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皇帝心态及其生活



皇帝是统治集团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意志是统治阶级的最高意志。从知识结构、信仰崇尚以及行为特征诸方面来看，明代的皇帝，从开国君主朱元璋，到亡国之君朱由检，既有共同点，又存在着差异，诸如明太祖的勤政俭朴，明武宗的淫佚好武，明世宗的崇尚焚修，明熹宗的荒诞不经。

戴上皇冠以后，也就意味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从理论上说皇帝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不过，由于儒家士大夫通过经筵与正常的言论系统，可以对皇帝的出格行为不断进行制约，再加之明代诸帝性格各异，必然导致他们的生活内容也各不相同。

一 随心所欲帝王相

如果将明代的皇帝看成一个社会群体，再加以分类，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大类：一类是恪守儒家传统的礼仪准则，勤俭治国，崇儒重道，一生勤于政事，以开国君主朱元璋为代表，相类者有成祖、仁宗、宣宗等；另一类对礼教多少有点背道而驰，甚至带有反叛精神，厌倦于宫廷生活，或醉心于道教，或戏嬉成癖，以武宗、熹宗为代表，相类者有世宗、神宗等。

明代皇室成员朱权写有《宫词》70首，其中一首说到太祖朱元璋：“宵旰常存为国心，大庭决政每亲临。退朝镇日凭绨己，御笔常书丹扆箴。”明人黄省曾也作有《洪武宫词》12首，其中有四首颇能反映朱元璋为国勤政以及俭朴的生活特点，不妨引述如下：

鸡鸣天子下床梯，内直红妆两队齐。

阊闻虎头门大启，春星犹带紫宫低。

金铺玉户月流辉，宝座瑶堂暎紫衣。

圣主观书居大善，三更龙辇未言宫。

圣主蚤起视千官，金灶争催具凤餐。

红粉珠盘排欲进，再三擎向手中看。

云檐排比玉妃房，户户俱铺紫木床。

圣后从来敦内治，不教雕镂杂沉香。

鸡鸣一次，天上繁星点点，明太祖就已下床，准备上早朝；三更夜深，明太祖还在观书，龙辇不曾回宫歇息。早起用餐，面对红粉珠盘，总要端在手中，仔细观瞧，看是否过于奢侈；宫中床铺，均用紫木，不用沉香木，更不事雕镂。这就是上面四首宫词的主要内容，反映了明太祖生活的两大特点，一是勤于政事，二是生活素朴。

明太祖朱元璋治事，常常以勤勉自励。他认为，治理天下，首先必须“无逸”，即不贪图安逸，然后才能享受真正的逸乐。洪武十年（1377）九月，他对侍臣说：“朕从即位以来，常常以勤励二字自我勉励，天未亮就上朝，到晡时才退朝回宫。夜里躺下，常不能安席，就披衣起来，或者夜观天象，看到一星失次，即为忧惕，或者思考民事，有应当迅速处理的事情，就次第笔记，等到天明发遣，让臣下即刻处理。”洪武十八年（1385）五月，明太祖又对侍臣说：“朕天未亮就视朝，日高才开始退朝。至中午，再出来视朝，到傍晚才回宫。白天所决断的事务，常常默坐审思，发现有未允当的，即使是在半夜，也要等到筹划考虑得当，然后才就寝。”侍臣答道：“陛下励精图治，这是天下老百姓的福分，但圣上身体不要太劳累了。”明太祖说：“难道是我喜欢劳累勤苦吗？过去天下还未安宁，我就饥不暇食，倦不暇寝，奖励将帅，才平定了祸乱。如今天下已安，四方无事，高居宴乐，难道有什么不可！不过，自古以来，国家都是因为皇帝的勤政才兴旺发达，也因为皇帝怠惰而衰亡。天命去留，人心向背，都取决于皇帝的勤与怠，实在太可怕了，我怎么还敢利用空闲时间去贪图安逸享受？”

