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绘画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除了绘画的技术技巧渐趋成熟外，著名的画家成批涌现，人们开始对绘画作系统的理论探讨和品评，随着佛教的传播，宗教绘画也乘势兴起，这些都是这一时期绘画发展的标志。

一、划时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

汉代以前，画家的名字很少被史籍记载下来，这是因为绘画创作是由地位低下的工匠们来担任。随着绘画在人们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并且认识到它的宣传教育的作用，逐渐就有有身份地位的人甚至帝王本人，也参与到绘画的创作行列中来。画家的地位有了提高，于是才被载入史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画家有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杨子华、曹仲达等，其中顾恺之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绘画史上第一个有画迹可考的著名画家。

顾恺之（346—407），字长康，小字虎头，无锡（今属江苏）人，曾在大将军桓温帐下任参军，后官通直散骑常侍。博学多才艺，为人“好谐谑”，“率直通脱”，有“才绝、画绝、痴绝”美誉，时称“虎头三绝”。他是宗教壁画家和人物肖像画家，曾在江宁（今南京）瓦棺寺画维摩诘像一堵，在揭幕时他当众点睛，“光照一寺，施者填咽，俄而得百万钱”，可见他的艺术在当时引起的震撼之大。评者谓他画的维摩诘像“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亡言之状”，即不唯形似，而且神肖。他为裴楷画像，“颊上加三毛”，“觉神明殊胜”，表明他善于捕捉表现人物性格的某一特征。他特别注重描绘人的眼神，往往很长时间不点睛，认为“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眼睛）之中”。他的作品线条用笔，属于“密体”，特点是“紧劲联绵，循环超忽，调格逸易，风趋电疾，意存笔先，画尽意在，所以全神气也”。（引文均见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他同时还是绘画理论家，著作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等，最先提出“以形写神”的观点。

在传世绘画作品中，《列女仁智图》、《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都被归属在顾恺之名下。其实这三件作品，风格各异，所画人物衣冠服饰和器具，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应不是同一时期同一个人的作品。

《列女仁智图》是根据刘向《列女传》中的“仁智”篇而创作的。（图13—3）刘向是汉楚元王四世孙，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他看到成帝沉湎酒色，宠信赵飞燕姊妹，大权旁落外戚手中，危及皇室。于是便“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并绘制为屏风，进献给汉成帝，希望他从中得到教训。之后王莽依借外戚势力篡夺了汉室政权，刘向的忧虑成为现实，故在东汉时代，《列女传图》不但被作为宫廷后妃的课本，同时也是向社会广泛施行女德教育的教材，正史也专门开辟了列女栏目。今存本《列女仁智图》（今藏故宫博物院）为宋人据古本所摹绘。原本画有十五个列女故事，摹本只存有七个故事是完整的，另三个故事只存一半人物，并有错搭配现象。尽管这是一个残本，但所画女子的垂髾髻、深衣、朱眉、男子的进紧冠、紧口宽袍、绶带，以及轺车和其他器具，都可以从汉代的墓石壁画、画像石（砖）中得到证实，说明原本是从汉代宫廷传承下来的，历经两千余年，而仍能保持原作精神面貌，这只有在延续不断的中国历史中才有的奇迹。

被宋人认为是顾恺之真迹的《女史箴图》卷，今藏伦敦英国博物馆。（图13—4）卷尾有题“顾恺之画”四字款，为后人所添加。根据图中所绘山水、动物及人物服饰等，以应证现代考古学所发掘出土的图像资料，它应晚于顾恺之时代，约相当于南北朝的北魏和齐、梁时代。《女史箴图》是根据西晋张华所写的《女史箴》一文而构思创作的。张华见晋惠帝皇后贾氏专权，重用外戚，淫乱宫闱，危及帝室。于是便假借“女史”口气写了这篇讽谏文章。张华与刘向所忧虽同，却进谏有别。刘向是借指鉴贤愚，希望皇帝自己能醒悟；张华则是直陈利害，警告皇后要改邪归正。故《列女传》及其制图，成为了后世妇德教育的教科书，于汉魏六朝时代广泛流行。而《女史箴》只适用于宫廷，且言辞犀利，要把它变为图画，必定是宫内出现了贾后式的人物，同时又有权力在手的皇帝的指令，否则画家是不敢自作主张的。两个势不相容的人物共处一朝，在当时南北朝对峙的各个政权中，只有北魏的宫廷中，才会出现有这样奇异的景观。

