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专权

时间：1435～1449

大 太监王振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受到英宗的倚重。后来他把持朝政，恃宠专权，拉开了明代宦官专权的大幕。

读过书的大太监

王振是明朝在内书堂读过书和受到行政训练的最早的大太监之一。内书堂在宣德元年（1426）设立，是训练培养宦官的机关，只有10岁以下聪明可塑的小宦官才能被选入。它的成立直接违反了开国皇帝朱元璋防止宦官受教育和参政的政策，也为明代中晚期宦官擅权乱政提供了条件。

王振与明英宗的关系非比寻常，朱祁镇还是太子时，他便是其贴身太监。由于当时太子年龄幼小，难免贪玩，王振便常常投其所好，陪他一起玩耍，因而又成为太子最亲近的朋友。由于王振曾经读过一些书，因此在玩乐之余还教太子念书，可以称得上是太子的启蒙老师，对朱祁镇具有很强的个人支配力量。太子很尊敬他，总称他为“王先生”。

蟠桃银杯•明

银杯为剖开的桃形、敞口。杯一侧有枝、茎、叶附于外壁，既作杯把，又作装饰。杯内底有“丙戌仲夏奉贺党太公祖老大人千秋治下廪监生高暹具”23字铭。

宣德十年（1435）正月，宣宗病死，年仅9岁的朱祁镇即位。年幼的英宗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就由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英宗即位后，很自然地要重用自己敬重的“王先生”，王振便越过原司礼监太监金英等人，做上了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太监。

司礼监是明代宫廷里24个宦官衙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它总管宫中宦官事务，提督东厂等特务机构，替皇帝掌管内外一切章奏和文件，代传皇帝谕旨等。司礼监秉笔太监还掌握着“批红”大权，实际上就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英宗把这样一个重要官职交给王振，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

王振是明代宦官专权的始作俑者。与宫中其他宦官不同的是，王振通晓文墨，这是他独具的优势。所以在专权过程中，在如何控制皇帝、如何解除太皇太后对他的防范、如何超越内阁对他的钳制等方面，王振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手腕和伎俩。

太皇太后张氏虽然秉政，但她并不处理国家政务，而是把国家一切政务交给内阁贤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处理。张氏贤明有德，看到王振有揽权的迹象，她害怕前朝宦官专政的历史重演而断送大明江山，一再提醒英宗和三位贤臣严防宦官专政。王振拒不还权内阁，张太后曾意欲杀了王振，只因英宗苦苦求情，才饶了王振性命。

恃宠专权

正统五年（1440），辅政阁臣杨荣病故。两年后，太皇太后也离世。阁臣杨士奇因儿子杨程杀人，心忧染病，不再上朝。“三杨”中仅存的杨溥也因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新选入阁的大臣马愉、陈循等人因为资历浅，声望轻，难以左右朝中局势。此时，16岁的英宗事事依从并受制于王振，王振独揽朝权的局面逐渐形成。

年轻的英宗倚重自己以前的老师，所以整个朝廷文武百官都恭维王振，奉承他，顺从他。一些官僚见到王振权势日重，也纷纷巴结，以求高升。一次，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当时，大臣们流行在下巴上留一撮小胡须，可是王振没有看到王佑留须，就问他：“你怎么没有胡须啊？”王佑回答说：“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一句话说得王振心里甜滋滋的，爽快地答应收下这个干儿子，并立即提拔他担任工部侍郎。此后，王佑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大臣徐希和王文也因善于谄媚，被王振提拔为兵部尚书和都御史。

当然，也有一些刚正不阿、为人正派的大臣不买王振的账。巡抚山西、河南的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礼品。他的同僚劝他说：“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著名的土特产如线香、蘑菇、手帕等物，送点人情呀！”于谦笑着举起两袖风趣地说：“我带有两袖清风！”对于这些稍有不服、甚至要和自己分庭抗礼的朝臣，王振便立即使用他的霹雳手段，从不手下留情。正统六年（1441），正直的于谦就险被王振陷害致死。

智化寺

北京智化寺原为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后敕赐名报恩智化寺，由此可见太监在明代的地位。

英宗此时几乎已经完全被王振控制了，王振更加肆无忌惮。皇宫门口立有一块铁牌，高三尺，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等祖训，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所立。如今，这块铁牌也成了王振的心头之患。太皇太后死后不久，王振便命人推倒铁牌，这才长舒了一口气。明朝有一种典型的权力结合，即天子本人、他的宦官助手和顾问们以及锦衣卫三者组成联盟，这在王振把持朝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形成了。