明太祖朱元璋像

明太祖行政做事，一切都是本着一种务实的精神。他认为，帝王如果能够清心寡欲，勤于政事，不做无益害民的事情，使老百姓安于田里，衣食丰足，这就是神仙。功业垂于简册，声名流于后世，这就是长生不死。在个人的治身之道方面，他对个人的私欲尤其反感，甚至深恶而痛疾之。有一次，他在华盖殿上朝，与侍臣讨论治身之道。他说：“人的祸害没有比私欲更大的了，私欲并不仅仅是指男女、饮食、服御这些方面，凡是利己利私的东西，都是私欲。然而只有礼才能抑制私欲的膨胀。先王制定了礼，就是用来防止私欲的。礼废弃不行，那么私欲就放肆了。作为君主，废礼纵欲，就会给百姓带来灾难；作为臣子，废礼纵欲，就会给家庭带来祸害。所以遵循礼制行事，可以减少过失，若纵欲放肆而行，必定会带来灭身之祸。”

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他的生活是相当克己的。明太祖起身农民，对农民的劳苦很熟悉。洪武二年（1369）五月，太祖游幸钟山归来，从独龙冈步行走到淳化门，才骑马进城回宫。他对侍臣说：“朕好久没有亲历农亩了，刚才看到农夫冒署耕耘，很苦啊，因此很怜悯他们的辛劳，才不知不觉徒步走到这里。”为此，重农思想一直贯穿于他的各项政策之中。

古语即云，食色性也。皇帝的生活，其实也不脱色与饮食两者。正是在这两个方面，明太祖确实有一套很好的持身之道。从色欲方面来说，太祖既无优伶近狎，又不酣歌夜饮。正宫皇后无自纵之权，妃嫔也没有过分的宠幸。他只是以乾清宫为正寝，后妃的宫院，各有其所，每晚必是按照顺序进御。从饮食方面来说，整个皇族的早晚常膳，包括内宫、东宫亲王，每月所用，大体上是羊一二十只，猪二三十口，鹅约二百多只，杂鸡约用三百多只，鸭约用四五十只，再加上夏天所用一些鱼鲜之物。与明代中期以后皇宫饮食生活相比，这已是相当俭朴了。

关于明太祖的俭朴生活，《明实录》用下面的话加以概括：“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物皆用常供。”不妨举几个例子。大明建国前夕，典营缮的官员进献宫室图。朱元璋看到上面有雕琢奇丽的地方，就将它抹去，并对中书省臣下说，宫室不过是取它的完固实用罢了，何必过分雕镂装饰。吴元年（1367）九月，新的大内宫殿修成，制皆朴素，不为雕饰。洪武元年（1368）八月，有司上奏造皇帝乘舆服御，凡是应该用黄金的地方，明太祖都下令用铜代替。

在明代皇帝中，要数武宗最游戏成性，放荡不羁。明人王世贞有《正德宫词》20首，下面四首颇能反映武宗的性格与生活：

十年彤管侍先皇，太液甘泉蔓草荒。

七叶神孙今好武，苑西新辟斗鸡场。

蜀马分弭对大毬，纤腰帖地涴青油。

金牌银碗从渠爱，谁敢争先第一筹？

玉水垂杨面面栽，豹房官邸接天开。

行人莫爱缠头锦，万乘亲歌压玉杯。

西师入座讲莲经，敕许娙娥取次听。

璎珞宝珠从密施，莫留余障在宫廷。

显然，好武、斗鸡、打毬、造豹房、嗜酒、延番师讲经，这是武宗生活的主要内容。

清初毛奇龄所著《明武宗外纪》，为我们全面了解武宗提供了方便。武宗此人，一生嗜酒成癖，经常以杯杓自随。左右使者趁其酒醉，方便行事，所以常常预备着酒瓶、酒罐之类，等到他醒后，再将美酒进奉。当他游幸到保定府时，巡抚伍符侍宴行酒。当武宗得知伍符善饮，就与他行藏阄之戏。伍符偶胜，他就不快，故意将手中阄投在地上，下令伍符捡拾，并罚饮数瓢，直至伍符颓然瘫倒，他反而又大笑不止。

