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和演变——汉字形体的演变

即使只从商代后期算起，汉字也已经有三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段很长的时间里，汉字的意音文字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无论在形体上还是在结构上，都发生了很重要的变化。我们将在这一节和下一节里分别说明这两方面的变化。在这一节里，先简单说明汉字形体的主要变化，然后再对各种主要字体分别作些介绍。

一、汉字形体的主要变化

从形体上看，汉字主要经历了由繁到简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字体和字形两方面。字形的变化指一个个字的外形的变化。字体的变化则指文字在字形特点和书写风格上的总的变化，而且通常是指较明显较巨大的变化而言的。这两方面的变化往往交织在一起而难以截然划分。

1．字体的主要变化

汉字字体演变的过程可以分成两个大阶段，即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前一阶段起自商代终于秦代（公元前3世纪晚期），后一阶段起自汉代一直延续到现代。

由象形变为不象形，是字体演变过程中最容易觉察到的变化。在整个古文字阶段里，汉字的象形程度在不断降低。古文字所使用的字符（“字符”是我们为文字所使用的符号，也就是构成文字的符号所起的专名），本来大都很象图形。古人为了书写的方便，把它们逐渐改变成用比较平直的线条构成的、象形程度较低的符号。这可以称为“线条化”。在从古文字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字符的写法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它们绝大多数变成了完全丧失象形意味的、用点画撇捺等笔画组成的符号。这可以称为“笔画化”。下面所举的是“马”“鱼”二字字体演变的简单情况。

隶书书写起来要比古文字方便得多。由古文字变为隶书，应该看做汉字形体上最重要的一次简化。从表面上看，楷书对隶书的改变似乎不大。但是楷书的笔画书写起来比隶书更加方便，所以由隶变楷也是一次重要的简化。

2．字形的简化和繁化

字体的变化跟字形的简化往往是相伴的，这从上面所举的“马”“鱼”二字就可以看出来。在第二小节里讲古文字阶段的字体演变和隶书改变古文字字形的方法的时候，还会举到可以说明这一点的例子。

在字体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情况下，字形的简化也在不断进行。早在殷墟甲骨文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如：

汉字演变为楷书之后，字形仍在不断简化。20世纪50年代以来，还在政府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汉字简化工作。前面举过的楷书的“馬”和“魚”，就在50年代简化成了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和“鱼”。

另一方面，在汉字发展的过程里也存在着字形繁化的现象。字形繁化可以分成两类。一类纯粹是外形上的繁化，一类是文字结构上的变化所造成的繁化。

前一类繁化有时是为了明确字形以避免混淆而进行的。例如“上”“下”二字在古文字里本来多写作“”“”，为了避免相互混淆，并避免与“二”字相混，后来各加一竖而写作“上”“下”。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类繁化似乎只是书写习惯上的一种变化，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目的。例如变为（辛），变为（角）等。总的来看，纯粹外形上的繁化只涉及全部汉字的一个很小的部分，繁化的程度也很轻微，通常只不过增添一两笔而已。

文字结构上的变化所造成的繁化，最常见的是增加偏旁，如第一节里举过的“凤”的象形字加注音符“凡”的例子，又如“韭”字俗写加草头作“韮”等。汉字里有大量加旁字，但是大部分加旁字跟未加偏旁的原字都分化成了两个字。例如“狮”这个词本来用假借字“师”表示（《汉书》《后汉书》都把“狮子”写作“师子”），后来加“犬”旁分化出了“狮”字来专门表示这个词。像上举“凤”“韮”那样，用法跟原字毫无区别的加旁字，为数并不太多。所以大部分加偏旁的现象可以解释为文字的分化或字数的增加，不必看做字形的繁化。不过如果以词为本位，加偏旁的分化字的出现就应该看做字形的繁化了。例如对“狮”这个词来说，由写作“师”变为写作“狮”，的确是字形的繁化。汉字简化有时也是以词为本位的。例如：斗争的“斗”本来写作“鬥”，50年代汉字简化时用音近字“斗”取代了它。从文字的角度来看，这是文字合并或字数减少的现象。从词的角度来看，斗争的“斗”这个词由写作“鬥”变为写作“斗”，是字形的简化。

即使是加旁字，如果就组成它们的偏旁来看，字形变化的主要趋向仍然是简化。因为在汉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偏旁跟独立的字一样，写法绝大多数是由繁趋简的。有些偏旁还经历了比一般的字形演变更为剧烈的简化。例如在隶书里，“水”用作左旁时变为三短横或三点，写法比独立成字时简单得多。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就汉字的单个符号来看，并不存在繁化的趋向。”这是有道理的。当然，少数例外还是有的，如前面所说的“上”“下”之类。

二、汉字的各种主要字体

在这一小节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研究汉字字体的主要资料，然后再分头介绍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的各种主要字体。

1．研究汉字字体的主要资料

研究汉字的字体，主要依靠各种古代遗物上的文字资料。下面主要按照遗物的性质，分类加以介绍。汉字字体比较剧烈的变化都发生在南北朝之前，所以我们介绍这些资料的时候也以南北朝之前的为主，南北朝的附带提到一点，隋唐以后的就从略了。

A．甲骨文

指刻在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以及一般兽骨和骨角器上的文字。写而不刻的字在甲骨上也有发现，但数量很少。在已发现的甲骨文里，最重要的是殷墟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发现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河南安阳市西北），绝大部分是这一时期商王室的占卜记录，即研究者所说的甲骨卜辞。从清末开始发现以来，在殷墟已经出土了十多万片刻有卜辞的甲骨（绝大多数是碎片）。这是研究商代文字的最重要的资料。（彩图8）在殷墟也发现了刻有跟占卜无关的文字的兽骨和骨器，但数量不多。

