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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官僚制——4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以官爵号为中心

历史大观园 制度构成 2020-06-20 22:09:21 0


要在中国文献中探求4世纪日本的形迹,虽然不是毫无推测的线索,但也极为困难。在本章中,笔者想把焦点集中于官爵号,来检视4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一个侧面。因为这样的做法虽然迂回,却与理解5世纪倭五王之册封有关,进一步而言,还可能有助于往前思考4世纪日本的情形。

一、五胡十六国的君主称号

4世纪的中国,伴随着八王之乱展开。在八王争斗的期间,晋朝陷入了巨大的混乱之中,而使情况更加恶化的,是诸王和诸势力引入的异民族武力。刘渊在成都王司马颖的手下做事,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则将两个女儿嫁予鲜卑段部和宇文部的首长,而得以运用二部的武力。在此过程中,异民族自觉于自己的实力而达成独立,最终打倒了晋朝,这些五胡诸国以及无法计入十六国的如段部与丁零的翟氏等独立的势力,再加上东晋,使华北化为逐鹿的场域。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关系不得不有所变动。以往中国王朝的外交是与周边诸地域的关系,如今则被迫转为以与中国内部诸国的关系为主。不但如此,3世纪后半频见的周边地域的朝贡也随之大幅减少。应和哪个分立政权建立关系令周边诸国困惑,因为朝贡本身并不一定能够促进友好关系,很多时候也因为实际情况无法通行。

在此先来看看中国内部的诸国关系。

4世纪于华北兴亡的诸国,并不只十六国(精确而言,十六国之中的北燕与夏乃于5世纪初开国,为便于行文,仍涵括于4世纪之内而合称十六国)。代国与继之于后的北魏、短暂称帝的西燕、冉闵的魏等国家,就不包含于十六国之中。细察这些诸国的君主称号,可分为称公、称王、称天王、称皇帝等各种情形。笔者将其整理如下:

(1)只有王号:代(代王)、西秦(河南王、秦王)、南凉(西平王、武威王、河西王、凉王)、北凉(河西王)。

(2)由王号改为天王号:后凉(三河王)。
(3)由王号改为帝号:前赵(汉王、赵王)、成汉(成都王)、前燕、南燕(均为燕王)、北魏(代王、魏王)、后秦(秦王)、西燕(济北王)。
(4)由王号改为天王号,再改为帝号:后赵(赵王)。
(5)只有天王号:北燕。
(6)由天王号改为帝号:前秦、夏。
(7)由王号改为帝号,再改为天王号:后燕(燕王)。
(8)只有帝号:冉魏。
(9)只有公号:前凉、西凉。

大致上,又可分为止于称公、止于称王、称天王或皇帝三种。

只有公爵称号的前凉和西凉都是汉人所建的国家。前凉的张重华称王,张祚称帝,其继任者根据《魏书》则自称凉王,但因为对东晋称臣,所以《晋书》记述为用公号,西凉也对东晋称臣,以致这两国在与东晋的交往中都仅使用公号。在晋朝的制度中,皇子以外的人禁止称王,所以只要向晋称臣,都很难称王。

前燕于337年自称燕王,而东晋虽立即晋升其官号,却并未改变元帝以来授予的辽东郡公的爵号,直至341年才终于“以其绝远,非所能制”(《晋书·慕容皝载记》),认同了燕王的称号。没有使用任何手段惩处前燕僭称之事,是由于必须与燕结盟以对抗后赵,才这样权宜处置。同样的例子还有代国,晋朝在永嘉之乱的混乱中,为了与匈奴族作战,便封拓跋部之主猗卢为王以利用其武力。除了这两个例子,晋朝并不承认异姓王的存在,因而凡自称王号者,《晋书》皆记述为僭称。自称天王的后凉投降之时,虽然后凉已是腹背受敌的弱小国家,东晋给予的爵位仍仅为建康公。

附带一提,自称的公号和东晋所给予的公号是两回事。前凉自称凉公,最终并未获得东晋承认,而仅得西平公的称号,西凉亦自称凉公,所得的爵号也只是酒泉公。

成为王后就要设置官属。由于“僭称”王号通常意味着独立,称王者必然整顿官僚体系以成为独立政权。后凉的吕光在就三河王之位后,便设置百官。南凉的秃发傉檀在归附后秦,受封为广武公之际,由于辞去了尚书丞郎的官职,在自称凉王之时便存在了以尚书为代表的官制。