武宗好武，甚至连皇帝的尊号也不在乎，反而百般追求武官、勋臣的称号。宸濠叛乱时，他下令“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亲统各镇边兵征剿。其实，这两个封号，都是武宗加给自己的武职称号。

武宗猎色，当他听说锦衣卫都督同知于永善阴道秘术，于是就将他召入“豹房”。于永是色目人，向武宗进言，说是回回女皙润而嫅粲，胜过中土妇女。为此，武宗下诏索要擅长西域舞的回回女12人，在豹房里歌舞达旦。按照明太祖所定下的祖训，天子、亲王决不允许“狎近”娼妓。武宗却有娶娼妓为妃子之举。据史料记载，武宗游幸偏头关时，在太原女乐众人中结识了乐户刘良女，称为“美人”，宠冠诸女，凡是饮食起居，必与刘女在一起。据说这位刘娘娘，其出身是乐伎，而且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就是晋王府乐工杨腾。

武宗一生游戏成性。他别构院御，筑宫殿数层，另外在两厢造密室，勾连栉列，称为“豹房”。后来就在豹房歇宿，令内侍环值，称为“豹房祗候”。他将豹房称作“新宅”，每天都下诏让教坊司乐工入新宅承应。后来，又将河间诸府乐工送京承应。即位以后，每年上元节武宗都要在宫中张灯为乐。正德九年（1514），张灯时因不小心而着火，延烧宫殿，自二漏至天明，乾清宫一下皆成灰烬。当火势盛时，武宗还在豹房，回头望去，光焰烘烘，笑道：“好一棚大烟火！”

武宗厌倦了豹房生活之后，就出外游幸，尤其喜欢宣府镇城，称之为“家里”。这是以宣府为家，所以凡是有人称宣府为“口外”，就会被治罪。

如果说武宗一生戏嬉成癖，那么熹宗简直可以称之为“顽童皇帝”。秦徵兰《天启宫词》100首，很好地反映了熹宗此人的个人爱好、性格及生活。

据说这位熹宗皇帝在玩的方面兴趣相当广泛，不过最喜欢的还是做木匠活。熹宗好亲手制造漆器、砚床、梳匣之类，全用五彩装饰，工巧妙丽，出人意表。有时高兴了，他还让太监将这些木器拿到宫外卖钱。如熹宗亲自制作了护灯小屏八幅，上面手刻寒鹊争梅戏。他让小太监将它卖掉，并说这是“御制之物”，价须一万。第二天，如数奏进，龙颜大悦。每当他做木匠活最得意时，有急切奏疏进来，奏请定夺。他就命识字女官朗诵官职、姓名、硃语。朗诵刚毕，他就谕王体乾辈说：“我都知道了，你们用心行去。”

除木匠活之外，熹宗一生喜好众多，甚至见到什么喜欢什么，大致有：（1）好骏马。魏忠贤在边将送给他的名马中，精选几匹骏马，进奉给熹宗。熹宗赐予马“齿霞骢”、“流云”、“飞玄光”等名。（2）好山水。魏忠贤让御用监作五彩围屏，绘西湖、虎丘众胜景，放在御榻左右。熹宗看到这些，玩之忘倦。（3）好走马之戏。走马，是古代的一种局戏，又称“打马”，在当时宫中很盛行。（4）上树逮鸟。有一次熹宗游幸西苑，爬上树，从鸟巢中逮雏鸟，失足堕地，裂裳破面。（5）好猫。在宫中猫儿房，养了许多名猫，十五成群。牡者称“某小厮”，牝者称“某丫头”。甚至还给猫加上官衔，称为“某老爷”，同中官例，给赏钱。（6）捉迷藏。乾清宫丹陛下有老虎洞。洞背为御街，洞中筑石成壁，可通往来。熹宗常常在月夕之夜，率众太监在洞中捉迷藏为戏，潜匿其内。（7）玩冰床。每当冬天，西苑池中结冰，熹宗就下令用红木板作拖床，四面低栏，也是红色。他就坐在里面，太监在两旁用绳或竿，前引后推，往返数里，瞬息而已。（8）不好女色。熹宗不好女色，夜宴既毕，就陈设种种杂戏，至宵分才就枕。所以宫词说：“六宫深锁万妖娆，多半韶华怨里消。”