50年代以来，在山西省、北京市和陕西省的一些地方陆续发现了一些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其中以周原的发现最为重要。1977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周原遗址西周前期宫室废墟的窖穴里发现了大量卜甲碎片，其中有近三百片刻有卜辞。据研究有一小部分卜辞的时代早到周灭商之前。1979年在同属周原范围的扶风县齐家村一带也发现了一些刻有卜辞的西周时代甲骨。

B．金文

指铸在或刻在铜器上的铭文。古代铜器铭文的搜集和研究，早在宋代就已开始。一千年来陆续发现的有铭文的古铜器为数颇多，属于先秦时代的就有万件以上。

在第一节里已经说过，在商代前期铜器上，铭文极为少见，而且一般只有一两个字。到了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铜器逐渐增多，不过铭文内容多数仍然很简单，主要记作器者之名（多用族名）和所纪念的先人的称号（如父乙、祖己等）。在商代后期较晚的阶段，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已发现的最长铭文有四十余字。

西周是铜器铭文的全盛时代。这一时期的铜器铭文不但数量多，而且篇幅也往往比较长。比较突出的，如西周前期的大盂鼎有291字，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有498字。（图7—1）春秋时代也有长篇铭文，但已不如西周时代多见。研究西周、春秋时代的文字，金文是最重要的资料。

进入战国时代以后，铜器铭文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西周到战国早期，铜器铭文中习见的内容变化不大，主要是器主叙述作器缘由以及祝愿子孙保有器物等类的话。大约从战国中期开始，传统形式的铭文已经变得很少见，“物勒工名”式的铭文则大量出现。这类铭文字数一般不多，所记的主要是作器年份、主管作器的官吏和作器工人的名字等。春秋以前，铜器铭文大都是铸在器物上的。战国中期以后，则往往是在器物制成后用刀刻出来的，兵器等物上的铭文还往往刻得很草率。

秦汉时代的铜器铭文，除了度量衡铜器上的铭文情况比较特殊外，大多数是物勒工名式的和标明器物主人或使用地点的简短铭文。魏晋以后的铜器铭文一般就不大受研究者重视了。

C．石刻文字

先秦的石刻文字往往见于戈、磬等器物上，非器物的刻石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石鼓文。

石鼓文刻在十个一米左右高的高脚馒头形的石碣上，（《说文》：“碣，特立之石也。”）原来立在秦国雍城（今陕西凤翔县）南面的三畤原上，唐初始见记载，后来曾经经过几次迁徙，现在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内。由于这些石碣的外形稍有些像鼓，一般称之为石鼓。石鼓各石都刻有一首四言诗，原来共有七百余字，由于石的表面不断剥蚀，残脱的字已达一大半。关于石鼓的时代，历来有很多争论。由于石鼓上有些字的写法跟《说文解字》所收的、相传为西周宣王时文字的“籀文”相似，过去很多人把它看做周宣王时的东西。经过一些学者研究，石鼓已经证明是东周时代秦国的东西。但是关于它的具体年代仍有不少异说，最早的早到春秋早期，最晚的晚到战国中期。从字体看，石鼓文似乎不会早于春秋晚期，也不会晚于战国早期，大体上可以看做春秋战国间的秦国文字。（校按：近些年来，以石鼓文为春秋中晚期秦国文字的说法渐为多数学者所接受。）

石鼓文之外，比较重要的先秦石刻文字，还有北宋时发现的秦王诅楚王的告神之文，即所谓诅楚文。当时大概每告一神即刻一石，埋在祀神之处。北宋时发现了三块这样的刻石，每块刻有三百余字，除神名各异外，文字基本相同。由于原石早佚，现在只能看到摹刻本。多数学者认为诅楚文是秦惠文王诅楚怀王之文，其时代属战国中晚期之交。石鼓文和诅楚文是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重要资料。

秦统一后，始皇巡行天下，在多处地方立石铭功，二世时又在各处刻石上加刻了一道诏书。这些石刻文字是研究秦代篆书即一般所谓小篆的最好资料。可惜原物几乎都已毁坏，只有琅琊台刻石尚有残块存留（保存的主要是二世诏部分）。此外，峄山刻石的文字尚有徐铉摹本的石刻传世，（图7—2）泰山刻石也有残拓的摹刻本传世。

西汉石刻文字传留下来的不多。东汉时代，刻碑之风兴起（碑有特定的形制，秦始皇刻石等不能称碑只能称碣），有大量碑文和摩崖文字（刻在崖壁上的文字）等传留下来。在近代发现汉代简牍之前，碑刻是研究汉代字体的最重要的资料。东汉碑刻一般使用工整的隶书。现代书法家所写的隶书多数出自汉碑。魏和西晋时代的碑刻一般也用隶书。

汉末曾将儒家主要经典刻石立于洛阳太学。由于其事始于灵帝熹平四年（175），世称熹平石经。其字体也是工整的隶书。曹魏正始（240—249）年间，又将《尚书》《春秋》二经的“古文”本刻石立于洛阳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三次，世人称为正始石经或三体石经。两种石经都早已毁坏，但自清末、民国以来发现了一些残石，对研究古代文字形体颇有帮助。

晋以后，墓志逐渐流行。墓志放在墓葬内，多数刻在石质的板上，也可以看做石刻文字。

东晋时代的碑刻（包括墓志）往往使用一种介于隶书、楷书之间的字体（即后面要讲到的“新隶体”。魏和西晋时代的碑刻，有少数已经使用了这种字体）。南北朝时代的碑刻一般就用楷书了。

