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生活史——民间的烧香与香会



明代民间的宗教信仰活动相当众多，举凡行善积德、乐善好施、宣卷，而烧香仅是其中之一。从明代的法律文书中，可以知道官方将烧香限定于下面两点：一是私自在家告天拜斗、焚烧夜香、燃点天灯七灯；二是至寺观神庙烧香。所谓“天灯”，主要是指点天道、星辰、天象之灯。所谓“七灯”，主要是指七曜及北斗七星之灯，也就是“拜斗”。可见，烧香活动包括佛、道两种习俗。

“烧香”一词，在中国的表述相当丰富，除了最常见的烧香这种说法之外，诸如“行番”、“焚香”、“拜香”，都是相同意义上的敬神祈福活动，只是表述之法稍有差异而已。民间的烧香活动，当然是由人所主持乃至参与的宗教活动，于是又有了一些相关的专门称呼，如称主持或组织者为“香头”，参与者则称“香客”、“参诣客”。烧香所用之香，种类繁多，尤其是品质，但从其形状来说，大多是线香，也有一些是盘香。烧香所需的器皿，则有香炉，而在明代则以宣德年间所产的铜炉最为著名，号称“宣德炉”。在民间，则又有“烧头香”的习俗。

明代官方所定法律严厉禁止妇女到寺观烧香，违者加以处罚。如法律规定：“若有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妇。其寺观神庙住持及守门之人，不为禁止，与同罪。”饶有兴味的是，明代的史料却一再证明民间妇女至寺观神庙烧香几乎已成一代之俗。明代的官私记载也印证了民间尤其是妇女的烧香活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一些田野人家妇女，相聚二三十人，结社讲经，不分晓夜，在家做佛事，或烧夜香；二是每月朔、望，人祠庙烧香；三是跋涉数千里外，到南海（普陀）、东岳（泰山），烧香祈福。

一 烧香的起源及意义

关于烧香的起源，其中所涉及的有下面两个问题：第一，既然是烧香，那么所烧之香是从何时产生的？若不是中国本土所产，又是何时由海外传入？在烧香以前，传统儒家的祭礼，又是采用何种方式以上达神灵？第二，烧香这种仪式，究竟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还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宗教信仰活动？

在《说文解字》中，“香”字仅仅是作“气芬芳”解，篆体香字从“黍”、“甘”。可见，中国自古有此“香”字，却并不能说明就是后来所谓之香。正如苏轼《沉香山子赋》中所言：“古者以芸为香，以兰为芬，以鬰鬯为裸，以脂萧为焚，以椒为涂，以蕙为薰。”正是基于此，宋人叶廷珪在《香录序》中说：“古者无香，燔柴焫萧，尚气臭而已。故香之字，虽载于经，而非今之所谓香也。”

由上可知，在秦、汉以前，尽管有“香”字，但所谓的香，仅仅是兰、蕙、椒、桂一类而已。尽管上古时期已有通过事香奉神明乃至达“蠲洁”之例，但三代所谓的“禋享”，首先所荐者还是“馨”，而不是后世沉水、薰陆之类。所谓馨，就是前面提到的兰、蕙之类。古人虽有烧香草以降神之例，称为“蕙”、“薰”，其实也不过是香草。到汉武帝时，有“含鸡舌香”之说。所谓的鸡舌香，按照宋人沈括的说法，就是丁香，仍然不能说是后世宗教活动时所用之香。《西京杂记》载，当时长安有一巧工丁缓，制作了被中香炉，据此似乎西汉时已有后世沉脑诸香。但事实并非如此。刘向《博山炉铭》云：“嘉此王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玉台新咏集》中也说：“朱火然其中，青烟飏其间。好香难久居，空令蕙草残。”上面的记载也显示，当时所焚之香，仅是兰、蕙之属，而非沉脑。显然，尽管西汉时已经通道南粤，但各种记载的迹象证明，西汉时尚无南粤之香。至于像《汉武内传》载西王母降爇婴香之类，尽管品多名异，但疑是后人所为，并不足信。从这种角度上说，香是传自外邦之物，其传入是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后，此说基本可信。

