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船

让我们再展开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长卷，将目光聚焦到汴河上的船只。

有心人会发现，画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描绘东京汴河舟楫往来的繁忙景象，图中画出的大小船只有二十四条。我们根据船的功能，将《清明上河图》出现的船只分为三大类：货船、客船（含客货两用船）与游船。

货船与客船

汴河中最常见的船只，显然是货船与客船。客船与货船的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是“为载往来士贾诸色等人、及搬载香货杂色物件等”。两者在造型上又略有区别，货船一般不设开窗的舱室，“船形制圆短，如三间大屋，户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以梯级”，其中一种庞大的万石船，“非甚大风不行” 。

客船（含客货两用船）则设有一间一间的舱室，“四壁施窗户，如房屋之制，上施栏楯，朱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 ，里面有桌椅床铺、茶水饮食，以让客人乘坐舒适，也可随时打开窗户浏览沿河风光。我们还可以从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上，窥见宋朝客船精致、宽敞、明亮的舱内环境。

汴河中之所以多货船、客船，是因为汴河是进出东京的重要孔道，当时往来京师的物流、人口流动，多赖汴河等水道。宋人说，东京“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甸服时有水旱，而不至艰歉者，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会于天邑，舳舻相接，赡足京师，以无匮乏也。唯汴元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 。

《清明上河图》上的客船与货船

《千里江山图》上的客船

因此，恰如周邦颜《汴都赋》所形容：汴河之上，“舳舻相衔，千里不绝，越舲吴糟，官艘贾舶，闽讴楚语，风帆雨楫，联翩方载”。

在铁路与航空技术尚未出现之前，陆路交通速度缓慢，成本巨大；相比之下，河运大大提高了运载能力与运输速度，水运网络的地位就如今天的高铁网。宋政府极重视河运，定都开封，即因为开封是运河线的枢纽，水运非常便利。

南宋以杭州为“行在”，也有考虑到杭州水运网络发达的因素，《梦粱录》说，“杭城乃辇毂之地，有上供米斛，皆办于浙右诸郡县，隶司农寺所辖。本寺所委官吏，专率督催米斛，解发朝廷，以应上供支用。搬运自有纲船装载，纲头管领所载之船，不下运千余石或载六七百石”；“若士庶欲往苏、湖、常、秀、江、淮等州，多雇艟船、舫船、航船、飞篷等船”。

总而言之，汴河上繁忙的客船与货船，直接反映了宋代水上运输的发达，而发达的水运，则是宋代商业繁华的见证。因为水运不但降低了物流与交易成本，使得长途贸易与大宗贸易成为可能，比如说宋代之前，民间有“千里不贩籴”之谚，将粮米运至千里外销售，成本太高，但在宋代，水运网络将“千里贩籴”的成本大幅降了下来，“富商大贾，自江淮贱市粳稻，转至京师，坐邀厚利”。“千里不贩籴”的贸易局限从此被打破了。

同时，由于货物的流通、客商的往返、人烟的汇聚，自然而然产生了庞大的餐饮、住宿、仓储、搬运、商品交易、娱乐、脚力服务诸方面的市场需求，从而促成了服务业与工商业的兴起与繁荣。《清明上河图》中，城郊的一处码头停泊着两艘正在卸货的货船，脚夫正在将商货（很可能是粮食）一袋一袋从船上搬到岸上，码头坐着一位老者，看样子应该是哪个商号的管家，正给脚夫发签筹——这是计件报酬的凭证，一个脚夫每搬运一袋货物，便可领到一根签筹，完工后再按签筹根数计算酬劳（这种计酬方式，据说沿用到民初）。码头附近尽是饮食店、小酒店。可以想象，这里也必有储货、寄宿的塌房与邸店。

《清明上河图》上的汴河码头

宋人将仓储业称为“停塌”，将储货的仓库称为“塌房”，将旅馆称为“邸店”。东京汴河的两岸，便是一片繁忙的塌房区、邸店区，因为沿汴水入京的货船，一般都要在这里靠停、卸货、集散、食宿。其中最大的塌房，大概要算后周留下来的“巨楼十二处”，“邀巨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 。

临近汴河码头的东京州桥，由于仓场建在这一带，汴河上的货船驶至州桥码头后，需要靠岸卸货、仓储，物资在这里集散，人流也在这里汇合，因此夜市非常热闹，到处都是叫卖各种美食的店铺、摊子。看看《东京梦华录》是怎么描写“州桥夜市”的：“自州桥南去，当街水饭、爊肉、干脯……鸡皮、腰肾鸡碎，每个不过十五文；……香糖果子、间道糖荔枝、越梅、刀紫苏膏、金丝党梅、香枨元，皆用梅红匣儿盛贮；冬月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脍、煎夹子、猪脏之类，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

