蒲坂镇将于栗磾镇压了弘农等处的反贼（《魏书》卷三一），真君七年（446）卢水胡刘超之叛由镇守长安的陆俟平乱（同书卷四〇），正平二年（452）南来降民于中山谋反，“州军”将之扫平。“州军”或“州郡”的用语大多是用在这样的事例中，其倾向随时代推移而越趋明显。

叛乱规模过大而州军无法应付的时候，就会由别州或中央派遣军队。世祖之时盖吴、薛永宗叛乱，长安镇将元纥、秦州刺史周观战败而死之后，高平镇的敕勒骑和叔孙拔所率领的并秦雍之兵出击盖吴，此外笔者还发现长孙真（《魏书》卷二六）、屈道赐（《魏书》卷三三）、殿中尚书孔拔的名字，他们载于传中的前任或现任官职是京官，可知是由中央派遣而来。对于薛永宗，出征的是崔浩（《魏书》卷三五）、殿中尚书元处真等人，这些人也是派自中央。在这样的情形下，指挥官虽由中央派遣，所率之兵仍有可能是地方兵，但由于是世祖亲征（《崔浩传》），这场乱事的平定确实有中央军的参与。同样的例子还有来年盖吴的再叛、上邽的边冏、梁会之叛、定州的鲜于台阳之反、西河的山胡白龙之乱，而“并州诸军”（《魏书》卷一六《元他传》）出征的吐京胡之变也包含在内。

从头到尾均由中央派遣的例子也有。显祖时期东平王元道符于长安叛变，司空和其奴率“殿中精甲万骑”平乱（《魏书》卷四四），但如此清楚的事例很少。世祖之时，神三年（430），敕勒于云中、河南叛逃，尚书令刘洁出兵讨伐，同年敕勒再度叛逃，尚书封铁出兵讨伐；延和二年（433）金崖等人于安定争权构隙，初上任的安定镇将陆俟（《魏书》卷四〇）举兵讨获；延和二年（433）金当川于阴密叛乱，元素出兵讨伐；太延三年（437）元健和司空长孙道生扫荡白龙余党；郁原等人于休屠叛变，元素（《魏书》卷一五）将之讨平。

除陆俟外，自其官历看来，皆可视为由中央派遣而来，但他们所带领的军队是否仅为中央军则不明确，笔者暂且将之归于此项目，但也可能有应归于前述二项的例子。高宗以降的事例，似乎可说是大略相同的状况。

那么太祖时期又如何呢？天兴元年（398）尹国于冀州叛变，应是刺史的长孙嵩将之平定，这场征战在形式上虽包含地方军，却是消灭后燕的远征军在回程中所为，毋宁说是远征军的一部分。镇守渤海、于同年讨伐博陵等地群盗的元遵，也是同样的情形，加上奚斤率领山东诸军的例子（《魏书》卷二九），都仍是北魏的中山远征军。天兴五年（402）常山太守楼伏连讨伐沙门张翘的事件，显示地方屯驻军的日渐整备。

相对于此，天兴元年（398）讨平离石胡呼延铁和渤海之乌丸张超的庾岳，与攻破渔阳之库傉官韬的伊谓、王建，他们的官历并不明确，但在此前后曾任将军于各地转战，庾岳于隔年平定了清河的傅世之乱，因而出任邺行台。讨伐破多兰部的元遵和扫平幽州之卢溥、黜弗部、素古延部的和突，也是同样的情形。天兴二年（399）讨伐赵郡之赵准的中领军长孙肥，与攻破库狄部等的越骑校尉奚斤，自其官职看来，所率领的都是中央军。讨伐上党之秦颇的莫题所率领的似乎是柴壁远征军的一部分。

庾岳以下的事例中，除长孙肥和奚斤外，没有明确的证据显示他们所率领的军队是中央军，但是从前后的状况来推测，是中央军的可能性很高。长孙嵩和元遵的事例中，其军队在形式上虽亦包含地方军，但仍是同样的性质。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当时北魏只在后燕的土地上扩张领域，其支配地仅限于六州。即使设置了地方军，中央军分屯的性质仍然很强，而且一旦有事，主力的骑兵就会立刻赶赴事发之处，以应战事。太宗之时，崔浩反对迁都于邺的言论说，“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魏书》卷三五），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就像在印证这句话，太宗时对叛乱的处置方式显示了和太祖之时同样的倾向。但正如首次见到“州郡”一语一般，地方军的样貌稍稍明确化了一些。上述情况的转变，就如已见一般是在世祖时期。

（二）敌军入侵之时

和叛乱之时相同，以地方军即能应付的事例也不少。世祖神元年（428），王玄谟等人入寇荥阳，北豫州遣军征讨；太延五年（439），氐人杨难当入侵上邽，镇将元勿头讨之；真君九年（448），氐人杨文德入寇，仇池镇将皮豹子伐之；太延二年（436）派河西、高平诸军攻讨杨难当（《魏书》卷一〇一《氐传》），此动员规模稍大。

