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宗室成员的生活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子孙世代繁衍，宗室成员的数目日趋膨胀，已成为明代一个巨大的寄生阶层。明朝廷设置了专门的宗人府，负责管理宗室成员的事务。每当有朱姓子孙出生，就会被登录在《天潢玉牒》中。《玉牒》就是皇帝的家谱。而宗室成员触犯国家的法律，经宗人府审实以后，就会被发配到凤阳的“高墙”内禁锢。

这些宗室成员，无论是亲王、郡王，还是各类将军，借着“天潢”的名头，开始在社会上四处活动，有的结交当地官府，包揽讼事，有的饮酒作诗，开设书院，建造园林，附庸风雅，有的干脆在社会上闲逛，整日无所事事，而且与一帮地棍打得火热，行同无赖。

一 中州地半入藩府

大体说来，明朝的诸王分封制度，在初期曾造成了宗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对皇权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自中期以后，因为朝廷的削藩政策，使大部分宗室成员对政治失去兴趣，转而热衷于娶妾生子，求田问舍，导致宗室人口的膨胀。明人王宗沐言，至万历初，宗藩人口，“且数十倍于旧矣”。可见，宗藩人口已是相当惊人。至万历二十九年（1611），宗藩人口达到313712人。至天启六年（1626），更是达到了627424人。

朱元璋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后，于洪武初年实行分封诸王的制度，其目的是“永绥禄位，以藩屏帝室”，既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享尽富贵荣华，又使朱家王朝君临万代。他在《祖训录》中说：

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或连及朝廷俱废。盖王与天子，本是至亲。或因自不守分，或因奸人异谋，自家不和，外人窥觑，英雄乘此得志，所以倾朝廷而累身己也。若朝廷之失，固有此祸；若王之失，亦有此获。 当各守祖宗成法，勿失亲亲之义。

朱元璋对待自己的子孙，实行的是“亲亲之道”，但对诸王在政治上的野心也有所限制。

可是，事与愿违。朱元璋一死，尸骨未寒，墓木未拱，他的亲生儿子燕王朱棣就向他的嫡长孙建文帝朱允炆发难，发动了“靖难之役”，经过几年的反复较量争夺，终于攻占南京，这位当叔叔的愣是从侄子手中夺过皇位，自己坐上了金銮宝殿。

这位燕王开启了不好的先例。尽管朱棣自己继位以后，继续奉行削藩政策，剥夺诸王的兵权，不过“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久存于诸王之心，觊觎皇位的野心根本无法从诸王身上抹去，更何况燕王自己就是他们最好的榜样呢！

永乐以后，诸王反叛的事例仍复不少。这些天潢子孙谁都想过过当皇帝的瘾。仁宗死后，宣宗为皇太子，监国南京，汉王朱高煦谋反。宣德元年（1426），宣宗亲率大军平叛，俘获高煦，还师。正德年间，又有两次重大的宗室叛乱，一次是江西宁王宸濠之乱，一次是宁夏庆府安化王叛乱。虽最后都被平定，却着实让朝廷吃惊不小。

显然，朱元璋的这套分封制度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尽管他在位时，修了一部《永鉴录》，辑录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的事情，以类为编，直书其事，颁赐诸王，作为他们的鉴戒；尽管他又亲自写了一部《御制纪非录》，内列秦、周、潭、鲁、靖江诸王累恶不悛之事，以便引起子孙的警觉。可是，这些宗室亲王依然我行我素，因为至高无上的皇位的诱惑力实在太大。经过多次的叛乱、平叛以及随后的削藩，明代诸王的政治问题才暂时告一段落。到了明代中期以后，由于宗室人口的骤增，岁禄数量庞大，困扰朝廷的宗室问题转而变成经济问题了。