D．简牍文字

我国在使用植物纤维纸之前，长期以竹木简为主要书写材料。简是细长条的薄片，用绳把简编连起来就成为册，通常用毛笔蘸墨在上面书写。殷墟甲骨文屡见“册”字，《尚书·多士》也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可见至迟在商代简册就已通行了。商代和西周春秋时代的主要文字资料应该是简册文字，可惜竹木易腐，未能保存下来。

已发现的简册以战国时代的为最早。西汉和西晋时代都曾发现过大批战国时代的简册（西汉时代发现的就是后面要讲到的“古文经”。西晋时代发现的是“汲冢竹书”），但原物早已毁坏。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湖南长沙市、常德市、慈利县、河南信阳市和湖北江陵县、荆门市等地的楚墓里都出过竹简。此外，1978年在湖北随州市发现的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也出土了一批竹简。这是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批简。曾是附属于楚的小国，文字作风与楚国基本相同。

秦简是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发现的。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多枚竹简。这座墓是在始皇三十年（前217）或稍后的时间下葬的。竹简抄写时间不一，估计不出战国末年至秦初这段时期。

从清末（20世纪初）以来，在西北地区两汉和魏晋时代的边塞等遗址里，陆续发现了很多汉简和一些魏晋简。50年代以来还在各地的汉墓里发现了很多汉简。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简包括所谓敦煌汉简、居延汉简等，一般都是木简，时代起自西汉武帝晚期终于东汉晚期。（图7—3）墓葬出土的汉简大都是竹简，时代有不少属于西汉早期，补上了边塞汉简时代上的空白。魏晋简主要出土于新疆罗布泊西南的“楼兰遗址”以及新疆民丰北部的尼雅遗址，都是木简。“楼兰遗址”所出木简有纪年的较多，所记年份由曹魏晚期延续到东晋初，而以西晋的为多。（图7—4）（校按：1996年长沙走马楼发现大批三国时的吴简，数量大大超过以往发现的魏晋简。）

古代往往以简、牍并称。简很窄，通常只写一行字。牍是可以写几行字的长方形木板（宽度不一）。已发现的最早的牍出土于战国晚期的秦墓。汉代的边塞遗址和墓葬也都出过一些木牍。

对研究字体来说，简牍文字跟下面就要讲到的帛和纸上的文字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文字一般是以当时日常使用的字体书写的，不像金石文字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使用比较旧的字体。秦简是研究秦代隶书的最重要的资料。汉简是研究隶书的发展变化和草书形成过程的最重要的资料。魏晋时代简、纸上的文字是研究行书、楷书等字体的重要资料。

E．帛和纸上的文字

在使用植物纤维纸之前，除竹木简外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书写材料，这就是帛。古人常说“竹帛”，以帛与竹简并提。

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件帛书，也是属于战国时代的楚国的。这件帛书是1942年在长沙的一个楚墓中被盗掘出来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流入了美国。它是一张长47厘米、高38.7厘米的帛，上面有墨书的九百多个字，还有一些跟文字配合的彩色图像。

1973年在下葬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前168）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被发现了大批帛书，有《老子》、《易经》等典籍和医书、占书等等，种类很多。其中有一件字体为篆书的占书，是秦统一前一年（前222）抄写的。大部分帛书的字体属于早期隶书。其中一部分，字体跟篆书比较接近，可能抄写于秦末或汉初。此外的抄写于西汉早期。（彩图9）

2世纪初蔡伦改进造纸方法之后，植物纤维纸开始较多地用于书写。作为书写材料，纸跟帛的性质比较接近。帛由于价格昂贵，不能取代简牍。纸出现后逐渐把简牍排挤出历史舞台，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这一过程大概到4世纪才基本完成。

比较重要的时代较早的字纸，发现于上面提到过的魏晋时代的“楼兰遗址”，其年代范围大概跟同出的简牍差不多，内容有书信、文书和簿籍残片等。在敦煌莫高窟和新疆吐鲁番等地，发现过一些晋代和南北朝的卷子和字纸，对研究字体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古流传下来的魏晋以来名家书迹，一般也属于帛纸文字。可惜现存的大都是临摹本或临摹本的刻本。

F．其他

除上面所举的五大类外，还有不少对研究字体有用的古代遗物上的文字资料，例如在山西侯马市和河南温县发现的、时代大约在春秋战国间的盟书（用朱或墨写在玉、石片上的盟辞），战国时代的货币文字，战国秦汉时代的印章文字，商代以来的各种陶瓦制品上的文字，战国以来的各种漆木器上的文字等。这里不一一介绍了。

以上介绍的这些资料，同时也是研究汉字字形和结构的重要资料。

2．古文字阶段的字体

我们把早于小篆的各种字体和小篆都看做古文字。这是现代多数文字学者的观点。按照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小篆是不算古文字的。古文字阶段字体变化的情况非常复杂。所以这一阶段的字体不像隶楷阶段那样有公认的分类方法。下面先介绍一下传统文字学对古文字字体的看法，然后主要根据古代遗物上的文字资料，简单讲一下古文字在字体方面的演变情况。

A．传统文字学对古文字字体的看法

按照传统文字学的看法，我们所说的古文字包含古文、大篆（以籀文为代表）和小篆三种字体。许慎《说文解字》“叙”说他编书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篆文”在这里指小篆。“古、籀”指古文和籀文，是小篆之前的两种古文字。《说文》所收的字，其字形一般根据小篆，如果古文或籀文的写法跟小篆不同，就兼录古文或籀文。此外，也有一些字的字头，由于特殊的原因，取古文或籀文，小篆反而附在后面。书中所录的籀文出自相传为西周晚期宣王时代的太史籀所编的字书《史籀篇》，古文出自西汉时代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以及张苍等人所献的、用古文字抄写的《尚书》、《春秋左氏传》等儒家经典，下文简称古文经。

