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官僚制——北魏的都督——从军事面来看中央与地方



前言

军事制度是支持皇帝支配的重要因素。进入曹魏时代后出现都督制，经历晋、南北朝后，军事活动主要由都督负责，当时的都督为军团长。但是设于各地管辖区域横跨数州的都督，不久之后，也渐渐兼任核心之地的州的刺史，在晋、南朝时掌握军民两权，得以构筑庞大势力。此情况依照长期对魏晋南朝的都督制投注大量心力研究的小尾孟夫的用语 ^[1] ，本章称之为“州都督”；另一方面，“州都督”无法应付的军事活动，在必要情况时编成临时征讨军，都督担任指挥，这亦遵照小尾氏的用语，称之为“征讨都督”。

北魏初期便可见到都督一词，但都督制的大致完备要到太武帝期。之后至孝明帝的正光末年为止，都由上述两种都督进行北魏的军事活动。但由于正光末年起的内乱，都督制发生了极大变化 ^[2] ，产生新型态的都督；另一方面，“州都督”被行台夺去在地方的军事支配实权，渐走向有名无实 ^[3] 。

本章欲了解北魏都督制的实态，同时希望透过此了解北魏中央政府统治地方的这一端。

一、北魏“武官都督”的出现

本节将讨论北魏都督制的各个变化时期与新产生的都督。

（一）正光五年的都督

正光五年（524）是中央不得不处理前一年发生的六镇之乱余波的一年。此阶段北魏的军事行动如下。

首先，对于北方的破六韩拔陵，三月派遣临淮王元彧为都督北讨诸军事，但于五月败北，别将的营州刺史李叔仁亦败北。五月重新派遣尚书令李崇为北讨大都督，任命广阳王元渊与崔暹为都督，崔暹为东道都督 ^[4] 、元渊为北道都督 ^[5] ，此外并确知费穆身为别将隶属于李崇之下。李崇于十月解任，广阳王渊代之“专总军政”。

其次为对于西方莫折大提与莫折念生的反乱，六月邻接之雍州刺史元志曾讨伐，传载他当时为西征都督。八月元志大败于陇东，不久之前的七月，吏部尚书元修义以西征行台西讨。据墓志（汇190）可知他同时是秦州都督 ^[6] ，元修义因病倒下，九月把原本派去对付裴邃入寇、在派遣途中的萧宝夤，与其所部一起，转任为西道大行台、大都督 ^[7] 。统率为西道都督崔延伯，此外也派遣都督北海王元颢，其下为西道别将薛修义，之外尚知西征别将崔模，以及咸阳太守韦邃以都督身份从之（《北史》卷四九《毛遐传》）。

对于西北所起高平敕勒胡琛的叛乱，四月击破别将卢祖迁，但至十月胡琛之将宿勤明达入寇豳、夏、北华州。都督华豳东秦诸军事 ^[8] 、西道行台北海王颢率领诸将讨伐，但似乎进击过迟，在兼侍中杨昱“催督”之下，终于解了豳州之围。附带一提，薛修义是以别将的身份随军。

再者，对于汾州的胡人叛乱，由西北道行台的裴良，与刺史的汝阴王元景和共同防备，元景和过世后由裴良兼任刺史，但十二月时章武王元融成为大都督（汇204为征胡都督），同时派遣都督宗正珍孙、行台裴延儁，加上都督高防亦来支援。另外，汾州的胡人亦侵入雍州，由于刺史的请求，都督李叔仁也前往支持。

为了指挥上述的西方诸军，十二月时任命江阳王元继为大都督，但并不清楚到底握有多少权限。来年三月控有大权的其子元叉（元乂）垮台之故，元继返军回洛阳。

至于东北地区，十月在营州发生就德兴叛乱，由幽州刺史、兼尚书行台卢同对付。

与南朝的国界上，九月由于梁的裴邃等人攻击寿春，由都督淮南诸军事、扬州刺史长孙稚对付。派遣临淮王元彧、河间王元琛、李宪三都督与行台郦道元救援，实际上是为了防备控有重兵想避开决战的长孙稚谋反的处置。同月由秘书监、安乐王元鉴率众对梁淮阳的攻击，很可能就是都督的身份。十二月梁的李国兴包围郢州，刺史裴询与西郢州刺史田朴特防守，待至援军到来，梁军便撤退。

最后对于西南的南秦州城民叛乱，派东益州刺史魏子建为行台，行台不久就被梁州刺史的傅竖眼取代。

以上是正光五年（524）所知全数的军事活动，由于在各地需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见在同一年内大都督存在于四个地区，他们指挥都督、别将或统军，所派遣的都督，若在本纪等仅以“都督”表示，但实际上也能见到如“东道”都督等，附上应是说明活动场所的文字。关于前述二种都督，也未脱离以前的样貌。

现在来确认上述所记就任都督者的将军号。在就任阶段就能辨别其将军号者，大都督者有同为征西将军的北海王颢、章武王融；都督有临淮王彧为镇军与抚军将军、崔暹与李宪为抚军将军、广阳王渊为镇军将军，与崔延伯为征西将军。有许多不明的例子，但就知晓的事例来看，都督为从二品的镇军、抚军将军，或二品的四征将军；大都督为四征将军。

（二）孝昌三年的都督

现同样探讨三年后的孝昌三年（527）军事行动。首先，对于继承前年一月举兵的鲜于修礼势力的葛荣，三月金紫光禄大夫源子雍为北讨都督前去讨伐 ^[9] ，另一方面命安乐王元鉴为北讨大都督、北道行台、相州刺史，与北道都督裴衍一同前往救援信都 ^[10] ，但是七月元鉴就于邺城反叛，降于葛荣。镇于邺之西方武城的裴衍，与火急赶来讨伐元鉴的源子雍，以及可能因黄门侍郎的地位而派来的李神轨，一同镇压元鉴的叛乱。本纪有“都督源子邕、李轨、裴衍攻邺”一语，可知李神轨（李轨）当时亦是都督。接着源子雍、裴衍向葛荣发动攻击。当时任命源子雍为冀州刺史，“余官如故”，同时为北讨都督；裴衍为相州刺史、北道都督。两人于十二月败于葛荣。

西方与莫折念生的战争仍在持续，萧宝夤从正光五年（524）起为西道大行台、大都督，担任总指挥，此时（孝昌三年，527）西道都督元恒芝亦加入。两者的军队于一月大败于泾州莫折军，大陇都督南平王元仲冏、小陇都督高聿各自从自己的战场撤退。莫折军接着攻下岐州，更侵入了豳州，俘虏岐州刺史魏兰根，豳州刺史毕祖晖战死，正光五年起担任西北道大都督、西北道大行台的北海王元颢与行台羊深亦败走。接着雍州面对莫折军的威胁，在萧宝夤指挥下的都督雍南豳二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杨椿，以行台身份指挥关西诸将，亦授其子杨昱以兼尚书、持节、都督，防守雍州之任。杨椿生病后，由于之前败仗一度免官的萧宝夤，再次被任命为都督四州诸军事、雍州刺史、西讨大都督，再度以行台身份指挥关中以西。九月莫折念生为杜粲所杀，杀害杜粲的骆超于十二月归顺，西方的乱事似乎终告休止，但十月萧宝夤反叛。之前由大陇撤退的都督南平王冏此时被杀，对此中央派遣大行台长孙稚，而都督宗正珍孙前去讨伐响应萧宝夤的正平薛修义等人。