洪武三年（1370），分封诸子，除了立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外，其他分别为：第二子为秦王，王府在西安；第三子为晋王，王府在太原；第四子为燕王，王府在北平；第五子为周王，王府在开封；第六子为楚王，王府在武昌；第七子为齐王，王府在青州；第八子为谭王，王府在长沙；第九子为鲁王，王府在兖州。此外，又封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随后又陆续分封众子，分别有：蜀王，王府在成都；湘王，王府在荆州；豫王，王府在南昌；汉王，王府在安陆；卫王，王府在彰德；代王，王府在大同；肃王，王府在甘肃；辽王，王府在广宁；庆王，王府在宁夏；宁王，王府在大宁；岷王，王府在云南；谷王，王府在宣府。此外，还有韩王、沈王、安王、唐王、郢王、伊王诸府。

永乐朝，除成祖诸子如高煦、高燧分别封为汉王、赵王以外，还下了一道《复封宗室诏》，大批分封宗室。如将周王、齐王重新分封到河南、青州，代王、岷王也恢复了封爵。此外，封秦王诸子分别为兴平王、永寿王、安定王；晋王诸子分别为平阳王、广昌王；周王诸子分别为汝南王、顺阳王、祥符王、新安王、永宁王、汝阳王、镇平王、宣阳王；齐王诸子分别为乐安王、长山王、平原王。

成祖以后，仁宗十子，宣宗外，建藩就国者五。英宗九子，宪宗外，建藩就国者五。宪宗十四子，孝宗外，建藩就国者九。世宗八子，穆宗外，建藩就国者一，即景王载圳。穆宗四子，神宗外，建藩就国者一，即潞简王翊镠。神宗八子，光宗外，建藩就国者四，即福王常洵、瑞王常浩、惠王常润、桂王常瀛。

按照明代的制度，皇帝的次子封为亲王，亲王的世子日后袭封，其余次子以下均封郡王。郡王长子袭王，次子都封镇国将军。往下世代袭封，镇国将军之子都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都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都封镇国中尉，镇国中尉之子封辅国中尉，辅国中尉之子以下都封奉国中尉。皇帝之女封公主，亲王之女封郡主，郡王之女封县主。郡王孙女封郡君，曾孙女封县君，玄孙女封乡君。

亲王、公主以下，都有禄米、禄麦、海盐、籽粒（即地租）。据《皇明通纪》一书记载，亲王禄米每年1万石，郡王禄米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公主每年食禄米2000石，郡主800石，县主600石，郡君400石，县君300石，乡君200石。

自成化以后，宗室人口日繁，一遇岁歉，常赋不足，亲王以下，大多减半支给禄米。就每个亲王府而言，岁供禄米当然呈逐年减少之势。但由于这些皇子皇孙养尊处优，繁衍很盛，因此宗藩岁供总额与日俱增。关于宗室人口的无限增大，明人戚元佐作如下记载：在国初，亲王、郡王、将军，才49位，女才9位。至永乐年间，增封亲王、郡王、将军41位，女28位。其数尚不算多。而当时的禄入已比前有所减少，不能全部支给。随着200年的发展，宗室在《玉牒》中有登记者共计45115位，而现存数为28452位。与明初相比，超出不啻千倍，而天下王府所需之禄，甚至多于岁供京师之米。即使尽发上供之输，还不足王禄之半。嘉靖初年，霍韬上奏，云：“洪武至今，自周王府论之，禄米增数十倍，子孙日益繁矣。”这确实是当时真实的历史反映。

宗室繁衍以后所导致的禄米数增加，已使朝廷不堪重负。即以周王府为例，禄粮均在布政司关领，每年于五月发放，共达禄银10余万两。顺治二年（1645），《登莱巡抚陈锦残本》提供了明崇祯年间衡王府岁禄和其他各项支领的具体数字，共达26000余两。一个王府的岁禄和各项支取之数，多则10余万两，少则近3万两，开支如此之大，几十个王府的支取，自然会使明政府的赋税收入捉襟见肘。嘉靖四十一年（1562），御史林润曾将岁供京师之粮与王府禄米支出作了如下对比：天下岁供京师粮食每年400万石，而诸府禄米支出就达853万石之巨。即以山西为例，存留粮152万石，而宗禄支出却达312万石；又河南，存留粮不过84万石，而宗禄所需达192万石。可见，在山西、河南两省，即使将存留粮全部供给王府岁禄，还不足禄米之半。而天下供给京师的粮食，还不及宗室禄米的一半。由此可见，宗藩岁禄确已成为明代中期以后朝廷的沉重负担。

