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阶级结构—— 乡村客户的阶级状况



乡村客户是宋朝法定户名，由于乡村客户的基本成分是佃农，故在不少宋人记载中，乡村客户又成为佃农的代名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乡村下户中也有相当比例的佃农，而乡村客户中又存在少量不属佃农的复杂成分。故宋代的佃农还不能完全等同于乡村客户。乡村客户是法定身份，而佃农则是大多数乡村客户的实际经济地位，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的法定户名之下，乡村客户的实际经济地位和阶级状况如何，这是本章论述的基本问题，为此又不得不涉及对宋时很多历史名词的分析。

乡村客户的基本成分是佃农，这是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后得出的结论。北宋石介说：“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谓之客户。” 苏轼任定州知州时，当地发生灾荒，他上奏说，“客户乃主户之本，若客户阙食流散，主户亦须荒废田土矣”，请求将“陈损白米”，“借贷与乡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户吃用。令上件两等人户据客户人数，不限石斗，依此保借” 。南宋朱熹在南康军讨论荒政，也提出“劝谕上户”，“约定所荫客户所粜米谷数目” 。以上记载清楚地表明了乡村上户和客户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借牛和租田的经济关系，古代或谓之“荫”。

由于此类经济关系的普遍性，故宋时常用“主客”关系代表今人所谓地主和佃农的实际经济关系。熊克《劝农》诗说：“凡农主客两相依，以富资贫政所宜。要彼力耕吾有望，借粮借种莫迟迟。” “客户耕田主户收” ，乡村上户与其所“荫”客户分配出租田地的农产品时，实行对分租，可称“主、客分” ，也有所谓“主客四六无偏颇” 。

由法定的户名称谓转化为民间约定俗成的“主客”经济关系，也适用于官田的租佃。早在宋太宗时，陈尧叟等建议“公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即“公私各取其半” 。官员的职田可“招置客户”，或规定“每顷占客不得过三户” 。宋廷规定职田“并须遵守元制，无扰客户，遇灾沴，且蠲省之” 。北宋末至南宋初，宋廷没收蔡京等奸臣田产，“仍租与客户” 。

但是，除客户之外，宋人对佃农之类尚有很多习惯性的称谓，这些称谓往往涉及法定的乡村客户的阶级状况。一些中外学者又以某些称谓论证宋代佃农的阶层划分 ，故有必要就此类称谓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浮客。宋人记载中有称“无土浮客” ，有称“浮客户” ，有称“浮居客户” ，其意大致相同。宋末胡三省对五代时的“乡村浮户”作如下解释：“浮户，谓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转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于水上然。” 这应是浮客一词之原意。

但是，很多浮客“蓬转萍流”的结果，往往仍须被纳入农业社会的租佃关系之中。宋朝的职田可“依条召浮居客户” 承佃。李觏说，贫民之“不能者，乃依人庄宅，为浮客耳” 。欧阳修说：“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 元丰时，雄州报告说，与辽接壤的两输户逃移，“逃移人多客户”，“欲往他处营田作力，以为岁计”，宋神宗批示说：“今逃者既多客户，则浮寓之民，纵使散之他所，亦无深害。” 上述记载表明很多浮客的归宿，是为他人“营田作力”，故浮客一词，在某些场合下也就转化为佃农的代名词。浮客、浮居客户和客户实有相通之处。

浮客的“蓬转萍流，不常厥居”，自然不是一种自由谋生的乐趣。王炎在诗中描写道：“丁男负荷力已疲，弱妻稚子颜色悲。亲戚坟墓谁忍弃，嗟尔岂愿为流移。春蚕成茧谷成穗，输入豪家无孑遗。丰年凛凛不自保，凶年菜色将何如？但忧衔恨委沟壑，岂暇怀土安室庐。故乡既已不可居，他乡为客将谁依？” 实为宋时浮客痛苦生活的写照。

二、家客。《洛阳搢绅旧闻记》卷5《焦生见亡妻》载，焦生“于洛城西宫南里有同人庄居，积囷食且多，村民之豪者也”，“一日，自城中醉归，行及柿园店，以鞭乱殴其家客，家客怒，先驰归”。此处的家客似亦为佃农之代名词。

三、分田客。宋仁宗天圣诏说，在南方四川以东地区的“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今后改为“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 。分田客应是指向“主人”分田租佃之意，可与客户一词通用。

四、牛客。宋太祖时，诏令河南府、大名府等几十个府州军，“所抄丁口”，“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 。此处的牛客和小客自然有别。宋时佃农或为拥有耕牛的“私牛之客” ，或如前述“借人之牛”者，牛客似乎是专指后一类佃农。