若规模变大，除州镇军外还会派遣中央军。世祖神三年（430），为了抵抗宋将到彦之等人的北进，本纪记载只派遣了长孙道生、叔孙建等人，看起来似乎只有中央军，实际上幽州以南的戍兵和防御南朝攻势而自河南撤退的虎牢、滑台等四镇之兵占了重要地位，王度麾下的五千骑等军队是中央派遣的将军所率领的中央军，若将此纳入考虑，地方军所占有的比重仍然很大（《魏书》卷三五《崔浩传》、卷二九《叔孙建传》、卷三〇《王度传》、《宋书·索虏传》等）。真君三年（442），宋将裴方明攻陷仇池，皮豹子等人率关中诸军，古弼等人督陇右诸军及殿中虎贲，进军仇池，司马文思时任督洛豫诸军事，进军襄阳。其他将领^[14]所率之兵多数成员不明，明确的部分中，地方军都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只派遣中央军的情形，世祖时期的事例很少，所以这里取了高祖时期的例子。八例中，太和四年（480）齐地的崔文仲入寇淮北，尚书游明根御之，所率二千骑应为中央军。但从人数看来，也可能有其他军种的参与。太和二十年（496），裴叔业入寇涡阳，二十三年（499）陈显达入寇，这些战争中，笔者只能从所遣将军的官历看出他们遣自中央，但所率之兵则种类不明。太和元年（477）杨文弘的入寇，十四年（490）地豆于的犯塞也是同样的情形。为抵御柔然的入寇，延兴二年（472）太上皇二度远征，太和九年（485）元澄远征，这些征战详情不明，中央军应为主力，但北镇军也很可能参与。由上述例子看来，可以说即使只见中央军的记载，地方军仍很有可能参与。

不管是以上哪种情形，在世祖以降的其他时期也可以找出同样的趋势。

太祖太宗时期的事例太少，所以无法清楚说明，但天兴五年（402），柔然入侵，元素讨之，所率万骑（《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应为中央军。很少有让人认为全部都是地方军的军事行动，但太宗泰常元年（416），刘裕远征后秦，司徒长孙嵩等人率“山东诸军”以为防备（《魏书》卷二五），这段记载似乎可以看出地方军正日渐确立地位。

（三）远征之时

世祖真君六年（445），万度归发凉州以西之兵讨鄯善，元仁等人以六州之兵勇猛者二万人南略。然而，万度归等人似乎是自中央派遣而来。

远征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活动，中央军参与的程度当然很大。世祖太延二年（436），娥清等人率精骑一万讨北燕，平州刺史元婴也率辽西诸军加入征战，但那一万骑应视为中央军。太延五年（439）的远征北凉，是一场治兵于西郊且备京师防卫之后的亲征，主力看来是中央军，确切参与的二十二人中似乎也多为京官。但史载元丕等人督“平凉、鄜州诸军”为后继，长安镇将奚眷似乎也有参与。真君五年（444）、六年（445）远征吐谷浑，先遣元伏罗督高平、凉州诸军伐之，后诏秦州刺史封敕文率步骑五千征之，又另外派遣乙乌头等二军加入战局（《魏书》卷五一《封敕文传》）。乙乌头等军和史载振旅还京师的元那军队应是中央军。真君十年（449）亲征柔然的军队应是以中央军为主干，但可见到督河西诸军的元羯儿的名字（同书卷一六）。真君十一年（450），世祖南征，就参加者来看，地方军的色彩很淡，但史载元仁率“长安之众八万骑”（《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也能发现豫州刺史仆兰的名字（同书卷七二《南平王铄传》），地方军的参与似乎也占有很大的比重。

只以中央军远征的事例各个时期都有很多，但世祖时期特别显著。始光三年夏（426）远征的三十七人、神三年（430）夏攻击平凉的十五人等，确切参加的人数量很多，其中大多可推定为京官，由于并未包含与地方军相关的记述，所以包括在这个项目中。然而显祖天安元年（466），薛安都等人内属之际，仅以官职的记载而言，吕洛拔在此之前为平原镇将，只显示了和地方军的关系，但另一方面，根据《宋书·索虏传》，乘内乱介入的北魏诸将的官职几乎都是京官，虽然如此，他们需率领的军队是陇右、幽、冀、江、雍、定、相之众。也就是说，一般认为尽管指挥官是京官，他所率领的军队也未必是中央军，这在之前就已指出来了。但就算比例有所减少，在远征之时中央军仍为主要战力，这一点并没有改变。

太祖太宗时期又如何呢？天兴二年（399）行台尚书和跋率军讨伐滑台，其主力应为前一年设置行台的同时奉诏镇邺的中山远征军的一部分，共有兵五千人。其他只有讨伐蒲子的离石护军的例子，太宗时期未见地方军的活动。中央军的活动，在太祖时期有天兴二年（399）的亲征高车和太尉穆崇对东晋洛阳的救援、五年（402）与后秦的柴壁之战（亲征）、六年（403）伊谓的远征高车。不管是哪一场征战，都运用了大量的骑兵，笔者以为这是北魏的主力兵团。天兴四年（401），兖州刺史长孙肥远征彭城，事发于兖州未成立之时，笔者以为之所以给予刺史的名号，是由于中央军的屯驻和远征。此外，加入柴壁之战者除了兖州刺史长孙肥（《魏书》卷二六）之外，还有常山太守楼伏连（《魏书》卷三〇），但这是在平定东方后不久，笔者认为东方的军队不易往西方移动（长孙肥之军的情形姑且不论）。太宗时期的事例，有泰常三年（418）护高车中郎将薛繁率高车丁零十二部大人之众北略，七年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五万余人跟随南讨，尉眷亦率高车骑跟从（《魏书》卷二六）。其后高车分属北边各镇，但此时北镇的体制尚未确立，不分中央地方，皆随从军行。其他的例子和太祖时期并没有特别的不同。