自洪熙以后，诸王通过钦赐、奏讨、投献等手段，大肆掠夺官民田土，成为家业庞大，显赫异常的庄田地主。他们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主要靠庄田地租来维持。

洪熙元年（1425）七月，赵王高燧就藩河南彰德府时，仁宗于岁供之外又钦赐田园80余顷，开启了藩王就国钦赐庄田的先例。宣德四年（1429），仁宗嫡五子襄王就藩长沙府，又于正统元年（1436）徙襄阳府。正统二年（1437），英宗赐襄王“无税地”396顷。景泰三年（1452），代宗又赐襄王地100顷。英宗庶二子德王，于成化三年（1467）就藩济南府时，得赐地4100余顷，后又分别于成化十八年、二十三年得赐地1300余顷、403余顷。宪宗庶四子兴献王，于弘治七年（1494）就藩湖广安陆州时，孝宗赐给他郢王、梁王的香火地449顷，继而又把郢、梁二府遗下的3839顷庄田，全部赐予兴献王。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子景王就藩湖广德安府，钦赐庄田多达4万顷。万历十七年（1589），穆宗子潞王就藩河南卫辉府，神宗将景府遗下的4万顷庄田全部赐给了潞王。万历四十二年，神宗子福王就藩河南府，得庄田2万顷。天启七年（1627），瑞王、惠王、桂王就藩时，各得赐田3万顷。

有明一代，可以说没有一个藩王不侵夺民田的。侵占的渠道有二：一是将民田妄指为“荒地”、“退滩地”、“闲地”等，上奏皇帝，通过皇帝批准，以“合法”的手续而广夺民田。二是不通过奏准而直接侵夺民田。侵夺的主要方式，包括投献、低价夺买、赤裸裸白占三种。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诸王占据的庄田数字，至少已接近五六十万顷，约占明代耕地总数的十分之一弱。

宗室大量占有民田，已引起当时一些士大夫的震动。明末，河南诸藩最为横行，开封城中宗室就有72家田产，当时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明人何景明诗云：“惟余芳草王孙路，不入朱门帝子家。”可谓诗史。此诗语言含蓄有味，可知宗室占田之风由来已久。

明藩不仅占有大量庄田，成为最大的庄田地主，而且占有相当数量的市肆和厂矿，分割了明朝政府相当一部分的税课。

在明藩占有的城市店肆中，主要是官店和盐店。明代的官店和官田一样，可以由皇帝赏赐给诸王及皇亲贵戚。诸王一方面向皇帝奏讨官店，另一方面自行设立官店。《明史·李东阳传》上说，诸王“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指的就是这方面的情况。

二 风流好文

政治上的没有出路，导致这些天潢宗室对政治权力失去信心，转而追求风流好文的雅致生活，享受宫室苑囿、声伎犬马之乐，音曲、词章、枭庐、击鞠，无不狎弄，离宫别馆，舞榭歌楼，无不具备。于是，四方的墨卿赋客、博徒酒人、黄冠羽服、骥子龙文之流，闻风而动，纷纷麇集，成为王府的座上宾。