烧香或者说朝山进香这一类宗教活动，一方面与香之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却并不能完全拘泥于香的起源。从前者来说，古人已经知道，汉代以前无烧香者。自从佛教传入中国，“然后有之”。如佛经《楞严经》云：所谓纯烧沉水，无令见火。这就是佛教的烧香之法。这就是说，汉以前尚无烧香一类的宗教仪式。清人梁绍壬基本持此说。从他的说法中可知，在佛教传入中国以前，传统中国的“柴祭”，通常采用的是一种“燔柴升烟”，作为一种求神的“定仪”。这显然也与当时无香可烧有关。近人林耀华也认为，香的发源地在犹太国，而焚香也是犹太的遗俗。尽管烧香不是佛教固有之典，但烧香这种习俗，却确实是通过佛教才传入中国，并使其成为宗教仪式中人们交神的要典。烧香之俗传入中国以后，不仅礼佛之人效人焚香，甚至影响到祀先祭祖、祀社稷之礼，如唐代官方就以“三焚香”取代了原先的“三献”，宋代地方上祭祀社稷、孔子时有“三上香礼”，诸如此类，足以为证。而中国原先祭祀老子之人，也仿效佛教焚香的仪式，使烧香也成为道教徒的交神要典。在一些道书中，不乏关于香的记载，如道家言檀香、乳香是“真香”，可以“烧祀上真”；道家《真诰经》也言，屡烧香左右，可以“令人魄正”；据《杜阳杂编》记载，唐代穆宗、武宗崇信道教，穆宗每天早上焚凤脑香，“以崇礼敬”，武宗修降真台，“焚龙火香”。

说到民间烧香的起源，尤其是朝山进香，不能不提泰山，这不仅因为泰山成为后世民间进香的首选，而且据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考证，泰山与进香的起源颇有关系。《盐铁论》云：古者庶人鱼藏之祭，士一庙，大夫三，以时有事于五祀，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象。顾炎武正是根据《盐铁论》的这则记载，说明民间“出门进香之俗”，自西汉时就已经出现。清代《通俗编》一书的作者也是根据《盐铁论》的这条记载，断言民间风俗中往远处进香的“朝山”，始于西汉。自汉哀帝建平年间，开始出现一些谶纬之书，然后就有了如《遁甲开山图》所云，“泰山在左，亢父在右。亢父知生，泰山主死。”一至东汉，更是出现了魂游泰山之说，使泰山与鬼神之说结合在一起。

近人顾颉刚却对此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朝山进香“自是初民时代所已有者，惟至《盐铁论》而著之文字耳。而《盐铁论》作者以不见古人书言此，遂以为‘古者无出门之祭’耳”。他的理由有如下两条：其一，他引《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为证：“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从《尔雅》可知，“望”就是山川，有病而祈于望，就是后世的“朝山许愿”。鉴于此，他断言：“五台、峨眉之祠，其由来久矣，不待道教之成立也。”其二，他引《封禅书》、《尧典》为例证，如《尧典》就有“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的记载，而古代的帝王也屡有封禅之事。基于此，他断言，古代的封禅，已经开了燕、齐怪迂之士的先路，可以说是道教的雏形。道教之成，不始于汉代之道士，而始于战国之方士。至于那些名山所建的道观，也是一种古风的遗存。百姓之烧香，“亦与帝王之封禅无异”。这是将民间百姓的烧香追溯到先秦帝王的封禅。

综上所述，中国民间的烧香活动，应该说其起源颇早，不过是初民时代的一种习俗，诸如传统的“柴祭”，有病向“望”祈祷，乃至帝王的封禅之举，无不可以说是百姓烧香的源头。但这只是一种与神交通的仪式，至于如何与神交通，在先秦时期，尚无沉香一类之香，而是烧柴或兰、蕙一类的素馨。只有在汉代以后，诸如沉脑一类的香传入中国，再加之佛教的传入，才使中国传统的祭祀仪式逐渐转变为带有佛教色彩的烧香活动。

烧香的目的又何在？这可以引清人王有光之说加以说明。他说：“香为神佛所贵，烧香所以敬神佛也。”显然，烧香代表的是一种对神佛的敬仰。换言之，人们通过烧香这种仪式，向神佛表示礼敬，并通过香烟的上升，与神佛沟通，或者引来神佛的光临，倾听祈求者的呼声，并满足与佑护他们。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目的。当烧香已成为民间一种相当普遍的信仰活动时，那么，正如明代小说所言，“这烧香，一为积福，一为看景逍遥”。显然，除了宗教的目的之外，同样包含着民间百姓的娱乐乃至旅游的目的。

无论是在当地神庙烧香，还是外出朝山进香，显然是一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仪式。其中的目的多种多样，小者求得平安或者能发财，大者则是使身患沉疴或者是绝症之人，能获得神灵的佑护，起死回生，或者通过烧香祷神这种仪式，以获得自己的子嗣，也就是所谓的“祷神祈子”。正如明人张岱所记，当时民间普遍信仰这样的说法，也就是从泰山朝山归来以后，就可以“求名得名，求利得利，求嗣得嗣”。通过“焚香告天”，或者是在神庙神像前烧香的仪式，可以对天或向神“立愿”，也就是“许愿”，以表示自己的诚心。一旦愿望实现，则同样可以通过烧香这种仪式，以酬谢上苍、神灵。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烧香尤其讲究一些禁忌，如烧香前禁止饮酒，如果在进香前饮酒不诚，就会被神灵击杀，云云。这是通过一种恫吓的形式，使烧香者自律并趋于诚心。此外，还有一种极端的做法，就是许愿者通过牺牲自己的生命以向神灵剖白心迹，以求得神灵的佑护。在明代，供民间烧香的很多名山，无不都有所谓的“舍身崖”，就是这种民间烧香活动中所出现的极端行为的最好例证。如江西崇仁太华山，相传山上有神仙甚灵，也是民间的一进香之处。在山上神殿左旁，有一悬崖陡绝，称“舍身崖”，“人情极不欲有生者，则掷身投之，头足尽破折死”泰山上也有舍身崖，“死之人愚而挺，劝之人古而迂，年年无禁者”。