许慎在《说文》“叙”里对上述几种字体的时代和相互关系有所说明。他说：“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可见他认为古文的时代最早，籀文即大篆，是在古文之后出现的。但是《说文》所录古文出自古文经，《尚书》等儒家主要经典为孔子所传，《春秋左氏传》相传为春秋时人左丘明所编写，他们的时代都晚于太史籀，为什么古文经的字体却古于籀文呢？许慎认为这是由于孔子和左丘明有意要用较古的字体传写经书。所以他在说了籀文“与古文或异”之后，紧接着就说：“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至于小篆，许慎认为是秦始皇并天下后李斯等人“省改”“史籀大篆”而成的、用来统一全国文字的标准字体。古文字学在近代兴起之后，学者们通过对古代遗物上的文字资料的研究，发现许慎对古代字体的看法并不符合实际。

首先，许慎对古文的看法有问题。他把早于籀文的字体称为古文，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认为古文经的字体就是古文，则是错误的。据王国维等学者研究，《说文》所录的“古文”的字形跟早于籀文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都不相近，然而跟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之东各国）遗物上的文字却往往相合。这说明西汉时代发现的古文经，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儒生用当时通行的字体抄写的。所以《说文》中的“古文”实际上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的文字，而不是早于籀文的古文字。前面讲过的三体石经的古文，跟《说文》的古文是同性质的。

其次，许慎对大篆跟小篆的关系的看法也有问题。按照他的说法，西周晚期的大篆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小篆是秦统一后李斯等人通过对大篆进行简化而制定出来的。但是从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遗物和秦代遗物上的文字来看，秦代的小篆显然是由春秋时代秦国使用的篆文逐渐演变而成的。例如：可以代表春秋战国间的秦国篆文的石鼓文，把“吾”写作（见于偏旁），把“中”写作（与《说文》“中”字籀文相近），字形确实比小篆繁。但是在战国中晚期之交的诅楚文里，“吾”（见于偏旁）和“中”的写法就已经跟小篆相同了。可见这两个字的简化是秦国文字演变的结果，并不是在秦统一后才由李斯等人规定的。在书写风格的变化上也存在类似情况。实际上在统一前夕的秦国篆文跟统一后的小篆之间，无论在字形上还是在书体上都不存在任何明显的区别。这一点很多学者都已经指出来了。钱玄同在为卓定谋《章草考》所作的序里说：“许叔重（引者按：叔重是许慎的字）谓李斯诸人取大篆省改为小篆，实则战国时秦文已如此，可见李斯诸人但取固有的省改之体来统一推行，并非创自他们也。”这是很正确的。

有些讲字体的人以《说文》所录的籀文以及石鼓文、毛公鼎铭文等代表大篆。还有些人把所有早于小篆的古文字都称为大篆，相应地把包括小篆在内的、隶书之前的文字都称为篆文或篆书。现代的有些古文字学者又根据自己的研究给大篆下了新的定义，如唐兰认为“由春秋到战国初期的文字，就是所谓大篆”。由于对“大篆”的理解有分歧，目前很多文字学者都避免使用这个名称。

不少古文字学者认为传统文字学把籀文看做周宣王时的文字也是错误的。王国维认为籀文是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唐兰对籀文的看法跟他对大篆的看法一致。他们的意见不一定正确，限于篇幅不能在此讨论了。

现在，大家往往把“甲骨文”“金文”用作早于小篆的字体名称。严格说，这也是不大妥当的。因为同样是甲骨文或金文，甚至同样是殷墟甲骨文或周代金文，由于早晚不同或用途不同，在字体上往往仍有较大差别。下面就会谈到这方面的情况。总之，对古文字阶段的字体，目前还没有理想的分类方法。

B．古文字在字体方面的演变情况

为了讲述的方便，我们把古文字阶段分成商代、西周春秋时代和战国至秦代三个小段。下面依次介绍各段字体演变的主要情况。

a．商代

研究商代文字的字体，主要根据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

首先应该指出，甲骨文跟金文在字体上有不同的特点。在商代，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我们今天虽然已经无法看到用毛笔书写的商代典册，但是还能在商代后期遗留下来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看到少量毛笔字。金文基本上保持着毛笔字的样子，甲骨文就不同了。商代统治者频繁进行占卜，需要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数量很大。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字非常费时费力。刻字的人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改变毛笔字的笔法，主要是改圆形为方形，改填实为勾廓，改粗笔为细笔，如下图。与此同时，他们还比较剧烈地简化了很多字的字形。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做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上可以看做当时的正体字。所谓正体就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所谓俗体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商代人有时在兽骨上刻辞记录跟占卜无关的有纪念意义的事件。这种刻辞的字体，作风就往往跟甲骨卜辞不同，而跟铜器铭文相似。

甲骨文（不包括跟金文作风相似的少数记事刻辞）和金文各自的形体，又由于时代的早晚或用途的不同而产生差别。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有两百多年历史，可以按照形体的特点分早晚期。早期甲骨文一般要比晚期更象形。在金文里，记名金文的象形程度显著地高于用于记事的一般金文。后者大都见于商代后期的晚期铜器上，字形跟晚期甲骨文接近。记名金文不管是见于早期铜器的，还是见于晚期铜器的，一般都比早期甲骨文还要象形。在记名金文里，彼此的象形程度也有高低之别，不过这种差别似乎并不是完全为时代的早晚所决定的。下面把上述这几种文字列表对照一下（部分例子取自偏旁）。