以上三项的详细检讨，归纳之后如下。（1）太祖时期支配领域尚小，且开始支配的时间不久，尽管将军队屯驻于地方，中央军分屯的性质仍然浓厚，其军事活动的例子也很少。这样的体制在必要时直接以中央军出击各地，一言以蔽之，可视为地方军未分化的状态。（2）到了太宗时期，地方军的性质似乎稍稍明确化了一些，但支配领域和太祖时期没有任何不同，中央军的分出体制似乎也没有改变。（3）到了世祖时期，地方军的活动变得显著起来。也就是似乎确立了地方军的性质，其任务也明确了起来。地方军之中，镇的活动虽亦不少，但州军的活动更是引人注目，与中央军的协力活动也变得频繁。（4）世祖时期这种明确化的状态持续到肃宗时期。也就是说，地方军所占地位在世祖时期以降一直都很高。（5）整个北魏时期文献所载地方军的活动中，绝大多数是北边的镇以外的例子。

三、地方军的组成

（一）

众所周知，北魏的军队之中包含大量的非鲜卑系异民族兵士^[15]。其中有高车族、氐和羌族、匈奴种、南边的蛮族、蜀人。世祖将夏君赫连定赶往西方，占领杨难当所据上邽之后，立刻发“陇右骑卒”讨伐高句丽，刘洁虽进谏道“陇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赐优复以饶实之。兵马足食，然后可用”（《魏书》卷二八），但世祖在征服后不久似乎仍如此征召地方上的军队。就《晋书》的载记所载各胡族国家频用异民族兵士的例子来看，笔者以为不是特别奇怪的现象。北魏运用异民族兵的例子中，以前述太宗泰常三年（418）的高车北征为最早，但以后述汉人的例子来看，笔者以为这种现象在太祖时期已可见到，其后更贯穿整个北魏时期。

关于他们的所属单位，首先以高车为例，笔者以为初期并无中央与地方的区别，但随着镇戍制的确立，高平部众被分属于北边六镇的全部与高平、统万、上邽等西方诸镇。另一方面，他们构成了羽林军的一部分，太和末年也能见到高车羽林的记述。^[16]也就是高车分成为中央军与镇所属的军队来使用，但笔者推测高车羽林也是从镇所属的高车中简拔而来，镇所属的军队是高车兵原来的样貌。其他诸族也是同样的情形。氐与羌、蜀等在其居住地附近的西边和南边获得军事活动的场域，不能看出一个部族构成中央军一部分的样貌，杨大眼（《魏书》卷七三）这类个别的例子则另当别论。笔者以为基本上异民族兵构成了地方军。不过有不少临时征召异民族兵参与军事行动的事例^[17]。在这样的情况下，分成中央军、地方军的意义变得不大。

异民族兵归属地方军是何种形态呢？前引《刘洁传》所见陇右骑卒的动员似乎遭元丕等人的反对而中止，但夏军似乎最终完成了往东北的移驻，最近曹汛指出“景明三年慰喻契丹使韩贞等人造窟题记”所见刘都都等人，便是那些移驻军队的后裔^[18]。世世居于移驻地而世世为兵的他们，应确实为兵户。汉人也有被征服后成为兵户的例子，应当存在作为兵户而归属镇、州的异民族兵。^[19]笔者以为，作为兵户而附于军籍之时，他们割断了与本族体制的关系。

然而，异民族兵的情况似乎不只如上所示。例如，是否掌握了高车将其编户并附于镇的军籍呢？众所周知，高车不在解散部族的范围之内，而保持着原来的部族组织。其组织和不让部族长介入而掌握编户之下的兵户制不能相容。将一部分个别从部族分离出来成为兵户的可能性也有（高车羽林应是如此），但是将高车置于北边的目的若是为了防御柔然^[20]，与其使用个别的高车兵的力量，运用高车族全体的武力才是最受期待的吧。高祖南伐之际，欲征召高车之众，但“部民”不愿如此，便推袁纥树者为领袖，相率反叛，其范围达于四镇（《魏书》卷一〇三《高车传》；《魏书》卷一六《元继传》）。这显示出兵是攸关镇所属的部族全体的问题。如《魏书》卷四一《源怀传》所载：“今定鼎成周，去北遥远。代表诸蕃北固，高车外叛，寻遭旱俭，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北蕃（北镇）的军队欠缺大半的理由之一，就是高车的外叛，显示高车为北镇军事力的重要成员。