五、小客。宋太祖诏中将“小客”和“牛客”作了区分。据宋仁宗初的臣僚奏，“两川远地，所产虽富，般运实多”，“押纲衙前，虽有酬奖；户下小客，最受辛勤” 。充当衙前的乡村上户或可得官府的“酬奖”，而充当“般运”的苦力则是其“户下小客”。此处的小客应是泛指四川豪富之家的佃农，而不论其是否“借人之牛”，与前引宋太祖诏有异。

六、旁户。宋太宗时记载，“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千？）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 。“巴〔蜀〕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小民岁输租庸”，“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 。宋仁宗皇祐敕说：“施、黔州诸县主户壮丁、寨将子弟等旁下客户逃移入外界，委县司画时差人，计会所属州县追回，令著旧业。” 可知旁户应是旁下客户之简称，也可与“佃客”、上述的“户下小客”通用，实际上是指四川一带对主人依附关系颇强的佃农。

七、僮客。北宋李觏之母郑氏，“其先盖乡大姓”，她“有计算，募僮客，烧薙耕耨，与同其利。昼阅农事，夜治女功” 。僮客应是指雇农，而非佃农。南宋叶適在诗中说：“我病不暇耕，行复观我田”。“僮客四面集，畦疃相勾连。敢云岁晏休，翻犁趁晴暄” 。在租佃制下，地主将田地分租给各个佃农家庭后，一般无须劳心农事，只等收获时分取地租。然而在雇佣制下，主人往往须筹划、指挥和监督雇农们的劳动。 上述郑氏和叶適“募僮客”，“阅农事”，以及在田间“僮客四面集”的情景，都反映了农业雇佣制的特点。

八、佣客。薛季宣在信中说：“齐安二十二区，合肥复三十六圩之旧，各不过三百四五十户。其余土人，招为客户，无虑数千人。情不欲闻官，所籍止三千五百户。”他在另一信中叙述同一事实，则说：“大姓以佣客〔招徕〕，余三千五百户。” 将两信对照，则佣客和客户即是指佃农，宋时的“佣”字，未必就是指雇佣。

九、佃客。宋时“佃客”一词相当流行。北宋张方平说：“今天下浮户，依强家而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输大半之率，由无以自业也。” 佃客就是佃农，他们向“强家”租地后，须“输大半之率”。宋高宗时推行经界法，规定田亩“画图”，须“关集田主及佃客逐坵计亩角押字” 。这说明当时“田主及佃客”之间租佃关系的普遍性。宋光宗时，“淮西诸县有旱伤去处，小民不能存济”，纷纷流亡到信阳军，当地官府“遂劝谕税户，令招集流民，以为佃客，假借种粮、屋宇，使之安存” 。在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同样有佃客。宋神宗时下诏，“邵州芙蓉、石驿、浮城等洞”，“其归明户及元省地百姓，如省地法，应婚姻、出入、典卖田、招佃客，并听从便” 。在广南西路，“归明官、故承信郎田承宽妻王氏遣家丁、佃客自备粮饷，助官军〔讨〕贼有功” 。这表明上述地区也存在租佃关系。

十、佃户。佃户在多数场合下，应为佃客之同义词。宋徽宗诏令各地县令“以十二事劝课农桑”，“十有一曰恤佃户，谓佃客多是贫民，方在耕时，主家有催旧债不已” 。《作邑自箴》卷6《劝谕民庶榜》：“佃户勤强，便足衣食，全藉主家照顾，不得偷瞒地利。”宋理宗时，胡太初说：“盖田主资贷佃户，此理当然，不为科扰，且亦免费官司区处。” 此类都是佃户即佃客的实例。

但是在某些场合下，佃户只是指田地的承租者，而非佃农。宋高宗时，庐州知州吴逵建议：“土豪大姓就耕淮南荒田者，欲除种子外，九分归佃户，一分归官。” 宋时各种官田的“佃户”，有“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形势之家”，“或以假儒，或以势族，或正官户，或宗室伪名”，他们往往“横行于乡”，“迁延不输”，或“计较减落田租”，“号为佃户，实是奸民”。一方面，他们确是官田的“佃户”；另一方面，他们一般也不会自己耕作，“广行包占”官田的结果，无非是转租于穷苦的佃农。

十一、佃人。佃人与佃户一样，对其含义须作具体分析。袁采说，“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不可因其仇者告语，增其岁入之租”，“池塘、陂湖、河埭，有众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当相与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时修筑，令多蓄水”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争墓木致死》载，“佃人洪再十二欲行退佃”，“欲邀田主退减苗租”。田主和佃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是宋代普遍存在的租佃关系，“佃人”就是指“力田之农” 。