二 游戏翰墨

在明代诸帝的艺术爱好与生活中，与书画的联系也是极其紧密的，因此出现了一些善书或者善画的皇帝。

太祖出身微贱，识字不多，但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也在书法上达到一定的造诣。早在元末至正二十五年（1365），太祖就对书法发表过自己的看法。此年，在应天府设置了国子学，其中成贯门之匾，乃书法家詹孟举所书。太祖嫌“门”字写得不佳，就“粉其钩，卒不补”，所以门字一直缺钩。由此可见，太祖对书法独具欣赏力。另据大学士申时行言，至万历年间，太祖的御笔仍有不少储藏在经阁中，大概总共有76道。这些御笔，“或片楮短札，或累牍长篇，朱书墨书，真体草体，灿然具备”。据民国初年许国英《清史拾遗》记载，在陕西华阴县东岳庙殿后有万寿阁，阁之后为一小楼，小楼上就供奉着明太祖御书《梦游西岳文》真迹。此迹以墨笔书百油板壁上，作行楷之体，字大如杯，书法虽不工，而其奇逸之气，确非臣工所能代笔。直到民国初年时，此迹尚完好无损。

成祖在闲暇时，也曾“援笔肆书”，喜爱书法作品制作的精妙，由此深悟书法虽属匠艺，却也并非“生而能之”，而是“由积学所致”。成祖对书法爱之甚深，临御之初，就励精文翰，因此一些书学名家在永乐朝相继受到重用。在永乐一朝获宠的书家有：陈登，专攻篆书；滕用亨，待诏翰林，工于篆籀；沈度，字民则，翰林学士，书法婉丽庄重，成祖称之为“我朝王羲之”；沈灿，字民望，因善书见知于成祖，召为翰林待诏，书法飘逸遒劲。永乐时期的翰林均称善书，其中尤以解缙的真、行、草，胡光大的行、草，滕用亨的篆、八分最为著名。

明太祖朱元璋的手谕墨迹

宣宗在几务之余，时常留心载籍。一等遍观古人翰墨，自然有契于怀。当时日侍宣宗之侧的是书家程南云。宣宗为答谢他日侍之劳，于是在宣德十年（1435）二月十五日赋《草书歌》一首，其中多所寓意，“书以赐之”。这位程南云，是江西南城县人，曾经在永乐时以善书预修《永乐大典》。此人颇读书，精通篆、隶、行等书体，为宣宗所喜，幸宠尤厚。此后，孝宗亦喜书法，尤其嗜好已故学士沈度的书法作品，每天临摹数遍。

在明代诸帝中，真正堪称善书的只有神宗、崇祯两位。神宗自髻年即工八分书。为了供神宗书写之用，太监孙隆专造“清谨堂”墨，款制精巧，极为神宗所爱。明神宗善书，既是家学的渊源，也是受张居正等辅臣的影响。就家学而言，神宗生母慈圣皇太后就善书。同时，辅臣张居正等人在给神宗安排的教学课程中，也有习字一门，所用影格是《大宝箴》。正因为这两者的影响，使得神宗初即位，就“好为大书”，所以时常有一些内使环立两旁，求神宗御书。万历二年（1574）四月，神宗赐给张居正“宅揆保冲”四字，吕调阳“同心夹辅”四字，六卿“正己率属”各一幅。同年闰十二月，神宗亲洒翰墨，大书“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字赐予张居正。这些大书，在张居正等人看来，已是“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抛开臣下献媚或歌功颂德的成分不说，这种评价确实也反映神宗在书法上有一定的造诣。

