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历史沿革——隋唐五代儒学

隋唐五代教化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教化制度的创立方面，其足以影响后世教育的发展。隋文帝时非常重视振兴学校。为了管理各级各类学校，他曾特设国子监，作为教育的行政领导机构。国子监初名国子寺，开皇十三年（593）改为国子学，大业三年（607）又改为国子监，从此一直为后世所沿用。当时，国子监设祭酒一人总管国家教育事业，在行政上不隶属太常寺，是独立的最高教育机构。通常，在祭酒之下设主簿、录事等专职人员，负责统领各级各类官学。可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设立的专门教育行政部门，也是专门设置教育负责官员之始，在我国教育的历史发展中，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在国子监控制下，首先发展健全的是以国子学为首的中央官学系统。除有传统的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外，隋朝首创了书学、算学和律学（六学中只律学属大理寺）等专科类的中央官学，形成了所谓的“六学”系统。开皇初，隋文帝颇为倡导文教，设国子寺，使“强唐长安城学待问之土，靡不毕集”，“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芨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文帝晚年，转而喜好刑名之说，同时又发现国学虽然学生颇多，但“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之人，“设学之理，多而未精”，遂在仁寿元年（601）废天下学校，只存国子学一所，有学生72人。隋炀帝即位后，改国子寺为国子监，复开庠序，使国子学和郡县学之盛超过了开皇初年，形成了隋朝第二个兴学高潮。只因不久出现“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的情况，加之社会动荡，战乱迭起，致使“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

唐朝初建，便大力发展文教事业。高祖即位时即下令国子置生72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140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置生130员，取七品以上子孙。在地方官学中，将郡县之学分为三等，上郡学生60员，中下郡则各50员；上县学生40员；中县30员，下县20员。至于对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还在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育之。高祖武德四年（621）诏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七年（624）又特别下诏兴学，令“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各令置学。”为后世各朝树立了重视文教的典范。

唐代教育制度的完备是在唐太宗执政阶段。在这一时期，唐太宗曾于贞观元年（627）在门下省置弘文馆（由修文馆改建），聚经、史、子、集四部书共20余万卷，精选天下著名儒者虞世南、褚遂良、姚思廉等人以本官兼学士，以褚遂良为馆主。在馆中不仅讲论文义，商议政事，（还传授书法，教授经业。次年，恢复了随置而在武德初年罢废的书、算二学。第三年又下诏令诸州置医学。贞观六年（632）又恢复了武德年间废弃的律学。贞观十三年（639）在东宫设立了崇贤馆（676年时改为崇文馆）。自此，在13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唐太宗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唐朝以“六学二馆”为代表的官学体系。起初，唐朝政府尽召天下经师老德者以为学官，广建学舍1200区，大量增加学生员额。到贞观十三年时，除六学二馆外，屯营、飞骑等军事建置中亦设学生，并由博士教授。高昌、吐蕃以及高丽、百济、新罗、日本等也都积极派遣子弟前来求学，学生总额达到8000余人。

高宗显庆元年（656）在崇贤馆置学士，有学生20人。龙朔二年（662）在东都置国子监，生员有所增加，并分两都进行教学。其间，书学、算学、律学曾一度废止，龙朔三年（663）恢复后将书学改隶兰台，算学改隶秘书局，律学改隶详刑寺。武则天执政时期热心佛教，不重儒学。当时的“博士、助教，惟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唯苟希侥幸。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中宗复位后于神龙元年（705）诏令国学学生复集，次年（706）又敕令学生在学行束惰之礼，并将此定为国家制度。