但是在某些场合下，佃人也是指田地的承租者，而非佃农。宋高宗时，“两浙东、西，江南东、西，福建、广南东、西路所管乡村户绝并没官及贼徒田舍与江涨沙田、海退泥田，昨为兼并之家作弊，计嘱人吏，小立租额佃赁”，这些“兼并之家”也被称为“佃人” 。他们承租官田后，自然也需转租给佃农。

十二、佃氓。宋徽宗时，杨天惠的《正法院常住田记》说：“夏秋佃氓输租于寺廪者，故事斗有升龠之耗，号曰斗面，积微而衍，可余五百斛。” 南宋彭龟年《劝输租》诗说：“佃氓输课稍逡巡，排日呼来不厌频。认取私家催米意，莫憎门外督租人。”

十三、佃丁。宋宁宗嘉定时，“兴元卒叛”，安姓官员“亦纠合宗族、佃丁数百人，往运军粮，且躬临贼垒” 。

十四、田丁。宋理宗时，汀州宁化县发生暴动，寡妇曾晏“召其田丁谕曰：‘汝曹衣食我家，贼求妇女，意实在我。汝念主母，各当用命，不胜，即杀我。’因解首饰，悉与田丁。田丁感激思奋，晏自捶鼓，使诸婢鸣金，以作其勇，贼复退败” 。

十五、客丁。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德音说，潭州等二十多郡“人户附种营田并主户下客丁，宫中科种，收课数多，缘此流移，未肯归业” 。又南宋夔州路曾规定：“般诱客丁，只还本身，而拘其父、母、妻、男者，比附和诱他人部曲法。” 客丁与田丁、佃丁等一样，都是指佃田的壮丁。

十六、佃火。《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争墓木致死》载，“买官人胡小七田地”与余细三十“祖墓林”相接，胡小七“差诸悍仆率群佃百余人”，“将田畔余家墓木恣行斫伐”，“危辛一者，特胡小七一佃火耳”，在与余家械斗中不幸身亡。“佃火”，另一刊本作“佃人”。宋时，“火”与“伙”字相通，佃火就是佃农的别名。宋宁宗嘉定时，臣僚上奏说，在福建路建宁府、南剑州、汀州和邵武军，“社仓之米，不贷于贫民下户，而土人仓官乃得专之，以为谋利丰殖之具。所贷者非其亲戚，即其家佃火与附近形势豪民之家” 。此处的佃火也是指“土人仓官”的佃农而言。此外，朱熹在《劝谕救荒》文中，“劝上户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而在另一处又称“接济佃火” ，可知佃火与地客也可通用。

十七、火佃。吕午说：“火佃出力，以得其半，而可赡其妻孥；主人端坐，以收其半，而可足其用度。” 可知火佃与佃火含义相同，也是指租佃“主人”田地，“以得其半”的佃农。史浩曾向宋孝宗建议，“取山水寨总首，出作州官，各有所辖火佃、仆隶，皆是用命防托之人”，“彼火佃、仆隶不须国家钱粮供赡，止于春秋大阅，稍加犒赏” 。宋金交界的山水寨总首一般都是当地的地主大族，其“所辖火佃”就是佃农。史浩建议由山水寨总首“出作州官”，抵御金人，可节省财政开支。宋度宗时，抚州发生灾荒，“乐安县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人两宅米最多，而独不粜，为其邻甲、火佃者多饿死” 。这是康、周两家大地主不肯接济其佃农之故。

十八、火客。宋高宗时，两浙路转运副使赵子 “被旨措置镇江府沙田”，由于沙田被“形势之家”所“占吝”，赵子 建议将沙田没收，“各随田地肥瘠高下，轻立租课。就令见租火客耕种” 。此处的“见租火客”一词，另一记载则作“见佃人” 。又朱熹在《约束粜米及劫掠榜》中说：“州县火客、佃户耕作主家田土，用力为多，全仰主家借贷应副。今来旱损，其田主自当优恤，周给存养，无令失所。访闻多有坐视火客、佃户狼狈失业，恬不介意，切恐因而失所，却致无人布种，荒废田亩。”他在注文中又将“火客、佃户”改称“田客” 。《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陈五诉邓楫白夺南原田不还钱》载有“火客陈五”，另一刊本则作“夥客”。“陈五与邓楫自有主仆之分”，“陈五犹是邓楫地客”。由此可见，佃火、火佃和火客词义大体相同，与地客、田客等词亦可通用。既然镇江府沙田也有“火客”，可知或将火客理解为火田，即畬田之客 ，就未必妥当了。