明成祖朱棣像

神宗之子光宗，对书法也很有兴趣。每当讲学暇，他就挥洒大字匾额、对联，“以赐青宫左右，虽祁寒大暑，未之少懈”。在这些书法作品上，他常常钤上“东宫亲御”的图章。

明崇祯皇帝书法手迹

崇祯帝在书法上的造诣较深，在历史上也以善书见称。到了晚年，他更是多喜作字，在丈尺幅绡上，作劈窠大书，字显得矫健绝伦。崇祯帝的书法作品，大多临摹虞世南。写成后，不时赐与臣下，至清初仍有人视若珍宝。崇祯帝的书法作品，传世的有“松风”二字，清初时藏于布衣顾苓家。顾氏奉之草堂，颜曰“松风寝”。此外，尚有“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十字，藏于北京一士大夫家。每至书成，崇祯帝就“钤以玉玺”，印文有时是“崇祯御笔”，而有时则是“大明崇祯皇帝万几余暇之笔”，有时又是“崇祯建极之宝”。

对明代皇帝来说，醉心绘画并不单纯是游戏三昧，消遣人生，而是为了网罗儒士，藉此证明朝廷的右文，有时甚至是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因此，画艺的工拙是次要的东西，最重要的则是政治效果如何。明太祖不善绘画，却懂画理，注重实用，所以有时也曾涂抹几笔。如当时周玄素善画，太祖就下谕，让他在殿壁上绘天下江山，并亲自操笔，粗具规模，“倏成大势”。洪武元年（1368），太祖命画士绘制“大孝行及身历经历艰难起家、战伐之事为图，以示子孙”，其目的是为了使子孙知晓创立帝业的艰难。

宣宗以善画著称。他绘有《五花马》、《白燕》二幅，上面均亲题“赐太监袁琦”。画中燕上柳叶飘洒，用粉分筋，柳干颤掣，所学当是南唐李后主金错刀法。

宣宗以后，景泰帝虽不称善画，但也有绘画作品。如景泰五年（1454），他就画了《花竹双鸟图》，“绢本方幅，高七寸八分，阔七寸二分，著色竹、桃枝、杏花、双鸟”。

在明代的皇帝中，今人一般只知宣宗善画，所见也多为宣宗御画，却不知宪宗宸翰也极工致。如宪宗曾画有一幅《文昌帝君像》。画中帝君“冠唐帽绿袍，束带履乌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仪消散出尘”。此画题“成化十九年御笔”，押以“广运之宝”，显为宪宗御笔。宪宗所画，大多是神像、金瓶、牡丹、兰菊、梅竹之类的作品，但有时也作山水小景，所作潇洒出尘。宪宗性爱画，与画士极为亲近，一些画士投其所好，藉画艺以进，为此倖门大开。

孝宗是否善画，不得而知，但与画士的关系却非同一般。在一般臣子看来，绘画这类玩意虽技艺绝伦，但是有之不足以华国，无之也不足以损治，视绘画为无用之艺，画士为杂流。但孝宗与画士极有缘，即位之初，为装门面，也假重惜名器，罢黜一些传奉书画杂流，但不久就给以恢复。至弘治七年（1494）十一月，孝宗直接下令，让各处守臣访取画士，储养于内宫。不久，山西镇守太监刘政奏送画士白玺等18人，一同送至御用监。

宣德至弘治诸朝，由于皇帝对画士的重视，最终培植了一个宫廷画派，在绘画史上留下了虽不称灿烂但也不可忘却的一页。

三 文采风流

在明代诸帝中，太祖与成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因属于开国与守成之君，本领阔大，气魄宏伟，故所作诗文尽管缺少文采，却大都铿锵有力，大可讽诵。随后的各朝皇帝，多生长于深宫，经东宫儒士一整套符合儒家规范的训导，在文学水平上大有长进，但因远离了生活，而宫廷生活又造成了他们性格柔弱，因而所作诗文也体现了温柔敦厚这样一种风格。在明代诸帝中，只有武宗好武，熹宗戏嬉成癖，因而在文学上无甚建树可言。