东方的相州东郡在二月发生赵显德的叛乱，与齐州广川郡于三月发生的刘钧叛乱均由都督李叔仁镇压。与南朝的国界上，一月湛僧珍包围东豫州，这一战事由豫州刺史萧正表作为东南道行台、尧暐为都督处理。同月对于梁军胁迫徐州琅邪，由青州与南青州的刺史讨伐；让崔孝芬以徐州行台，率领都督李叔仁讨伐二月攻击徐州彭城的成景儁 ^[11] 。还有十月曹仲景逼迫涡阳，由元昭救援。

统整上述的军事行动看来，兼任行台的大都督与都督为数甚多，此处值得注意的是都督。首先，看大都督的情况，都督号带有北讨、北道、西讨等呈现活动范围之处，与正光五年（524）相较未有改变。将军号亦是源子雍为镇东、裴衍为抚军、萧宝夤为征西将军，与正光五年（524）阶段相比，从二品将军占过半之数，可说稍稍下降。但是可说大体未有太大差距（安乐王鉴的将军号不明）。

其次看都督，除了源子雍与裴衍，都是仅记载为都督。但是推测李神轨亦与源子雍等为同类的都督，给予两者类似的都督号。也就是此处的三名可称为“征讨都督”；杨昱从北中郎将转任都督，于此时给予“防守华州”的任务；尧暐信息不足。关于带有都督之称的将军号，源子雍为中军、李神轨为征东、杨昱假以安东或抚军。据传所言裴衍的平东将军为极低之号，从接着授予抚军将军看来，平东应是误记吧。虽然材料不丰，全体来看，上述都督的样貌与正光五年相较，可说未有太大差别。

另一方面，看到前所未见的都督。首先是镇城都督（防城都督）。十一月冀州陷落，身为冀州的防城都督之刺史元孚兄元佑（《魏书》卷一八）之外，亦知尚有潘永基（《魏书》卷七二）、李瑾（《魏书》卷四九）。《资治通鉴》卷一五一记有都督名潘绍，但潘永基之字为绍业之故，此潘绍与潘永基应可视作一人，如此看来镇城都督偶有用都督表现之事；关于李瑾据《魏书》卷八八《杜纂传》所记亦为都督，可表现类似之例还有许多。镇（防）城都督的名称，前面所见孝昌三年任命萧宝夤为西讨大都督之时，甚至上佐亦任其牒用，杨椿对此担忧，向政权中枢进言，“更遣长史、司马、防城都督。欲安关中，正须三人耳”（《魏书》卷五八）。由此句看来，可得知镇城都督的设置是在此之前的阶段施行。

再来是冠上地名的都督 ^[12] ，即先前所谈到的大陇都督、小陇都督。《魏书》卷五九《萧宝夤传》中，一月的败仗前记有“大都督元修义、高聿，停军陇口”，修义的墓志（汇190）记载可能为此时之事：“加开府仪同三司、秦州都督、兼尚书左仆射、西道行台、行秦州事。”（大）都督元修义恐怕就是以都督秦州诸军事镇于陇口。与他同时镇守的高聿，委有土地之故，而称为小陇都督，大陇都督的称呼也是同样因素吧。如此用州以下的地名冠为都督号者，得见于前年的孝昌二年（526），源子雍为建兴都督、兼行台。孝昌二年（526）以汧城大都督镇守北陇，死于任内的薛峦（《魏书》卷六一）也大约是同时任命的。另一方面，二月至三月间前去镇压不同的三州发生三起叛乱的李叔仁，恐怕并非每次都被任命为都督，而是在徐、相、齐某州内，或是接近此地常设镇守的都督。但是，他在正光五年（524）早已是都督，可能是与“征讨都督”一并所受的职位。宗正珍孙在正光五年（524）也已是都督。李叔仁可能为相同的都督。尧暐的资料不足。

总而言之，孝昌三年（527）之例子展现原本型态的都督制的作用，同时不限于此而孕育出新型态的都督。

（三）孝庄帝期至孝武帝期的都督

前述所谈之外，孝昌年间也能看到与目前所见皆不同样貌的都督。赵昶“孝昌中，起家拜都督，镇小平津”（《周书》卷三三），将军号不明，但以都督起家的事例至此未见。于谨（《周书》卷一五）于孝昌二年（526）进为都督，同时授予宣威将军（六品上）、冗从仆射（六品），与目前所见都督的样貌有很大的差异。还有孝昌年间有记载：政府担忧蛮酋乱事，以李长寿为防蛮都督安抚蛮族之意（《周书》卷四三）。有学者认为北魏末期部队的指挥官阶层都称为都督，以上大概是与此相呼应的较早期的例证 ^[13] 。

另一方面，《北齐书》卷一八《高隆之》传曰：“魏自孝昌已后，天下多难，刺史太守皆为当部都督，虽无兵事，皆立佐僚，所在颇为烦扰。隆之表请自非实在边要，见有兵马者，悉皆断之。”孝昌以后，太守皆为当部都督。郡太守带有将军号，得以指挥士兵之事历来多见，但值得注意甚至会授予都督号。北魏末年为止可知有五例，其中也包含大都督。而此记载说明，包含未被任命为都督某州诸军事的刺史在内 ^[14] ，全部的州刺史皆为当州都督。实例多见“某州刺史、某州都督”这样的记载，此为简称的形式，正式的为“都督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当州都督”，已见严耕望所述。孝昌年间可确认为当州都督者有两例。

将时间扩至孝庄帝与孝武帝时，能见到更多的新型态都督就任的例子。首先是京畿大都督，第一例为《魏书·官氏志》载“永安已后，远近多事，置京畿大都督，复立州都督，俱总军人”。正确来说应为改年号永安之前的建义元年夏，尔朱荣进入洛阳之后，任命其同党的元天穆之事（汇276）。担当京畿大都督一任者，为尔朱荣一族或其党羽、高氏一族或其同党。不论是尔朱氏或是高氏，都未以北魏时代的洛阳、东魏时代的邺为根据地，因此必须在首都安置信赖者掌握军权以压制他人 ^[15] 。

其次为阁内都督、阁内大都督。《魏书》卷八〇《斛斯椿传》云：“遂密构间，劝出帝置阁内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数，自直阁已下员别数百，皆选天下轻剽者以充之。”《周书》卷二二《杨宽传》曰：“孝武与齐神武有隙，遂召募骑勇，广增宿卫。以宽为阁内大都督，专总禁旅。”为了与高欢对抗，孝武帝企图增强宿卫，新设作为部队长的阁内都督。可确认的八例均为孝武帝期，其中有七名跟随孝武帝逃出长安。之后就未见其他例子。同时间能有两位以上的阁内都督存在。

再次为帐内都督、帐内大都督。帐内如同宫川尚志所述，为主将的直属部队 ^[16] 。也有与之后会谈到的领民都督、亲信都督等组合而成的帐中领民都督（汇435韩裔）、帐内亲信正都督（汇428赵道德）、帐内直荡都督（《周书》卷二九《王勇传》）这些例子。帐内都督的实例光此时期就有十三例。孝昌二年（526）贺拔岳成为都督，时常于尔朱荣帐下共同谋划，但不能确定为帐内都督。因此永安元年（528）陆腾之事成为可知的最早例子（《周书》卷二八）。类似之例可见《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中大通三年（531）十月条胡注的说明：“亲信都督，魏末诸将擅兵，始置是官，以领亲兵。”以主将亲兵的指挥官的身份为亲信都督。此时可知有四件实例。