十九、地客。由于地客一词涉及宋代佃农的阶层区分，此处不得不多作一些分析。前引《名公书判清明集》称火客即地客，与地主“有主仆之分”。同书卷8《无证据》载，“李三，饶操之仆也”，“李三本是饶操地客”，“必严主仆之分”。刘克庄也在一份判书中说，“李八者，见住（程）本中之屋，为本中之仆”，是其“地客” 。此外，朱熹在公文中令各都保开列“富家”及“中产”的“佃客、地客姓名”及缺粮之数。 黄榦也说：“佃户、地客少欠租课，主家不可不需索；人家奴仆或有小过，主家不可不惩戒。” 上引记载似可理解为佃客和地客是两个阶层，而地客与地主的关系是“主仆之分”。

但是，宋时“仆”的含义有宽有窄，如前引黄榦之说，就是将“地客”和“奴仆”予以区分的。事实上，从另外一些记载看，地客与佃客也并无分别。北宋时，渝州“南川、巴县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数千家，间以威势诱胁汉户，不从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谓之纳身”。后官府派兵剿捕，宋神宗在批示中说：“承秀佃客投降，亦厚抚存之。” 可知佃客、客户与地客仍可通用。又如《元典章》卷57刑部19《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载，当元灭南宋之初，“江南富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峡州路一带“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驱口无异”。在这条史料中，也很难看出江南地客与峡州路佃客有何身份性的差异。

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地客社会地位较佃客为低，其实也不尽然。朱熹曾上奏说，“近年以来，或以妻杀夫，或以族子杀族父，或以地客杀地主，而有司议刑，卒从流宥之法”，主张“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 。这表明当时的量刑并不单纯使用“以卑凌尊”的原则。宋孝宗淳熙时，“诏江西漕司行下旱伤州县守令，约束上户，存恤地客，毋令失所逃移” 。这又表明当地“上户”与“地客”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强。黄榦在公文中说，“至于富厚有力之家，有强梁地客，百十为群”，“网取他人之鱼利” 。

依据上引的史料分析，似难于确定有一个区别于佃客的地客阶层的存在。佃客和地客从词义上和事实上，一般是可以通用的。

二十、庄客。宋时的“庄”字有多种词义，就农田而论，“夫田畴庐舍之富，则曰庄” 。故不少官僚、地主以庄作为大片田地的占有单位。晏殊“与兄手帖”，说“庄客至，知大事礼毕”，“果置得一两好庄及第宅，免于茫然，此最良图” 。范仲淹在家书中说：“所置田如何？若置得一庄，须是高田，则久远易为照管。若在木渎侧近，则只典买田段亦得。” 所谓“易为照管”，主要是便于收租。宋时官府营田、屯田等垦殖，往往以庄为单位。皇帝有御庄 ，权臣韩侂胄有“万亩庄” 。由于当时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号称“千年田换八百主” ，故田地分散成各个“田段”，并不连片成庄的情况颇为常见。据《江苏金石志》卷17《平江府贡士庄田籍记》，其庄田虽零星分散于各县各乡都，却仍有“贡士庄”之名。当地学田也实行分散租佃，却无“庄”之名。

宋时田产常称庄田、庄土、庄产之类 ，庄客等名词也屡见不鲜。在某些记载中，庄客是作为仆役使唤的，除上引晏殊书信外，如黄庭坚在给人送礼的书简中说：“二庄客自此搭船至贵部，告勿久留。” 《宜州乙酉家乘》载，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七月十四日，“幸子宜家，庄客还南丰，附元明己巳书”。

庄客虽时或当仆役使唤，但其身份应与专门从事家内劳动的仆役有别。宋徽宗宣和诏说：“应归朝官差随行〔仆〕使，庄客之类往诸处勾当，并令所在州县给公据。” 南宋初，抗金义兵首领“刘纲所领，皆其父部曲，往往尽是庄客、家僮” 。将庄客与仆使、家僮等区分，正说明两者无法通用。

南宋名将岳飞青年时代当佃农，各书记载或称“庄客”，或称“佃客”，或称“佃户” 。《涑水记闻》卷11载，宋仁宗时，侬智高兵锋直指广州，官员王罕至惠州，“召耆老问之，对曰：‘某家客户十余人，今皆亡为贼矣。’请各集兵卫其家。罕曰：‘贼者多，以庄客何以御之？’”《宋史》卷312《王罕传》载：“罕择父老可语者问以策，曰：‘吾属皆有田客，欲给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无者奈何？’”两相对照，可知田客、客户、庄客等可以通用。此外，又如宋孝宗乾道时，大将杨存中“以楚州宝应县田三万九千六百四十亩，并牛具、船、屋、庄客等献纳” 朝廷。

综上所述，庄客无疑是宋代佃农之别名。但在租佃制下，庄客也可为地主服某些劳役，除上述以庄客送信的实例外，如苏轼在梦中“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 。