如《魏书》卷四五《裴询传》所载：“出为平南将军、郢州刺史。询以凡司戍主蛮酋田朴特地居要险，众逾数万，足为边捍，遂表朴特为西郢州刺史。”将蛮酋所率部族的兵力原原本本用作州军的情形，除北方的高车之外，在南方也得以见到，对光城蛮酋田益宗的处置（《魏书》卷六一）可说是其典型。原原本本运用部族拥有的军事力（与高车的情形一样），是北魏的统治理念之一，上述史实是在与南朝激烈的争斗中所产生的特殊事例，即使未必适合一般化，仍可说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21]。

而根据《魏书》卷五〇《尉元传》，天安元年（466）尉元于迎接南朝宋的徐州刺史内附之时，其部下子都将中可见刘龙驹的名字。另一方面，《魏书》卷四二《薛和传》记载永平四年（511）山贼刘龙驹扰乱夏州，《魏书》卷四五《辛祥传》则称胡族刘龙驹^[22]。此前也早有人指出彭城多胡人^[23]，虽有四十五年的间隔，但两则记事的刘龙驹很可能是同一个人。若是如此，则刘龙驹在相当年轻之时曾为子都将，但凭其年龄竟能成为统率数千士兵的高级指挥官，其理由应不只在于他的才能。晚年成为叛乱的祸首，显示他有动员部族成员的能力，笔者以为刘龙驹身居部族长的阶级，并在此背景下成为子都将。若是如此，笔者推测他所率领的兵士虽少，一部分仍是他的部族成员。卷一九上《元遥传》记载“遥以诸胡先无籍贯，奸良莫辨，悉令造籍。又以诸胡设籍，当欲税之，以充军用”，指出肃宗以前冀州诸胡没有籍贯。就算不是所有的胡人都如此，在运用这类胡人之时仍应充分利用部族组织。但刘龙驹的情形有可能是临时征发而往徐州赴击，是否为地方军则难下论断。《魏书》卷二七《穆亮传》记载“氐豪杨卜，自延兴以来，从军征伐，二十一战，前来镇将，抑而不闻。〔仇池镇将穆〕亮表卜为广业太守，豪右咸悦，境内大安”，笔者以为这一点显示了氐豪率领其部民于镇将指挥下从军，应是异民族保持原本的部族组织而纳入地方军的一个例子^[24]。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和高车相同，应该没有和部族切断连系而个别加入兵贯^[25]。

（二）

北魏的军制中汉人占有重要位置，这已为菊池氏和西野氏指出。西野氏陈述汉人齐民的边屯至迟已从高祖时期开始，征发汉人远征以世祖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的南征为嚆矢。但将汉人用作士兵则更早。《魏书》卷四三《毛修之传》记载“神中，以修之领吴兵讨蠕蠕大檀，以功拜吴兵将军，领步兵校尉。……云中镇将朱修之，刘义隆故将也，时从在〔讨和龙〕军，欲率吴兵谋为大逆”，《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称吴兵为“南人”。延和元年（432）将南人作为吴兵，从军于和龙，他们应是来自东晋南朝的汉人兵。神年间的吴兵也是相同的成员，因此汉人兵的活动可追溯自世祖初期。

然而汉人参加军事活动，从更早以前就能见到。早在代国时代，汉人、乌丸作为新人，与原来的鲜卑系族人对立，但六修之乱时，卫雄等人道，“闻诸旧人忌新人悍战，欲尽杀之，吾等不早为计，恐无种矣”，煽动了数万新人（《魏书》卷二三）。如“新人悍战”的记载，汉人也从事军事活动，笔者推测他们也隶属于屡建战功的将军卫雄的麾下。代国之时若是如此，笔者认为到了北魏，自初期开始汉人也用为士兵。

在此令人想起步兵。北魏军队的主力是以鲜卑系族人为主的骑兵，此毋庸赘言，但另一方面，包含步兵的“步骑”的记载自初期已散见于文献中。太祖皇始元年（396），于栗磾等人以步骑二万讨后燕（《魏书》卷三一）；天兴四年（401），长孙肥率步骑二万往击彭城（《太祖纪》）；五年（402）于柴壁之战中，史载太祖率领的军队为步骑三万（《魏书》卷九五《羌姚苌传》）。太祖太宗时期“骑”的极多记载，印证了以众多骑兵为主干的军制，但在这样的情形下步兵仍然存在，并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增加使用的比例。唐长孺指出在东西魏之间的沙苑之战中，被俘而放归的是由汉人组成的步兵^[26]，这在北魏初期也应可做为参考。此外，按照《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的记载，柳元景于世祖末攻击弘农之时，捕获的北魏俘虏多为河内人，他们都说：“虐虏见驱，后出赤族，以骑蹙步，未战先死，此亲将军所见，非敢背中国也。”汉人受到鲜卑系骑兵的胁迫而用作步兵。步兵不能保证只以汉人构成，但不能否认以汉人为多数。以上叙述应可证明自太祖初期汉人便用为士兵的推测。