不过,就算未称王,仍可整备官制。史书说前凉虽对东晋称臣,却未用其年号,而所置官僚、官府亦比拟王府。前燕在称王之前,慕容廆就已行使“承制”封拜,慕容皝在受封为王后,也如慕容廆一般进行封拜,并获得承认。成汉称王前,李特也行使“承制封拜”。

天王号是特殊的称号,与王号、皇帝号之间的关系值得探讨。在(4)的后赵之中,石勒和石虎都称为天王。也就是说,石勒经由天王而即帝位之后,石虎再度称为天王,随后又在群臣的劝进下称帝。(7)的后燕中,慕容盛虽亦即帝位,其后又称天王(也可能称大王,在此根据《资治通鉴》),继任的慕容熙、高云也都称天王。(5)的北燕是取代高云的政权,并随之继承了天王号。

天王号的性格如此复杂,在(2)(3)(4)的例子中,其子弟都受封为王,可见天王号无疑优于王号。但另一方面,天王号可附于国号之下,如大秦天王、大夏天王等,有的例子则是在使用皇太子、皇后之号的同时,又使用太子、王后的称谓,由此可知,天王的地位比起皇帝仍低了一截。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相当接近皇帝,且其所受待遇是使用相当于皇帝的礼仪(宮崎市定:《天皇なる称号の由来について》,《思想》1978年4月号)。

如上所述,诸国的君主称号可分为公、王、天王或皇帝三个等级。而拥有这些称号的各国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五胡时代的大势是,首先前赵起而独立,打倒了西晋,但治理东部的石勒建立了后赵,与其东西对立。后赵并吞了前赵,但不久又陷入内乱中,前燕乘此动乱,从东方侵入了华北平原,与摆脱后赵统治建国且占领长安的前秦争霸东西。前秦灭了前燕,并吞了前凉、代等地方政权,暂时统一了华北,但在侵略东晋的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随后治下的诸族同时独立出来,华北陷入大分裂状态——并立了八个王朝,直至5世纪。其中核心的政权是东方的后燕和西方的后秦,但慕容氏的燕在败于北魏之后便衰弱下来,最终北魏成功地再度统一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时代。

4世纪引领时代趋向的这些国家,尽皆采用了天王号或皇帝号。包含东晋在内,这些国家之间显现出来的关系,主要是站在对等的立场对立和抗争。虽然也有这样的例子:前燕在东晋桓温北伐之际向前秦求援,南燕面对刘裕的北伐向后秦求援,后秦与北魏交好而缔结婚姻关系,但类似的例子却极少,而且大多在短期内就结束了。尚有往来的各国仍保持对等的立场。

然而称皇帝号、天王号之国与称王号、公号之国两者间(虽然大多处于对立和抗争的关系,并不适用于这种情形),产生了上下关系。前燕在称帝号之前接受晋的册封,后燕的慕容垂在称燕王之时对前秦称臣,南凉称河西王之后仍向后秦称臣。他们虽在国内、国际局势的双重不利下被迫称臣,但毕竟是王,这样的立场也确实让他们必须对称帝号者稍作退让。南燕的慕容超尽管称帝,却屈于母亲被俘的胁迫,臣服于后秦,而在之后对后秦称王,但这也说明了王号和帝号的差别。

有时称帝号者在诸条件都处于优势地位的情况下,甚至不允许其他国家称王、称公。南凉的秃发傉檀虽称凉王,但在后秦的强大和获得姑臧的目的下,接受后秦的官号而成广武侯,同时北凉的沮渠蒙逊从凉州牧、张掖公变成后秦的沙州刺史、西海侯。

此外,晋在授予王号方面极为严格,而五胡诸国偶尔会将王号赐予属国。例子很少,虽然情况或有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但一般认为五胡诸国授予王号比较轻易。

二、五胡诸国所得官爵

五胡诸国在独立以前,接受他国的官爵,其详情如何呢?