二十一、庄户。南宋初曾规定，营田“初年官收四分，庄户六分，次年官与庄户各收五分” 。可知庄户也是宋代佃户的别名。

二十二、庄夫。北宋李之仪在文章中说，“今夏未涉秋，多暴雨”，“会庄夫以收成告，既来，复值雨，寸步不能施” 。南宋李纲给李光的公文说：“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观庄夫，以助工役，日给钱米，月有犒设。” 庄夫一般即是指佃农之夫力。

二十三、庄佃。《金石苑》卷4《刘寔启》：“近方取得部符一纸，就令庄佃魏童赍呈，可视至。”这是命庄佃向僧人送书信和公文的记载。《袁氏世范》卷3《山居须置庄佃》说：“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静之地，须于周围要害去处，置立庄屋，招诱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烛窃盗，可以即相救应。”庄佃又是宋代一种佃农的别名。

二十四、庄家。宋宁宗嘉定时，濠州知州应纯之等奏，将一批荒田“开垦作营田官庄”，“今已招到庄客三百一十九丁，开垦水陆田一万六千一百一十八亩。于澧州收买到水牛一百五十三头，又于本州自买到黄、水牛共二十头，并已给付庄家，见今耕作”。宋廷诏令本州“招收客户耕垦，务要种遍顷亩，毋得荒废” 。可知庄家与庄客、客户词义相通。

二十五、庄丁。北宋陶穀“偶以农干至庄墅，适秋社，庄丁皆献社零星，盖用猪、羊、鸡、鸭、粉、面、蔬、米为羹” 。宋孝宗乾道时，“措置庐州屯田”，“耕田合用庄丁四千人，军兵一千人” 。庄丁应与前述客丁、田丁、佃丁、庄夫等同义。

二十六、租户。《江苏金石志》卷14《吴学续置田记》等有不少“租户”租佃学田的记录，可知租户就是佃户。宋时还有一些反映“田主”和“租户”之间经济关系的记录，例如宋神宗时，郏亶“上治田利害”说：“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要淹没。” 陈亮为何大猷所写墓志铭说，“世为义乌著姓”，“视租户如家人，而恤其轻重有无” 。朱熹说，婺州“依乡俗体例”，“田主每一石地，借与租户种谷三升” 。范仲淹子孙在宋宁宗时补拟其义庄规矩说：“旧规：诸房不得租种义庄田土，诡名者同。近来有恃强公然于租户名下夺种者。” 如此之类，都说明租户亦为宋时佃农之别名。

二十七、租客。宋高宗时，郑刚中诗说，“硗田能几何，旱穗正容摘。岂便得收敛，半属租种客”，“佃客腰镰痴不割，长官受状远难通”。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八月，他在数亩瘠田中收获“旱穗”，“与租客分取之” 。可知租客与租种客、佃客词义相通。宋宁宗时，为措置淮西和州一带对金防御，淮西总领曾 建议，“为今之计，莫若令张庄租客自结保伍，择幹、甲为总首，如民兵之法” 。此处的“张庄租客”也是指佃农。

二十八、种户。南宋后期，贾似道行公田法，强买浙西地主的部分田产。元军下江南时，宋廷急令将公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后又令平江府、嘉兴府、安吉州“权籴公田今年租，每石以钱十贯给佃主，十贯给种户” 。在实行公田法的后期，形成官府、佃主和种户（租户）三级租佃关系。种户，即租户，就是直接从事生产的佃农。

二十九、种家。据《倪石陵书》附倪朴传，其“祖子从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与种家”，则种家也是宋代佃农之别名。

三十、田客。田客与庄客相通，已如前述。朱熹说：“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 他将“田客”与“主”的关系，比喻为周代的君臣关系，认为尊卑不可不讲。

三十一、田夫。田夫泛指耕夫，但有的场合也可指佃农。如胡铨的《安人陈氏墓志》说，其夫“府君仁恕，田夫输租米多湿，收者难之，府君曰：‘米虽湿，犹可食。’” 可知田夫有时也成为宋代佃农的别名。

三十二、田仆。宋仁宗时，朱寿隆任京东转运使，“岁恶民移，寿隆谕大姓富室畜为田仆，举贷立息，官为置籍索之，贫富交利” 。《夷坚志补》卷16《鬼小娘》载，“刘监税之子四九秀才”纳“婢”为妻，“区理家事，而检校庄租簿书尤力”。“其父盖田仆也，尝来视女，女不复待以父礼，呼骂之曰：‘汝去年负谷若干斛，何为不肯偿？’令他仆执而挞之”。这是田仆即佃农的实例。又《容斋三笔》卷16《多赦长恶》叙述卢姓助教“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置杵臼中，捣碎其躯为肉泥”，后田仆父子遇赦释放，“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也同样表明田仆是须向地主缴纳租谷的佃农。宋时另有一些田仆为其主服役的记载，但无以证明田仆还有另外的身份。