这些汉人是否为兵户，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前述的吴兵可能是兵户，但一般较妥当的看法是在大规模军事行动之时才征发汉人编户^[27]。《魏书》卷二八《刘洁传》记载刘洁的奏文：“方难既平，皆蒙酬锡，勋高者受爵，功卑者获赏，宠赐优崇，有过古义。而郡国之民，虽不征讨，服勤农桑，以供军国，实经世之大本，府库之所资……。”西野氏解释为郡国之民原来就不从事征讨，但这是由于向郡县民的征发只及于一部分^[28]，剩下多数的人民并不从事征讨，这段记载并不是表示北魏不向汉人编户征兵。

临时的征发如上所述，那么汉人平时的兵役义务又是如何呢？在以鲜卑系族人为主干的强力中央军形成的情形下，汉人不必于中央番上（但这并不意味汉人的羽林兵完全没有）。地方军中的汉人可分成（1）作为州与镇的兵户的情形和（2）受到州与镇的征兵的情形来思考。关于（1），有平齐后成为兵户的高聪（《魏书》卷六八）与蒋少游（《魏书》卷九一），平凉后刘昞的诸子（《魏书》卷五二）等例子，自世祖至显祖期间，北魏推行着将被征服地的汉人编为兵户的政策。但这种汉人兵户，其后似乎多有解放^[29]，此外，显祖以后并未大规模扩张征服地，笔者以为少有新成立的兵户的事例，且汉人兵户在北魏后期数量减少。在此同时，（2）变得更为重要。关于汉人编户的兵役义务，菊池英夫曾根据历史的趋势明确地揭示，近来也受到西野正彬的强烈主张，其主要内容现在尚不必补充。^[30]不过义务兵役开始的时期，西野氏的见解是从高祖以降，此见解和（1）之间的关系受到瞩目，但菊池氏认为仍是在称霸中原的同时已广泛推行，笔者以为从菊池氏的说法为宜。

（三）

北魏的地方军中也有鲜卑系族人。《魏书》卷五一载仇池镇将皮豹子的奏表：“臣所领之众，本自不多，唯仰民兵，专恃防固。其统万、安定二镇之众，从戎以来，经三四岁，长安之兵，役过期月，未有代期，衣粮俱尽，形颜枯悴，窘切恋家，逃亡不已，既临寇难，不任攻战。……但承仇池局人，称台军不多，戍兵尠少，诸州杂人，各有还思，军势若及，必自奔逃，进军取城，有易返掌。”所谓怀有还思的诸州杂人，就是长久以来随从军征的统万、安定二镇之众及长安之兵，之所以将之作为民兵，是由于不论征发或兵役，都是往赴仇池的异民族或汉人吧^[31]。若是如此，则豹子统领而口称尠少的戍兵，不是诸州杂人，而是正规兵，且必然是鲜卑系族人。《魏书》卷四五《韦珍传》记述乐陵镇存在着铁马甲骑和步士，但步士恐为服义务兵役的汉人，铁马甲骑则应以鲜卑系族人为主体。

而这些地方军中的鲜卑系族人似乎称为城民，笔者想略微探讨城民一语的包含范围^[32]。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地方军中或地方可见的羽林及中品羽林。

《魏书》卷六五《李奖传》记载，“元颢入洛，颢以奖兼尚书右仆射，慰劳徐州羽林及城人，不承颢旨，害奖，传首洛阳”，区别了城民和羽林。《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时有虎贲骆子渊者，自云洛阳人，昔孝昌年戍在彭城。其同营人樊元宝得假还京师。子渊附书一封，令达其家云，宅在灵台南近洛河，……及还彭城，子渊已失矣。元宝与子渊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也。”置籍洛阳的虎贲预定至少远戍彭城（徐州）三年^[33]，休假后仍应继续远戍。虎贲和羽林的性质相同，因而中央军羽林曾长期屯驻徐州^[34]，笔者以为李奖所慰劳的就是这支羽林^[35]。

而滨口重国阐述太祖平定中山后，一面于定、相等州配备了精良的鲜卑军团，令其子孙永久屯驻其地，一面分遣部分军团至南部战线诸州，据说这些士兵就叫做中品羽林。若是如此，《李奖传》的羽林指的很可能就是移屯徐州的中品羽林。此外也很可能如下所述。《魏书》卷五〇《尉元传》叙述了太和中以“中州鲜卑”增实彭城兵数之事。此时彭城的戍兵，如尉元所言多胡人，但笔者不认为没有鲜卑系族人，在此若更见增员的话，其数量绝不稀少。鲜卑系戍兵也可能如前述骆子渊，是有轮替期的远戍兵，但就像中品羽林的成立所见一般，地方军的根干部分是永属其地的存在。但就算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仍留有前身为中央军的自豪。《李奖传》的羽林，指的或许就是这些鲜卑系的戍兵。

