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平民上衙门打官司，必须跪着吗？

不管是成书于元、明、清的公案小说《包公案》，还是这个时段产生的“包公戏”剧目，抑或是今人创作的古装司法题材影视作品，它们对于宋代审讯场面的讲述，有一个细节是不约而同的：诉讼两造都得跪在公堂上听审。

这些文艺作品塑造出来的历史想象，甚至让历史研究者也深信不疑，比如法律史学者潘宇的论文《传统诉讼观念的基本成因与转型——以中国古代民事诉讼观念为样本的研究》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的原被告双方都要承受同样的皮肉之苦，以及同样的精神上的威吓。如，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潘宇将研究的对象笼统地称为“中国古代民事诉讼”，显然应该包括宋代民讼在内。

文献的信息

但是，我在阅读宋人笔记时，隐约觉得宋代的诉讼是不需要“下跪叩首”的。这里我且列举几个例子：

沈括《梦溪笔谈》中的《欧阳文忠推挽后学》载，有一书生起诉学生拖欠束脩，勾当镇公事的王向判书生败诉，“书生不直向判，径持牒以见欧公（滁州知州欧阳修）”。既然是“径持牒”，应该不会是“跪禀”。

程颐撰写的《明道先生行状》载，“（程颢）先生为令，视民如子。欲辨事者，或不持牒，径至庭下，陈其所以。先生从容告语，谆谆不倦”。从“不持牒，径至”的语境判断，也应该不是“跪禀”。

朱熹编著的《五朝名臣言行录》也载，“旧制，凡诉讼不得径造庭下，府吏坐门，先收状牒，谓之‘牌司’。公（包拯）开正门，径使至前，自言曲直，吏民不敢欺”。诉讼人“径使至前，自言曲直”，也不像是“跪禀”的样子。

另外，宋人唐庚的《讯囚》诗写道：“参军坐厅事，据案嚼齿牙。引囚至庭下，囚口争喧哗。参军气益振，声厉语更切。……有囚奋然出，请与参军辩。……”这名囚犯“奋然出”，而且与法官当庭对辩，似乎也不可能跪着。

当然，这些材料记录的信息不是很明确，不能作为确凿的历史证词采用。究竟宋人上公庭打官司要不要下跪听审？我打算先通过检索宋代文献来验证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我采用的文献主要有两类，一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宋代司法文献；一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代官箴书。至于加入了后人创作与想象成分的宋元话本小说与元杂剧，一概不纳入考证范围。

检索《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均找不到任何“跪着受审”的记录。唯《折狱龟鉴》“王琪留狱”条这么说：“王琪侍郎，知复州。民有殴佃客死者，吏将论如法，忽梦有人持牒叩庭下，曰：‘某事未可遽以死论也。’琪疑之，因留狱未决。”但这里的“持牒叩庭下”只是出现在梦境中，并非庭审写实。

《洗冤录》“疑难杂说”篇也有一则记载：某甲涉嫌杀人，“就擒讯问，犹不伏”，待检官出示确凿证据后，“左右环视者失声叹服，而杀人者叩首服罪”。这似乎也只说明犯人在伏罪后才需要“叩首”认罪。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了法官蔡久轩的几份判词，里面有这样的说法：“当职入境，即有遮道群泣。……诉之者皆号呼告冤，啮齿切骨，伏地流涕，谕之不去”；“本县百姓诉之者，皆啮恨不食其肉，且伏地号涕，谕之不去”；“或专状，或同状，伛偻拜伏哀告者四十二人”。但这里的“伏地流涕”“伏地号涕”“拜伏哀告”，显然是说申冤之人激愤不能自已的举动，并不是庭审时官方要求的“规定动作”。

《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人撰写的州县从政指南，其中不乏州县官如何受状、审讼、鞫狱、拟判的详细指导意见，但寻遍这几本宋人的官箴书，就是不见要求讼诉人下跪受审的规定。倒是在《州县提纲》中可以找到两条信息：

——“凡听讼之际，察其愚朴，平昔未尝至官府者，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无得诃遏。”

——“引问时，须令主吏远立，仍和言唤囚近案，反复穷诘，必得真情，始可信矣。”

从“引近案”“唤囚近案”的动作描述，大致可判断诉讼人不大可能是跪着的。

但是，我们对文献的援引，到目前为止，还无法十分肯定地证明“宋人诉讼无须跪着受审”。不要急，让我再引用几条材料：

《折狱龟鉴》“葛源书诉”条载，宋人葛源为吉水县令，“猾吏诱民数百讼庭下”，葛源听讼，“立讼者两庑下，取其状视”。

《折狱龟鉴》“王罕资迁”条载，宋人王罕为潭州知州，“民有与其族人争产者，辩而复诉，前后十余年。罕一日悉召立庭下”。

《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则判词称，“本县每遇断决公事，乃有自称进士，招呼十余人列状告罪，若是真有见识士人，岂肯排立公庭，干当闲事？”