从上面的字形对照表，可以把商代文字形体变化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上引记名金文中象形程度较低的那部分字，即“犬”“牛”“止”的第二体，也许大体上可以代表跟早期甲骨文同时的正体（早期甲骨文中有些时代较早的“止”字，写法跟族名金文第二体相似）。至于象形程度较高的那部分记名金文，可能还保持着商代前期甚至更古的汉字的面貌。象形程度较低的记名金文和早期甲骨文，比起这种记名金文来已经大为简化。晚期的一般金文和甲骨文，又进一步简化了它们。“虎”“犬”等字，早期多画出腹部，晚期就都把腹背合并成一笔了。

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俗体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如隶书，详后）。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从上面的字形对照表就可以看出，在商代后期文字里，正体（在表中由金文代表）的演变是受到甲骨文一类俗体的强烈影响的。

b．西周春秋时代

研究西周春秋时代的字体，主要根据金文。

西周金文的形体，最初几乎完全沿袭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风。到康、昭、穆诸王的时代，字形逐渐趋于整齐方正，但是在其他方面变化仍然不大。恭、懿诸王以后，变化才剧烈起来。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平直化（第一小节讲汉字形体的主要变化时所说的线条化包括了平直化）。商代晚期和西周前期金文的字形，象形程度仍然比较高，弯弯曲曲的线条很多，笔道有粗有细，并且还包含不少根本不能算作笔道的呈方、圆等形的团块，书写起来相当费事。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使文字线条化、平直化。

线条化指粗笔变细、方形圆形的团块为线条所代替等现象，例如（下引诸“火”字取自偏旁）：

到西周晚期，线条化已基本完成。平直化指曲折象形的线条被拉平，不相连的线条被连成一笔等现象，例如（下引部分“贝”字取自偏旁）：

经过这些变化，文字的象形程度显著降低，书写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在春秋时代，不同地区的金文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个地区可以是一个国家，如秦国自成一区；也可以包含几个国家，如楚、徐、吴等东南国家构成一区。各地区金文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书写风格上，字形构造大体上还是相似的。

西周春秋时代一般金文的字体，大概可以代表当时的正体。一部分写得比较草率的金文，则反映了俗体的一些情况。前面讲研究资料时提到过的、侯马等地发现的春秋战国间的盟书文字，也有俗体的作风，有些字的写法跟后来的六国文字已经很相似了。

c．战国至秦代

在春秋、战国之交，古代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这对汉字形体的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春秋以前，贵族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占有统治地位，文字当然也为他们所垄断。春秋战国之交，旧的贵族阶级逐渐为新兴剥削阶级所取代，文字开始扩散到民间。进入战国时代以后，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和迅速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使用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文字形体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俗体字势力的迅速发展上。

在春秋时代的各个主要国家里，建立在宗周故地的秦国是最忠实地继承了西周王朝文字的传统的国家。进入战国时代以后，秦国由于原来比较落后，又地处西僻，各方面的发展比东方各国慢了一步，文字的剧烈变化也开始得比较晚。因此秦国文字正体所受到的俗体的冲击，要比东方各国文字轻一些。在战国时代（主要是战国中期以后）东方各国的文字里，传统的正体已经被冲击得溃不成军了。而在秦国文字里，继承旧传统的正体却始终保持着重要的地位。因此古文字学者把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跟东方各国文字区分开来，称后者为六国文字。

六国文字中流行的俗体字，以各种简体字为多，例如：

此外也有一些加点画或偏旁的繁化字，例如：

由于存在大量的往往相当剧烈的简化现象以及数量不算太少的繁化现象，六国文字的面貌就跟传统的正体很不一样了。

跟六国文字相比，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显得比较保守。春秋时代秦国金文（如秦公簋、秦公钟等）的形体，跟西周晚期周王朝的金文很接近。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秦国金文字形规整匀称的程度有了提高。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正体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同时字形有所简化。从总体上看，其形体跟西周晚期写得比较规整的金文仍然颇为接近。但是秦国人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也在不断破坏、改造旧的字形。在秦国文字里，俗体也在发展。在战国中期以后的秦国的铜器（主要是兵器）铭文、印文和陶文等资料里，可以看到很多俗体的写法。有不少写法跟后来的隶书已经极其相似甚至完全相同。例如惠文君四年（前334）或惠文王更元四年（前321）所造的相邦樛游戈的“游”字、以及庄襄王三年（前247）或秦王政三年（前244）所造的上郡戈的“漆”字，其“水”旁都已经写成三短横了。

在正体和俗体的关系上，秦国文字的情况跟六国文字很不一样。六国文字俗体的字形跟传统的正体的差别往往很大。秦国的俗体侧重于用方折、平直的笔法改造正体，其字形一般跟正体有明显的联系。而且秦国文字的正体虽然并不是一点没有受到俗体的影响（战国时代秦国文字正体中出现的简化现象，就可能跟俗体的影响有关），但是没有像六国文字的正体那样被俗体冲击得溃不成军，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系统。后来，正体演变为小篆，俗体则发展成为隶书。二者的变化基本上是平行的。

战国时代，文字剧烈变化，而各国文字变化的情况又往往不一样（上面举过的六国文字简化和繁化的例子，就大都只见于一个或一部分国家），因此形成了“文字异形”的局面。（《说文》“叙”：“其后……分为七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下面从战国中期以后的文字资料里举两个例子（下引部分“者”字取自偏旁。三晋——魏、赵、韩——的文字比较接近，作为一个单位处理）：