这时有必要将羽林和城人合起来讨论。城民的用语包含多种内容，但这里将之和羽林合并记载，按照一般的理解，笔者认为城民是附于州镇之军籍的人。鲜卑系以外的地方军成员中，如前所述有（1）异民族（也可包括汉人）的兵户，（2）非兵户的异民族兵，（3）服义务兵役的汉人兵。（3）是短期而轮替的，其籍不在军籍，（2）虽是稍为长期的军种，仍无军籍，所以两者都不宜视为城民。（1）构成城民。若是如此，将“羽林及城人”的羽林理解为永属中品羽林或徐州的旧羽林的情况下，城民就只有（1）。确实彭城多胡人，但是只将异民族兵视为城民的情形下，与鲜卑人明确占多数的北方城民性质迥异。这样的见解虽然也有可能，但一边让双方拥有同性质的军队，一边却让同一用语在北方和南方具有不同性质，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仍应将（1）之外中品羽林等于初期归属彭城的鲜卑系族人即（4）加入城民的成员中。羽林和鲜卑系城民的不同，在于设籍的所在。定州的中品羽林可视为代代定居于定州，笔者以为军籍就设在定州。移居南方州镇的鲜卑系族人也同样是移籍于州者^[36]。相对于此，羽林和虎贲虽是稍为长期的屯驻，但总有一天会归还京师，其籍设于中央（例如虎贲骆子渊被视为洛阳人），是故必须与城民区隔开来^[37]。

（四）

如同第二节开头已经提及的，谷川道雄认为城民多指州镇军的士兵。谷川氏虽推测其成员为北人贵族的子弟、汉人豪族的子弟、流罪人以及异民族，但似乎不特别理解为汉人义务兵。另一方面，菊池英夫指出组成州军的成员是服义务兵役的汉人。但菊池氏特别认定镇军的存在，指出镇军由世袭军户组成，所以前项的（1）、（4）相当于此。这种情况下的镇军，指的是将北魏初期的镇改置为州，其后又与州并置之军，镇将屡屡兼任刺史。也就是说，在同一地域内设定了镇军与州军两种军队，但若将两者总括为地方军，便和前述事情相符合了。

支持菊池氏想法的材料也有几个。有州中并置镇的例子，这已于前叙述，若按严耕望的研究^[38]来整理的话，就可增为营（和龙）、朔（云中）、恒（平城）、夏（统万）、雍（长安）、秦（上邽）、梁（仇池）、凉（凉州）、东兖（瑕丘）、北豫（虎牢）、青（东阳）、光（东莱）、豫（悬瓠）、徐（彭城）、东徐（团城）、泾（安定）等十六州^[39]（括号内是镇名）。另一方面，《魏书》中可见对复数州拥有都督权的事例。置都督府的州和都督指挥下的州有着松散的对应关系，严耕望将此称为都督区，都督区的中心，即都督驻在的州，可视为军事要地。按照严氏的说法，有关右（梁、雍、岐、泾州是都督驻在州）、夏州、凉州、豫州、青齐（青州）、徐州、荆州、淮南（扬州）、冀定（冀、定州）、恒州、北边诸镇都督区^[40]，据此，前述十六州中都督驻在州便有九州之多。这件事情显示州镇并置的诸州是军事要地，因此留下了镇。这些镇的将领多由刺史兼任，但亦有委派他人的例子。例如长安镇将元道符杀了雍州刺史鱼玄明等人造反，但被司马斩杀，代之而成镇将的陆真，和雍州刺史刘邈一同平定赵昌之乱（《魏书》卷一三、三〇、四九）。属军事要地的镇安置重军，军队以鲜卑系族人和异民族兵为主力，由镇将统率，其他的汉人义务兵则由州刺史指挥，这样的想法具有说服力。

然而这种想法也有一些问题。首先，镇与州的并置情况在高祖太和中似乎多有解消^[41]。镇将统率的鲜卑系族人和异民族兵此时如何呢？改置中央军是在旧有的军配备体制中强迫做巨大的变更（少数的镇暂且不谈，此就通盘而言），因而很难实行，而且笔者以为若是实施，如此巨大的异动不会没有留下纪录。所以笔者以为附属于镇的士兵，便原原本本地移属州刺史的统率之下。也就是说，变成了州军的一部分。不经并置而由镇转州的诸州，其军队也可适用同样的事情。

第二，按菊池氏的说法，不存在镇的州之中没有鲜卑系族人，但冀定相瀛诸州中存在着称为中品羽林的鲜卑系族人。世宗时期，为了支持朐山之役，派遣了四千人（《魏书》卷四七《卢昶传》），孝庄时期，派遣冀、相、齐、济、青、光等州的羽林十万人至南方（《魏书》卷七九《鹿悆传》），此外并无直接言及此事的记录，但他们的军事活动应该不少。肃宗时期，大乘之贼起于冀州，长史崔伯驎所率州军战败，都督元遥率军十万北讨（《魏书》卷二四、一九上）。此时自然应该出动的冀州中品羽林，其活动并无特别记录，只能理解为包含于州军的用语之中。《世祖纪》真君七年（446）条记载盖吴再叛之事“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自此，冀、定、相三州之兵便屡屡派赴远方^[42]。笔者推测其中大多即是那些中品羽林，但如同“州兵”的记述，他们终究是州军。