三十三、庄仆。《夷坚志补》卷5《王大夫庄仆》载：“有王大夫者，寓居扬州邵伯埭，尝自城中还，令田仆王大前行。”可知庄仆与田仆可以通用。

三十四、庄奴。晁补之诗说，“我庄当水穷，乃比石田瘦”，“东皋五十亩，力薄荆杞填”，“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 。此处的庄奴也是宋代佃农的别名。

三十五、耕仆。《夷坚支景》卷10《商德正羊》载商德正有“耕仆丁氏”。估计耕仆也与田仆等相类。

三十六、佃仆。《袁氏世范》卷3《佃仆不宜私假借》说：“佃仆妇女等有于人家妇女、小儿处，称莫令家长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钱谷，及欲借质物以济急者，皆是有心脱漏，必无还意。”此段记载尚无以说明佃仆的身份。据《夷坚三志壬》卷1《邓生畏萝卜》，邓椿年“甚畏萝卜”，“田园亘阡陌，每出巡庄，好精意检校。佃仆桀黠者阳遗一二于地，若打并不能尽者。才望见，怒骂而去”。《夷坚支庚》卷1《黄解元田仆》载：“蕲春县大同乡人黄元功，富室也，佃仆张甲受田于七十里外查梨山下。”可知佃仆和田仆可以通用，同为宋代佃农之别名。他们在经济困难时，自然需向地主“生借钱谷”。

有的学者将田仆、佃仆、庄仆等归并为同类名称，这是不错的。但是，若将佃仆等视为佃农中身份最低、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阶层，似缺乏足够的根据。如前引卢助教与田仆、邓椿年与佃仆的史料，都不足以证明佃仆之类与其他佃农有何身份性差别。《夷坚支庚》卷7《向生驴》也提供了类似的实例。“乐平人向生有陆圃在怀义乡，戒其佃仆曰：‘此地正好种菉豆。’仆以为不然，改植山禾。一日，向乘驴至彼按视，怒之，悉加芟荡。仆方冀其收成而弗获，大失望，即入室，取利斧出，剚刃已及。向急跨驴而走，因伤堕地，驴举两足牴仆。”在这个故事中，也看不出佃仆的身份比其他佃农更为低下。

三十七、仆佃。宋宁宗庆元时，刘德秀奏，“往者浙东水旱，朝廷颁降赈济钱米”，“间有支给，则又奸弊百端，或尽已与私家之仆佃，而不及他人” 。

三十八、隶农。宋高宗时，林勳著《本政书》。他建议，“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亩以上者为良农，不足五十亩者为次农，其无田而为闲民，与非工商在官而为游惰末作者，皆为驱之使为隶农”。“次农、隶农之未能买田者，皆使之分耕良农之羡田”，“而岁入其租于良农” 。此处的隶农为宋代佃农之别名而无疑。

三十九、种田人。种田人与田夫一样，有时也可指为佃农。宋孝宗时，在楚州一带措办屯田，“每种田人二名，给借耕牛一头，犁、杷各一副，锄、锹、 、镰刀各一件”，“每种田人一名，借种粮钱一十贯文省” 。

四十、佃奴。《佛祖统纪》卷9《智者旁出世家》载一故事，禅师行简以佛法制服强盗后，“贼皆惊异，遂还其牛，誓终身为奴，以求谢过。今庄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后”。

四十一、奴佃。南宋末，黄震在江西路抚州发劝粜榜，劝说当地豪富，“凡仰籴之人，非其宗族，则其亲戚，非其亲戚，则其故旧，非其故旧，则其奴佃，非其奴佃，则其乡邻” 。

以上列举的名目可能有疏漏，但不至于疏漏很多。宋代佃农的别名如此之多，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租佃关系发达的一个侧面。

宋时“客”与“僮”、“奴”、“仆”等名称，有时确实有所区别，有时却又互相混淆。如若一定要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去严格区分此类名词的含义，有时会适得其反。苏洵在《衡论·田制》中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 。此处肯定是说浮客的租佃制，然而也使用“募召”两字，却不应理解为雇佣制；使用“视以奴仆”一句，也不应理解为奴隶制。

类似的实例，再如南宋曹彦约在都昌县的“湖庄有田百亩”，“取秫稻于下隰，课粟麦于坡阜，有仆十余家，可以供役使” 。此处虽有“仆”，有“役使”，其实并非奴隶制，也同样是指有十多户佃农租种他的湖庄。又如南宋薛季宣“出守湖州”，“土俗小民悍强，甚者数十人为朋，私为约，无得输主户租”，薛季宣“取其首恶，黥窜远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 。此处的“奴主”关系同样是佃农与地主的关系，而非奴隶与主人的关系。