前赵刘渊的父亲接受西晋的任命,成为分裂为五部的匈奴的北部都尉,刘渊在父亲死后继任为北部都尉,接着又成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汉光乡侯。在八王之一成都王司马颖手下任事时,刘渊更获授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的职位,其后也得到北单于的称号,但不久他便接受匈奴族的推戴,成为大单于,甚至还自称汉王。由此可见,西晋授予刘渊的官号是用来统治匈奴族的。大都督、监军事等职位接近晋朝的军事体制,但晋朝尚未给予刘渊作为地方官应有的官号。似乎完全没有让刘渊统治汉人的意图。

至于前燕的慕容廆,西晋拜其父为鲜卑单于,而廆原先虽与西晋对抗,之后也降格拜为鲜卑都督,到了4世纪,愍帝又授其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的官爵号。此时的称号代表的是鲜卑族的支配者,和刘渊的情形是同样的性质。晋元帝即位后,封廆为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这些官爵所赋予的军事支配权,除了辽左(辽东)杂夷(鲜卑等诸族)之外,还包括流人,即躲避战乱而流亡至辽东的汉人,已接近晋朝地方官的正式官号,值得注意。随后元帝又命廆署使持节、散骑常侍、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大单于、辽东郡公。除了大单于之外,其余皆是晋朝原本的地方官官号。

在稍后的时代里,以后秦为例,姚苌的父亲姚弋仲成为前赵的平西将军、平襄公,到了后赵,又从西羌大都督、襄平县公,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归附于晋后,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高陵郡公。其发展大致与前燕类似。

晋朝给予前燕和后秦的这类官爵号,在4世纪相当广泛地运用于对诸国君主的册封中。这并不完全是同一形式,但大体可归于同一系统。后秦命乞伏乾归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是其中一例。

归纳上述事例,可以知道从3世纪末到4世纪初,非汉人诸族之统治的主要委任官号是给予其君长的,某些情况下则赐予其将军号(有时也给爵号)。然而到了4世纪,表示非汉人诸族之统治的官号已编入中国地方官官号的体系(持节号 都督诸军事 将军号 刺史号 爵号)之中。之所以产生这个形式,是因为诸族将汉人涵括于统治之下,这从前燕的例子就可推得。再者,4世纪虽然也有给予只能统治非汉人诸族的官号之例,但大多使用新的官爵号,对此我们必须加以重视。

而都督诸军事的官号显示了对于一定的管辖区域的军事权,其下则有监诸军事,督诸军事。都督拥有使持节、持节、假节的三级持节号,假节、持节、使持节分别具有惩处违犯军令者、无官位者、二千石(郡太守)以下官民的权限。带有都督号者也持有将军号。都督大多委由位于都督区中心之州的刺史出任,而没有都督号的刺史则会受人轻视。

在这样的理解上,再度回过头来看看诸国所获得的官爵号。以元帝授予前燕的使持节、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大单于、辽东郡公(此由将《晋书》的本纪和载记合观而得)为例。平帝将幽、平二州及东夷诸国的军事权与使持节授予前燕,并任其为平州刺史(牧是刺史的上级),将军号是二品,爵位是郡公,除了大单于之外,是典型的晋王朝高阶地方官。而大单于则表示是非汉人诸族的统治者。如此看来,都督号应是包含对他们的军事权在内。也就是说,都督号之中包括了对汉人与非汉人诸族双方的军事权在内,而分别以刺史号和单于号表示对汉人和非汉人诸族的统治权。

三、周边诸国所得官爵

本节笔者想将目光转向中国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关系。从文献得见,在魏的时代,朝廷将倭国的卑弥呼封为“亲魏倭王”、大月氏王波调封为“亲魏大月氏王”,可见“亲魏某王”是给予周边诸民族之君长的称号的一个形式。303年,西晋封鲜卑的段务勿尘为亲晋王、辽西公(《晋书》卷六三《段匹磾传》),这可视为“亲魏某王”的形式在西晋得到承袭。在古印拓的辑本中,可找到“亲晋羌王”的例子(不过,根据《晋书·王浚传》,务勿尘成为大单于,其弟与别部的三名大人都成为亲晋王。如果是这样的话,“亲晋某王”在一个部族里就有复数存在的可能性,在此暂不讨论此问题)。在给予王号之外,西晋还予其率善中郎将、率善校尉、率善邑君等官号。一般认为,在3世纪以前大略都是这样的状态。