从这几起民讼案例不难发现，当法官开庭听讼时，诉讼人是立于庭下的。现在的问题是，“站着听审”到底是个别法官的开恩，还是宋代的一般诉讼情景？

根据官箴书《州县提纲》介绍的州县审讼“标准化”程式，平民到法庭递状起诉是用不着下跪的：“受状之日，引（诉讼人）自西廊，整整而入，至庭下，且令小立，以序拨三四人，相续执状亲付排状之吏，吏略加检视，令过东廊，听唤姓名，当厅而出。”

朱熹当地方官时，曾制订了一个“约束榜”，对诉讼程序做出规范，其中一条说：州衙门设有两面木牌，一面是“词讼牌”，一面叫作“屈牌”，凡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由法庭择日开庭；如果是紧张事项需要告官，则到“屈牌”下投状：“具说有实负屈、紧急事件之人，仰于此牌下跂立，仰监牌使臣即时收领出头，切待施行。”“跂立”二字也表明，民众到衙门告状无须下跪。

开庭审理的时候，诉讼人也是不用跪下的。据《州县提纲》，法吏“须先引二竞人（诉讼两造），立于庭下。吏置案于几，敛手以退，远立于旁。吾（法官）惟阅案有疑，则询二竞人，俟已，判始付吏读示”。

朱熹的再传弟子黄震任地方官时，也发布过一道“词讼约束”，其中规定：法庭对已受理的词讼，“当日五更听状，并先立厅前西边点名，听状了则过东边之下”。可见宋代法庭审理民事诉讼案，并未要求诉讼人跪于庭下。

又据另一部官箴书《作邑自箴》：“（法官）逐案承勘，罪人并取状之类，并立于行廊阶下，不得入司房中。暑热雨雪听于廊上立。”在刑事审讯时，受审的“罪人”看来也是立于庭下而不必跪着。

图像的信息

当然最具直观效果的证据还是宋代的图像材料。我们能不能找出一张宋人描绘诉讼场景的图像作品呢？我确实找到了——宋代多位画师都画过《孝经图卷》，而《孝经》中的“五刑章”恰好涉及司法诉讼的内容，因此宋人笔下的《孝经图卷》也画出了法官审讯的场面。

先来看仇英《孝经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的“五刑章图”：庭上法官正在阅览诉状，而庭下听审的诉讼人是站着的，没有一人下跪。由于“五刑章”所言为刑事审判，故而此图所画，可认定为刑事审讯场面。

也许你会说，仇英不是明代人吗？是的。不过，仇英的《孝经图卷》是临摹品，乃临摹北宋画师王端的《孝经图》而成。王端的原图可能已佚失，不过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出自北宋李公麟画笔的《孝经图卷》，此卷因年代久远、保护不善，以致墨迹模糊，甚至可能有图文拼接错误之处，但我们还是可以辨看出来，其中有一图，画的正是庭审场景，图中的诉讼人，也是站立听审，并无下跪之姿。

辽宁省博物馆也收藏了一幅《孝经图卷》，旧题唐代阎立本所绘，但图中文字出现避宋太祖赵匡胤及宋孝宗赵昚字讳，部分人物衣冠也是宋代样式（如图中的法官衣冠），可认定为南宋作品。本图卷的“五刑章图”，同样是法官审讼的画面，画上的诉讼人也是站着的。

目前存世的宋代《孝经图》还有一份图册，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题为《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其中一幅也画有法官审讼的情景：两名犯人模样的人正在接受讯问，一名站着，一名却是跪着。这幅图画给我的立论带来挑战：宋朝法庭上也有下跪的受审者。但图中另一名站立的犯人以及其他《孝经图卷》的审讼画面，又明白无误地表明受审者在通常情况下是不需要下跪的。

仇英临宋人《孝经图卷》局部

北宋李公麟《孝经图卷》局部

南宋《孝经图卷》局部

南宋《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局部

结合《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文献记载，我倾向于认为，宋朝平民如果对簿公庭，涉讼两造到官受审，并无“下跪叩首”之强制（干连证人更不用说了）。不排除有些受审或伸冤的人在法官面前跪下，但当时的司法制度应该没有要求平民跪讼的规定，至少我找不到这样的规定。

文献与图像史料也显示：宋朝人打官司的法庭，并不是我们在古装司法题材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有一个封闭的空间——“公堂”，而是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庭前”或“庭下”审讼。