接着据《周书》卷一六《侯莫陈琼传》，侯莫陈琼随孝武帝入关，为宇文泰的直荡都督；以及王勇也成为宇文泰的帐内直荡都督（《周书》卷二九）。《资治通鉴》卷一六七陈永定元年（577）十月条附于“荡主”的胡注说明：“主骁锐跳荡之兵，犹北齐之直荡都督也。”还有同书卷一六六梁太平元年（556）三月条的胡注：“主勇士以突荡敌人。”宫川氏认为荡指战斗单位部队 ^[17] ，但由胡注可知是非一般的精锐部队，直荡都督是精锐部队的指挥官。附带说明，虽然此时可知的事例仅有以上两例，但东魏、北齐时也能确定继续存在。 ^[18]

次为领民都督、领民大都督。此时期仅知牒舍乐为西河领民都督（《北齐书》卷二〇）一例。若看之后的事例，有许多与牒舍乐同样冠上地名的领民都督。可视为握有一定地域的军事指挥权，同时也被赋予行政权。也存在领民副都督（刘悦，汇445）。

再次为子都督，其七例几乎之后都迁为都督，可知子都督为都督下一阶的部队指挥官之位。如此说来，与此期之前身为都督下位的别将有何差别？达奚武（《周书》卷一九）的情况是由别将成为子都督，很可能子都督的设定是位于别将之上 ^[19] 。

其他还有莫多娄贷文为虞侯大都督（《北齐书》卷一九），从名称来看可能为斥候部队的指挥官。以及尔朱彦伯（《魏书》卷七五）于前废帝时，王建（汇460）于后废帝时同为马场大都督。由于防境都督封延之同时亦行渤海军事（汇344），可能如此称呼当郡都督或是冠上地名的都督。也有斛律金（《北齐书》卷一七）等就任的六州大都督 ^[20] 。

（四）身为武官的都督

这些新形态的各种都督，与目前为止所谈的都督到底有何不同？以下就此点加以讨论。

孝庄帝期确切为“征讨都督”的都督或大都督如以下所示，并附上将军号与同时带有的官职。虽然都督号在本纪或本传、他人传记等记载不同之例不少，表中列出最类似“征讨都督”的例子。据前后记载而推断为当时之事的将军号也包含在内：

表9-1　北魏孝庄帝时期的“征讨都督”

注：本纪与本传都未有尔朱天光为大都督之记载。此据《魏书》卷五八《杨侃传》。

当时也有将军号有贬值的情况，与之前所见孝明帝期“征讨都督”相比，将军号自身大多更高。但是“征讨都督”的样貌并未有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费穆为都督南征诸军事，同时授予大都督号之事，这可与“州都督”身为都督某州诸军事同时授予当州都督号一事相呼应。而元显恭所被授予的都督号亦值得注意，本纪（永安三年［530］十月条）与传（《魏书》卷一九下）记载为都督三州诸军事、晋州刺史与西北道行台，而未有大都督的记录。但是墓志（汇297）为“兼尚书左仆射西北道大行台、大都督节度诸军事”，其首为“都督晋建南汾三州诸军事、镇西将军、晋州刺史、大都督节度诸军事、兼尚书左仆射、西北道大行台”，明记有二种都督号。笔者认为本纪记载的“为征西道行台、节度都督薛善乐……等”，能显示身为此大都督的权限。也就是身为“征讨都督”的大都督，正式的称呼很可能是大都督节度诸军事。

以同样方式来看判定为孝武帝期“征讨都督”的例子，如以下所示：

表9-2　北魏孝武帝时期的“征讨都督”

与孝庄帝期相比，在任命之前或当时所带的官职与将军号变得更高了。这应该是由于孝武帝与高欢对立，奔至长安的宇文泰处，导致高欢与宇文泰对决的局面。大都督的例子中，最低也有二品将军，大多数都拥有车骑大将军或骠骑大将军的将军号，带有开府仪同三司。如此说来，其中尉长命的安南将军特别低，也有可能是记载有误。

那么“征讨”以外的都督是如何呢？《北齐书》卷二一《高昂传》载，东魏天平四年（537），高昂为西南道大都督，结束西征的任务归来，有“复为军司大都督，统七十六都督，与行台侯景治兵于武牢”的记载，难以想象这七十六名都督均是“征讨都督”，应该包含如同前项所见各种都督与大都督。在本纪和列传中单单记载为“都督”的事例，不易辨别是“征讨都督”、“州都督”或是新型态的都督。以下列出《周书》列传中没有明证为“征讨都督”的都督，且能判断其将军号以及同时所兼官职。

表9-3　《周书》所见非“征讨都督”的都督

在备考栏记载升进者，表示这之前也有为都督的记载，但此阶段为将军号或所带之官情况不明之例。应该是最初受任都督之际，与升任后同等或带有更低的将军号、官职。如此说来，仅限于这些例子中，在最初就任都督的阶段时将军号为四安将军以下，主要为征虏、龙骧、冠军这些从三品将军。而都督带有从三品将军与更下官品的将军号之情形，同时所带之官多为中散大夫（四品）、太中大夫（从三品）或直寝。与目前为止所述的“征讨都督”比较，可清楚得知将军号以及同时所带官职不同。直寝为禁卫武官，非“征讨都督”。以上所揭示的不能说全数皆非“征讨都督”，但大多数非“州都督”，也非“征讨都督”，是别种都督，恐怕可说是部队指挥官的都督，暂时称之为“武官都督”。此时期未谈的都督中，有将军号不明但为中散大夫的达奚武（《周书》卷一九）；将军号不明但当时为四品通直散骑常侍的韩果（《周书》卷二七）、杨宽（《周书》卷二二），应该同属此团体。

辨别大都督的情况要比都督更加困难。仅有永安元年的行台、大都督尔朱天光西征之时，其副将右大都督侯莫陈悦（之前所述）下属的李弼，持有大都督之号，加通直散骑常侍，在关西平定后成为清水郡守（《周书》卷一五）。这与其称为“征讨都督”，更应视为身为部队指挥官而称大都督的例子。而《魏书》卷八〇《侯莫陈悦传》曰：“遂归尔朱荣，荣引为都督府长流参军，稍迁大都督。庄帝初，除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可了解大都督为官职之一。身为部队指挥官的“武官大都督”，当然居于前述“武官都督”的地位之上，所带将军号通常为中、镇、抚军、四镇、四征将军。若仅看将军号，与正光五年（524）、孝昌三年（527）阶段的“征讨都督”属同一级。

至西魏时，身为“武官都督”的都督、大都督可更确认有官职的性质。至此确立子都督——都督——帅都督——大都督的顺位。接着，大统元年（535）起至十年（544）为止之间所知十五例大都督的情形，其中大部分为车骑大将军（十一例），同时带有仪同三司（十二例），附带一提，有四例担任散骑常侍。如此所见都督号与特定官职结合，也就增强都督官品的特定倾向，到了西魏恭帝三年（556），如六官制所见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的官品固定下来。