所谓的“神佛”，神除了民间诸神之外，当然多是指道教系统的众神，而佛则是佛教之神。单从这方面来说，似乎烧香与儒家毫无相涉。其实，并不尽然。在明清时期，无论是士大夫的言论，还是民间的俗语，当然还是把孝敬父母放在出门烧香、敬神拜佛之前，诸如明人郑縇言：“与其烧香求福，不如为善；与其念佛免祸，不如去恶。”当时的俗语也说，“在家敬父母，何必烧远香”，“持斋胜念千声佛，作恶空烧万炷香”。如此等等，无不将儒家的基本伦理置于首位。但无可否认的是，儒家人士通常也是通过焚香这种仪式，以达到“告天矢志”的目的，同样离不开烧香。早在梁代，武帝就开始用香祭天。如南郊、明堂之祭，所用为沉香，取其“天之质阳所宜”；北郊之祭，所用为以土和香，“以地于人亲，宜加杂馥，即合诸香为之”。又如崇祯年间，江南督学御史金兰在接到上任之命时，就通过焚香的仪式，以告天矢志，立誓“不抑单寒，不通请谒，不徇故旧”，题下一联，盟于试卷之尾云：“窃国名器，以媚私交，大干国宪；违天休命，而淹寒士，必有天殃。”云云。这是一种对天起誓的仪式，同样无法离开烧香这种形式。

佛教与香之关系，可引钞本《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例，加以简单的说明。此经卷前《至心归命礼》，专述幽冥教主本尊地藏菩萨，其中有言：“稽首慈悲大教主，地言坚厚广含藏。南方世界涌香云，香雨花云及花雨。宝雨宝云无数种，为祥为瑞遍庄严。”可见，在佛教仪式中，香之存在，可以带来宝雨、宝云，并表示一种庄严肃穆。

二 香之种类

香的来源，或生于草，或出于木，或花或实，或节或叶，或皮或液，或假借人力煎和而成。香的用途，古人认为有三，即供焚、可佩、充入药。其实同是供焚，也有净室与膜拜交神之别。因此，除入药之外，香之用途又可分为下面三种：一为净室，无论是皇家，还是士大夫家庭，在殿廷，在书房，在闺中，摆上一个香炉，里面烧上一些名香，氛翳弥室，既净化了空气，更是净化了人的心灵；二是作为香身之物，如做成香袋一类，佩在身上，以使香气袭人；三是供烧香拜神之用，以香烟与神灵相通。

明长春永寿香图《选自高濂《遵生八笺》）

由于烧香具有净室的功能，所以晚明的士大夫无不将在书斋、净室中烧香视为清雅生活的一部分。当时北京士大夫所崇尚并被鉴赏家称为奇品之香，有玉华香、聚仙香、沉速香、黄香饼、印香、万春香、撒馥兰香、芙蓉香、龙楼香、黑香饼等，其制合之法，大多是“贵得精料，则香馥而味有余韵”。其制作的香方，大多流存于世，在此不赘引。文人士大夫对香有一种特殊的爱好，其品评无不代表了他们对清雅生活的一种实际追求。如明人高濂就对当时所崇尚的香品作过一些评品。同是一香，到了生活悠闲的文人士大夫那里，就有这如许讲究，讲出各有分别的幽趣，以及各色香品所适用的不同环境。尤其是香中所谓的“佳丽”之品，诸如黄香饼、芙蓉香、龙涎香、内香饼之类，均被作“红袖添香”之用。究其原因，此类香品，多有“助情”的功能。嘉靖年间，明世宗广泛搜罗龙涎香，除了供在宫中清醮或清修之外，事实上也有助情的目的。

与焚香相配者，尚有一些清雅之物，举例如下：书室中所用的香几，分为两种：一是高几，式样众多，从方、圆到梅花、葵花、慈菰，各色具备，既可以在上面置玩石以供观赏，也可以置花尊，以便插花，更直接的是在上放置一个香炉，以供焚香。二是书案案头所置的小几，在明代最流行的是日本制造的“倭制”小几，可以用来陈设香炉。另外苏州也产一种朱色小几，式如香案，比倭制小几更小一些，并有紫檀花嵌。香炉，以官、哥、定窑瓷制香炉为最佳，但并不轻易使用。平日所用，一般是宣铜、潘铜、彝炉、乳炉，大如茶杯。香盒，凡是剔红蔗段锡胎的香盒，一般用来盛黄黑香饼；法制瓷香盒，或是定窑，或是饶窑，用来盛芙蓉、万春、甜香诸香；倭制香盒，用来盛沉速、兰乡、棋楠等香。此外，如香撞也可，如是外出旅游，一般只带倭制香撞。匙著，以南京白铜制者适用，制式亦佳。瓶，用苏州近制，一般短颈细孔，可以插著下重不仆。