唐玄宗时是唐代学校兴盛的又一个高潮时期。开元七年（719）唐玄宗敕令州县学生选送“聪悟有文辞史学者”入四门学为俊士，那些贡举落选而愿入学者亦可入四门学学习（俊士之制至天宝十二年，即753年止），这是后世贡举入监之制的滥觞。在这一时期还规定了学生补阙的制度。如国子监所管的学生由尚书省补，州县学的学生由州县长官补。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朝廷此时明确规定百姓可以任意设立私学，有愿在州县学寄读受业者（即非正式的寄读生）亦可应允。在政策上为民间学术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使不少学者从家学和拜师求教的私学中获取了许多可贵难得的学识。开元六年（718）置丽正书院，置文学名士徐坚、贺知章、张说等人为学士，在修书之余亦行讲读之事，为后世书院教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开元十三年（725）丽正书院改为集贤书院，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待遇颇为优厚。至开元二十七年（739），朝廷敕今天下州县于各乡里设立学校，择师而教授，使当时的学校由州县又进一步扩展到乡里，拓宽了教育的普及面。开元二十九年（741）在玄宗崇尚道教思想的指导下，在礼部的祠部之下设立了崇玄学（天宝二年（743），更名为“崇玄馆”，亦称为“通道学”），在府州亦设地方崇玄学，专门教授道教经典。天宝九年（750）唐朝于国子监中增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负责指导在国子监中专门修习进士业的学生。玄宗为了支持学校教育的发展，曾在天宝十二年（753）敕令天下罢乡贡之举，规定不经由国子各学及郡县学学习的学生不许参加选举。尽管这一规定在两年后取销，恢复了乡贡之制，但其影响是积极的，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有促进作用。

唐自中叶以后，政治、经济等均面临危机，教育也无力恢复到贞观、开元、天宝年代的旧观了。唐代宗执政初年，曾明令诏书，认为“国之大事，戎马为先”。作为贡举都暂时停罢，就更不要说学校教育了。特别在“安史之乱”以后，不少地方的校舍均被驻军损坏，引起了不少有识之士的担忧。永泰二年（766），国子祭酒萧昕即上书建议朝廷“崇儒尚学，以正风教”。代宗据此下制曰：“治道同归，师氏为上；化入成俗，必务于学。……顷以戎狄多虞，急于经略，太学空设，诸生盖寡。弦诵之地，寂寥无声；函丈之间，殆将不扫，上庠及此，甚用闵焉。”在代宗看来，复兴学校必须调动各级官吏及有关人士的积极性。因此，他敕令诸道节度观察都防御使等子弟到京师入学，宰相朝官六军诸将子弟欲入学者可补国子学生。政府官员本人凡愿入学读书者亦可应允。经过一段努力，国子学基本恢复，配备设施，如祠堂、论堂、六馆院，以及官吏居所等一应俱全。

唐德宗以后，财政更加困难，佛事更加大耗费，尽管有宇文炫、韩愈等上书请废佛事振儒学，但都未能如愿。宪宗执政后致力中学大业，在元和二年（807）时重定国学学生员额，据当时统计，东西两监共有650名生员，比起贞观年间的8000人和开元年间唐玄宗定《六典》时的2000余人均相差数倍之多。其后，文宗、懿宗、昭宗等朝均试图发展学校教育，但已无回天之力，甚至从百官俸银中抽钱助学，国家已无力负担国学维持和发展所需要的财政开支。元和十四年（819）十二月庚戌，国子祭酒郑余庆以国学荒废日久，生徒不振，奏请取文官俸给修两京国子监。凡现任文官一至九品，外使兼官正员官者，每月从所请料钱中每贯抽十文，以充国子监修造先师庙及诸室宇，缮壁经公廨，得到了宪宗的应允。咸通九年（868）国子祭酒刘允章上书，建议群臣捐输光学钱以修庠序学校，得到了懿宗的支持，规定宰相交钱五万，节度四万，刺史一万。至昭宗大顺元年（890），在黄巢起义失败之后，朝廷又再一次根据国子祭酒孔纬的上书，请内外文臣自观察使、制使，下及令佐，于本官料钱中缗抽十文助修国学。

唐末五代，群雄割据，政局紊乱，朝代更替频繁，学校教育及有关制度较之隋唐之际到“开元盛世”已相差甚远。五代时，各方面情况没有多少好转，唐末助资兴学之举仍在行用。如后梁开平三年（909）因无钱修葺文宣王庙，国子监奏请“在朝及天下见任官，俸钱每贯克留十五文”。其后此举作为定例，并进一步规定，初补监生交束惰钱二千，及第后交光学钱一千，当监诸邑举人及第后，须到国子监交光学钱，由监中出给“光学文钞”，持此为凭方可赴南曹参选。