前项的新型态都督如何与上述的理解对应呢？首先是当郡（大）都督，若见裴庆孙（《魏书》卷六九）、司马子如（《北齐书》卷一八、汇389）、封隆之（《北齐书》卷二一）、李愍（《北齐书》卷二二）、元玕（汇315）的将军号，分别为宁远、辅国、后、假四平，均以从三品到三品将军为中心。当州（大）都督的情形，都督的将军号为平南、安西、抚军、中军、车骑；大都督为镇北、镇南大将军。引人注目的是都督分散之广，但是说来此时期州全数都设置州都督，仅讨论偶然记下的州都督没有多大意义。

其次是京畿（大）都督，在尔朱氏专权时期担任的四名，不论是谁都兼任左右卫将军或是领军将军。将军号方面，未记载是大都督的元鸷（汇342），当初是征北将军，不久就成为卫将军；尔朱度律（《魏书》卷七五）是卫将军；元天穆（汇277）为骠骑大将军。在北魏末年被视为与“征讨都督”相同等级的都督。

阁内（大）都督的情况，都督宇文显和（《周书》卷四〇）的将军号为冠军；宇文虬（《周书》卷二九）很可能为安西将军。另一方面，赵刚（《周书》卷三三）为征东将军。虽然例子不多，将军号不能说特别高，似乎与身为部队长的都督相同等级。大都督方面则是窦炽（《周书》卷三〇）为抚军将军，于谨（《周书》卷一五）与侯莫陈悦（《周书》卷一九）为卫将军，杨宽（《周书》卷二二）为骠骑将军。若只看将军号仅有些微差别，但由同时所带官职明示位在京畿大都督之下。宇文贵（《周书》卷一九）为武卫将军，其后进为右卫将军；窦炽与宇文显为朱衣直阁；侯莫陈顺为千牛备身。也就是禁卫的指挥官，但非禁卫全体，而是构成禁卫的各部队长官。只是身为禁卫指挥官之故，应该比一般部队长的都督地位更高，将军号也略高，其次的阶段便带仪同三司。但是，由调为宇文泰或独孤信的帐内都督（宇文虬）、帐内大都督（宇文显和）之例看来，有力者的帐内都督似乎有别的基准。

此时能推断为帐内（大）都督者有十多例，但记载大多都很简单，能够判断将军号者仅有三例。步大汗萨（《北齐书》卷二〇）为镇南将军，其等级对于身为部队指挥官的大都督来说甚为普通。同样为大都督的暴显（《北齐书》卷四一）为较低的安东将军，同时为兼银青光禄大夫的等级与一般的都督相同。这在高欢为主将的举兵初期，尚未拥立皇帝（后废帝）之时，因此将军号等很可能被压为较低，或者也有可能非大都督而是都督。云荣（汇464）的征虏、中散大夫，这是身为部队指挥官的都督中最常见的组合。此外韩贤（《北齐书》卷一九）由镇远将军、屯骑校尉，历经本都督，迁至前将军、广州刺史，当时很可能为从三品将军。由閤内都督迁至帐内都督的宇文虬（《周书》卷二九），维持閤内都督时就有的安西将军。以上数人都可以认为与身为部队指挥官的都督处于同一等级。因为有由帐内都督进为左右直长（《周书》卷二〇《贺兰祥传》）、直閤将军（《周书》卷三三《杨荐传》）、朱衣直閤（《周书》卷二八《陆腾传》）等禁卫武官之例，因此排除宇文泰的帐内等特殊情形，帐内都督应居閤内都督下位。

亲信都督至北魏末年为止，仅知有高欢（《北齐书》卷一）、段韶（《北齐书》卷一六）、库狄盛（《北齐书》卷一九）、斛律光（《北齐书》卷一七）四例，但不论何者将军号均不明，其中的斛律光由都督迁为亲信都督，如此看来亲信都督很可能位在身为部队指挥官的都督之上。再看东魏，六例中二例由都督迁为亲信都督（《北齐书》卷四一《元景安传》、汇428赵道德），可支持这个推测。但是西魏仅有一例，为豆卢永恩由右亲信都督迁至都督、散骑常侍（《周书》卷一九），若推测分成左右的亲信都督与东魏亲信副都督（《北齐书》卷四一《皮景和传》、《鲜于世荣传》）相当的话，东西魏并无不同。由将军号来看，斛律光之后成为征虏将军；段韶迁为武卫将军，加龙骧将军、谏议大夫，也就是可推测将军号的两例，不论何者均在从三品以下。但是来看东西魏，赵道德为安西将军；豆卢永恩得到龙骧、中散大夫的地位，之后成为右亲信都督。都督的将军号也是以龙骧将军层级为中心分成上下，无需特别讨论之处。

笔者认为直荡都督位于身为部队指挥官的都督之上。王勇（《周书》卷二九）由直荡都督迁至后将军、太中大夫。若看东魏、北齐之例，梁子彦（汇451）、吴迁（汇447）、云荣（汇464），都由都督、领民正都督、帐内都督迁为直荡都督。还有乞伏保达由前锋都督迁为直荡备身都督（汇450）。将军号相当分散，为平西、抚军、骠骑大将军。附带一提，赵道德由征虏将军、中散大夫、直荡都督，历经副都督、正都督，成为帐内亲信正都督（汇428），这尚待后人讨论。

领民（大）都督先前已知为都督中领有人民者，其地位与身为部队指挥官的都督相仿，就算合看东西魏的六例，也难以动摇此结论。

之前将子都督置于都督下位，由将军号与其时所带官职看来，达奚武（《周书》卷一九）为羽林监（六品）；梁椿（《周书》卷二七）为中坚将军（从四品上）、屯骑校尉（五品）；韩果（《周书》卷二七）为宣威将军（六品上），此理解适切。

而镇城（大）都督、防城（大）都督的情况，都督有八例。一同表示将军号与当时所得官职：李孝怡为左将军、太中大夫（《魏书》卷三六）；崔说为冠军将军（《周书》卷三五）；王则为征虏将军（《北齐书》卷二〇）；库狄盛为中军将军（《北齐书》卷一九）；李裔（《魏书》卷五八《杨津传》）、窦泰（《北齐书》卷一五）、韩轨（《北齐书》卷一五）不明；辛子馥为给事中（从六品上），次进为宣威将军（《魏书》卷四五）。中军将军虽然稍高，但与将军号、所带官职一并考虑，与部队指挥官的都督地位相仿。另一方面，若看大都督之例，独孤信（《周书》卷一六）为将军号不明的荆州防城大都督、带南乡守，之后成为大都督，此点并无问题。于谨（《周书》卷一五）兼任当时夏州刺史宇文泰的长史，将军号为卫，之后转任阁内大都督，但是他的情况，担任镇城大都督前也曾为大都督。若将大都督与镇城大都督视为原本就属同一等级，也就不足为异了。慕容俨（《北齐书》卷二〇）由京畿南面都督成为豫州防城大都督，其将军号为极低的积射将军（七品上）是个问题，但由累迁至安东将军看来，似乎也非误记。刘丰（《北齐书》卷二七）为灵州大都督但将军号不明，由其后成为平西将军看来，应是比此更下位的将军号。以身为大都督看来将军号较低，由大都督与都督屡屡混同看来，这两例或许是都督的误记。虽有些问题待解决，但可认为镇城都督与身为部队指挥官的都督、大都督属同一等级。附带一提，元贤（汇386）为豫州大都督，但将军号不明，推测可能为安北至车骑的将军号。