游船

在《清明上河图》中，我们还找到了一条游船，停靠在虹桥附近。从船的造型看，游船显得更狭长，装饰似乎也更华丽，两舷是一排一排的窗户，方便乘坐的游客浏览风光。一首宋词《尉迟杯·离恨》写道：“隋堤路，渐日晚，密霭生深树。阴阴淡月笼沙，还宿河桥深处。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隔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将离恨归去。”词中的“隋堤”，指汴河的堤岸，因为汴河是隋炀帝开通的运河，河堤故名隋堤。可见汴河是有游船画舸的。

《清明上河图》上的汴河游船

不过，至少从《清明上河图》展示的图像信息来看，汴河上的游船并不多见，毕竟汴河是水上交通要道，不是风景区。在宋朝另一个城市——杭州的西湖，游船才是最多见的船只。因为西湖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园，“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州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此，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此邦风俗，从古而然，至今亦不改也”。特别是春天，“西湖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 。

这么多的游人，对游船的需求量无疑是巨大的，因此西湖上每天都停泊着无数的游船。《梦粱录》载：“杭州左江右湖，最为奇特，湖中大小船只，不下数百舫。船有一千料者，约长二十余丈，可容百人；五百料者，约长十余丈，亦可容三五十人；亦有二三百料者，亦长数丈，可容三二十人。皆精巧创造，雕栏画栱，行如平地。各有其名，曰百花、十样锦、七宝、戗金、金狮子、何船、劣马儿、罗船、金胜、黄船、董船、刘船，其名甚多，姑言一二。”

如果说文字的记录不够形象、直观，那么来看宋画，南宋《西湖清趣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马麟《荷香消夏图》（私人藏）、夏珪《西湖柳艇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都画有造型狭长、如同小火车的西湖游船。

西湖中游船服务的供应量如此充足，游客租船自然是十分方便。《梦粱录》说，“若四时游玩，大小船只，雇价无虚日。遇大雪亦有富家玩雪船。如二月八及寒食、清明，须先指挥船户，雇定船只，若此日分舫船，非二三百券不可雇赁。至日，虽小脚船亦无空闲者。船中动用器具，不必带往，但指挥船主一一周备。盖早出登舟，不劳为力，惟支犒钱耳”。《都城纪胜》亦称，西湖舟船“皆奇巧打造，雕栏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无论四时，常有游玩人赁假。舟中所须器物，一一毕备。但朝出登舟而饮，暮则径归，不劳余力，惟支费钱耳”。

即使在皇帝游湖的时候，西湖游人也不用回避，而是跟随着皇帝乘坐的大龙舟看热闹，买卖食品、土特产之类。《武林旧事》载：“淳熙间，寿皇以天下养，每奉德寿三殿，游幸湖山，御大龙舟，宰执从官，以至大珰应奉诸司，及京府弹压等，各乘大舫，无虑数百。时承平日久，乐与民同。凡游观买卖，皆无所禁。画楫轻舫，旁午如织。”

《西湖清趣图》上的游船

《荷香消夏图》上的游船

《西湖柳艇图轴》上的游船

如果说，汴河上“舳舻相衔，千里不绝”，是宋代东京商业繁华的反映，西湖上“画楫轻舫，旁午如织”，则是南宋临安市民生活富庶、安逸的表现。温柔的西湖水，甚至消磨了南宋人收复故土的意志，让一批有志之士流露出深深的忧虑，恰如文及翁的这首《贺新郎·西湖》所写：“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世界，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艇，问中流、击楫谁人是。千古恨，几时洗？”

航海巨船

还有一类船舰，也是宋人常见的，不过在《清明上河图》上看不到，那就是宋朝海商用于远洋贸易的巨船。宋人的远洋巨船有多大呢？出土的宋代沉船可以见证。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南宋末的“福船”型海船，船体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估计载重200吨上下，排水量可达600吨。展出后渚宋船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曾经介绍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的木帆船” 。

不过这一纪录很快被打破。2007年12月，南宋沉船“南海一号”整体打捞出水——800年前，这艘商船满载瓷器、丝绸等商货，从泉州港出发，驶往东南亚，却不知何故在南海沉没。“南海一号”出水后，经测量，船体长30.40米、宽9.80米，高约4米（不含桅杆）。这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

但如果将“南海一号”放回历史，它却谈不上是宋代最大的商船。据《梦粱录》记载：“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料，是宋人对船舰载重的计量单位，一料等于一宋石，相当于今天120斤。宋代常见的大型航海商船，可载五千料，即载重300吨。载重200吨左右的“南海一号”与后渚港宋船，如果换成宋人的计量习惯，大约是3600料，应该只是中型商船而已。