到了4世纪,中国内部的诸国与周边诸民族、国家的交涉变得极少。乐浪郡、带方郡覆灭的时期在中国方面的记录中变得不明,是这种情况的象征。尽管如此,在前秦,有吕光的西域远征,西域六十二王的使者来到,西南夷与海东诸国来朝等事,对外关系变得活跃起来,也并非没有河西诸国与西域、吐谷浑的来往,诸燕国与东方、北方诸民族的交流等值得注目的记事。然而,笔者在此仅讨论高句丽和百济所得的官爵号。

主要与高句丽发生关系的国家是燕国。前燕不断攻击联合后赵与之对抗的高句丽,于342年攻陷丸都城,高句丽最终对前燕称臣,于355年接受前燕的册封。后来高句丽攻陷的辽东、玄菟郡被后燕夺回,转而接受后燕给予的官号。其官号为平州牧、辽东带方二国王。

另一方面,和新罗同时于4世纪完成建国的百济与东晋缔结关系。372年百济献上方物,东晋因此封百济王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384年百济再度入贡,386年东晋册封其为使持节、都督、镇东将军、百济王。

355年高句丽自前燕获得官爵,史载“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故”(《晋书·慕容儁载记》)。营州诸军事就是都督营州诸军事,与营州刺史对应。乐浪虽然已经被灭(前燕虽然于辽西恢复乐浪郡〈乐浪侨郡〉,但和此处的乐浪无关),但仍是真实的中国郡名,因此乐浪公作为郡公,包含于中国王朝的爵的秩序之内。包含将军号在内,这里具备了中国内部地方官的样式。问题在于“王如故”。笔者以此断定高句丽王的称号是一直通用的。附带一提,413年向东晋朝贡的高句丽,接受了使持节、都督营州诸军事、征东将军、高句丽王、乐浪公的官爵。如此一来,高句丽王和乐浪公就成了并列的爵号。这件事情该如何理解呢?

高句丽王就是高句丽国之王的意思。这个高句丽并不是中国固有的领士,而是异民族的国家。将王号赐予异民族的国王,是从汉代以来就见到的现象。但是这里的王号和冠于中国国内郡国名的王号并不相同,而和“亲魏倭王”一样,需低一级看待(参见大庭脩:《三·四世紀における東アジア諸族の動向》,《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古代史講座》,学生社,1981年)。也就是说,用营州刺史的官号统治汉人(高句丽国内存在许多汉人),而用高句丽王的爵号统治高句丽人,这个情形让人想起前述前燕所得大单于号和刺史号的关系。两者的性质极为相似。前燕所得的大单于号在高句丽的情形中替换成高句丽王的爵号,这一点虽然不同,但各自统治非汉人的固有人民,不论大单于号还是高句丽王号都是一样的。

如此一来,前秦的苻洪于350年自东晋获得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的官爵(《晋书·苻洪载记》),关于这一点,《晋书》的本纪记为“以为氐王,封广川郡公”,但这里的氐王并不意味着只认同其为氐族的首长,很可能是作为正式封号的氐王。

百济王所得到的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的官号,意味着如果收复失去的乐浪郡,即成其地的太守,但百济王与乐浪太守这两个封号可以理解为营州刺史与高句丽王的关系。在368年,取消汉人的统治,但此应理解为适应现实的结果。

虽然只举了高句丽与百济的例子,但4世纪在对周边诸民族、诸国家进行册封之际,表示中国领域内诸国家间之关系的官号,大略都是以这种形式在使用的。这与3世纪前的状况有很大的差异,应同时注意到中国领域内各国之间官号的变化情形,并且这种新的表现形式还延续到5世纪。

另外,即使到了4世纪,仍有赐予“亲魏某王”之称号的例子。如汉国刘渊将逃归其下的胡族君长魏晋南北朝官僚制——4世纪的东亚国际关系——以官爵号为中心督封为亲汉王(《资治通鉴》卷八六),后赵石虎于索头的郁鞠归降之时,署郁鞠等十三人为亲通赵王(《晋书·石季龙载记上》),等等。即使留下了这种爵号授予的形式,其他形式的官爵号仍成为册封的中心。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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