北魏文成帝死后，献文帝继位。文成帝皇后冯氏以太后临朝专政。冯氏权力欲极重，且有丑声。献文帝成年亲政，借故除了冯氏的私宠大臣李奕，即遭冯氏毒杀。孝文帝即位年仅五岁，冯氏即太皇太后再度临朝。孝文帝幼小聪慧，冯氏怕长大后于己不利，几次想杀害他，迫于舆论，未能得手。直到冯氏病死，孝文帝才亲政。孝文帝一上台，就表现他的雄才大略，迁都洛阳，进行汉化改革，用兵南方，一心想统一中国。他的前后两个皇后，都是冯氏安排的自己的亲侄女。先是妹妹被立为皇后，遭到姐姐的忌妒，时进谗言而被废。姐姐当上皇后以后，一心想学姑母能掌控国家大权，在宫中行巫术诅咒孝文帝快死，同样也有丑声。孝文帝得知后，先是将她幽禁，后下诏赐死，其结果与晋惠帝皇后贾氏一样。孝文帝非常熟悉西晋典故，每过其故宫则潸然泪下。为整顿后宫失德，他想起了张华的《女史箴》，命画工创作图，以警告后宫。

《女史箴图》的创作，采用了东汉以来流行的《列女图》平列式构图。有的地方如“班姬辞辇”，甚至是照搬原样，这可从出土的北魏司马金龙墓漆屏风画得到证实。所不同的是，《列女图》所画的都是一个个故事，有具体的情节可表现。而《列女箴》是借事说理。用多种事物集合，以表达一个抽象的理论。如用太阳的升降，月亮的盈亏，以及山峰、弓箭等，来说明“物无盛而不衰”。画家为表现这个道理，只好将这些事物集中起来构思，因而成了一幅奇异而又神秘的景观。《女史箴图》设色浓丽，线条细劲流畅，与《列女仁智图》的色彩淡雅和线条粗犷，恰成对比而显示了不同的风格特色。

二、谢赫和绘画“六法”论

魏晋南北朝时代在绘画的创作理论总结、作品的评论上，较之前代再不是只言片语了，而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有了专门的著述。这是一种开创，为后世绘画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画论品评著述除顾恺之外，还有南朝宋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南朝齐谢赫的《古画品录》和陈姚最的《续画品录》等。

谢赫本人是一个画家，长于人物肖像画，作品今无存，而留下的《古画品录》一书，使之名传不朽。该书对前代27个画家的艺术进行了品评，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美学观念，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绘画批评史论著作。序言中提出的“六法”论，也是对我国绘画创作所作的第一次系统的理论总结。“六法”是：“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古画品录》和《续画品录》，是与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同一个时代的产物，代表着当时的先进文艺思想。

三、石窟壁画和墓室壁画

石窟寺的开凿，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在中国兴盛起来的。石窟中除了石雕或泥塑造像以外，还有大量的壁画。在新疆拜城东约六十公里的戈壁悬崖下的克孜尔千佛洞，现存236个洞窟，其中有早在4世纪开凿的。壁画主要内容以佛本生故事为主，也有说法图和佛传图。如《尸毗王本生》、《须阇提太子本生》、《睒子本生》等。人物情态表现不大明显，但能表达故事的生动情节，其艺术风格则明显地体现着犍陀罗及当地民族和中原地区三种文化的融会，同时也有着早期绘画古拙粗犷的作风。新疆地处我国西陲，是佛教及佛教艺术传入中原的首要门户。早期壁画形象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的绘画艺术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还受到罗马基督教艺术（如带翼的天使形象）影响，是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资料。

甘肃敦煌莫高窟始凿于366年（符秦建元二年）或更早，之后一直到元代，都有建造，现存洞窟五百七十余个，壁画约六万平米。早期北魏、西魏的壁画内容以说法图和本生故事为主，如245窟的《摩诃萨埵本生》图，在一幅画面中，描写摩诃萨埵舍身饲虎得道的全过程，突破时空局限来安排故事情节的发展，构思巧妙，气氛悲壮。257窟的《鹿王本生》图，曲折的情节安排得非常严密。和新疆早期壁画不同，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在形式技巧上，更多地具有中原地区的风格，可明显地看到对汉代壁画的继承。此外麦积山石窟等处也存有不少这一时期的壁画。

墓室壁画在这一时期主要发现地有：甘肃嘉峪关、云南昭通、新疆吐鲁番、江苏丹阳和南京、吉林集安等。壁画的内容较之前代，增多了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并以独立的画幅出现。如嘉峪关魏晋墓的壁画砖中对放牧、屯垦的描绘，反映出河西地区的生活特点。（图13—5）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的砖刻线描《高逸图》，刻绘有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八个文人坐像。人物之间，以树木间开。无论线描的技巧、构图的方法，还是人物神态的刻画、树木的画法，都超出了前代墓室壁画的高度，而题材的选择，更是新颖，这与当时著名画家的创作技巧与风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