不过，即便是5000料，也不是宋代海船的最大装载量。宋人还造出更巨大的航海帆船。北宋徽宗年间，宋廷因为要派遣使团访问高丽之需，诏令船坞制造了两艘巨舰，一艘命名为“鼎新利涉怀元康济神舟”，一艘命名为“循流安逸通济神舟”。同时委托福建、两浙的监司“顾募客舟”六只随行。客舟“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 。2000斛等于2000料，即载重约120吨，比今天我们看到的泉州后渚港宋船略小。

那么“康济号”与“通济号”神舟的装载量如何呢？据《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记录，“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换言之，一艘神舟的装载量至少是6000料，换算成今天的说法，载重达360吨，排水量可达1000吨以上。难怪宋人形容两艘神舟“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丽人迎诏之日，倾国耸观而欢呼嘉叹也”。

但神舟可能也不是从大宋港口驶出的最大船商。南宋人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记述了一种叫“木兰舟”的巨舰，是从大宋国开往“木兰皮国”（即非洲西部的穆拉比特王国）的巨型商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这种木兰舟的大小大致跟神舟相仿佛。还有一种更大的木兰舟：“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则数年而后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木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巨船可容千人，船舱内不但可以养猪、酿酒，还装备了“机杼”，开设了“市井”。

元朝时访问过杭州、广州的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也记述说，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海上交通，皆操之中国人之手，中国的船舶有三帆至十二帆，一艘大船可载一千人，内有水手六百人、兵士四百人。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及兴克兰（广州）二埠。 要知道，20世纪初英国制造的超级豪华邮轮“泰坦尼克号”，可搭载的人数也只是三四千人。

如此巨大的海船，展示了宋人精湛的造船技术、发达的造船业，更是宋代高度繁荣的海上贸易的见证。正是凭着高超的造船技术、先进的航海设备（包括指南针、航线图“罗经针簿”），大宋的商人将无数载满商货的巨船，从中国的港湾开往茫茫大洋，进入东南亚，航至阿拉伯半岛，甚至到达非洲东海岸。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大航海时代，那这个时代一定是宋代。

宋代海上贸易繁华，而界画发达，航海船只的踪影当然会被画家捕捉进图画。相传北宋画家燕文贵绘有一幅《舶船渡海像》，“大不盈尺，舟如叶，人如麦，而樯帆槔橹，指呼奋踊，尽得情状，至于风波浩荡，岛屿相望，蛟蜃杂出，咫尺千里，何其妙也” 。可惜此画已佚失。从元代王振鹏（款）的《江山胜览图》（北京保利拍品）上，也可以见到宋元时期永嘉码头整帆待发的远航商船。

《江山胜览图》中的码头与海船

后来中国造船技术的衰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航海与海上贸易受到明清政府禁海政策的限制。明初朱元璋规定：“凡沿海去处，下海船只，除有号票文引许令出洋外，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卫充军。”

景泰年间，明政府又对福建民用船的尺寸做出严格限制：“其近海违式船只，皆令拆卸，以五六尺为度，官位印照，听其生理。” 嘉靖年间，朝廷再发布法令：“行浙、福二省巡抚按官，查海舡，但双桅者，即捕之。所载即非番物，以番物论，俱发戍边卫。官吏军民，知而故纵者，俱谪发烟瘴。”

清初，清廷也严令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海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该管文武官员及地方甲长，同谋打造者，徒三年；明知打造不行举首者，官革职，兵民杖一百。”

康熙四十二年（1703），朝廷再发布管制沿海造船的细则：“出洋渔船，止许用单桅。梁头不得过一丈，舵水人等不得过二十名并揽载客货。小船均于未造船时，具呈该州县，取供严查，确系殷实良民亲身出洋船户，取具澳甲、里族各长并邻右当堂画押保结，然后准其成造。造完，该州县亲验烙号刊名，仍将船甲字号、名姓于船大小桅及船旁大书深刻，并将船户年貌、姓名、籍贯及作何生业开填照内，然后给照，以备汛口查验。”

于是，中国的造船技术与航海事业在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获得一次回光返照式的发展之后，开始走下坡路，逐渐被西方抛于身后。

《清明上河图》中正在通过虹桥的船只；

《雪霁江行图》中的可眠桅

宋船构造

回到《清明上河图》，画家对汴河船只的细致描摹，还让我们有机会真切地观察到宋代船舶的细部构造。来看张择端捕捉到的紧张一幕：一艘客货两用船欲通过虹桥，高耸的桅杆眼看就要撞上桥梁，桥上的行人都惊呼起出，水手们赶紧将桅杆横放下来。

这艘船舰显然使用了“可眠桅”的技术。所谓可眠桅，即桅杆底座装有转轴，可以随时将桅杆竖起或放倒。它的细部构件，可以在另一幅宋画——郭忠恕的《雪霁江行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看得更加清楚。