此外如燕国把“中”写作，齐国把“马”写作，三晋把“佳”写作，都是很独特的。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六国文字与秦文不合的异体都被废除，因此它们对后来的汉字没有显著的影响。

隶书在战国晚期的秦国已经初步形成。云梦睡虎地秦墓发现的简文就是早期的隶书。在这批数量很大的简文里，左旁从“水”的字屡见，“水”旁几乎全都写作三短横，例外极少。此外还有不少跟汉代的隶书相同或相似的字形。《汉书·艺文志》和《说文》的“叙”都说隶书是秦代官府为了应付当时繁忙的官狱事务而造的一种简便字体。从汉代以来还广泛流传着程邈为秦始皇造隶书的传说。这些说法显然跟事实有出入。唐兰在《中国文字学》里指出，《汉书》等说秦代“由于官狱多事，才建隶书，这是倒果为因，实际是民间已通行的书体，官狱事繁，就不得不采用罢了”。这是很正确的。也许在秦的官府正式采用隶书办事的时候，曾由程邈对这种字体作过一些整理工作，所以就产生了程邈造隶书的传说。

在秦代，小篆是法定的主要字体，但是在日常使用的文字里，隶书显然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到了汉代，隶书取代小篆而成为主要字体，汉字发展史就进入了隶楷阶段。小篆在汉代逐渐成为主要用来刻印章、铭金石的一种特殊字体。

3．隶楷阶段的各种主要字体

下面分头介绍一下隶楷阶段的各种主要字体。

A．隶书

上面已经讲过了隶书的形成，现在讲隶书形成后的发展变化。

秦代和西汉早期的隶书，在字形构造上还有较多跟篆书相似的成分，在书体上也还没有形成东汉碑刻上所见的标准隶书的那种作风。一般称这种隶书为古隶或秦隶。

在东汉碑刻上的标准隶书里，大部分字的字形构造跟后来的楷书已经很接近。其书体具有下述特点：字的结体一般呈扁方形。向右下方的斜笔大都有略向上挑的捺脚。较长的横画收笔时也往往略向上挑，形成上仰的捺脚式的尾巴。先竖后横的弯笔收笔时大都上挑，而且幅度往往比较大。向左下方的斜笔（即撇）收笔时多数也略向上挑。收笔时上挑的横画，整道笔画往往略呈微波起伏之势，较长的捺有时也有这种笔势。书法家用来形容隶书书法特点的“挑法”、“波势”等语，就是指这些笔法而言的（早期隶书中已出现挑法，但还不成熟，使用得不普遍）。一般把上述这种类型的隶书称为八分或汉隶。（图7—5）

从汉简上的隶书来看，至迟在西汉宣帝时期，八分书体就已成熟。但是石刻文字中的隶书比较保守，八分书体的特色要到东汉中期以后才充分显示出来。所以过去根据石刻文字研究隶书的人，大都把八分形成的时间定得比较晚。如果以汉简为主要根据，结合字形构造和书体的情况来考虑，可以把武帝（或武帝后期）和昭帝时代看做由早期的隶书向成熟的隶书，或者说由古隶向八分过渡的时期。不过隶书成熟后，字形构造还在继续发生变化，总的倾向是变得跟后来的楷书越来越接近。

八分的形成使隶书的书法有了比较明确的规范，但是这种字体书写起来却相当费事。人们日常使用文字的时候，往往并不完全按照这种字体的要求去书写。大约在东汉中期，从日常使用的隶书里演变出了一种跟八分有明显区别的比较简便的俗体。在东汉后半期，虽然士大夫们相竞用工整的八分书勒石刻碑，一般人日常所用的隶书却大都已是这种俗体了。这种俗体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收笔时上挑的笔法，还接受了当时的草书的一些影响，如较多地使用尖撇等，呈现出由八分向楷书过渡的面貌。讲字体的人时常引用的熹平元年（172）陶瓶上的文字，就是属于这种字体的。（图7—6）有的学者把这种字体称为新隶体，下文采用这个名称。“八分”之称大约出现于汉魏之际。正是由于当时一般使用的隶书已是新隶体，才有必要为碑刻上那种正规的隶书另起八分的专名。

在汉字字体演变的过程里，由篆书变为隶书是最重要的一次变革。以成熟的隶书跟篆书作比较，可以看出隶书改造篆书字形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为印刷方便，隶书字形用楷书表示）：

（1）解散篆体，改曲为直　这是隶书改造篆书的最重要的方法，如把篆书“日”字长圆形的外框分解为两道竖画和两道横画，或是分解为竖、折、横三笔。

（2）省并　如把篆字“”（大）字象两臂的两笔并为一横，象身躯和左腿的两笔并为一撇；把篆书（寒）字中间象人在草中的部分省并为无意义的笔画结构“”。

（3）省略　如“雷”字篆书本从“雨”从三“”，隶书省从一“田”；“屈”字篆书本从“尾”，隶书省从“尸”。

（4）偏旁变形　在篆书里，一个字用作偏旁时的写法，通常跟独立成字时没有明显区别。在隶书里，独立成字和用作偏旁的写法明显不同的情况，就时常可以看到了。例如“水”字用作左旁时作三短横或三点，“人”字用作左旁时作“亻”（这种写法实际上比“人”更接近篆文），“邑”字用作右边的形旁时作“阝”（用作声旁的，如“浥”“挹”的右旁仍作“邑”），“阜”字用作左旁时也作“阝”等等。偏旁的写法往往随所处的位置而异，例如“水”旁的位置在上或在下时就仍作“水”，如“沓”“浆”。有时即使位置相同，写法也不同，例如在下的“火”有变作四点的（如“然”），也有仍作“火”的（如“炙”）。因此同一个偏旁在不同的文字里可以分化成多种形式。