早在戎马生涯时，明太祖就喜欢阅读经史，不久就能操笔成文。他曾对侍臣这样说：“朕本农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自顺，岂非天授乎？”这种生活经验同样反映于他的文学作品中，使文章充满口语化，显得通俗易懂。太祖的文学思想是反对言过其实，而以平实为贵。为此，他在文体上作了必要的改革，下诏：凡是表笺奏疏，禁止四六对偶，以免滋长雕琢浮文之风，文字一体讲究质实无华，典雅淳朴。平定蜀地以后，太祖曾御制《平西蜀文》，并系之以诗。此诗文辞或未甚工，但意质而情谦，大都归功天人，显示了他本人的文学风格。

明太祖的作品虽经文人的润色，但仍然保留了不少他本人那种朴实的风格。清代史学家赵翼曾对明太祖的文集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其结论是太祖既能写散文、赋诗，又兼习骈体之文。太祖起自民间，身经百战，所以所写诗文的内容极其丰富。简言之，太祖诗文内容具有以下特点：

（一）太祖起自民间，虽荣登大位，但对过去的生活仍然念念不忘，对亲人的养育之恩感激不尽。如《皇陵碑》不讳艰难，《孝慈录》重服庶母、慈母、养母，《纪梦》叙及入濠之故等等，都具有相同的主题。又如《思亲歌》一首，则将慈母养育之恩比作慈鸟乳雏，对昔日微贱时的堂上亲人，表现出无限的思念。

（二）从诗歌中可以发现太祖的性格特点与生活追求。大概是亲近文人儒生的关系，他的诗有时也反映了对雅致生活的刻意追求。如《竹干青乐钓》一诗，就内容、风格而言，说它是一首文人诗也不为过。而《思老试壮》一诗，充分体现了太祖老当益壮、雄心不减当年的性格特征。

（三）太祖的笔触更多的还是伸向如“大祀”这样的礼仪场景，虽有皇家的气魄，但终究是以歌颂太平景象为目的。如《大祀》一首，其中“鞠躬稽首参天处，四海讴歌贺太平”，已将这种目的暴露无遗。

（四）太祖出身农夫，作品虽经文臣的加工或润色，但有些仍保留了朴素的风格，读起来朗朗上口。如《东风》一诗言：“我爱东风从东来，花心与我一般开。花成子结因花盛，春满乾坤始凤台。”

由于成祖对建文遗事的避讳与掩饰，因此建文一朝的遗事大多含混不清，即使建文帝本人的史实，也多被篡改，以致以讹传讹。如野史盛传，建文帝自幼颖敏能诗，太祖命他赋新月，他应声云：“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这首《新月诗》为很多野史所转录，但根据明末文坛宗主钱谦益的考证，这是各书的附会，此诗实为杨维祯所作，见于《东维子诗集》。所以，对建文帝在文学上的造诣，现在还很难遽下判断。

明成祖在戎马之余，铺张文治，敕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与《永乐大典》。成祖也有御制集藏于宫中，不传人间，大概至今已不存于世。从《列朝诗集》所录《赐太子少师姚广孝七十寿诗》二首中，我们很难断定成祖的文学成就，因为这两首诗属贺寿诗，算是应酬之作，不能反映文学水平，只能窥见“神龙之片甲”。不过，从成祖的为人看，其诗当气魄甚大。

在明代诸帝中，真正堪称文采风流者，当推仁宗与宣宗。仁宗在东宫较久，虚怀好学，学问较为渊博。他酷好宋欧阳修的文章，“乙夜翻阅，每至达旦”。仁宗有御制集上、下二卷，已不存于世。现在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此书存目，系内府钞本。全集有文一，即《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诗256首，词八首。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收录了其中的九首诗，只是极少部分，我们只能据此分析仁宗的文学成就。