烧香是一种宗教仪式。如宋人陆游在《修香》中云：“空庭一炷，上达神明。家庙一炷，曾英祖灵。且谢且祈，特此而已。此而不为，吁嗟已矣。”可见，无论是宗教祈祷，还是家庙的祭祀，无不需要烧香。佛经中有“持香诣佛”之说，又有烧定香、戒香的说法，烧“戒香”，可以令人熏染佛慧。道书《上香谒》中，有诸如烧道香、德香、无为香、清净自然香、妙洞真香、灵宝惠香、朝三界香诸说，并认为藉此真香腾空，可以上通金阙，下入幽冥。概言之，关于烧香之说，道家有“返魂飞气”之说，佛氏则有“旃檀伽罗”之论。

名为烧香，其中之香就是必不可少之物。明代之香，其原料大多产自岭南或东南亚各国的进贡。至于香的加工，则遍布各地，以满足人们日常烧香活动的需要。由于爇香之人成千上万，烧香拜神在民间又是一种普遍的习俗，从而带了种香、鬻香的相关产业。在城市中，有专门出售各色烧香用品的店铺，销卖产自当地或来自全国各地的名香。如北京所产安息香，品种甚多，有月麟香、聚仙香、沉速香、百花香、龙桂香（分黄、黑两种）、芙蓉香、暖阁香、龙楼香、万春香、黑香饼、黄香饼以及各色线香，其中最著名者则属李家线香和刘鹤家香。刘鹤，一作刘隺；龙桂香，一作龙挂香。除了上述北京所产名香之外，明代各地（包括北京）都出产名香，并有著名的制香名家。如唵叭香，一名黑香，以软净色明者为佳，如能用手指捻为丸，就更属绝品。此香只有北京出产。铁面香、生香，俗称牙香，其中面有黑色者称铁面香，纯白不烘焙者称生香。这两种香都属于广香，在明代价格也不便宜。安息香产于北京的有数种，俗名总称“安息”。其中最佳者，当数刘隺所制的越邻香、聚仙香、沉速香三种，也都属于安息香中的品种。至于像百花香之类，就属于下品了。龙挂香也分为黑白两品，黑者价高，以内府所制为最佳，刘隺所制也可。甜香，只有宣德年间所制显得比较清远，味幽可爱。北京市场上所卖的甜香，坛黑如漆，白底上有烧造年月，每坛二斤、三斤。只有用锡罩盖罐子，每坛一斤者，才属于真品。英蓉香，也是以刘隺制作者为妙。万春香、龙楼香，属于内府制品，也教罕见。玉华香，是北京雅尚斋的制品。黄暖阁、黑暖阁，都是刘隺制品。黄香饼，是王镇住东院所制，以黑沉色无花纹者为佳品，伪造者色黄。黑香饼，北京刘隺家所制二钱一两者为佳品，前门外李家印成各色花巧的黑香饼，也属佳品。河南黑芸香，一般都是短束，以城上王府者为佳。京线香，北京前门外李家二分或一分银子一束的为佳品。明代南京号称有“十忙”，其中一忙就是“顾春桥合香忙”，显然南京顾春桥所合之香在明代具有很大的知名度。在开封城内，有各色名香的店铺，诸如：南北香料铺，卖南北番料；香铺、香末店，专卖番料于香末；崇雅香铺，“去麝加檀，真正素香”是其广告用语；齐家香铺，号称所卖各品沉、檀、素香，各省驰名。此外，像纸马铺、香纸铺、纸马香铺，也卖各品名香、五顶神马等奉神之物。

香之种类颇多，大体可以归纳为沉香、伽南香、莞香、鹤顶香、兰香、檀香、花草之香等。除了上述香名之外，明代之香，名称尚有许多，归纳如下：鸡香，又名鸡藤香、鸡骨香，因枝条似鸡距而得名；冷生香，似降香，但稍小；降香，一名降真香，据说杂诸香焚之，其烟直上，就会有白鹤下降；马眼香，其藤大如臂，岁久心朽皮坚甚香，四周有小眼，犹如雕刻所成的香简，广东人多用它供神，称为“比降”。此外，尚有水藤香、枫香、左纽香、石檀香、海漆香、思劳香、橄榄香、薰陆香等诸多名称，不再一一列举。