冠上地名的都督，除了前述所举，尚知有秀容大都督（《北齐书》卷一九《高市贵传》）、建州大都督（《魏书》卷一一《张悦传》）、潼关都督（汇273元诲）、龙门都督（《北齐书》卷二《薛崇礼传》），辛威之父辛生担任的河州四面大都督（《周书》卷二七）也相类。其中薛崇礼在《周书》卷三五《薛端传》记为“令大都督薛崇礼据龙门”，《北齐书》卷二〇《薛修义传》则载“西魏北华州刺史薛崇礼屯杨氏壁”，虽有西魏二字，所指为孝武帝西迁后身为龙门都督的行动吧。也就是都督或刺史镇守特定地域时，冠上其地名而称为某都督，实际上，等同于身为部队指挥官的都督。若检讨将军号等，高市贵为卫将军、光禄大夫；张悦为右将军；元诲为平西将军、假抚军将军、行台；薛峦为镇军将军，均支持此说。

统整以上所言，六镇之乱发生前，北魏的都督仅有“州都督”与“征讨都督”两种，之后出现“武官都督”，并且分化出多种。新出都督中，京畿都督拥有特殊地位，匹敌“征讨都督”，或是更在其位之上，其余几乎都位于同一等级。若明确区别大都督与都督：大都督拥有从二品至二品的将军号；都督所拥有将军号以从三品为中心横跨上下（包含部分极分散之例）。虽说几乎是同一等级，“武官都督”之中以閤内都督的地位最高，依序次之为帐内、亲信、直荡各都督，领民、镇城与未冠上这些的都督为最下位 ^[21] 。

这样的“武官都督”是如何产生的呢？因正光末年六镇之乱引发，北魏境内各地叛乱、举兵相继而起，这一情形持续连年。包含对南朝前线的北魏领土，整体不得不采取某种相应的军事行动，仅组合以往的“州都督”、“征讨都督”，可想象并不足以应付。肃清尔朱荣的孝庄帝，让薛修义为弘农、河北、河东、正平四郡的大都督（《北齐书》卷二〇）。统管广大司州西边四郡的都督，提升了军事行动的机动性，同时此任命亦期待能有效掌控盘踞于此地河东蜀的群众，任命他是因为薛修义为河东蜀出身。很可能在各地皆有如此具有提升机动性的目的与特殊需求而任命的都督，这一方面也造成州军的分割。一旦州内设置了“州都督”、“征讨都督”以外的都督，州军各部队的指挥官亦会称为都督，不论是郡都督或防城都督，冠上地名的都督，或是刺史直属部队指挥官的帐内都督均是如此。如此一定等级的部队指挥官均称为都督后，刺史本身与更上级的部队指挥官，为了表现军事指挥权的范围，不仅是都督诸军事，指挥官本身都必须有都督号。指挥之下的部队仅限于一州者称呼当州都督，横跨复数州的情况受到与“征讨都督”相同的待遇。严耕望认为虽然都督诸军事与当州都督原本具有相同性质，但因为前者变得流于具文，即加当州都督以强化刺史军权。都督性质的变化值得注意。

二、北魏都督区的特质

严耕望指出北魏存在十一个都督区。其中除了北方的六镇地带以外，笔者试就十都督区，将就任事例做出了一览表。几乎所有事例严氏都已举出来了，但本表将这些事例大致分为孝文帝改革以前及以后，记述了都督权的范围与就任者、屯驻的州、镇名称。本表不包括包含于赐予河西沮渠氏等人的册封号的事例，并且为免芜杂，不显示出处。

表9-4　北魏孝文帝改革前后都督区就任事例

注：（1）其后都督下之州有所增加，永熙二年增至二十州。

（2）传中将都督州记为南豫，但由刺史名看来，应为豫州。

乍见之下看不出所以然来，但可以发现都督区的范围各自有固定的部分。首先，关中都督区于北魏前期乃以秦、雍州为基本组合，有时又加入北方的泾州、南方的梁、益二州。梁州与益州虽也成为基本组合，但这是和南朝争霸的地域，北魏不能确保。秦、雍州是仇池镇将所率之兵的供给源，有时包含于都督圈之中。到了后期，两者完全分离，笔者以为秦州与南边的梁州成为组合，雍州则与东方诸州结合起来。笔者推断，河西、凉州都督区不论前后期，都以凉州与河州为中心。至于豫州都督区，前期是豫州与洛州组合，河内 ^[22] 附加在内。都督的屯驻地是洛阳东方的虎牢镇，称洛州都督区的讲法比较适当。都督包含洛、豫在内的七州的冯熙，是洛州刺史，这件事情支持了这个想法。定都洛阳的后期，包含洛阳的地域成为司州，洛州成为其西南的小州。豫州与东豫州成为组合，并且与郢、东荆、兖州等结合起来，形成了都督各异的都督圈。至于青齐都督区，严氏从慕容白曜和广陵王元羽的事例指出了该都督区的存在，但从萧赞和元罗的事例可以看出孝明帝时期青州和齐州成为了不同的都督区。然而有武昌王元平原的事例，孝明帝以前，也很难说青齐一定是以同一都督区的形态存在的。应该是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青齐或结合为一个都督区，或各自形成不同的都督区。青齐结合之时，必然以青州为都督屯驻地。徐州都督区将徐州与兖州联结起来。与前期相较，后期的都督权减小，这是由于宣武帝初期裴叔业内附而成立淮南都督区的缘故。淮南都督区其后在对南朝战线的东方中占有中心地位，都督名不是具体的州名，多以领域名显示都督圈。荆州从前期就已存在，但能够以都督区来理解是后期以降之事。事例很少，很难看出成为组合的州的存在。似乎是以荆州、东荆州为中心，领域较小。贺拔胜的事例，是在高欢与宇文泰的对决情况下产生的特例，也就是宇文泰将重军送到两者的争战地点而获得的都督号。至于冀定都督区于前期由冀、定、相州组成，但后期已不见此事。后期有时设置了包含冀州与定州在内的都督圈，但大多时候冀州与定州是分离的状态。定州刺史兼任的都督号中包含了瀛州，但冀州很多时候也将瀛洲包含在内。从定州与冀州分割出郡以置瀛州，是这件事的背景。恒州都督区将洛阳迁都后的平城设置的恒州与朔州结合起来，成为基本的组合，但事例的数目很少。统万、夏州都督区少有事例，尚未有特别揭示这些事例的研究。

如上所述，史料显示有些都督的领域含括了固定作为中心的复数州，由此或可称为都督区。但是必须特别讨论这些都督区是否恒常存在。这是因为有下述问题。

首先，前述都督区在史料中出现的次数很少。北魏就任刺史者的人数可观。例如可以确认就任冀州刺史的人数在太武帝以降共计三十一人 ^[23] 。然而在上表中，冀州刺史出现的次数不过六例。笔者可以指出其他的州也有同样的倾向。关于此，可以指出在《魏书》等史料记载中省略都督号的可能性。但是不能认为是由于全部省略。其理由如下所述。