在五代各朝中，后唐对学校教育较为重视。庄宗同光元年（923）曾设国子祭酒、司业各一员，博士二员，分掌教育之事。明宗天成二年（927），太常丞段颐请博士讲经，试图振兴文教。三年（928）正月，中书门下奏：“祭酒之资，历代所贵，爰从近代，不重此官……望令宰臣一员兼判国子祭酒。”于是敕令宰相崔协兼判国子祭酒之职。崔协上任后奏请每年只置监生二百员。这二百员不系时节，有投名者，先令学官考试，较其学业深浅程度，方议收补之事。后唐以后各朝国祚很短，虽有国子之设，但学校十分衰微。至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朝廷在大梁天福普利禅院重新营建国子监，并营建学舍，成为后来宋代国子学的所在地，而在当时并无大的建树。

隋唐五代的教育主要是注重儒学的教育，学制系统基本上是围绕儒学的基本精神建立和发展的。汉末魏晋以来，佛学、道家思想均有很大发展，对学术及社会生活冲击很大，严重威胁着儒学在教育和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不仅一些文人兼通释道理论，提倡“三教合一”，就是帝王之君也时有尊崇佛道之举。隋文帝在兴废儒学方面的反复即是典型的例子。隋朝短暂地一闪而过，虽没有在文教方面留下多少遗产，但却给唐初的封建帝王和文人学者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教训与启示。唐初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科学文化进步的同时已着手振兴文教事业。唐太宗李世民自幼熟读儒家经史及文学之书，与儒家学者房玄龄、杜如晦、薛牧、陆德明、孔颖达等经常在幕府讲论儒家治国之道，并明确指出其所好惟有尧舜周孔之道。武德九年（626），李世民在即位后的一个月中便在弘文殿聚四部书，在殿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为学士，召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学生（《旧唐书·儒学传》）。贞观元年（627），唐太宗开展了全面的建设事业，在许多方面为后世树立了风范，开辟了领域，被后世奉为治世明君。

在初唐的100年中，统治者摒弃了隋朝弃儒佞佛的作法，在“三教并重”的基本政策中突出了儒学在文教事业发展中的统治地位。在这一良好的背景环境中，儒学逐步完成了对前朝文教事业，特别是经学教育思想的总结和集大成的工作，出现了儒学统一和复兴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儒家领袖人物。随之便有《五经正义》、《经典释文》等一大批重要的儒学经典问世，为唐代及后世提供了权威的教材和标准的科举考试答案。

在唐代，佛教是与儒学竞争统治地位的主要对手，如何对待佛教是儒学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传统的课题，也是整个隋唐五代人们关注并想妥善解决的重大课题。自唐太宗以后，崇佛崇道之风不断兴盛起来，一方面统治者看到佛道思想有许多可取之处，可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另一方面许多文人学者看到佛道思想及学术成果有许多可资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因此，不少人提出过以儒为主，合汇三教的积极主张，揭开了隋唐五代儒学思想矛盾、变化和发展的序幕，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渊源。这一时期的儒学发展形态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前理学时期”的儒学。

中唐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以经学为主要内容的儒学受到佛道思想严重冲击的时期。当时颇有社会影响的文学作品虽包含儒学传统和许多尽孝、忠君、报国的内容，但由于杂揉佛道及百家思想，已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儒家经学教育的影响，许多内容都已越出儒学的樊篱之外，使统治者和许多儒家学者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如何对待佛道影响，如何振兴和发展儒学成为人们议论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人们对经学教育的衰败，以及经学与科举考试制度的关系提出了批评建议；另一方面，人们又进一步深入探讨了融汇三教，援佛道而入儒的问题，认为儒学的改造势在必行。在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柳宗元等人，及晚唐时期的林慎思、皮日休等人。由此可见，中唐以后并非儒学的全面衰败，而是儒学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时的知识分子既有很强的危机感，也有很强的创造意识和兼容胸怀。如创立儒学道统，引入佛道的思想资料和思想方法，深化传统儒学教育的理论和观念等等，在儒学发展的历史上有着许多独到之处。