宗室成员的兴趣相当广泛，好文仅仅是一个方面。这些宗室成员雅好交游，纷纷与士大夫结交，并仿士人结社风气，在宗室子弟之间互相结诗文社，吟风弄月，风流雅致。

周宪王朱有燉，为周定王长子，据载，这位周宪王“恭敬好文辞”，著有《诚斋录乐府传奇》若干卷。他所制的乐府新声，一直为开封人所喜欢，歌舞不歇。代王府的端懿王朱聪滆，为人俊格嗜学，善于属文。益庄王朱厚烨，撰著诗文甚多。他的手下还聚集着很多儒生，替他从事一些文学工作。如他曾命儒士张容辑《皇明文范》一书。富顺王朱厚焜，也对诗歌尤为嗜好。唐王府的昭毅王朱弥（鋠），性格警敏绝人，喜欢儒雅，著有《存稿》、《乐府》、《复斋录》若干卷。奉国将军朱多炡，颖敏过人，善于诗歌，所作尺牍小札，多有风致。秦王府简王朱诚泳，也以风雅著称，著有《宾竹小鸣集》，在当时相当闻名。在秦王府宗室中，还有一位号“青阳子”的宗室成员，藏有石本《清寒九九图》，每图各系一诗，诗意归于安静，以养微阳。

宗室成员结成诗文社的例子，也在史料中多有记载。如恭裕王之子孙三人，都工于诗，兄弟共处一楼，谈艺不倦，结成“花萼社”。奉国将军朱多炡，也与一些宗人结成词社。又如河东王府宗室将军朱新增，与王浦鹤、钱虚舟、杨定一、李以仁这些士大夫交游，“结诗社苦吟”。

在明代宗室中，大多对书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有些甚至兼工书画，在书林画坛占有一席之地。如周宪王朱有燉，曾集《古名迹》10卷，亲自临摹，勒于石上，名“东书堂”。又集有古人书法法帖，也遒丽可观。晋庄王朱钟铉，好博古，喜书法。考虑到绛帖岁久断脱，他就让世子奇源求得旧本，重新刊刻。代王府端懿王朱聪滆，尤好古人篆籀墨迹，曾经亲手临摹60余种，勒于石上，称为《崇理帖》。富顺王朱厚焜，也兼精绘事，在绘画上有一定的成就。益庄王朱厚烨，精研书法小篆，别具一格。唐王府的昭毅王朱弥（鋠），曾经汇集古人法书，名《复斋集古法帖》。奉国将军朱多炡，精通绘画，看到古代名人墨迹，就再三临摹，如出其手。

明人李梦阳《汴中元夕》诗云：“中山孺子倚新妆，郑女燕姬独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此诗说的就是开封周王府戏曲之盛况。据史载，周宪王朱有燉在乐府的制作上擅名东京（开封），作有杂剧30余种，杂戏百余种，一直为中原弦索所采用。这就不得不追溯到明初。当明初周王朱橚到开封就国时，朱元璋“钦拨二十七户乐户随驾伺候奏乐”。其子朱有燉嗜好“声伎”，创作了大量的杂剧，再加之王府内广蓄家乐班子，使得王府戏曲在开封名扬一时。另外，毛奇龄《西河词话》载：“提琴起于明神庙间，有云间冯行人（按：即冯时可）使周王府，赐以乐器，其一即是物也。当时携归，不知所用……太仓乐师杨仲修，能识古乐器，一见曰：‘此提琴也。’”从中可知，当时周王府御乐不仅精于搬演各种杂剧、舞旋，而且在王府中保存了整套的北曲所演奏的乐器。

除了尽情于声伎之外，据说这位周宪王还好饮“京口老酒”。据周亮工《书影》所载，当时“京口人岁治数万瓮，溯黄而上，尽以供汴人，呼曰‘汴梁酒’”。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梦录》一书记载当时开封城内“酒园林立”。这种镇江酒，直至清初，在开封尚负盛名，长篇小说《岐路灯》中所说“镇江三白颜色俊”一语，即可为证。