（5）偏旁混同　隶书为求简便，把某些生僻的或笔画较多的偏旁，改成形状相近、笔画较少、又比较常见的偏旁，如把“活”、“括”等字的声旁“”（音kuò）改成“舌”。省并、省略和偏旁变形，也会造成偏旁的混同。例如由于偏旁变形，在左的“肉”旁、一部分在下的“肉”旁、“朕”“服”等字的“舟”旁和“青”字的“丹”旁，都变得跟“月”旁没有区别了。

经过上述这些变化，汉字象形的性质几乎完全丧失，很多字的结构遭到了破坏，但是书写起来就方便多了。

B．草书

“草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不论时代，凡是写得潦草的字都可以算。狭义的，即作为一种特定字体的草书，则是在汉代才形成的。这是主要用于起草文稿和通信的一种辅助字体。大约从东晋时代开始，为了跟当时的新体草书相区别，称汉代的那种草书为章草。新体草书相对而言称为今草。

早在战国时代秦国文字的俗体演变为隶书的过程里，就出现了一些跟后来的草书相同或相似的草率写法，如把“止”旁写作“乙”之类。隶书形成后，这些草率写法作为隶书的俗体继续使用，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草率写法。草书就是在这些新旧草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

从居延汉简中记年号的简来看，有些宣帝和元帝时简的字体已有很浓厚的草书意味；有些成帝时简，如阳朔元年（前24年）简，其字体就已经是相当纯粹的草书了。所以草书形成的时代可以暂定为西汉晚期。

唐张怀瓘《书断·上》“章草”条引南朝宋代王愔的话说：“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书粗书之，汉俗简堕，渐以行之”，把章草的出现跟《急就章》联系了起来。这是不可信的。“急就章”是史游所编字书《急就篇》的别名。《急就篇》以63字为一章，共分31章，所以有人称之为“急就章”。这个别名在汉代可能还没有出现。魏晋时代的书法家喜欢用章草写《急就篇》（吴国皇象写的一本现在尚有辗转摹刻之本流传）。今所传赵孟、宋克等所书章草《急就章》也都辗转出自皇本，（图7—7）但是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中的《急就篇》残简却全都用隶书抄写，可证王愔所说之妄。凑巧的是史游的时代倒跟我们根据汉简推测的草书形成的时代大致相合。

在魏晋时代，由于下面就要讲到的早期行书和楷书的影响，章草逐渐演变为今草。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皆为后人临摹之本或其刻本，其他字体之帖亦同），大都已经是今草了。（图7—8）今草的字形多因袭章草，但是改掉了跟隶书相近的笔法，连笔较多，有时对章草的笔画还略有省并，书写起来更为方便。此外也有些字形是直接由行书或楷书草化而成的。章草每字自成起讫，今草则字与字可以相连。总之，今草比章草更草，因此也更难辨认。唐以后更有所谓狂草，写出来人多不能识，几乎完全成了一种供欣赏的艺术品。

C．行书

据说行书是东汉晚期桓、灵时代的刘德昇所创造的。他的行书“虽以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汉魏之际的著名书法家钟繇曾跟他学过这种书体。

我们所熟悉的行书是介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在刘德昇的时代，今草还不存在。他所创的行书当然不会跟我们所熟悉的行书完全一样。可惜刘氏的书迹已经看不到了，现存钟繇字帖中的墓田丙舍帖（为王羲之临本的摹刻本），有人认为是行书，但也有人认为是楷书，还有人认为根本不能反映钟氏书法的真面目。所以早期行书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字体，还是个问题（法帖所载作风跟后来的行书无别的钟繇行书不可信）。

在我们所能看到的魏晋时代日常所用的文字，如“楼兰遗址”出土的简、纸文字里，除了比较规整的新隶体和处于章草向今草过渡的阶段中的草书之外，还有不少字体风格介乎二者之间的文字。它们在字形构造方面跟新隶体没有多大不同，在书体上则受到草书的较大影响，比规整的新隶体活泼得多。它们的情况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简纸上的字似乎只能看做比较草率的新隶体。有些简纸上的字则比较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笔画的写法和文字的结体都明显地比新隶体更接近楷书；无论是对新隶体还是对章草而言，都称得上是一种“风流婉约”的新体。如曹魏晚期的景元四年（263）简以及时代大约不晚于东晋初的署名“济逞”的两封信和署名“超济”的一封信，（图7—9）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我们认为这种字体就是早期的行书。这是在带有较多草书笔意的新隶体的基础上，通过在笔画的写法和文字的结体上进行美化而形成的一种字体。

今所传王羲之行书的字体几乎都是介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只有姨母帖比较古拙。（图7—10）而此帖的字体正好跟上面提到的济逞的书信相似。这可以当做上述那种字体就是早期行书的一个证据。

由魏晋向上追溯，在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安徽亳县东汉晚期曹氏宗族墓的部分刻字墓砖上，也可以看到风格跟上举早期行书相似的字体。其时代大致与刘德昇相当。可见行书的形成也是有群众基础的，并非刘氏一人的功劳。

前面提到过的钟繇的墓田丙舍帖，要比以上所举的那些早期行书更像楷书，不过总的风格跟它们还是比较一致的。南朝宋代的羊欣说：“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行狎书后人多作行押书，跟行书是一回事。墓田丙舍帖正是书启一类“相闻”的文字。现在的传本可能有临摹失真之处，不过大体上大概还是可以反映出钟氏行书的面貌的。