唐末五代之时，儒学基本上完成了兼容佛道，发展自身的改造过程。由于当时危机四伏，战事连绵，社会问题众多，所以改造儒学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当时的官方经学教育虽不及前朝兴旺，但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和经书的普及，使经过改造的儒家思想更加深入民间。即便是在社会动荡的情况下，儒学始终占居统治地位。当时的儒家文士虽然在思想上继承中唐各家之说，但也能针对当时社会及思想界的时弊，产生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宋朝乃至清朝的许多著名学者都指出，如果没有晚唐皮日休、林慎思等人的努力，王通、韩愈以及传统儒学的思想就很难对宋学施加影响，充分肯定了晚唐诸家儒者的历史地位。

和传统儒学相比，隋唐五代经过整理和改造后的儒学更加适合统治集团的利益，因此也得到历朝统治者的提倡。唐太宗时，不仅皇帝本人“锐意经学”，还在各方面显示对儒学的尊崇。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诏以历代经学家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等21人配享孔子庙庭。同时敕令将孔颖达等人撰定的《五经正义》颁行全国，令天下传习。他还在许多场合极力弘扬孔子之道，在为太子所作的《帝范》12篇中，他基本上都采用了儒家的帝王之术。

唐太宗以后诸帝基本上都崇尚儒术，即使是极力推崇老子的唐玄宗李隆基也不例外。玄宗在东宫时即常幸太子讲论。即位之后，又屡诏州县及百官荐举通经人才。开元二十六年（738）曾下诏曰，孔子之术能启迪仓灵，美政教，化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赐。”为此，特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将其抬上帝王之位。尤其重要的是，在唐初及玄宗时代，尊崇儒学已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被视为官方的政策。在《唐律》中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规定，《唐礼》也基本上体现了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教思想，并以孝悌作为礼教的根基。在唐玄宗时制定的《大唐六典》中，对发展儒学作了详细的规定，将振兴儒学的政策进一步具体化。此外，唐玄宗还亲注《孝经》，以此作为全体百姓的御定课本。在他看来，儒家思想中，“孝道”是最有用的。欲求忠臣，必于孝子，这不仅是唐王朝统治者的别出心裁，也是历代统治者的共识。

玄宗以后，唐代各朝皇帝都在发展与振兴儒学方面作出了努力。代宗执政后自谓，“志承礼体，尤重儒术”，欲“使四科咸进，六艺复兴”。大历元年（766）正月，代宗根据国子祭酒萧昕的奏言下敕曰：“理道同归，师氏为上，化入成俗，必务于学”。并令官人子弟入学补国子生，同时选拔和培养经学师资，重兴太学。文宗之时，准国子监奏官九经字体，刻之于石，进一步加强了经学教材的统一。文宗、宣宗、武宗等采取了一系列排挤佛道的措施，也与试图重振儒学的国策有关。

五代各朝在文教政策方面基本上承袭隋唐旧制，设置学校，雕印儒经，传抄传注，删定礼乐，奖掖明经人才在当时非常普遍，崇儒之风不比前朝逊色，在隋唐及宋辽金元之间起着极为重要的中介作用。五代之时，官学微弱，学馆、书院等教学形式颇为发达，这类学校虽为名儒隐居讲习之所，学习空气比较活跃，但基本崇尚的还是儒家思想，如罗绍威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服膺儒术，明达吏理。”窦禹钧“于宅南构一书院，四十间，聚书数千卷，礼文行之儒，延置师席。江州名家陈氏，几中栉架及男女授受、通问、婚葬，悉有规制。建家塾，聚书，延四方学者，伏腊皆资焉。江南名士，皆肄业于其家。”儒家私学发达的原因首先在于统治者的提倡，科举考试的导向作用；其次是由于经学较之文学及其他学科易学，易于中举升官；再有儒学发展到隋唐五代已向简易与实用的方向发展，其思想内容已从文人雅士向平民百姓渗透，因此，发展与振兴儒学在唐末五代有官方和民间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有良好的物质条件，其思想内容虽是保守的，束缚民众头脑的，但在文化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