从成品香的形状而言，香又可以是指用各种制香原料制成的线香、高香、散香、心字香，以及香饼、香球的总称。线香种类较多，一般细如米粒，不足一尺长。凡是线香之长而粗者，就称为“高香”，一般有绿豆粗，一尺二三寸长。所谓心字香，其方乃至其制作之法，均由海外传入，以花酿香，作“心”字之形，再用于焚烧。

三 烧香仪式及活动

进香是中国民间极其庄重的宗教活动。一般平民百姓，由于生活的艰辛，疾病的编身，往往会在神佛面前许下大愿，一且解难除厄，人保平安，就要去神佛面前还愿。究其原因，烧香活动在明代民间尤其是妇女层中的广泛存在，正如明朝人张岱所说，是因为在民间社会中，“佛法”往往大子“王法”。

（一）官方的进香与行香

明初洪武年间，在官方的大祀礼仪中，采用古人祭用香、烛，以达道阴阳，上接神明，罢去“上香之礼”。明太祖出于严肃宫闱的考虑，在《祖训》中明确规定，宫中之人不许去寺观烧香、降香、禳告，违者领送之人全都处死。至英宗天顺年间，因英宗偶有足疾，当时就有一些大臣去外面的寺观行香，替英宗祈祷。一至宪宗时，番僧进入宫内诵经，又宫中后妃通过左右之人，向外面的寺观布施银物。当时因皇太后诞日，礼部尚书姚夔就建设斋醮，会同百官“赴坛炷香”。成化元年（1465），每月朔、望，明宪宗都派宦官到白塔寺，“奉香烛灯油”。这是朝廷烧香活动较早的记载。

正德十四年（1519）三月，明武宗传下旨意，打算到南北直隶、山东、泰安、神州等处“供献祈福”。这是明代皇帝外出进香的惟一记载。在皇帝的倡导之下，于是北京民间的烧香活动就更趋兴盛，“鸣锣张旗，百数成群”。

嘉靖时，明世宗经常举行各种斋醮。嘉靖二十一年（1542）四月，举行安神大典。明世宗下诏，要求从十日起，一直到二十日止，停刑止屠，百官穿吉服办事，大臣还要准备斋戒。此外，又派官员到京城各宫、观、庙行香。

京城内外寺庙，照例设有烧香太监十多人。在东、西舍饭寺，也各有太监数十员尽管这些太监都是年老有病之人，朝廷只供给他们柴米、冬衣、靴料，让他们在寺庙中度过残生，但从其专司烧香一职来看，明代朝廷在一些自己的香火院中行烧香之事，在晚明显然已成一种惯例。

（二）民间烧香

明朝人的许多烧香活动，与庙会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关于明代庙会兴起及其蔚成一种风气的时间，明代的地方志所说不一，或认为始于成化末年，但大多认为始于正德以后。而明代民间的烧香活动，其起源时间如何确定，则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明初的法律，对民间的烧香活动给以严密的限制。这当然是明太祖有鉴于元末民间宗教在崛起过程中，与民间一般的烧香活动大有干系这一事实。大明帝国建立以后，明太祖对私家、民间的宗教活动有严格的限制。如私自在家“焚烧夜香”，就被归于“亵渎神明”的行为，将被处以“杖八十”；官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到寺观神庙烧香，将被处以“笞四十，罪坐夫男。无夫男者，罪坐本妇”，如果寺观神庙住持及守门之人不加禁止，一同治罪。

尽管官方对民间的烧香活动进行了较为严厉的禁止，但应该说这种活动在民间仍然不绝如缕。值得指出的是，一方面，由于官方的禁令较严，很多民间的烧香活动不便公开；另一方面，在朝廷的禁令之下，即使存在着这样的宗教活动，其规模相对也显得较小。于是，在明初，史籍中关于民间的烧香活动，往往缺乏记载。

民间的烧香或进香活动，大多数是在明代中期才陆续出现。明英宗时，关于民间烧香活动的记载，开始见诸史籍，而且引起了官员的注意。正统四年（1439）十一月，山东按察司副使王裕上奏，言东岳泰山为五岳之首，祀典所重。“近年以来，四方愚民登山烧香，舍身跳崖，毁伤肢体，秽恶亵渎，有伤和气。”云云。这是民间往名山进香活动较早的记载。景泰四年（1453）八月，当时工科给事中徐廷章条上七事，其中“禁谄渎”一条言：“京师每节序，男妇杂沓寺观，淫秽败伦，乞悬榜禁约。”可见，在景泰年间，民间至寺观烧香的活动重新开始抬头。

