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化的书院

明朝书院的振兴，始于宪宗时期。这时，明朝由盛转衰的迹象已经明显，官学的弊端也显现出来，腐败日益严重。官学弊，则书院兴。成化元年（1465），白鹿洞书院得以旧址上重建房舍。成化五年（1469），岳麓书院也开始修复。其后又有象山书院开始重建。这些书院的复兴，进一步促使朝廷的文教政策产生由不准地方创办书院到默许地方办书院，进而明令地方出资创办书院的转变。明朝书院的全盛期在正德年间之后。有人统计过，明朝书院约有1600所，其中正德年之前所建约500所，正德后约1100所。

生机勃勃的会讲式书院

会讲式书院注重校址选择，尽力建于风景秀美之处，如湖南醴陵的平山书院。书院的构造格局也不像府、州、县儒学那样庄严呆板，而更注重创造学术文化气氛。书院内一般还建有藏书楼。在收录学生上，有些书院只选择儒学生员入学，有些书院则没有特别的限制。在讲习内容上，注重讲求身心的自我体验，阐扬理学之教，富于哲学色彩。为了修补士人追求科举利禄而忽视道德涵养的弊端，在讲习内容上还以正本清心教育学生。在讲习方式上，多采取会讲制，这就是会讲式书院名称的由来。如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每年两次大会讲，每月一次小会讲，每次会讲持续三天。这种讲学的形式也比较灵活，不一定限于讲师专讲，其教学方式有利于增长学生各方面的知识以及加强思辨能力。会讲式书院的建置，大多由官府出资筹建，它们虽大多以推究身心性命之学、传播理学思想为主旨，但并不排斥士人走科举入仕之路。会讲式书院在明代为数不少，在明代众多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注重讲学传道，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联系和交流。明代后期的东林书院，更注重讲求实学，关心朝政和民生，赋予书院以政治色彩，在社会上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东林书院

补救时弊的精艺式书院

精艺式书院的出现与学校制度的松弛有直接关系，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地方儒学在教育上的不足之处，因此它的特点是入学者只限于府、州、县学中多年未能中举的生员。精艺式书院多由地方守令筹建，并经常亲自督率。书院中订有严密的教学计划，对书院内生员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为弥补地方儒学教学内容的单一和脱离实际，书院还加强了对诸生治事方面的培养，要求诸生要通晓天下大事。精艺式书院的办学目的主要是督促生员读经备考，以取得科名。但有感于府、州、县儒学只重时艺，不重品德培养的缺陷，书院之内也注重对诸生身心品德方面的教育，力图挽救士子沉溺于科举，追求功名利禄而缺乏政治理想和良好品德的颓风。《湖南书院训规》中即要求生员入院之后要立定为圣学之志，弃去以科目为志的外念，讲求“去放心”。这种书院显然是受到明中叶以来会讲式书院讲求义理之学的影响，力图使举业德业并重，以获得德才兼备的人才。为了给在学生员提供一个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环境，这类书院的校址也同会讲式书院一样，大都选择在风景优美之处，院内的居住学习条件也都比较好。

岳麓书院

心学的讲坛

王阳明别具一格的心学体系，不断传承发展，取代朱学，一直风靡到明末，左右学界长达百年之久。王阳明在浙江绍兴稽山书院讲学时，吸引了四方的学者，如杨仕鸣等人来自广东、王艮等人来自直隶、刘邦采等人来自安徽。这些学生又在各地纷纷设立书院讲学，推动了学术文化的传播，《明儒学案》把王阳明的门生分为浙中、南中、楚中、北方、粤闽、泰州七个学派，其中著名的如王艮、李贽都是王学后人。

白鹿洞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