此外，不见中品羽林而亦无置镇的州郡中，也配有鲜卑系族人。《魏书》卷七〇《傅竖眼传》记载世宗时期，傅竖眼任初代益州刺史之时，“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给羽林虎贲三百人”。并且《宋书·索虏传》记载太宗末年奚斤南征之时，“虏即用颍川人庾龙为颍川太守，领骑五百，并发民丁以戍城”，此所谓五百骑，就是奚斤统率的中央的“轻兵”（《魏书》卷二九），也就是鲜卑系族人。这些记载是就州郡初置的情形而言，似乎也可认为鲜卑系族人其后还于中央，但正如肃宗之时元澄的奏文所言，“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番）兵代之”（《魏书》卷一九中），肃宗时期以前，可以见到中央军羽林虎贲的边方常戍，最后他们移籍于那些州郡。扬州于世宗之时纳入北魏的统治之下，初置兵三万，两年后再置二万，共计有五万之兵（《魏书》卷一九中《元澄传》），据说“扬州兵力，配积不少”（《魏书》卷四一《源怀传》）。扬州取代徐州成为对抗南朝的最前线，谋求兵备的充实，在此期间，扬州军队的活跃异常显著。徐州有不少鲜卑系族人，这已于前叙述，若是如此，扬州应该也是一样。然而扬州没有置镇，正始元年（504）早已确认州军的存在（《世宗纪》）。更知道荆州长社戍有“虏六七百骑”（《宋书》卷七四《鲁爽传》），关于并州，皇始二年（397），并州守将封真率其种族造反，刺史元延将之讨灭（《太祖纪》）。封氏包含在内入诸姓之中，显然并州配有鲜卑系族人。

稍加思考，就会发现太祖时期设置的冀、定、相、并、幽诸州皆无置镇（迁都后的恒州例外）。镇的大量设置是在世祖时期以降^[43]，在此以前，镇（在如后的形态中）似乎很少设置。然而即在这种情形下，仍常见地方屯驻军，笔者以为即使北魏扩张了支配领域，这些军队（尽管有一部分移防）基本上并未废除^[44]。此外，镇的废除始于高祖中期以降，相较于州的新设，镇的设置似乎更少^[45]，但就算在这样的情形下，也很难认为鲜卑系族人不隶属扬州等前线新置之州^[46]。

笔者认为，上述讨论阐明了不只城民组成了地方军的州军，地方军分为镇军与州军两种，以及北魏全期并不存在州军由汉人组成的明白区分。除了北方的军镇管辖地域之外，各州皆置州军，其成员包含以鲜卑系军士和异民族兵户为中心的城民，以及服义务兵役的汉人等各种士兵，依据各州的设置情况来决定各种组成比例。在军事重地，城民的比例就比较高，这种情形在高祖中叶以前可见镇将的统率，有可能采取刺史统领汉人兵的分离形态^[47]。北魏的军制相当复杂，必须将之理解为数种制度的复合体，即使各州有所差异，仍然显现了这种情形。再者，上述内容在时间上适用于高祖至肃宗时期，在此之前则另当别论。

四、结语：州军的确立

第二节论述了太祖时期虽存在地方屯驻军，地方军的性质仍不明确，但到了世祖时期以降，中央军与地方军的分化变得明朗起来，地方军的活动也趋于活跃。第三节则指出地方军的成员（除北镇之外的州军）大致分为城民（由（1）鲜卑系族人、（2）异民族的兵户［包含一部分的汉人］组成）与（3）服义务兵役的汉人编户，（4）兵户以外的异民族兵也存在，但稍具特殊性。太祖时期和世祖时期以后的地方军的性质产生差异的要因之一，是支配领域的扩大（实时派遣中央军的体制变得困难），但更令人想到军制中（2）、（3）比例的增加。增加（1）的数量不太能够期待，领域的扩大很可能会将之稀薄化，因而为了填补空缺，（2）、（3）是必要的。有并非兵户的高车兵的例子，而且若是考虑五胡诸国频用异民族兵的事情，太祖太宗时期运用（2）的可能性很高。然而与（1）相比，笔者以为其比例未必很大。领域扩张的同时，（2）也跟着增加。笔者以为灭了夏、北凉之后便得到他们的军队，后秦的军队或许也流入其中。北魏将这些军队与（1）统合起来于各地置镇，让这些军队成为镇民，并将籍固定于各镇。此时汉人中的豪宗和被征服地的人也被迁徙而成士兵^[48]。另一方面，不置镇的州中，也设置了（1）、（2），虽然与镇相比是少数。然而为了排除新领土上的抵抗势力，并与敌国对峙，需要更多的兵力。也就是采用（3）变成必然之事。汉人编户在州，镇州并置之情形主要是在州，则服义务兵役。到了高祖中期以降，除北方、西北方外，整个领域中只见以（1）、（2）、（3）为成员的州军，但如此纵观州军的演变之时，不论从活动面来看，还是从构成面来看，州军的确立都可说是在世祖时期。

本章承继诸先学的业绩，新的见解不多，笔者感到遗憾，但为了阐明复杂万端且数据限制又多的北魏军制，若能对基础的整理工作贡献一隅之力，已属万幸。

【补记】第208页和226页在讨论谷川道雄的学说之时，旧稿的记述不甚正确，发表之后立刻受到谷川氏的指正。这篇文章收录于本书之时，将这两个地方做了更正。（2003年5月记）