就像严耕望已经阐述过的一样，未都督其他州的北魏刺史大多数只单纯记载为某州刺史，而不写为督某州或都督某州。笔者就这一点再稍做探讨。利用墓志，现在可以知道只有一州的都督号的刺史共计有五十六例。其中成为前述都督区之基干的州的刺史里，若抽出持有单独的都督号的事例，有以下二十例。笔者并不举出非都督屯驻州的州。

表9-5　刺史中有单独都督号的事例

五十六例中的二十例并不是少数 ^[24] 。由此可知横跨复数州的都督区并非恒常设定的，都督权只及一州的刺史可能不少。而且这不限于都督不屯驻的州 ^[25] 。

然而，为了确认这个假说，有必要检视墓志中记载横跨复数州的都督的事例在《魏书》中如何记载。乐安王妃冯氏墓志（汇155）记载冯熙“又除使持节、车骑大将军、都督并雍怀洛秦肆北豫七州诸军事、开府、洛州刺史、羽真尚书、都坐大官、侍中，王如故”。这在《冯熙传》（《魏书》卷八三上）记为“于是除车骑大将军、开府、都督、洛州刺史、侍中、太师如故”。此外，元晖在墓志（汇110）中为都督冀瀛二州诸军事、冀州刺史，但传（《魏书》卷一五）中只单单记为冀州刺史。同样地，安乐王元诠在墓志（汇64）中载为“敕王都督定瀛二州诸军事，余如故”。之前为都督定州诸军事、平北将军、定州刺史，另一方面，列传（《魏书》卷二〇）中只单单记为就任定州刺史。这些记载显示即使《魏书》没有都督区的记载，都督复数州的事例仍然存在。

然而，笔者现在能够确认的事例仅止于上述的三例。相较于只治一州的都督，极其少数。《魏书》中只记载刺史就任的事例，大多仍很有可能是只治一州的都督，而横跨复数州的都督区可能未必是恒常设定的。

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

小尾孟夫指出，本来“州都督”管辖的州数是一、二州，但西晋末年，横跨二州的事例开始出现，到了东晋，管辖多州的都督变得普遍，以后多州都督在整个南朝都存在。而且这种制度的诞生、变化，产生的要因小尾氏认为是长期以来内外的不安定。他也指出，这导致了地方上的军事优先化，迫使中央政府将大范围的军事权委让给州刺史。 ^[26]

相较于东晋南朝，笔者以为北魏“州都督”的形态相当不同。首先探讨多州都督。在北魏方面，统辖五州以上的都督原本不多，但各有理由。冯熙是文明太后的兄长，胡国珍是灵太后的父亲，都是因为和掌握权力的皇太后有血缘关系而获得任命的。裴叔业与薛安都自南朝归附后，立刻受到任命。咸阳王元禧是由于有志于宗室改革的孝文帝将重任委予自己的长弟，至于彭城王元勰，是由于虽然最得孝文帝的信赖，在孝文帝死后却未获辅政之任，为了安置他，才任其为多州都督。鲁郡王元肃是受尔朱氏拥立的长广王元晔的弟弟，在兄长即位的同时他也得到任命，贺拔胜如前所述，是因为孝武帝逃出长安引发高欢与宇文泰的对立，而派遣至军事要地。另一方面，关中是北魏西方的政军活动中心，因此常委予都督统辖多州的都督权。乐安王元范、贺拔岳、皮豹子，以及身为四州都督的萧宝夤，每个人都进行过重要的活动。反过来说，笔者以为在进行极其重要的军事活动的情形下，也会设置五州以上的多州都督。总之以上事例是特例。

四州都督包括上述的王肃、萧宝夤，计有十例。其中半数在关中都督区。笔者认为这显示了该都督区的重要性，但益州在北魏前期并无实体，梁州也多为与南朝之间的必争之地。此外笔者想提醒一下大约到了后期，北魏将州分割，都督的州数在名目上增加了。叱列延庆特别受到尔朱世隆的重用，在尔朱荣死后的尔朱氏专权时期得到此任。广陵王元羽是孝文帝的三弟。同一时期，成为刺史的次弟赵郡王元幹，其将军号虽高于元羽，却是三州都督，其后迁至冀州仍只都督三州，由此看来，是很难理解的事例，但却似乎显示了是亚于咸阳王元禧的任命。刁雍于太平真君二年（441）获得此任，但即使将徐州权立于外黄城，这个时期扬、豫、兖州仍无实体，朝廷冀望他对南朝亡命者有号召力而让他挂名刺史。王肃归附后不久也授予他三州都督继而四州都督的名号，朝廷也冀望他对南朝亡命者具有号召力。也有像李崇般看不太出特别理由的事例，因此难以断定，但笔者认为通常不设置四州都督，这很可能是在特别的事例中任命的。

以上所述恐有强加判断之虞，但笔者认为北魏的都督普遍是一州都督，即使是复数州的都督也只统辖二至三州。也就是说，和南朝的一个差别是都督之州的领域较小。只治一州的都督占多数，笔者认为这特征较为显著。那么南朝产生多州都督的要因是内外的不安定，这一点在北魏又如何呢？北魏并非没有危机情况。南朝若是处于军事紧张的状态下，北朝在军事上当然也紧张。这与北方的柔然、西南的少数民族政权也有关系。虽然没有招致王朝交替那样的对立状态，但仍有一定的政治紧张关系。因而之所以没有产生南朝那种多州都督，应该是由于有其他要素存在的关系。

北魏的都督早见于道武帝时期，但其数量不多，自太武帝时期开始事例增多。这也可能是因为史料记载的着重之处不同，但道武、明元帝时期支配领域尚小，如崔浩所述：“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魏书》卷三五）居住都城周边的魏主力骑兵遇事便会出动，由此即可抚平乱事，所以就像镇守渤海的元遵（《魏书》卷一五）的事例，即使于州、郡或要地置军，也不太有必要将这些地区画为都督区。到了太武帝时期，北魏覆灭五胡诸国，统一华北，大幅拓展了支配领域，仅以旧有的中央军派遣体制来灵活地统治国内、维护对南朝战线，变得困难，州军的活动变得显著。转而将一州或结合二、三州设置都督区，确立了就任都督者为镇将或刺史的情势。叛乱或敌军入侵之际，州军先在“州都督”的指挥下应对变乱，不能应对的情况下，才出动“征讨都督”率领的中央军，这种情势说起来，就是采取分工体制。不过就像阐明前节列举的北魏末军事活动一样，即使称为中央军，“征讨都督”虽多由中央指派，但中央派遣的羽林、虎贲只占一部分，邻近诸州的军队编入了不少 ^[27] 。

那么，这些军队的出动是如何决定的呢？在《魏书》本纪中，将宣武帝景明元年（500）至孝明帝正光四年（523）的二十四年间记载反、叛的事例加以整理，可得二十八例。若是检索相关记事加以整理，则其中州军、州郡或邻近之州平乱，也就是地方层级即可解决的事例有十一例，由反、叛所起之州与中央所遣人物解决的事例有五例，没有州层级的行动的记载，明确仅由中央的应对即已解决的事例有九例，不知如何应对的有三例。由此可以指出以下三点。一是由中央的应对而解决的事例很多。虽是中央与地方的分工体制，但中央所占比重非常大。二是虽与此有关，但州军活动之时构成都督区的其他州的活动却完全没有记载。关于乱事的记载大体都很简单，因而可能省略了不值记录的行动，但这也不得不对都督区的机能产生疑问。三是由中央派遣之际，多达十三例是奉诏赴行。另一个例子记载“假光禄大夫邴虬抚军将军以讨之”（《肃宗纪》正光二年，521），所以也是奉诏赴行。剩下一个例子记载“遣龙骧将军崔袭持节喻之”（《肃宗纪》神龟元年，518），似乎未达于军事行动，但确实有下诏派遣。当然有关中央的军事活动全依诏行事，即使记载篇幅不多，仍明确显示此事。另一方面，关于州军的记载，没有显示由中央下令的语句。等待中央的指示缓不济急，所以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重述这理所当然的事情，是为了先确认北魏虽然限定了应对敌对势力的军事活动的范围，仍将地方军的活动委任给地方决定 ^[28] 。