王振把持朝政，心狠手毒又诡计多端，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谄媚逢迎之徒；一面大打出手，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和对自己不恭不敬之人。王振的势力不断扩张，逐渐在朝内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集团，还勾结内外官僚，作威作福。王振及其亲信大肆收受贿赂，购置良田美宅，而昏庸的英宗却更加重用王振。一时间，朝廷内外乌烟瘴气，百官庶民提心吊胆。

向西南进军

掐丝珐琅龙纹长方炉

此炉为铜胎镀金。为明代万历朝御用监制造。长方形，腹上阔下敛，四角出戟，双衡耳，四角突出兽首吞足。珐琅盖镂空。炉身四面施深蓝色釉作地，前后两面均饰双龙戏珠纹，珠内有篆书“寿”字。盖镂空双龙轮廓，掐丝填浅蓝、红釉作双龙戏珠纹。

在15世纪40年代期间，明军在偏远的西南屡次卷进了引人注目而情况多少不明的战役，作战地点在古缅甸路一带：这条路从大理经永昌至今之八莫，然后或顺伊洛瓦底江而下进入缅甸，或往西经亲敦江河谷进入印度东北。在元末时期，居住在四川西部和缅甸北部的掸族成了这个地区的统治力量。掸人统治了缅甸主要的国家阿瓦、其他北缅甸的独立国家包括孟养和麓川。

麓川国的统治者思任发统治时图谋扩张，他逐渐扩大版图，并袭击中国的领土。正统六年（1441），王振的亲密助手王骥统率大军出征攻打思任发，大败掸族部落民并占领了思任发的大本营。

思任发之子思机发在此期间已经控制孟养，并派纳贡使团前来明廷。但他拒绝亲自到北京“朝觐”。阿瓦王要求中国人与他联合讨伐思机发。王骥在正统十三年到十四年（1448～1449）率大军三次讨伐思军，捣毁思任发老巢，又与阿瓦军队一起跨过伊洛瓦底江，击溃思机发。

这些漫长且耗费巨大的战役并没有长期平定缅甸北部的本地民族。明宪宗成化十年（1474），掸族内部的部落战争再次爆发，在缅甸北部，动乱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

这次“向西南进军”的幕后人物无疑是王振，他煽动了战事的蔓延，使明廷大部分军队投向麓川之役，从而遭到一些正直官员的指责。大批军队投向西南战争，而这个时期真正的战略要地——华北对蒙古人的防御却被忽略。对王振这一朝廷的实权人物来说，边远西南的捷报有助于他个人的声誉日隆。

兵败土木堡

晷影堂

位于北京古观象台西南侧，建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原晷影堂内有圭表、漏壶、日晷等天文仪器。图为从晷影堂看到的古观象台。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北方蒙古族瓦剌部进犯边境，好大喜功的王振极力怂恿英宗亲征。十七日，明英宗以王振等为随从，亲率50万大军向瓦剌部进发，当明军行至大同受阻，不得不紧急撤回。当大军逃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时，与追上来的瓦剌军遭遇。经过一场激战，明朝50万军队死伤过半，损失骡马20多万匹，从征的100多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被俘。在混乱中，王振被英宗护卫将军樊忠一锤击毙。

“土木之变”是大明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土木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皇太后命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监国。都御使陈鉴等人历数王振之罪，请求诛杀王振家族及其死党。王振的死党马顺、毛贵和王长被愤怒的群臣当场打死，其尸体被悬于东安门外示众，王振的另一爪牙王山也被凌迟处死。王振家族不分老少一律处斩，家产也被籍没。在被没收的王振家产中，有金银60余库，玉盘100多个，珊瑚六七尺者20余株，其他珍玩无数，可见王振当权时有多么贪婪。

延伸阅读

北京建成观象台

现存于北京东城建国门西南角的古观象台建于明代正统年间（1436～1449）。明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天文仪器则仍留在南京，故钦天监人员只能在北京城东南城墙上仅凭肉眼观察天象。正统二年（1437），钦天监派人去南京，用木料仿制宋代浑仪和元代简仪等天文仪器，运回北京校验后浇铸成铜仪。正统七年（1443），修建钦天监、观星台，并安装仪器。台址就在今北京的古观象台。后来正统十一年（1447），又增建晷影堂。从此，北京古观象台和台下西侧有了以紫微殿为主的建筑群，基本上具备今天所看到的规模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