清人饶智元《辽藩宫词》四首之一云：“竹宫秋夜月华凉，隐隐鸾箫出洞房。莫唱人间可哀曲，落花流水送南唐。”说的大概就是辽王府中的宫室、艳曲。据《辽邸记闻》可知，辽王喜好营造宫室，建亭院20区，在里面设置美人、钟鼓。这些园亭，名称繁多，有西楼、西宫、曲密华房、太乙竹宫、月榭、红房、花坳、药圃、雪溪、冰室、莺坞、虎圈，又有塔桥、龙口、西畴、草湖、蕊珠洞、宫人斜等处，绵延包络，琪花瑶树，异兽文禽，无不毕至。在园林内，辽王每天与名士赋诗饮酒。史载，辽王雅工诗赋，自制小词艳曲，有《春风十调》、《唾窗绒》、《误归期》、《玉栏干》、《金儿弄丸记》，全都极其婉丽。

据文献记载，早在明初，这些亲王就与僧道、方术之士打得火热。如洪武朝时，齐王起盖僧寺，劳民动众，“以致罪及官吏，死者甚多”。此外，又在宫中命龙虎山道士在殿廷上放置神像，在柱上书写一门对，并将玉帝以及众天神名号刊为板，五寸阔，八九寸长。靖江王也是盖寺斋僧，盖了一座圆通寺，还请来僧众，在云南都司后堂做斋三昼夜，在广备仓支米53石，给与各僧。秦王则与算命人关系密切，曾将算命人裴先生召入宫中，算命卜卦。然自天顺以后，这些天潢王宗，日以溺佛、烧丹，求其肉体长生，于是四方佛、道、方士、丹客，纷纷投入王府。

到了嘉靖年间，明世宗崇尚焚修，信奉道教，于是这些宗室也纷纷迎合。据钱希言《辽邸记闻》记载，辽王为了奉承世宗，也好致方士，追求长生不老之术。世宗加封辽王为“真人”，宠赐络绎。恭王朱厚（爝），为人很暴虐，也凭借好道而向世宗献媚。世宗南巡时封恭王为“太清辅玄宣化忠道真人”。恭王子朱载埨继王位后，据说时常梦见一老人，童颜长爪，说：“吾得请于朝，将佐王。”醒后，得道士梁甲，年八十，善于导引术，一如梦中。朱载埨于是将梁甲推荐给世宗，为明世宗所宠，地位权势几与陶仲文相提并论。显然，恭王做梦云云，不过是一派胡言，目的无非是增加道士梁甲的神秘色彩，以便向世宗献媚。

众所周知，自弘治以后，在士大夫中逐渐形成一股讲学风气，并在各地广建书院，作为讲学的场所。流风所及，在宗室中也形成建造书院之风。他们建好书院后，或奏请皇帝御赐匾额，或请有名的文人士大夫题匾。为示明晰，详引如下：

弘治十七年（1504）八月，因晋府庆成王之请，赐奇浈书院额为“尚贤”，并赐《五经大全》等书；弘治十八年九月，唐王建一书院，教授其府中军校子弟，上奏请赐额，获赐名“养正”；正德元年（1506）五月，赐隰川王所建书院额为“崇礼”；同年八月，赐灵川王书院额，名“养性”；正德二年闰正月，赐怀仁王书院额，名“遵道”；同年二月，赐山阴王书院额，名“进德”；正德三年八月，赐楚王书院额，名“正心”；正德八年，宁王宸濠建阳春书院成，请李梦阳做诗记之；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月，江西瑞昌王府镇国中尉多炫捐禄创书院一所，“以待士之无居食者”；万历九年（1581）正月，赐山阴王所建书院额，名“乐善”，仍给与经书；万历二十二年，上蔡王奏讨书籍并书院额，赐《四书五经集注》一部，书院赐额“学文”；万历二十三年六月，赐晋王敏敦《四书》、《五经》各一部，并赐书院额为“宝善”；万历三十二年九月，赐建德王翊鋐《四书集注》、《五经集注》各一部，并赐书院额为“守文”。