至天顺二年（1458），在四川成都更是出现了在江渎神庙“祭赛心愿”的活动。明代史料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可以让我们对所谓的“祭赛心愿，”有一初步的了解。所谓祭赛心愿，就是在神之前许下心愿，求神保佑，使其能实现这些心愿；或已曾许下心愿，而且得以实现，至此前来祷祀、还愿。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许愿或还愿者有意作践自己，诸如背插大小枪刀、身拖长铁锁、披带枷锁之类，全然是一副罪犯装束，显然蕴涵着“赎罪”的深刻含义，希望得到神的宽恕。至于“背插黄旗”，这是明朝老百姓上京告御状的打扮，无疑是将神视作像民间皇帝一样的最高裁判者。而“捉蛇十余，沿身缠戏”，云云，现在尚无史料记载可以探析其中的含义。不过，也可以加以适当的臆测。因所祀为江渎之神，不难看出与龙之关系。而在中国民间，常有以蛇为小龙之习。玩蛇即为戏龙，这与中国传统习俗中之舞龙、赛龙舟如出一辙。

弘治年间，北京民间的烧香游山活动，也相当频繁。据史载，每月的朔、望与四月八日，民间百姓“假以烧香游山为名，出入寺观，亦有经宿或数日不回者”。不仅如此，一些北京的妇女也“出入寺观”，习以为常。她们出入寺观，无非也是烧香、拜佛、求神。明人蔡复与李中孚都以《进香曲》为名，描写北京人尤其是北京妇女进香之习，其中云：

燕姬上马巧安排，窄窄弓弓两瓣鞋，约伴同掺玉女去，发心自愿舍金钗。

空行闪闪立楼台，前队朱旗后队催。涌出一枝华藏界，化人如自 日边来。

北京人烧香供祀之神，其中最盛者当数碧霞元君。碧霞元君的香火，在北方相当兴盛，诸如邹、鲁、齐、秦，乃至晋、冀，无不信奉碧霞元君。北京的碧霞元君祠，称为“泰山顶上天仙圣母”。此外，还有妙峰山的碧霞元君庙，据容庚的研究，其庙的建设当在明崇祯二年（1629）以前，而在崇祯二年，就有了当地人所组成的香会。

每年的四月十八日，正好是碧霞元君的诞辰之日，北京的仕女就纷纷进香。关于北京人之进香规模与过程及其仪式，可引刘侗、于奕正的记载为例：

先期，香首鸣金号众，众率之，如师，如长令，如诸父兄。月一日至十八日，尘风汗气，四十里一道相属也。舆者，骑者，步者，步以拜者，张旗幢、鸣金鼓者。舆者，贵家、豪右家。骑者，游侠儿、小家妇女。步者，窭人子，酬愿祈属也。拜者，顶元君像，负楮锭，步一拜，三日至。其衣短后，丝裩，光乍袜履，五步、十步至二十步拜者，一日至。群从游闲，数唱吹弹以乐之。旗幢鼓金者，绣旗丹旐各百十，青黄兆绣盖各百十，骑鼓吹，步伐鼓鸣金者，称是。人首金字小牌，肩令字小旗，舁木制小宫殿，曰元君驾，他金银色服用具，称是。后建二丈皂旗，点七星，前建三丈绣幢，绣元君号。

杭州人崇尚释老，每年总是在相传的仙佛诞辰定期到一些寺观烧香。正月六日，是南山法相寺；正月九日，是城中宗阳宫玉皇殿；正月十五日，是吴山三官庙；二月十九日，是西山天竺寺观音殿；三月三日，是城中佑圣观；三月二十八日，是古荡东岳庙；六月二十四日，是北山雷院；七月十五日，是吴山三官庙；十月十五日，是吴山三官庙。

一至明末。一些大族妇女入寺烧香、听经，并拜高僧为师，更是成为一时风气。

四 烧香社团

所谓烧香社团，就是民间为了烧香的方便而结成的团体，也就是香社、香会之类。

（一）朝山进香

在传统中国，朝山进香是民间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百姓终年为生计而奔波，为衣食而努力，根本无法让人知晓他们理想中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只有当朝山进香之时，这些百姓才彻底袒露他们的理想以及意欲的要求。与此同时，朝山进香也是民间百姓进行社交的最好机会。通过对朝山进香的分析，同样可以对民间百姓的社会交往有一更加深刻的认识。从朝山进香者的心理来说，其实也不外乎下面两个：一是情感的发泄，从暂时生活的变化中，舒泄个人的胸臆，发展美满的感情；二是满意的安慰，从烧香者中“带福还家”的说法中，可知烧香的人们就是希望通过烧香这样一种仪式，从神灵那里获得一种信心、安慰甚至保证。

明代民间全国性的朝山进香之地，主要有三处，即泰山、武当山和普陀山。嘉靖二十七年（1548）九月，当时的刑部尚书喻茂曾上奏世宗，认为这些朝山进香活动一旦与白莲教结合，势必就会演变为威胁朝廷的秘密宗教组织，要求设法禁止，建议民间百姓到泰山进香者，“毋令聚至二十人以上”。