楷书是在行书的基础上形成的（详下），今草的形成也受到行书的影响。另一方面，楷书的形成和发展以及草书书体的变化，又对行书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王羲之等东晋书法家手里，随着今草的形成，行书也相应地变成介乎楷书和今草之间的一种字体，面貌跟早期的行书有了不同。（图7—11）行书没有严格的书写规则。写得规矩一点，接近楷书的，或称为真行或行楷。写得放纵一点，草书味道较浓的，或称为行草。

D．楷书

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楷书书法家是钟繇，所能看到的最古的楷书是钟繇宣示表、力命表等帖的临摹本的刻本（荐季直表很多学者认为不可信）。宣示表等帖的字体显然是脱胎于早期行书的（图7—12）。如果把比较规整的早期行书写得端庄一些，把在早期行书里已经出现的横画收笔用顿势的笔法普遍加以应用，再增加一些捺笔和硬钩的使用，就会形成宣示表那种字体。钟繇的行书如墓田丙舍帖本来就比一般的早期行书更接近楷书。他在一些比较郑重的场合，如在给皇帝上表的时候，把字写得比平时所用的行书更端庄一些，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楷书。以上所说如果基本符合事实的话，我们简直可以把早期的楷书看做早期行书的一个分支。明人孙鑛在《书画跋跋》中说：“余尝谓汉魏时，隶乃正书，钟、王小楷乃隶之行。”这是很精辟的见解。“钟、王”之“王”指王羲之。他的某些楷书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的楷书，在钟氏楷书的基础上又有发展，显得更为美观。

应该指出，尽管楷书在汉魏之际就已形成，但是在整个魏晋时代，使用楷书的人却一直是相当少的，恐怕主要是一些文人学士。从魏晋时代的文字资料来看，当时一般人所用的仍然是新隶体或介乎新隶体和早期行书之间的字体。已发现的晋代的古书和佛经的抄本也大都使用新隶体，而且有的还有意增加一些八分笔意。碑刻（包括墓志，下同）选择字体更为保守，这在前面讲研究字体的资料时已经提到过了。有些东晋碑刻上的新隶体想模仿八分而又学不像，显得很不自然，大亨四年（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所立的爨宝子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图7—13）

有些研究字体的学者，由于看到魏晋时代的碑刻上用的是八分和新隶体，一般人所用的也大都是新隶体之类的字体，就认为当时根本不可能有楷书和跟楷书相近的行书存在，传世的钟王楷书和行书基本上都靠不住。这是不正确的。他们不知道古人在不同的用途上往往使用不同的字体，而且文人学士，特别是开风气之先的书法家所写的字，跟一般人所写的字往往有很大距离。钟王楷书跟新隶体同时并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魏晋时代的“楼兰遗址”出土的、时代不会晚于东晋初期的字纸上，不但可以看到早期行书，而且还可以看到作风跟钟王很相似的楷书。（图7—14）可见那种认为魏晋时代不可能有楷书、传世钟王字帖都靠不住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进入南北朝以后，楷书终于成了主要的字体。东晋时代的有些新隶体，跟行、楷已经相当接近。到了南北朝，就出现了在钟王楷书的影响下由新隶体演变而成的一种楷书。在南北朝早期的碑刻上，占统治地位的已经是这种楷书了（其形成似当在东晋时代）。这种楷书在结体和笔法上保留了新隶体的一些比较明显的痕迹，而且在使用于碑刻时，就跟东晋碑刻上的新隶体一样，往往有仿古的倾向，笔法略带八分的意味，因此其面貌要比钟王楷书古拙。在北朝的碑刻里，这种楷书较长期地占据着统治地位。由于使用这种楷书的北魏和东西魏的碑刻很多，后人称之为魏碑体。

南朝到了齐梁时代，碑刻上就出现了跟钟王体很接近的楷书。北朝到了后期，碑刻上的楷书也出现了向钟王体靠拢的现象。唐以后，魏碑体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清代才由于书法家的提倡而重新受到重视。

钟王楷书脱胎于行书，作为碑刻上的正体来用，结体和笔法都有不够庄重的地方。南北朝时人已经为此而对钟王楷书作了一些改造，不过直到唐初的欧阳询才较好地完成了这项改造工作。因此也有人认为楷书到唐初才真正成熟。例如认为“钟王小楷乃隶之行”的孙鑛就说：“若楷书则断自欧阳始，点点画画，皆具法度，无一笔迁就从便，意正与隶同，法正与行草相配也。”

楷书的“楷”当楷模讲，“楷书”的原意就是可以作为楷模的字或有法度的字，本来并非某种字体的专名。魏晋时代人曾称工整的八分书体为“八分楷法”或“楷法”。脱胎于行书的钟繇楷书，在当时显然没有资格称“楷书”，说不定本是包括在钟书三体的行狎书即行书里的。从南北朝到唐代，楷书有正书、真书、隶书等名称。正书、真书都是相对于行书、草书而言的，隶书是相对于八分而言的（后人或称楷书为今隶，汉隶为古隶。这种“古隶”的意义跟前面讲隶书时所说的“古隶”不同）。“楷书”这个名称也曾经跟“楷法”一样，被用来指称过八分。唐张怀瓘《书断·上》“八分”条就说八分“本谓之楷书。楷者，法也，式也，模也”。不过在唐代，“楷书”大概也已经用来指称我们所说的楷书了。宋以后，“楷书”就成为我们所说的楷书的专称了。

楷书通行后，汉字字体就没有很大的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