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考场的营私舞弊
科举制度是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加强对人民的专制统治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因此这种制度在实行中，必然带有阶级局限性及种种流弊。虽然自唐朝开始，封建统治者就不断采取各种防范作弊的措施，而且越来越严格，但其实质仍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这是因为，一方面除了科举考试之外，还存在着其他许多入仕的途径，如有些人是通过趋炎附势、逢迎拍马，或用上书献赋等办法做了官，而那些官僚贵戚本来就可以依仗权势，通过荫封等途径使其子弟获得高官厚禄。另一方面，在科举考试中，一些考官贪污受贿或者逢迎权贵嘱托，使得考试时的防范措施常常成为障人耳目的虚文。
科举制度自唐朝确立时起，考场的各种舞弊便已出现。例如唐玄宗时的一次科考，由吏部侍郎苗晋卿任主考官。有一个名叫张奭的考生，其父为御史中丞，掌有监察大权。大家都知道张奭从不读书，结果竟被取在第一名。于是引起人们议论纷纷，迫使唐玄宗亲自对取中的进士进行重新考试，结果及格的仅有十分之一二，而张奭手持试纸终日不下一字，被人笑称为“曳白”。在唐朝，考官泄露试题的事也屡有发生。
为了杜绝考场弊端，宋朝统治者又采取试卷糊名、弥封、誊录等一系列防范措施，结果收效有限，却使得舞弊手法更为隐蔽了。据记载，当时光是科举考场内作弊的手法就有五种：一是传递答案，二是调换考生的试卷，三是涂改试卷的编号，四是将试卷传出考场，请人代答，五是誊录时进行篡改。可见各种严防舞弊的措施虽多，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依托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然是禁止的，但是“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事实上正是这样。
明朝科场作弊名堂更多了，诸如贿买、钻营、挟带、抢替、割卷、传递、顶名、冒籍等等，五花八门，这些在古典小说《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中几乎都有生动的描写，这里就不赘述了。
清朝统治者对于科场舞弊案件处置极为严厉，屡兴大狱，但是科场中的舞弊陋习仍然不能断绝。这表明，整个封建制度十分腐朽，即便统治者不惜兴大狱、广杀戮，也无法医治好封建社会身上的这块痈疽了。
二、对科举制度的改良和废除
科举制度自唐朝至清末实行了千年有余，它对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自明清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衰落，科举制度的流弊也越来越显著了，并且最终成为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进步思想、反对社会改革的重要工具，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清朝自康熙时起，就不断有一些开明的官员提出废除八股取士、改革科举制度，但都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抵制。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打破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加紧了掠夺和瓜分。仍然处于封建落后状态的中国，即将被帝国主义的先进技术和兵舰大炮沦为殖民地。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旧的学校教育和考试制度很难再原封不动地维持下去了。这时一些新式学堂相继在各地出现。这些学堂摒弃了时文、诗赋等陈腐的教学内容，转而教授外语、数学、物理、政治、地理等课，从而把所谓的“西学”、“实学”吸收到中国的教育事业中来。这样一来，旧式的科举取士的弊病更加突出了，它既不能适应新型学校的教育，也不能选拔出新形势所需要的人才来，因此改革旧的科举考试制度也就势在必行了。
1898年，广东举人康有为向光绪皇帝上书，要求变法图强，于是掀起了一场维新运动。康有为在《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中，批评了八股的危害。他说，年轻人埋头揣摩学作八股文，却不知道司马迁、范仲淹是哪朝人，也不知道汉高祖、唐太宗是哪朝皇帝；如果说到亚洲地理、欧洲政治，他们更是目瞪口呆了，这样的人如何能够治理国家！康有为认为，要实行维新变法，当务之急是培养和任用人才。这样就必须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并且通过广建学校，逐渐废除科举考试制度。康有为的主张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封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支持。他们的变法，不仅要废除长达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也使得整个封建制度受到猛烈冲击。对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官僚们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很快策划了反动政变。维新派推行的新政只持续了三个月就被推翻了，改革科举制度的各项措施也付诸东流了。一时间，一切旧制度，包括八股考试在内，又都重新恢复起来。
但是时隔不久，1900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虽然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将义和团运动镇压下去了，但是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也已经是苟延残喘难以维持了。在形势的逼迫下，慈禧太后不得不许诺要再次实行变法，并且在第二年的旧历七月谕令从此废除八股文和试帖诗考试，代之以经义和时务策。不过，科举考试制度仍然保留下来。延至1905年旧历八月，一些有政治影响的官僚如张之洞、袁世凯等人，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奏请立即停废科举。面对这样的形势，清统治者无可奈何，便也只好谕令停罢科举。（图6—15）这个决定只是宣告了一千多年来的科举制度的彻底破产，而对于挽救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则丝毫不起作用了。
图6-15 废除科举谕旨
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是在1904年举行的。这一科录取的状元叫刘春霖。民国以后，他自称是“第一人中最后人”，此话恰好道中封建科举制度的完结。
［1］ 《孟子·万章》。
［2］ 《史记·五帝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引《竹书纪年》。
［3］ 《国语·齐语》。
［4］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5］ 《论语·泰伯》。
［6］ 《论语·述而》。
［7］ 《论语·子张》。
［8］ 《论语·先进》。
［9］ 《墨子·尚贤》。
［10］ 同上。
［11］ 《老子》六十五章。
［12］ 《慎子》佚文。
［13］ 《说苑·政理》。
［14］ 《史记·赵世家》。
［15］ 《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16］ 《韩非子·和氏》。
［17］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8］ 《史记·商君列传》。
［19］ 《晋书·刘毅传》。
［20］ 见（明）屠隆《鸿苞节录》。
［21］ 《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
［22］ 《通典·选举二》。
［23］ 《唐摭言》卷一。
［24］ 《朱文公文集·癸未垂抉奏诸一》。
［25］ 《续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宋高宗绍兴元年。
［26］ 引自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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