王府宗室纷纷建书院，奏请赐书、赐额，固然是受当时社会上讲学风气的影响，同时也是为了迎合皇帝的旨意，以表明自己亦崇儒右文。明代曾三次禁毁书院，其中两次就发生在嘉靖、万历两朝，而这两朝恰好王府宗室建设书院不断，是偶然巧合，抑或另有原因，对这一奇异现象的出现，目前因尚缺乏资料予以进一步考察，只好存疑。

三 行同无赖

朱元璋的这些子孙们，也即那些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从他们的所作所为来看，不但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豪强，而且大多无赖成性。而那些王府与将军府，也成了无赖游民的避风港。

不妨先看看下面这些例子：伊王朱，就很有点无赖派头，“平居髡裸男女杂坐之”。鉴于他平常的生活实在太糜烂荒淫了，所以死后得了一个“厉”字的恶谥。又如晋宪王朱瞻堈，屡次聚集恶少骑射游猎，微服外出，抢夺他人美色妻子。一些王府大都设有乐院，内有很多乐妓，导欲长奸，为害无穷。如鲁王朱观，淫戏无度。鲁王府中旧有东园离宫，观还不满足，对其进行改造，叠山浚池，造复室曲房。不仅如此，这位鲁王还挟娼乐及一些无赖群小，在离宫内昼夜欢饮，甚至男女裸体，“群浴于池，无复人礼”。可见，这些天潢王宗不事生产，整天无所事事，而把大量的社会财富集中到自己手里，用来满足他们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不仅住着雕刻华藻、崇饰富丽的府第别宫，摆着龙凤几榻诸器及宫殿陈设宝玩金玉，而且强夺民间少女，呼唤乐妓人府奸用，甚至烝淫不道，成为一群衣冠禽兽、无赖流氓。

亲王掠夺了大量的土地以后，大多设有王庄。这些王庄的直接管理者是“管庄内臣”和“管庄官校”，但他们手下的庄头、伴当则多由一批无赖充当。这些王府管庄人役，不仅恣意掠取财物，而且奸污妇女，私设刑具、牢狱，缚打佃农，甚至格杀庄佃。

成化年间，在山东兖州府的城内，一些郡王、将军专门收买外姓子弟，或者容留一些各处逃来的军民囚夫及游手好闲之徒。而这些人大多无籍贯，来历也不明，实际上就是无赖流氓。正德年间，当时的一些城市无赖，诸如无籍奸人、游食术士、无名内使，更有一些私自净身的男子，大多依托王府，在王府中充当谋士、爪牙，不仅“废置害人”，而且“贻累宗室”。这些人到了王府，无非是充当家人、厨役，或者投充猪、羊、菜户等项名色，在府中听候使唤。一旦进了王府，这些游手好闲之徒就为虎作伥，假传令旨，虚张声势，逼取他人私债，强买商贩货物，挟制地方官府，欺压良善平民，有的甚至暗中与盗贼勾结，劫夺杀人，骚扰一方，毫无忌惮。更有甚者，这些无赖将人拿到王府，殴打致死，有时还随便捉拿百姓，逼打他们，让他们自己承认为盗，借此吓诈财物。等到事情败露，他们就躲在王府中不出来，地方官也奈何他们不得。

齐王是明太祖的第七子，建文年间坐废。靖难之役后，被恢复王位，后又因谋反被废除，禁锢于南京。齐王的子孙全为庶人，有庶粮，无名封。至万历年间，齐王一支，人口逐渐增多，而且横行南京。廊下各商铺，院中诸妓，他们动辄出票，“取物不还值，荐枕不捐橐”，甚至一些佛教寺庙，也深罹其害。最可笑的是，齐王这些已成庶人的宗室子弟，一旦做小买卖不得志，“即设一几北面拜，自称谢恩。次日，系金带服象龙拜客，家中受人谒贺”。这显然是打秋风的做法，与民间破落户子弟的行径如出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