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中国人还将可眠桅的技术传授给了高丽海商：“嘉祐中，苏州昆山县海上，有一船桅折，风飘抵岸。船中有三十余人，衣冠如唐人，系红鞓角带，短皂布衫。见人皆恸哭，语方不可晓。试令书字，字亦不可读。行则相缀如雁行。”原来他们是高丽屯罗岛人，在航海时因大风吹折桅杆，随洋流漂到昆山海岸。昆山知县韩正彦“召其人，犒以酒食”，又“使人为其治桅，桅旧植船木上，不可动，工人为之造转轴，教其起倒之法。其人又喜，復捧首而冁”。

宋代的大型商船通常都由一个复杂的多桅帆装置来提供动力：“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则张布帆五十幅；稍偏则用利篷左右翼张，以便风势；大樯之巅，更加小帆十幅，谓之‘野狐帆’，风息则用之”。这种复式桅帆技术，能够利用不同方向吹来的风：“风有八面，唯当头不可行” ，其他方向的风都可以用来驱动船只前行。不过进入汴河，由于接近城市，船只拥挤，航行速度不可以太快，所以《清明上河图》上的船都卸下布帆，放倒桅杆，改用拉纤，或者用橹。

《清明上河图》上的船橹；

《清明上河图》上的升降舵与平衡舵

橹是一种比桨效率更高的工具，民间有“一槽顶三桨”之说。其原理是通过搅动船后水体，产生压差，从而推动船前进。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到，宋代的橹已发展成需要六七人摇动的巨橹。

宋船的船舵也设计得非常高明，使用的是升降舵与平衡舵。平衡舵指将舵杆轴线略往舵叶中间靠拢，减小转舵力矩，操作起来更省力。升降舵则指舵叶上装有舵链，可根据吃水线深浅来确定舵位高低，水浅将船舵拉高，水深将舵降下。有些航海巨舰，甚至设有“正舵大小二等，随水浅深更易” 。

在船舵正上方的船尾，设有舵楼，是舵工操作船舵的工作室。操控船舵的舵柄叫作“关门棒”，“欲船北，（关门棒）则南向捩转。欲船南，则北向捩转”。这个控制行船方向的装置，我们也可以从郭忠恕《雪霁江行图》中看得清清楚楚。

《雪霁江行图》中的舵楼

“前锚后舵”是一艘宋船的典型构造，宋代的船锚既有石锚（矴石），也有铁锚，“抛泊则放矴着水底”，“若风涛紧急则加游矴”，“行则卷其轮而收之”。收放锚绳的装置叫作“绞盘”，“上绾藤索，其大如椽，长五百尺” 。这种绞盘也可以在《清明上河图》上找到。有些大船还装有“披水板”与“大橐”。“披水板”是绑在两侧船舷的木板，又称副舵。“由于侧风、前侧风和逆风航行会使船发生横漂，干扰了船舶航行方向，披水板的发明，可防止船的横向移动，能起平衡船身的作用” 。《清明上河图》中，一只停泊在虹桥附近的客船，就装上了披水板。

《清明上河图》上的绞盘

《清明上河图》上的披水板

《雪霁江行图》中的竹橐与舢板

“大橐”则是绑在船舷的巨竹，它有两个作用，一是“以拒浪”，让船在航行时更加平稳；二是竹橐同时又可以作为吃水线：“装载之法，水不得过槖” 。《清明上河图》中的船只未见大橐，不过在《雪霁江行图》上，我们可看到巨船的船舷正好绑了竹橐。此外，还系有一只小船，这种小船叫作“舢板”，是巨船万一发生危难时的救生艇。

宋代的大船还普遍采用了“水密隔舱”结构，《马可波罗行纪》描述了13世纪“印度诸岛”大船的水密隔舱：“若干最大船舶有内舱到十三所，互以厚板隔之，其用在防海险，如船体触礁或触饿鲸而海水渗入之事。其事常见，盖夜行破浪之时，附近之鲸见水起白沫，以为有食可取，奋起触船，常将船身某处破裂也。至是水由破处浸入，流入船舱，水手发现船身破处，立将浸水舱中货物徙于邻舱，盖诸舱之壁嵌隔甚坚，水不能透，然后修理破处，复将徙出货物运回舱中。”

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所说的“印度诸岛”船只，实际上是南海中的中国商船。可惜《清明上河图》与《雪霁江行图》都未绘出水密隔舱，不过，宋船的水密隔舱技术已为出土的南宋商船实物所证实，如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船，用十二道舱板分隔成十三个船舱，舱壁的水密程度非常高。有人说，如果当年“泰坦尼克号”采用了水密隔舱技术，碰撞冰川后就不至于沉没。

这一假设未必恰当，但若说宋人的造船技术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同时期的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欧洲与阿拉伯、波斯、印度，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