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踹匠”叫歇

＞＞时间：1662～1722

苏州是清前期全国最大的棉布加工与贩售中心，随着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踹布业逐渐独立出来，成为棉布加工业中的重要一环。然而，踹匠与包头之间频繁发生摩擦，使得踹布业成为康熙年间苏州发生罢工事件频率最高、规模最大的行业。

明清时江南苏州一带踹坊盛行，在踹坊工作的雇佣工人被称做“踹匠”。踹坊，又称“踹布坊”、“踏布房”，是当时一种经营棉布整理加工的作坊，踹坊的负责人称为“包头”。包头向布商（客店）领布后，发给踹匠压碾加工，给付工资。踹匠的工作主要是，先将漂染过的棉布卷上木滚，放在石板上，上压重达千斤的凹字型大石，然后，一名踹匠手扶木架，足踏大石的两端，左右往来滚动，这样能使布质更加紧密光滑。

踹匠叫歇

苏州有上万人从事踹匠这一职业，以按件计酬方式获取劳动报酬。但是，包头却常常借故克扣、拖欠工资，甚至无端开除工人。再加上一成不变的薪金水平无法与米价的波动保持一致，导致踹匠的生活日益窘困，入不敷出。这些匠人只有通过叫歇停工的方式，才能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

苏州踹匠的罢工此起彼伏，康熙九年（1670），因为灾荒米价高涨，踹匠生活困难，在踹匠窦桂甫的带动下发动“齐行”罢工。康熙三十一年（1692）罗贵、张尔惠等人再次组织叫歇停工。

而康熙三十九年（1700）发生的踹匠大罢工则是康熙年间苏州踹匠叫歇运动中最重大的一次。这年四月，刘如珍等失业踹匠发动踹匠大罢工，上千人响应。他们联合在一起，声势震天，以致包头回避，各踹坊主束手无策，踹坊陷入停工的境地将近一年之久，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苏州69家棉布商人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变乱之势，比诸昔年尤甚”。

官府介入

踹匠的历次叫歇停工都在苏州官府的打压下而平息，组织罢工的踹匠一般被判枷责，遣回原籍。

康熙三十九年踹匠大罢工后，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保证布商的利益，苏州府发布告示以保甲的形式对踹匠严加管理，要求包头盘查踹匠来历，对踹匠的行为负责，“一家有事，九家连坐”，并将此告示刻成《苏州府约束踹匠碑》，警示众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苏州再次公布《踹匠条约》，规定踹匠的日常作息，驻防军队也协助包头管理踹匠。

同时，为了安定社会秩序，显示政府的公正，苏州府也不能一味地打压踹匠，也会应踹匠的要求，仲裁商匠之间的工资争议。早在康熙九年（1670），苏州知府即为踹匠订定了“每匹纹银一分一厘”的工资水准，同样刻碑公示。康熙三十九年的踹匠大罢工之后，清政府将踹匠的薪金提高到“每匹纹银一分一厘三毫”。

联合反抗

值得注意的是，踹匠的“叫歇”抗争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有充分准备的，甚至形成了一种类似“罢工准备金”的制度，以保证因罢工而无法领取工资的时候，踹匠的生计不至过于艰难。

在众多踹匠的配合下，这笔长期的抗争基金，“积少成多，已盈千万”。有了这种保证，解决了踹匠的后顾之忧，康熙三十九年的这场冲突才能持续一年之久。

踹匠收集的基金还用于建造普济院和育婴堂。面对商人和官员组成的强大反对力量，踹匠逐渐意识到只有成立自己的组织，团结更大的力量，才能争取自己的权益。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德等人商议在普济院或育婴堂成立踹匠会馆。但是，这个美好的愿望遭到了苏州官吏的极力反对，成立会馆的计划胎死腹中。王德以“蛊惑众匠”的罪名被杖责，驱回原籍。此后，踹匠之间的联合不得不转入“歃血为盟”、“拜把约会”的秘密状态。

绸布店图

商品交换，从初始的以物易物发展到货币买卖、专营店铺。图为清朝绸布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