[1]代表性的研究有浜口重国：《正光四五年の交に於ける後魏の兵制に就いて》，《東洋学報》22-2，1935年；收入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本章在提及浜口氏之时，指的就是这篇论文。

[2]谷川道雄：《北魏末の內乱と城民》，《史林》41-3、5，1958年；收录于氏著《隋唐帝国形成史論》，筑摩书房，1971年。

[3]菊池英夫：《北朝軍制に於ける所謂鄉兵について》，《重松先生古稀記念九州大学東洋史論叢》，1957年。特別是第一章。

[4]西野正彬：《北魏の軍制と南辺》，《北陸史学》25，1976年。

[5]以下本文中举名提及的浜口、谷川、菊池、西野诸位学者的诸说，大概都可见于注1至注4的研究，不再一一注记。

[6]以下的“州军”指出了史料中明白记载为“州军”的事例。

[7]谷川氏已说明营、定、冀、齐、徐、扬、汾、泾、秦等诸州，可见州军或州兵的用语。

[8]但是“冀定瀛相济卒二十万”（《高祖纪》）等征召许多兵卒的事例，很可能是临时征发，不能将所有“发卒”、“发兵”的事例单纯地关联至州军。

[9]即使持有州刺史的头衔，远离任所远征之时和为平定叛乱往赴新任之时，也很难说和州军有关，这必须针对个别的事例来检讨。

[10]关于镇与州的并置，将在第三节叙述。

[11]如本书第198页注7所见，谷川氏认为营州存在州军。

[12]笔者知道郡也存在兵，但和州军有相同性质，在此不特别论述。

[13]以下本节不特别指明出处的事例，引用的是本纪的记载。

[14]除了元齐（《魏》卷一四）、贺纯（同书，卷一八）之外，还参照了《宋书·索虏传》。

[15]参见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又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以上所述，根据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又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17]南征时包围盱眙城的北魏军，没有鲜卑系国人，只有常山、赵郡的丁零、并州的胡、关中的氐羌，他们阵亡之时世祖只说是减贼（《宋书》卷七四《臧质传》）。可知虽然称贼，却是征发的士兵。

[18]曹汛：《万佛堂石窟两方北魏题记中的若干问题》，《文物》1980年第6期。此外，刘都都拥有戍之队主的地位，在理解为徙镇兵即最下级方面，还留有疑问。

[19]参见菊池英夫：《北朝軍制に於ける所謂鄉兵について》，《重松先生古稀記念九州大学東洋史論叢》，1957年。

[20]参见浜口重国《正光四五年の交に於ける後魏の兵制に就いて》，《東洋学報》22-2，1935年；收入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21]不过田益宗之后被迫从本据地迁出。可知如果情况安定，运用原先既有的部族兵力，未必是王朝方面所希望的。

[22]起兵造反的刘龙驹是稽胡，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

[23]参见西野正彬：《北魏の軍制と南辺》，《北陸史学》25，1976年。

[24]古賀昭岑指出部族解散后，有许多非解散事例，见其《北魏の部族解散について》，《東方学》59，1980年。

[25]西野氏指出南方的胡人戍兵是兵户城民。笔者的想法是，在认同兵户存在的基础上，能否另外思考其他胡人戍兵的存在形态。

[26]唐长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276页。

[27]五胡十六国时代也常出现征发汉人为兵的事例。

[28]征发编户之时按照一定的征兵率，但是并不清楚是如高祖初期所见十丁一人，还是五胡诸国及南朝常见的三五简发。

[29]关于这个问题，谷川、西野两人有不同见解。参见西野氏《北魏の军制と南辺》。

[30]此再增加一个事例，益州刺史元法僧为人贪虐，“王贾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为卒伍，无所假纵”，因而招致民众的造反（《魏书》卷一六）。这反而可以看出士族以外的人民成为士兵的状况，但肃宗初年的元法僧治下的益州（吴廷燮的《元魏方镇年表》记为延昌四年［515］至熙平元年［516］）不见有军事行动，因此笔者以为王贾的诸姓和人民不是临时征发，而是服义务兵役。

[31]高车附于统万之事已如前述。《世祖纪上》可见延和二年（433）金崖率部人与安定镇将争斗的记事，但《魏》卷四〇《陆俟传》记载他是休屠族。此外原居仇池的氐族由杨文德统率与皮豹子敌对，不是在其指挥之下。

[32]关于城民，谷川氏前引书已有详述，西野氏触及了多种内容。

[33]《魏书·官氏志》的内入诸姓中有骆氏，可将子渊看成鲜卑系族人。由于是代迁户，附籍于洛阳。

[34]《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可见其例。

[35]这一点和西野氏的见解相同，和后述持中品羽林说的谷川氏看法不同。

[36]这让人联想到徙于北镇的民众以其地为本籍。

[37]除以上的构成要素之外，地方军中包含犯罪徙边者，就像浜口氏等人的认知一样。

[38]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四之十一章《北魏军镇》。

[39]其他还有郡与镇并置的二例。

[40]参见严氏《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二章《州郡县与都督总管区》，特别是北魏都督区。

[41]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编四之第十一章《北魏军镇》。

[42]到了太和十一年，将定州与冀州的郡分出，首次设置了瀛州（《地形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