余话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包公案》、“包公戏”中的下跪受审场面是创作者的胡编乱造。这类话本小说、杂剧发端于元代，而盛行于明清，因此，毋宁说，那是彼时底层文人按照他们的社会经验想象出来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元、明、清时期司法状态的镜像。

从历史图像来看，元明时期的人诉讼于公堂，是需要下跪的。在明刻本《元曲选》中，《安秀才花柳成花烛》一文附有民事诉讼的插图，《金御史清霜飞白简》附有刑事审讯的插图，我们从这些插图可以看到，不管是民事还是刑事，涉讼之人都得跪着听审。

清代的平民如果上衙门打官司，也是必须下跪叩头的——只有那些取得功名的缙绅，才获得免跪于公堂的特权。1801年，即嘉庆六年，英国人乔治·亨利·梅森少校（George Henry Mason）在伦敦编印了一本《中国刑罚》（The Punishments of China）画册，全书54页，含22张彩色插图，每张插图都以英文和法文注解。其中有一幅插图，画的正是清朝人见官受审的情景：一名犯罪嫌疑人跪伏在公堂上，坐堂的官员似乎正在喝令他从实招供，嫌犯的左右边则是两名准备对他动刑的衙役。

《元曲选》之《安秀才花柳成花烛》插图

《元曲选》之《金御史清霜飞白简》插图

英国梅森少校《中国刑罚》画册插图

这个图景是西洋人对晚清司法的污蔑吗？不是。据梅森少校自序，他手绘的水彩原稿均出自广州外销画家“蒲呱”的手笔。据考证，“蒲呱”应该是晚清广州外销画最常见的署名之一。这些外销画家笔下的受审场景，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来自他们对当时广州司法情景的观察。

我们还可以看看当时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画册。风行于晚清上海滩的《点石斋画报》，从光绪十年（1884）创刊，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停刊，共发表了4000余幅摹写晚清社会百态的石印画。今天的人如果想直观地了解晚清时期的社会生活，有两套图像材料是不应该放过的，其中一套便是《点石斋画报》的插图。

在《点石斋画报》刊发的4000多幅插图中，有多幅插图描绘的就是晚清官员听讼、审讯的场面，这些图像上，受审的人都是跪着的，不管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讼。下页两图均选自《点石斋画报》，一幅题为《令尹贤声》，是民事审讯的场面；另一幅题为《嫉恶如仇》，是一起刑事案的庭审场面。

另一套晚清图像资料是19世纪游历中国的西洋摄影师拍摄的老照片。1862-1887年在上海开设森泰照相馆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商业摄影师，他曾设计场景并雇用模特摆布拍摄了一组反映晚清社会习俗的照片，如下面这幅作品《法堂》，摄于19世纪70年代，也是布景摆拍，不过反映的却是真实的清代司法常见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在清代的公堂上，受审者是跪伏着的。

文献的记录也提供了明白无误的证词。前面我们提到，在宋代官箴书中，并不见任何要求诉讼人跪着受审的规定，但清人撰写的官箴书，已经将“跪”列为诉讼人的“规定动作”了，如郑端《政学录》介绍的“理堂事”（即公堂审案流程）：“诉告之人，不妨逐名细审，一人持状跪下，直堂吏接上；听审完，或准或否，又令一人跪下，执状听审。后仿此。”

黄六鸿《福惠全书》对审讼程式的介绍更是周详：“午时升堂，将公座移置卷棚，必照牌次序唤审，不可临时更改，恐听审人未作准备，传唤不到反觉非体。开门之后，放听审牌。该班皂隶将‘原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东角门，‘被告跪此牌’安置仪门内近西角门，‘干证跪此牌’安置仪门内甬道下。原差将各犯带齐，俱令大门外伺候，原差按起数前后，进跪高声禀：‘某一起人犯到齐听审。’随喝令某起人犯进，照牌跪。把守大门皂隶不许放闲人进大门。”

晚清《点石斋画报》之《令尹贤声》图

晚清《点石斋画报》之《嫉恶如仇》图

威廉·桑德斯《法堂》

只有老迈之人与年少女子，才能够获得黄六鸿的体恤与照顾，不用跪审：“听审时，有老迈之人，令起立廊下。衰年筋骨疲惫，岂能久跪？年少妇女，非身自犯奸，亦令僻处静待，不可与众人同跪点名，养其廉耻。”

很明显，清代官箴书中的审讼场面跟宋代官箴书描述的审讼情景，差异非常大。这个嬗变是如何发生的呢？又印证了怎么样的时代精神的流变？我觉得这是值得历史研究者探究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