试将第三点与“征讨都督”加以比较。在“征讨都督”方面，不只都督本人，进入其指挥下的诸军的组织，也就是分出这些军队的母体、指挥的都督、别将、统军的人选等，都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此外，似乎明确给予每一次的征讨目标。宣武帝正始三年，由于梁军侵入东南方面，北魏派遣中山王元英为都督扬徐二道诸军事，另外对入寇宿豫的梁军派遣邢峦为都督东讨诸军事。遣别将元恒攻固城，统军毕祖朽攻蒙山，另一方面，命刘思祖统领水军，杨大眼从北逼之，邢峦于孤山大破梁军，收复失土宿豫。这是八月的事情。这个阶段里，由于元英进攻的梁城方面没有收复，中央诏命邢峦率兵二万南渡淮水，与元英夹击梁军。然而九月元英的军队于淮南告捷，继续攻向钟离。于是中央再诏邢峦会同元英。邢峦上表陈述不可攻击钟离，对此中央重命进击钟离。邢峦与中央之间再度往复表、诏，结果中央听从邢峦自身召还的要求（《世宗纪》，《魏书》卷一九下《中山王英传》、卷七三《杨大眼传》、卷六五《邢峦传》）。如此看来，在执行分派的任务之前，军事行动委由都督指挥，但任务完成后，则由中央下达新的指示。

这场征讨，据说中山王所率之兵为十万。不只此时，“征讨都督”率领的兵数常常达于十万。包含精良的骑马军团的大军，在中央的指令下集中运用。这是北魏军事活动的基本形态。这一点，和北魏初期崔浩所述军队的运用并无不同。

有时为了执行任务，会给予“征讨都督”必要的特权。正始元年（504）夏侯道迁内附之时，邢峦以都督征梁汉诸军事的身份处理此事，但对此宣武帝下诏“峦至彼，须有板官，以怀初附，高下品第，可依征义阳都督之格也”（《魏书》卷六五）。虽是给予板授之权，却是以前年中山王英的征义阳都督的事例为先例而使用的。此外，孝明帝熙平元年（516），梁军入寇益州，傅竖眼为西征都督赴击，但其时朝廷“给铜印千余，须有假职者，听六品已下板之”（《魏书》卷七〇），采取了类似的措施。这些事例都是在国境附近的征战之地对新获土地的人民的措施，“征讨都督”有可能不是普遍授予这项权力的，但不少“征讨都督”获得这项权力。此外，史载正始二年（505）任都督平氐诸军事讨伐武兴氐王的源怀，赋予其“须有兴废，任从权计”的权力（《魏书》卷四一）。

然而拥重兵，并赋予须招徕人民的特权的“征讨都督”，当然是应在朝廷统制之下的存在。前述下诏指示之事即已明示了。再者，鹿悆兼任殿中侍御史监临淮王元彧之军，这类监军之制是统制“征讨都督”的手段之一。而延昌四年（515）由于对梁军事行动而各自从定州刺史、冀州刺史任升“征讨都督”的崔亮与萧宝夤对立起来，因而中央重新派遣李平，授权“节度诸军，东西州将一以禀之，如有乖异，以军法从事”（《魏书》卷六五），这种行台之制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 ^[29] 。宣武帝以降，有许多实例且大部分与“征讨都督”同时活动的军司 ^[30] ，在史籍中也从事许多军事活动，是与都督同等地位的存在，也有都督以外的任命，可以看出其军监之性格。

然而，统制“征讨都督”最有效的方法，大概是完成派予的任务之后，就解除其都督之职，并解散军团吧。

另一方面，“州都督”的情形又是如何呢？若是看徐州刺史元法僧的监军毕祖彦的事例（《魏书》卷六一），会发现“州都督”也可能有监军。跨越州域或都督区域的军事行动是根据中央的指令 ^[31] 。虽然加入这种统制，但在任期这一点上，当然会根据事情的不同而有时间长短的差别，没有“征讨都督”那种临时性的特征。

对南朝军事活动的据点徐州、其后的扬州、西方军事活动的中心雍州、有中品羽林的冀、定、相州等一部分的州屯驻了重兵 ^[32] ，但在其他大多数的州中，“州都督”持有的兵力没有那么多 ^[33] 。笔者认为，对于中央的统制稍稍难及的“州都督”，北魏缩小其规模，选择每次组成统制易及的“征讨都督”军的方式。在制度上也可避免南朝那种“州都督”肥大化的现象。

结语

本章就北魏都督制，列举了只治一州的都督很多、都督区的范围狭小、由中央派遣“征讨都督”所行的军事行动很显著等特色。并阐明这些特色都是以确保中央统制地方为目的，而当北魏末的内乱波及全国之时，以这种体制很难应对，因而以置于地方各地的都督为始，出现了各种“武官都督”。笔者认为与南朝相异的都督制的形态中，可以发现北魏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特质，但遗憾的是，本章尚仅止于粗略的理解。

【补记1】1999年，“中华民国史专题第五届讨论会”在台北举办，笔者在会中发表了论文（中文），题目是《国史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章即其日文原稿加入部分修订而成。

【补记2】关于第246页的叛乱，中文版的数字有问题，特此改正。论旨未变。（2003年5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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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尾孟夫对于都督的研究成果丰硕。目前暂且仅举笔者认为具有整合研究意味的《六朝時代における都督制の展開》（《史学研究》192，1991年）。（补：小尾先生的都督相关研究统整于《六朝都督制研究》，溪水社，2001）

[2]前贤关于北魏都督制的研究不少，此仅举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四）》第二章《州郡县与都督总管区》与张焯：《北朝的都督制》（《北朝研究》第1期，1989年）。

[3]参考牟发松：《北朝行台地方官化考略》，《文史》第33期，1990年。

[4]崔暹的出处为《魏书》卷一八《广阳王渊传》。

[5]《魏书》卷一八《广阳王渊传》的记载为大都督，可参考校勘记。对同一地区派遣复数的都督时，将上位的都督以大都督号表示。（复数的都督之间也有无从属关系的例子）。北魏首次能见到的大都督，为延昌三年（514）十一月任命高肇为总指挥官，率领步骑十万的平蜀大都督。但在更早之前可能有大都督之例，景明四年（503），任命中山王元英为都督征义阳诸军事，此事在《魏书》卷五七《崔游传》记为“大都督中山王英征义阳，引为录事参军”。在此不细论，但笔者认为“都督征义阳诸军事”为正规的职名，大都督为通称。同样的例子可见延昌四年（515）冀州大乘之乱，任命元遥为都督北征诸军事，《北齐书》卷二一《封隆之传》记为大都督。