明人沈晴峰写有《登岱记》，里面对民间上泰山进香之事记载颇详，引述如下：

每岁三四月，五方士女登祠元君者数十万。夜望山上，篝灯如聚萤万斛，上下蚁旋，鼎沸雷鸣，仅得容足。

史载，泰山碧霞元君庙香火相当兴盛。在崇祯二年（1629）以前，每年到泰山进香的香客，多至80万人，少也有60万人。至崇祯末年，由于锋镝并起，战争连绵，香客顿减，已不到40万人。

泰山为长江以北的一大香火，其香客主要来自北直隶、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地。泰山之得名，以及香客的丛集，除了“无佛处称尊”的原因外，其中还是因为碧霞元君神的信仰以及所谓的“蒿里山”、“酆都城”。正如小说《醒世姻缘传》所言，“为甚么那云南、贵州、川、湖、两广的男人、妇女都从几千里几万里家都来烧香做甚么？”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这“泰山奶奶掌管天下人的生死福禄”，通过烧香，就是希望能获得好处。

泰山又称“岱宗”，号称群岳之宗。又岱主东方发生之地，所以民间为了祈得子嗣，就必须到泰山进香，而后又演变为碧霞元君的信仰。

普陀山在浙江定海县300里外洋海中，旧有寺庙。山上有善才岩、潮音洞，民间称之为观音大士化现之地。明神宗曾经颁发大藏经给普陀山佛寺。其后，寺庙毁于火。至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又遣太监相度营建。至万历三十四年，南海普陀寺重新建成，明神宗亲自撰写了碑文。普陀虽孤悬海外，但在晚明，香火顿时显得颇为兴盛，飞楼杰阁，无疑已成一处佛教圣地。每年春天，“进香人以巨万计，舍赀如山，一步一拜，即妇女亦多渡海而往者”。

按照明代史料的记载，江南地区民间的进香，大多以去普陀为主。而苏州、松江、湖州、嘉兴等府之人到普陀进香，大体上是从松江的锐关口渡海过去。明代的史料记载同时也显示，苏州府属常熟县人去普陀进香，则由太仓州的刘家河港出发。普陀山的香客，远的有从山东前来进香。

湖北均州的太和山，又称“武当山”。武当之山既擅宇内之胜，山上所供之真武大帝又相当神显，于是“四方士女，持瓣香戴圣号，不远千里号拜而至者，盖肩踵相属也”，也可以说是“万方士女，骈阗辐辏，不减泰山”。武当山的香客主要来自闽、浙、江西、岭南、蜀等地。武当与泰山，一南一北，其香火之盛，几乎可以雄视泰山的碧霞元君。明人谢肇淛将它们比喻为“无异南北朝”，是有一定道理的。

苏州、松江人也有到武当山进香的例子。每年二月，苏州人进香武当，都要会于无锡。所以，每年这个时候，无锡北塘都有“香灯之会”。又史载松江富人丁生，壮年无子，其妾有妊，就向所供奉的真武神析祷，云：“如生男，长成当亲携上太岳烧香，以谢神贶。”不久真是得了一个儿子。等到儿子长成六岁，就携他至武当山进香。

北直隶、山东人也有上武当山进香之例。据载，凡是北方到武当山进香的香客，每当每年的三月三日，开封的大道宫就成了这些香客的第一站，就必须先在大道宫修醮、打斋。

按照制度规定，只有皇家才可以用龙凤之制。但在民间的朝山进香活动中，他们的旗幡等物上时常绘有龙凤图案，“揭龙旗而鸣金道路，顶香马而混迹妇男”。

除了这些比较大的朝山进香之外，尚有一些地域性的进香活动。如北京人进香，主要是到涿州的碧霞元君庙。每年二月，北京人不论贵贱男女，都进香涿州，“额贴金字，结亭如屋，坐神像其中，绣旗、瓶炉前导，从高梁桥归”。

开封当地民间百姓的进香之处有二：一处是东岳庙。每年正月初八，民间以这一天为五阎罗诞辰，到东岳庙烧香游玩；至三月二十八日，是东岳大帝的诞辰，民间百姓在五日前，就“会起，进香，做醮”，香火缭天，人烟盖地。另一处是城隍庙，每月的朔、望，正好是民间百姓的大会之日，香火不断，“各处进香拥挤盈门”。

齐云山因僻处万山之中，到齐云山进香的香客，相对较少，规模实在无法与泰山、武当相比。再加之齐云山平淡无奇，仅有天门与石桥岩略可称奇，所以游人也相对较少。

苏州人朝拜进香之处，主要是在观音山。明人黄省曾《吴风录》云：“二三月，郡中士女浑聚至支硎山观音殿，供香不绝。”支硎山，在苏州府城西面25里，因为此山东边脚下有一座观音寺，所以又名“观音山”。每年的三春之日，尤其是观音诞日前后，民间百姓前去朝拜进香者最多，香市亦最盛。