宋时所以出现“客”、“僮”、“奴”、“仆”等名称混淆的情况，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佃客社会地位的低下，尽管佃客一般也属国家的编户齐民，至少具有乡村客户的法定身份；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宋代奴仆等社会地位较前朝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宋代佃农别名甚多，佃客、地客、浮客、田仆、佃仆、庄仆等可以互相通用，并无严格区别。主客关系、主佃关系与主仆关系、主奴关系也同样没有严格区别。因此，单单依据上述名称之异，而对宋代佃农进行阶层区分，似并无足够的证据。

在户口分类制度下的乡村客户，其主体成分固然是佃农，但也包括其他的非主体成分。以下对其他非主体成分也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僮客。僮客就是雇农，这在前面已作交代。僮客是并无田产，又不租种田地，以出卖劳动力维生的长工和短工。宋仁宗诏说：“乃者调民治黄河堤，如闻疫死者众，其蠲田税一年；若雇佣并客户无税可蠲者，人给其家钱三千” 。疫死的乡村主户可蠲田税一年，而“雇佣并客户”因无田产，无税可蠲免，故另给抚恤金每户三千文。此处的“客户”应是佃农，而“雇佣”应是僮客之类。但是，从宋代户口分类制度着眼，僮客作为编户齐民，其户籍登记也只能列入乡村客户之中，“僮客”的“客”字，似应表明其在户籍登记中的客户身份。

唐朝大田产中的农业劳动者包括佃农和雇农，也包括法律上作为贱民的部曲和奴隶 ，而宋代大田产中的农业劳动者大致只有佃农和雇农两类，这是唐宋之际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

二、浮客。如前所述，浮客一词，宋时或可指佃农，或可指无业游民。此处自然是指后者。事实上，因天灾人祸等多种原因，宋代社会必然维持着一支相当数量的无业游民队伍。他们是佃农的后备军，是募兵制下的重要兵源，他们也可以从事其他劳作和苦力。

曾布说：“近世之民，离乡轻家，东西南北转徙而之四方，固不以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 在某地“居作一年”的浮客，即可编入客户户籍，但其中未必全部都成为佃客或僮客。沈辽所写的《张司勋墓志铭》说，“为怀宁令”，“侨户出丁钱，其去来不常，十年间吏不时省籍而无除，遂至万数” 。“侨户”之“去来不常”，也反映了部分作为无业游民的浮客，虽已编入客户户籍，却不能在某地长期“居作”。宋高宗时，洪适说：“今荆门两县之民，其客户往来不常外，主户才及三千，坊郭不满五百家。” 宋人记述中不乏对客户“往来不常”的形容，实际上应是指部分无业游民处于迁徙不定的状态，尽管他们已被编入了乡村客户的户籍。宋朝规定灾年须对人户进行赈贷，但“客户旧无贷法，盖防迁徙” ，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此外，当然也有一部分无业游民甚至未被编入乡村客户的户籍。宋真宗命周文质提举陕西贼盗事，说：“关右之民游惰者众，虑乘间窃发，侵扰闾里。” 宋神宗时，刘挚抨击免役法说：“恐斯人无悦而愿为农者，天下户口日当耗失，小则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惰。” 此处将“客户”和“游惰”并提，是因为无业游民或在某地“居作”不满一年，或是其他原因，而并未登记入户籍。

三、佃主和幹人。南宋末实行公田法，形成官府、佃主和种户（租户）三级租佃关系。当时浙西公田的所谓佃主，有相当数量是“元卖田主” 。他们一般都是另有良田的地主，属乡村上户，甚至是官户之列。但宋时确实也存在没有田产而转租田地的佃主。北宋时，“有一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奥族矣”。他们“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这些人户原是酒务专知官李诚的佃户，李诚田地没官，他们又转当官田的佃户，最后又帮李诚之孙“买其田”，“常为佃户，不失居业” 。此类“佃户”在户籍上可能仍属乡村客户。

此外，为富户管理田庄，收取地租，甚至自己也转租田地的幹人，也当有一部分被编入乡村客户的户籍。

四、诡名挟佃。宋时有的地主为规避官府税役，“诡名挟佃，寄托官户” 。宋真宗时的农田敕说：“应乡村有庄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虚报逃移，与形势户同情启倖，却于名下作客〔户〕，影庇差徭，全种自己田产。” “诡名挟佃”即是冒充乡村客户，以规避乡村主户应当承担的税役。“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 。由于“诡名挟佃”者假冒乡村客户，也使国家的乡村客户户籍掺杂了复杂的成分。