[6]本章引用的墓志依据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简称为汇，附上所载之页数。

[7]据《魏书》卷七二《朱元旭传》为关西都督。

[8]《魏书》卷五八《杨昱传》为西北道大都督。

[9]本纪中为大都督。

[10]前年的孝昌二年（526）二月，身为大都督广阳王元渊之下的右都督，讨伐鲜于修礼。当时为左都督的章武王元融，据传所言为前驱左军都督，因此裴衍很可能是前驱右军都督。

[11]《魏书》卷五七《崔孝芬传》中为大都督。

[12]州名冠上都督号者初见于孝昌元年（525）的幽州都督元谭。宣武帝时期有裴宣为司州都督的记载（《魏书》卷四五），他之前为州别驾，之后成为太尉长史，再进为征虏将军、益州刺史。很难认为他是司州的都督，可能是司州内的武官职用此称呼吧。

[13]参看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四）》第二章《州郡县与都督总管区》与张焯《北朝的都督制》（《北朝研究》第1期，1989年）。

[14]据《元顺传》“出除平北将军、恒州刺史。顺谓（元）叉曰：‘北镇纷纭，方为国梗，桑干旧都，根本所系，请假都督，为国捍屏。’叉心疑难，不欲授以兵官”（《魏书》卷一九）所见，也有不是都督的刺史。

[15]前废帝时，斛斯椿为京畿北面大都督（《魏书》卷八〇）。同时授予侍中、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这些官职与元天穆等人匹敌，但似乎非为京畿大都督。同样地，尔朱荣进入洛阳之时，慕容俨成为京畿南面都督（《北齐书》卷二〇），这也与京畿大都督不同。而关于东魏、北齐时代的京畿大都督，可参考杨耀坤：《东魏北齐兵制概论》，收录于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齐鲁书社，1991年。

[16]宮川尚志：《南北朝の軍主·隊主·戍主等について》，收入氏著《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

[17]宮川尚志：《南北朝の軍主·隊主·戍主等について》，收入氏著《六朝史研究　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1956年。

[18]东魏、北齐之例，有直荡正都督（汇451梁子彦）、直荡正右箱都督（汇447吴迁）、直荡备身都督（汇450乞伏保达），可见为直荡都督的分化。《隋书·百官志》中，可见属于左右卫将军的直荡正副都督。

[19]据《周书》卷二五《李贤传》，李富在太武帝期为子都督。这是孝明帝前的例子其中之一，多样的都督出现之前的事，因此子都督可能为类似于之后的部队长。这尚待后人论考。

[20]参照周一良：《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后收录于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新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21]尚有不能放在上述理解框架中的都督。北齐之例有乾明元年（560）常山王高演政变，由云龙门进入至东阁门。记载当时“孝昭将入云龙门，都督成休宁列仗拒而不内，归彦谕之，然后得入，进向柏合、永巷亦如之”（《北齐书》卷一四《平秦王高归彦传》）。不仅是云龙门，柏阁、永巷也有都督。此情况的都督可能为阁内都督。其次来看《北齐书》卷五〇《韩凤传》：“稍迁都督，后主居东宫，年幼稚，世祖简都督二十人送令侍卫，凤在其数。”为了皇帝应留有更多都督，侍卫的都督应该有相当数目，此是否视为“武官都督”仍有问题，但北魏末年能见到兼为禁卫武官的都督，因此或许可视为都督更加的武官化。

尚值得注意东魏兴和二年（540）《敬史君碑》（《金石萃编》卷三〇）碑阴，为都督而载有姓名者高达四十人。前揭严耕望与杨耀坤将其视为“武官都督”的存在，真是如此吗？的确，由宇文泰为夏州刺史之时，蔡佑为其下的都督（《周书》卷二七）看来，刺史之下存在都督。以及《周书》卷三九《皇甫璠传》“永安中，辟州都督”，他其后成为州主簿，看来此州都督为刺史之下的都督。刺史之下置有帐内都督、镇城都督等都督，这些与其他各种都督相同等级，蔡佑与皇甫璠可视为此种“武官都督”。但是这样的“武官都督”能高达四十人吗？不能否定四十名都督与州刺史下的部队相关，但难以判断都督是否为此正式名称。包括西门豹祠堂碑记载最少二十五名（此碑文包含磨灭之处推断有二十八名）的武猛从事，是否称为都督？笔者认为至少与前述的“武官都督”样貌不同。

[22]元他的事例在《魏书》记为河南。然而《宋书》卷九五《索虏传》则记为河内，考虑其他二例，笔者认为河内才是正确的。

[23]本书第一部第五章《北魏州的等级》，原载于《高知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2—40，1988年。

[24]再者，墓志之外，由《魏书》本纪（卷一一）及列传（卷七五）可知尔朱世隆曾任都督相州诸军事、相州刺史，高欢曾任都督冀州诸军事、冀州刺史。

[25]表中附加*者，是列传并无都督的记载而仅知就任刺史的事例。没有*者是没有列传，或列传中没有该州刺史就任记载的人物。笔者在严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认为在《魏书》的列传中，一州的都督原则上不记都督号。可以得知的例外只有元浑（《魏书》卷一六）与次注的尔朱世隆的事例。

[26]小尾孟夫：《六朝時代における都督制の展開》，《史学研究》192，1991年。

[27]参考本书第一部第八章《北魏的地方军（特别是州军）》，原载于《西嶋定生博士還暦記念　東アジア史における国家と農民》，山川出版社，1984年。景明四年（503），北魏派遣李崇任都督征蛮诸军事之时，将东荆州刺史杨大眼徙为别将，景明元年裴叔业内附之际，正如汝阴镇将、带汝阴太守傅永为统军，率汝阴之兵三千人入寿春，进入“征讨都督”手下的诸部队的指挥官在本来的官职之外也获得军团内临时的职制。总指挥官“征讨都督”的职称也是在本官之外加上去的。

[28]永平元年（508）冀州刺史京兆王元愉叛乱之际，若注意邻州的动向，可发现济州平原郡遭受愉军的攻击，太守当然的举措便是发兵防御。笔者可以确定济州、瀛州、相州、定州等刺史各自与愉军作战，但不能明白这是他们自己原来就有的任务，还是出于中央的指令。

[29]行台的性质有各种各样，这种监军的性质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此点，请参考牟发松：《北朝行台地方官化考略》，《文史》第33期，1990年。

[30]《魏书》中宣武帝以降有二十九个军司的事例。其中二十七例是“征讨都督”的军司。中山王元英上表请命豫州刺史司马悦与东豫州刺史田益宗进行军事行动，皆言“请遣军司为之节度”（《魏书》卷一九下），这也可看作是“征讨都督”的事例吧。

[31]《周书》卷三六《段永传》记载：“时有贼魁元伯生，率数百骑，西自崤、潼，东至巩、洛，屠陷坞壁，所在为患。魏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匹娄昭讨之，昭请以五千人行。永进曰：‘……虽有大众，无所用之。’帝然其计，于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骑讨之。”京畿大都督率兵出征之时，似乎需要皇帝的裁可。

[32]关于中品羽林，可参照浜口重国：《正光四五年の交における後魏の兵制に就いて》，收录于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

[33]参照张焯：《北朝的都督制》，《北朝研究》第1期，198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