每当春天的二三月间，杭州的妇女就到上、中、下三天竺以及西湖边上的各座寺庙烧香，甚至在僧舍中寄宿慈净寺中的五百罗汉，在明代杭州当地或外地的香客中久负盛名。凡是到慈净寺烧香之人，就按照自己的年龄，随意数罗汉，“遇愁者愁，遇喜者喜”。嘉兴、湖州的百姓，一般也去杭州的天竺进香。每年的二月十九日，男女在天竺山斋宿之多，殿内外无下足处，香火可以与普陀南海潮音寺相比。

在绍兴，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盛行到东岳庙烧香的习俗。相传这一天为东岳神诞之日，萧山的蒙山、余姚的黄山，都有东岳庙。从这月的十六日开始，男女竞相前往烧香罗拜。有些人从出自家门开始，就且行且拜，一直到庙为止。而一些巨户妇女，则不能自己亲自且行切拜，就雇人代拜。烧香时，大族巨富用的都是楼船，船中载箫鼓，至庙中拜祷。这种楼船，就是“香船”。即使不去东岳庙烧香，也是鸣柳游饮，余姚人称之为“游江”，直至月终始止。

在湖广的黄州府，每年三月、十月，是四祖诞会，男女“必朝谒进香”。二月、八月，则到九华山朝山进香。

（二）香社与香会

所谓香社与香会，类似于近现代的进香团体。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此类会社主要出现于明代，而在清代得到更广泛的发展。

根据顾颉刚的考察，香会的源头就是中国很早就有的“社会”。自佛教传入中国，道教遍设神庙之后，在神佛面前进香也就成了中国民间的一大风俗，于是固定的“社会”也就演化为流动的“社会”。所谓流动的社会，主要有下面两种：一种是从庙中抬神出巡的赛会，而另一种就是结合了许多同地同业的人齐到庙中进香的香会。从明代的香社或香会组织的实际状况来看，有时甚至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流动的社会形式。

据史料记载，明代山东的乡村小民，“群聚为会，东祠泰山，南祠武当”。每年岁末农闲，就“百十为群，结社而往”，称之为“香社”。民间百姓去普陀烧香，在明代也相当流行，而这种烧香活动，通常所采用的也是结社而往这种方式。普陀远在海边，去烧香需造香船。香船分两层，上坐善男，下坐信女。其中饮食水火之事，均由香头主持，而香头往往就是由寺庙的和尚充任。

明代民间除了往远处进香采用香社这种形式外，即使是到近处寺庙中烧香，通常也有一种香会的组织。据沈榜的记载，明代北京人的烧香活动，同样采用“香会”这种组织形式，而其烧香活动则又被称为“拜香庙”。在保定府保定州，民间之俗也好赛神，好佛信巫，“尚进香，为香会”。

当时流传下来的一些小说及其与香社有关的记载，无疑为我们进一步了解香社一类的民间进香组织，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小说《醒世姻缘传》记载了两位道婆（即道姑），“引诱了一班没家法、降汉子、草上跳的婆娘，也还有一班佛口蛇心、假慈悲、杀人不迷眼的男子，结了社，攒了银钱，要朝普陀，上武当，登峨嵋，游遍天下”。这是一种在道婆主持下而有男女混杂参与的香社，其进香之地分别有普陀山、武当山与峨眉山。而有些香社则单是妇女的结社，仍然由道婆出任会首。按照当时人的口气来说，这种香社社中都是一些“女菩萨”，除了一般庶民百姓家的女子之外，诸如城里的“乡宦奶奶”、“举人秀才娘子”，也都是香社的成员。会中成员之间，或称“会友”，或称“道友”。进香之地是泰山。进香社，就需要“随会”。所谓的“随会”，就是交纳一定的银子，以参加香社，其实就是一种会费。这种会费，包括进香沿途雇驴、下店、报名诸费，甚至还可以在进香之地买一些“人事”（即礼物）带回。因参加者全是妇女的关系，那么在进香途中，这些香社的会友们就必须戴上“眼罩子”，以避路上男女相遇之嫌。到了泰山，会友们的活动有二：一是烧信香，许下自己的心愿，或者还上自己的许愿。二是“演社”。所谓演社，就是沿街表演。正如小说所言：“你就没见那随会社演会的女人们？头上戴着个青屯绢眼罩子，蓝丝绸裹着束乡，捆在肩膀上面，男女混杂的沿街上跑，甚么模样？”明显具有烧香者亲自参与的娱乐意义。

小说《樵史通俗演义》也记，丁寡妇在参加烧香的三百多人中选择十个能事之人，出任香头，造起“泰山进香”十面旗帜，由每一个香头领一面旗帜。除此之外，旗帜上则写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八个大字，由地方知县在每一面旗帜上盖上官印，以便给进香旅途带来方便。在这十个香头之下，进香者则有2000人之众。在向泰安州进发途中，前有三十面大锣，五十面小锣，打着锣，高声念佛，一路上好不热闹。香社盛况，于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