仁宗亲近儒臣，为人雍容大度。诗如其人。仁宗之诗，大多雍容蕴藉，大有宫廷的风致，皇家的气魄。仁宗的诗内容涉及较广，春、夏、秋三季景致的变换，无不留下了他的吟咏，春有《桃园春晓》一诗，《阳春曲》一曲；夏有《池亭纳凉》一诗；秋有《江楼秋望》。尽管如此，由于仁宗的生活已大不如太祖、成祖丰富，所以诗歌的内容也不外乎宫廷的生活场景，如上元节观鳌山灯、早朝等，以此体现宫廷诗歌的特点，即粉饰太平，思想较为贫乏。

宣宗颖敏过人，有志于经史。每次考试进士，常常自撰程文，并说：“我不当会元及第耶？”显得相当自信。万机之余，游戏翰墨，长篇短歌，援笔立就。作有御制集，就是至今仍留存于世的《宣庙御制总集》。宣宗喜作诗，他自己就说：“朕喜吟咏，耳目所遇，兴趣所适，往往有作。”通观宣宗的诗作，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诗作带有说理的韵味，《乐静诗》即是一例。

（二）宣宗一朝，运际雍熙，治隆文景。宣宗时与臣下同游，赓歌继作，造就了一个台阁体诗派。作为倡导者，宣宗的诗作也具有宫廷的韵味，这种韵味就是颂谀太平景象，显示皇家的宏伟气魄。《新春诗》、《元宵诗》、《七夕诗》等，都是粉饰太平之作。

（三）在明代诸帝中，宣宗也算是一个英主，所以他的笔触就不仅仅限于皇家的宫苑，而是对民间百姓的生活与疾苦给以客观的描述。每当亢旱岁歉，宣宗均能循己自责，减租赈恤，并毫不掩饰地写下这些与太平景象不符的农民实况。如《书愧诗示户部尚书夏原吉》一诗，所反映的就是“关中岁屡歉，民食无所资”的现实生活。

（四）宣宗为人风流儒雅，大有文人习气。故诗作中多有写景之作，而且显得文采斐然。如《四景诗》四首，对春、夏、秋、冬四季景色变化的刻画堪称细致入微。

就目前而言，尚未找到英宗、景泰帝、宪宗的诗作，所以无从探究。倒是《列朝诗集》引用了孝宗的一首诗，名《静中吟》。从此诗确实看不出孝宗有多深的文学涵养，只能发现他本人的生活实录。钱谦益也曾认为孝宗“粹然二帝三皇，典谟训诰，不当以诗章求之也”。此说在为孝宗开脱辩白之外，似乎也道出了孝宗诗章不佳的实情。

武宗好武，喜动厌静，与宣宗的为人风格正好相反，所以他写不出如宣宗那样风格细腻的诗作，只有一些流于粗疏的作品。据野史记载，武宗临幸宣府时，曾经写过一首小词，有“野花偏有色，村酒醉人多”之句。这确实是他摆脱繁缛琐碎的宫廷生活的实录。正德十五年（1520），武宗自称“威武大将军”，御制诗12首，以赐大学士杨一清。在赐诗中，其中《上马留题》一首云：“正德英明已远播，南征北伐甘当先。平生威武安天下，永镇江山万万年。”所言多浮夸轻率之词，却也直抒胸臆，道出真情。

世宗醉心于道教，同时也风流自喜。万机之暇，喜作诗文。大学士杨一清曾进呈《元宵诗》，有“爱看冰轮清似镜”之句。世宗以为此句与中秋诗类似，改云：“爱看金莲明似月”。世宗时常与阁臣费宏等唱和，所作诗大有仙气。

按照传统史臣的说法，神宗是天藻飞翔，留心翰墨。曾作《劝学诗》一章，御书赐予太监孙隆，并在吴中刻石。诗云：“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因书万卷，那得近君王。”所言具有皇家那种盛气凌人的气势，自夸不当，但劝人勤勉好学，也算是至理名言。

神宗之后，光宗短命，熹宗戏嬉，文学均无足称。崇祯皇帝喜读书，各宫御座左右，大都置有书籍，坐则随手披览。他曾经作有四书八股文，“以示群臣”。此作后颁行天下，士子竞相传诵。惜未见崇祯帝的文学作品，故不能在此详加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