宋朝虽然设置了乡村客户的法定户名，但乡村客户的法定身份绝不是终身的、世袭的、不可更变的，其他的法定身份也相类似。

吕大钧说，“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客虽多而转徙不定，终不为官府之用” 。这大体上可说是宋朝的基本政策，从保证国家赋役之用的角度看，希望尽可能多的客户“置田，以为主户”，改变其原有的户籍。

在农业社会，既然田地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很多佃农自然渴求田地，希望争取到自耕农的地位。事实上，宋代乡村客户置田而成为乡村主户的事也并不少见。宋仁宗天圣时下诏处置和出卖户绝庄田说：“所有今日已前见估卖庄田无人买者，勘会如已有人租佃者，并给见佃人，更不纳租课，只依元税供输，出户为主。如无，即许无田产户全分请射。” 此道诏令是通过行政手段，将“见佃人”承租的“庄田”改为本户所有，使一批乡村客户从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出户为主”，改入乡村主户户籍。他们不再缴纳地租，却须向官府输纳田税。这就是吕大钧所谓的“保民”政策。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乡村客户还是通过自己的辛苦经营，购置田产而“出户为主”者。南宋吴泳在《神泉县劝农文》中说：“汝农之为生，亦厚于他邦矣。家有糇粮，户有盖藏，田有鸡、豚、狗、彘之畜。向也，物贱引（四川纸币钱引）贵，不免称贷而为之息，今则斗米千钱，生计颇优裕也。向也，僦屋赁田，不免以身佣于人，今则竞相求问，而世业可长有也。” 其中也反映了部分“僦屋赁田”的乡村客户，已转变为拥有“世业”，“生计颇优裕”的乡村主户了。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陈五诉邓楫白夺南原田不还钱》载，“火客陈五”的祖父陈世荣，在绍兴年间将田产出卖给邓家，后“多系陈五赎回”，其田产失而复得，“但因邓楫一分未曾退赎。见得陈五犹是邓楫地客”。可知陈五从佃农转变为半自耕农，估计其户籍也应自乡村客户改为乡村主户。

尽管土地买卖相当流行，但乡村客户购置田产，“出户为主”，在不少场合下也必然遭到地主的反对和阻挠。宋仁宗时，饶州鄱阳县“佃户吴智等经县请射崇德乡逃户田产”，“主人有状经县，不许请射逃田”，这场官司居然打到了朝廷。宋廷为此下令：“应管逃田，许不问户下有无田业，并令全户除坟茔外请射，充屯田佃种，依例纳夏、秋租课，永不起税。” 此例尚非乡村客户购买田产，而是“请射”官田，大约因官田地租额较低之故，但也反映了官田和私田争夺佃农的斗争，以及吴智等为改善自己经济地位的努力。

南宋初，胡宏给刘锜信中认为，“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者也”。“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他主张“主户讼于官，当为之痛治，不可听其从便也” 。《袁氏世范》卷3《存恤佃客》却说：“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围绕着乡村客户“出立”主户的“户名”，尽管存在两种不同看法，而前一种看法和做法毕竟占主导地位，因为为富不仁者毕竟居多数。当然，胡宏的主张与前述吕大钧的“保民”政策是互相抵触的。事实上，这两种互相抵触的倾向，在乡村客户“出户为主”的问题上都会起程度不同的作用。

此外，宋代也有比例很小的佃农甚至发家致富。除前面所介绍的李诚庄的佃户外，《夷坚支景》卷5《郑四客》说：“郑四客，台州仙居人，为林通判家佃户。后稍有储羡，或出入贩贸纱帛、海物。淳熙二年，偕其仆陈二负担至摘星岭。”已成为有仆役的商人。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主佃争墓地》载，“卓清夫先世儒者，佃人求葬，割地与之”，“子孙衰弱，主佃易势”，“吴春之祖有吴四五、吴念七者，乃本家佃人”，后来则成为富户。故判词有“世降俗薄，名分倒置，礼义凌迟，徒以区区贫富为强弱”之语。

中国自秦汉以降的农业经济关系，既有凝固性的一面，又有流动性的一面，例如地主大田产和农民小田产的并存，租佃关系愈来愈占主导地位，地租以实物地租为主体，大体上可说是凝固的。但是，就人户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而言，却是流动的。宋时常说“富儿更替做” ，“富民”“骤盛忽衰，亦不可常” ，“贫富随时高下” ，“贫富久必易位” ，此类言论即反映了这种流动性。事实上，宋代人户的经济地位与法定身份的流动，恰好与整个阶级结构的稳固，互为因果，互相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